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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前两天，老天爷总算落了点雨。没下透，地皮刚湿了薄薄一层，太阳一出来，就全干了。那日头毒得很，像一块烧红的烙铁死死贴在潮布上，水汽从土里拼命往外逃，逃成一层极薄的雾，贴着地皮滚了两滚，便散了。
远处的圪梁梁上，旱地依然黄惨惨的。那点雨只湿了表面的浮土，底下的土还是白的，干得像骨头的颜色。那些裂了几个月的口子，不仅没被雨水合上，反而更显眼了——雨水把裂口边缘的浮土冲走，裂口变得干干净净，棱角分明，就像有人拿刀在黄土地上又狠狠划了一遍。
可村里人还是急着往地里跑。荞麦是不等人的，这是救荒的庄稼，生长期短。要是错过了这几天仅有的墒情，那就连种子都省了。
父亲从窑里扛出荞麦种。麻袋搭在肩上，沉甸甸的，袋角死死压着他的后腰，把灰布褂子压出一道深深的褶。香香跟在后面，手里攥着一把小铲子。她知道自己帮不上什么大忙，但跟着父亲，心里才踏实。
地里已经有人在了。隔着一道地埂，赵伯蹲在地头，正把荞麦种往土里撒。他看见父亲，把烟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
“来咧？”
“来咧。”父亲把麻袋放下来，袋底磕在地上，发出一声闷响。“你今年还种？”
“种。不种，心里空得慌。”
“收不收得成？”
赵伯没接话，把烟锅子塞进嘴里，吧嗒吧嗒抽着。烟从鼻孔里冒出来，被风刮散了。过了一会儿，他才说：“收了再说。不种，心里不踏实。”
香香坐在地头，把铲子插进土里。铲子只进了半截，土太硬了。她蹲下去，用手抓起一把。土是凉的，干得没有一丝潮气，攥不拢，从指缝间往下漏，一粒一粒的，像沙子。她松开手，掌心只剩下一层灰。
父亲蹲下去，用手把那几粒种子往土里按。拇指摁下去——第一粒。土太干了，摁不深，只留了一个浅浅的窝。窝底有一点点湿，那不是水，是土的凉气从底下反上来的潮，只够润一粒种子的底。他把拇指从窝里拔出来，窝壁上的细土簌簌往下掉，落在种子身上，像盖了一层薄薄的被子。
第二粒。他把拇指又摁下去，这次摁得重了些，指关节都弯了。窝比刚才深了半指，但还是浅——浅到一阵风就能把种子刮出来。他拔手指的时候，指甲缝里嵌满了干土。
第三粒。他没有马上摁。他看了看手心里剩下的几粒种子——黑褐色的，三棱形的，在掌心里滚动。他不再一粒一粒摁了，一把全撒了。撒在地面上，用手掌在土面上抹了一把——像抹桌子一样，把种子和干土搅在一起。搅完了，他站起来，用脚把土踩实。一步，一步，踩得很慢。踩过的地方，种子依旧没有完全埋进土里。
香香跟在后面，学着他的样子踩。土硌着脚底板，硬邦邦的。远处天边没有云，蓝得发白。在这片贫瘠而坚硬的土地上，人就像这荞麦种子一样，哪怕只有一点点潮气，也要死死扎下根去。
水窖蹲在院子西南角，紧挨着驴圈。香香站在窑门口，看着母亲把笨重的石磨推开半扇。窖口露了出来，圆圆的，比磨盘小一圈，青石板砌的沿儿被岁月磨得溜光。窖很深，探头往下看，水面在底下亮着一小片圆光——像井底的一面镜子，但这镜子是浑的，照不见人影，只能照见头顶的一方天。窖壁是土的，被水浸了几十年，生了一层滑溜溜的青苔，黑绿色的，摸上去凉腻腻的。夏天最热的时候，窖里往外冒着丝丝凉气，人蹲在窖口边上，膝盖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那种从地底深处慢慢泛上来的、属于黄土的潮。
母亲蹲在窖口，把瓢伸下去。窖里的水比上个月又浅了一大截，瓢底刮着窖壁，发出一阵闷闷的声响——那是干土被硬物刮过的声音，听着像什么东西在绝望地喊渴。她把水舀上来，看了看。这把葫芦瓢劈开用了三年，瓢沿被水泡得发黑，瓢底磨出了一道浅浅的沟——每次舀水都在同一个位置发力，水的重量硬生生把那道沟越磨越深。家里还有一把铁瓢，是专门用来驮水、分甜水的，底厚，磕在石头上不破；这把葫芦瓢轻省，舀水时手不累，但碰一下石头就裂口子。瓢沿往下两指的地方裂过一道缝，母亲用麻线缝了三针，针脚密密的，像一道缝了线的伤口。铁瓢在左，葫芦瓢在右，两只瓢挂在灶台两边的墙上，从不混用。母亲的手不用看，伸手就能摸到她要的那一把。
水是浑的，在瓢里晃荡，映着她的脸，晃碎了。她把瓢搁在窖沿上，等了一会儿。水面静下来，泥沙沉到底，上面澄出一层薄薄的清，薄得能看见瓢底的铁锈印子。
端着瓢走进灶房，洗菜的水没倒，搁在案板底下的小木盆里——一会儿洗手用，洗完手再留着，明天和泥。在这片土地上，水是不能糟蹋的，一滴有一滴的用处。
灶台上，甑糕已经上锅了。糯米不够，掺了一半黄米。枣是去年秋天晒下的，皱巴巴的，皮上蒙着一层灰。母亲把枣一颗一颗挑过：拇指和食指捏住枣的两头，先转一圈——看枣皮有没有破口。破口的不要，虫子进去过，枣肉是空的，蒸出来发苦。枣皮完好的，再捏一下——手感瓷实的，枣肉还在，搁在手边的小碗里；一捏就瘪的，枣肉已经干了，只剩一层皮包着核，搁在另一只碗里。手边的小碗很快铺满了一层，另一只碗里只有三五颗。她又从小碗里捡出一颗——刚才没看清，枣蒂上有个针尖大的黑点。她把黑点对着光看了看，指甲抠了抠，抠不掉，犹豫了一下，还是放进了破枣碗里。好的枣一共十二颗，破了的三颗。十二颗枣铺在碗底，暗红暗红的，像十二颗哑了的铃铛。
红糖不够了。母亲从柜子角落里摸出一个小纸包，那是从日历上撕下来的，折成了小方胜，折痕已经磨毛了。打开，里面是一撮白色的粉末——糖精。她用拇指和食指捏了一小撮，搁在手心里。手心托着那撮白末末，凑到眼前看了看，太细了，比盐细，比面细，细得不像粮食变的。手掌微微倾斜，她放回去一半。剩在手心里的只有一点点，大概十几粒，她数不清，也不想数。撒进甑糕碗里的时候，她的手很轻，拇指和食指捻着，一粒一粒往下漏，像在撒盐，撒在日子的伤口上。撒完了，她把手指在纸包边上刮了一下，把纸包重新折好，边角对齐，严严实实地塞回柜子角落里。
奶奶盘腿坐在炕沿上，面前摊着一张大红纸。那把老剪刀在她手里仿佛有了生命，在红纸上缓缓游走，拐弯处手腕轻轻一挑，细碎的红纸屑便从剪口底下簌簌落下，像落了一场无声的细雪。这把剪刀跟了她四十年，铁是那种暗沉沉的红铁，是她爹——那个木匠出身的铁匠打的。当年淬火时水溅得太猛，刀刃上便留下了几点蓝斑，像麻雀蛋。刀尖断过一次，是铰鞋样时崩到了埋在布里的顶针。磨刀匠说磨不出来了，奶奶也不恼，说磨不出来就磨不出来，当剪刀用，不当锥子使。另一片刀刃倒是没断，用久了，刃口磨得极薄，薄得能透出光来，铰红纸时几乎没有声响，纸便顺着刀刃自己分开了。剪柄上缠着蓝布条，那是从旧裤腰上撕下来的，缠了十几年，磨出了毛边，上面沾着洗不掉的纸屑和浆糊碎末。
这把剪刀，铰过她出嫁时贴在嫁妆上的喜字，铰过大姐出生时的红肚兜花样，铰过公公婆婆去世时贴在门框上的白纸，也铰过每一个孙女的虎头鞋样。此刻，她正在铰一幅“五福捧寿”。铰好了，贴在窗户上，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每天都能看见。
灶房里，香香蹲在灶台边，看母亲蒸糕。灶台占了灶房一整面墙，土坯砌的，台面上铺了一层青砖。青砖被锅底磨了几十年，中间凹下去一圈，颜色从青灰变成了黑灰。灶上有两口锅，大锅炒菜烧水，小锅蒸饭。竹编的蒸笼坐在小锅上，笼盖的边角被蒸汽熏得发黑，盖顶的竹条被水珠泡软了，每次揭盖都往下滴水。蒸汽从笼盖缝里往外钻，白蒙蒙的，带着米和枣的甜味，飘满了灶房。灶房没有窗户，只有门洞挂着一张蓝布帘子。光线从帘子缝里漏进来，细细的一道，照在灶台上，照在蒸汽上，把蒸汽切成两半。母亲站在光里，身体的一半是亮的，脸上的汗珠一颗一颗都在光里亮着；另一半是暗的，被蒸汽裹着，看不清表情。她把泡好的米一层一层铺进碗里：铺一层米，铺一层枣，再铺一层米，再铺一层枣。碗满了，用手掌压平，搁在蒸笼上。
“妈，今年咋不放红糖？”
“放了。红糖不够，加点糖精。”
蒸笼冒气的时候，灶房里全是米和枣的甜味。母亲揭开笼盖，蒸汽腾起来，扑在她脸上。她用筷子扎了一小块，吹了吹，递给香香。
“尝尝。”
香香接过来，烫得在两只手之间倒了一下。咬了一小口，甜的——但不是红糖那种甜。去年过年蒸的甑糕用的是红糖，那种甜是厚的，含在嘴里像含了一块糖。这个甜是薄的，滑滑的，咽下去之后舌头上有一点发干。
“甜不甜？”
“甜。”
母亲把蒸笼盖好，转过身去做油饼。面团已经醒了一上午，光滑滑的，按一下弹回来。她揪成剂子，擀得薄薄的，中间用刀划了两道口子。油锅烧热了，面饼顺着锅边滑进去，刺啦一声，沉下去，又浮起来，变成金黄色的，鼓鼓的，在油里转着圈。炸了六个，一人一个。多出来的两个搁在案板上晾着，等凉了收到柜子里——留着给亲戚。
奶奶放下剪刀，把铰好的窗花举起来对着光看了看。寿字的那一竖有点歪了，她用手指轻轻按了按，按不平。她把窗花搁在炕桌上，站起来，走到灶房门口。
“甑糕蒸下了？”
“蒸下了。”母亲把笼盖揭开一条缝，往里看了一眼，“糯米不够，掺了黄米。”
“掺黄米好，黄米甜。”奶奶说，“你何记姨奶就爱吃黄米。有一年端午——那时候你还没嫁过来——你姨奶来家，我蒸了一锅黄米饭。那年的黄米好，一粒一粒的，亮晶晶的。你姨奶吃了两碗，还要添。我说你肚子装不下了，她说装得下，又添了半碗。”
母亲笑了笑，手里的擀面杖没停。“听爹说，姨奶年轻时候嘴巧得很。”
“可不是。”奶奶靠在门框上，手搭在围裙边上，“她打小就会说话。有一回你外太爷在地里，我一个人忙灶上，黄米饭蒸过了火，焦了一层底。你姨奶刚进门，闻见焦味就说：‘姐，你家灶膛火太大了，这黄米饭怕是焦了。’我说焦了就焦了，扒了焦皮还能吃。她说：‘焦了还能吃？我看看。’说着就往灶台边走。我把锅盖揭开，她伸头一看——锅底的米焦得发黑，铲子一铲硬邦邦的。你姨奶捂着嘴笑，说：‘姐，你这黄米饭蒸得好，上边是饭，下边是锅巴，一锅两吃。’”
母亲笑出了声。“那后来呢？”
“后来？后来你姨奶帮我烧火，我重新蒸了一锅。她烧火的时候嘴也没闲着，说‘姐你性子太直了，灶膛里火不能这么旺，得慢慢来’。我说你懂啥，你连饭都不会做。她说：‘我不会做饭，但我会吃呀。’”
奶奶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嘴角往上翘着。灶膛里的火啪地响了一声。
“到了吃饭的时候，你祖奶奶回来了。她出门借簸箕，一进院子就闻见焦味。她走到灶台边，揭开锅盖看了看，又看了看灶膛里的火，啥也没说。她走到我跟前，从门后头拿起扫把，照着我的屁股就是两下。你姨奶在旁边看着，一声都不敢吭，缩在炕角里。你祖奶奶打完我，指着我说：‘性子直有用？焦了就别犟嘴，重新蒸就是了。’然后她看了看你姨奶，又说：‘你姐性子不好，你别学她。’你姨奶头点得跟鸡啄米一样，说：‘不学不学，我姐是我姐，我是我。’”
母亲把擀好的面饼下进油锅，刺啦一声。“姨奶倒会做人。”
“她呀，”奶奶说，“比我圆。你祖奶奶一辈子最疼的就是她，说这女子嘴甜，长大了吃不了亏。有一回我和她一起去沟边抬水，她踩到石头滑了一下，水洒了半桶。我怕回去挨骂，急得直跺脚。你姨奶拉住我说：‘姐你别急，回去就说是我洒的。你骂我行，我不怕骂。’我说：‘你洒的，明明是我洒的。’她说：‘你想挨扫把？’我就不吭了。回去以后你祖奶奶问水咋少了半桶，你姨奶说：‘我踩滑了，水洒了。’你祖奶奶瞪了她一眼，说‘毛手毛脚’，也没打她。后来我才知道，你祖奶奶一看就知道是我洒的——你姨奶走路从来不洒水，她端水的时候手稳得很，一滴都不漏。但你祖奶奶没戳破，就是给我们俩都留个脸。”
母亲把炸好的油饼搁在案板上。油饼金黄金黄的，边缘还冒着细油泡。“姨奶现在一个人住在对面，她娃呢？”
“娃都出去了。大的在县城，小的在外面打工。”奶奶看了看窗外，对面的圪梁梁在太阳底下亮着。“她腿不好，下不了沟。裹了脚的人，走路疼。一年到头也不过来一回。”
她站了一会儿，转身走回炕边，拿起那张窗花。寿字的那一竖还是歪的。她把窗花搁下，忽然说：“明天让香香送碗甑糕过去。”
母亲的手在面团上停了一下。“嗯。”
下午，日头偏了西，光景渐渐暗了下来。
奶奶从窑洞里走出来，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她身上穿着一件灰布大襟衫子，洗得发白了，领口磨出了毛边，但盘扣还是完好的。那是老式的琵琶扣，她自己打的，一共七对，用了一辈子只断过一对，断了又细细缝上了。
她看了看对面的圪梁梁，又转头看了看香香，忽然转过身，拄着棍子往沟边走去。香香赶紧跟了上去。
这是黄土高原上最常见的那种沟。一道被雨水冲了几千年撕开的裂口，从塬顶一直切到沟底，几十丈深。沟两边是直陡陡的崖壁，黄土夯成的，一层一层，像被谁用刀切开又没切整齐。崖壁上长着几丛酸枣刺和沙蒿，根死死扎在土缝里，身子悬在半空。沟底有一线细水，亮汪汪的，在石头缝里钻来钻去，远远看着像一条蚰蜒，趴在沟底一动不动。
风从沟底往上灌——从石缝里挤上来，贴着崖壁往上爬，爬到塬顶的时候已经没了力气，变成一股细细的凉气，扑在脸上，像有人用凉手背在额头上试了一下。沟底的水声传不上来，水太细了，声音被石头吃掉了。能听见的是崖壁上酸枣刺在风里抖，叶子磨着叶子，沙沙的，像很多只小手在搓纸。偶尔有一块小土块从崖壁上剥落，顺着坡滚下去，滚一路碎一路，到底的时候已经碎了，声音也没有了。对面山坡上有人在锄地，锄头入土的声音传过来——噗、噗、噗，闷闷的，像心跳。
站在沟这边，能看清对面的每一孔窑洞、每一棵树、每一个人。对面的人在窑门口喂鸡，鸡啄米的样子看得清清楚楚；对面的人咳嗽一声，这边也能听见。但要走到对面去，得先下到沟底，再爬上去。下去的路是羊肠小道，曲里拐弯的，在崖壁上盘着，人走在上面，从对面看只有一个黑点在慢慢往下挪。下去要一炷香的工夫，上来要两炷香。
所以对面的人，看得见，喊得应，却走不动。
沟边有一棵老榆树，树干弯着，树皮裂着一道一道的口子。树底下蹲着一个人——是邻村的焦三叔，他在沟边种了几垄葱，正蹲在那儿拔草。葱长得瘦，叶子尖上发黄。奶奶走过去，在沟边站住了。风从沟里灌上来，把她花白的碎头发吹起来。她已经不太撩了，撩不动了。她的手搭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着，指关节粗大，手背上全是皱纹。她朝沟对面看了一会儿。
“焦三，”她说，“你帮我喊一声。”
“喊谁？”
“喊对面何家——我妹子。”
焦三叔抬起头，看了奶奶一眼。他把烟锅子从嘴里抽出来，站起来，双手拢在嘴边。
“何——家——的——你——姐——喊——你——”
声音从沟边传出去，越过沟底那条蚰蜒一样的水，撞在对面的崖壁上。崖壁把声音弹回来——弹回来的声音比原来小了一半，被沟里的风吃掉了一截。然后静了。
对面窑洞门口有个人影动了一下，又不见了。山坡上有人在锄地，锄头顿了一下，又继续锄。
等了好一会儿。
沟对面那扇窑洞的门慢慢开了。一个人影从门里走出来。她穿着灰布衫子，头发花白，盘在脑后，用一根银簪子别着。从窑门口往沟边走，走得很慢——她的脚是小的，三寸金莲，走一步顿一下，身子往旁边歪一下，正过来，再走下一步。缠过的脚裹在黑色的尖头布鞋里，鞋头绣着一朵暗红色的小花，花瓣已经磨得看不清了。几十步路，她走了很久。
她走到沟边，站住了。手扶着沟边一棵沙枣树，喘了喘气——胸口起伏着，手指攥着树干，攥得很紧。然后她才抬起头。
两个人隔着沟，一人在一边。沟不宽——从这边到那边，看着也就几十步的距离。几十步，在平路上不算什么，但中间隔着的是一道几十丈深的沟壑。看得清对方的头发被风吹起来，看得清对方手背上凸起的青筋，看得清对方嘴唇在动。但她说话的声音传过来的时候，已经被风刮散了，断断续续的，要仔细听才能听全。
何记姨奶比奶奶瘦一些，背微微驼着，颧骨凸出来，眼窝深深的。她扶着沙枣树的那只手，和奶奶搭在膝盖上的那只手，长得一模一样——指关节粗大，手背上全是皱纹。
“姐——”她的声音从沟对面传过来，“咋了？”
奶奶张了张嘴，又闭上了。停了一会儿才说：“没咋。就是想你了。”
这句话她攒了一年。从去年入冬腰开始疼的那个晚上就想说了。她没让人去喊妹妹——喊过来了能咋？妹妹裹着小脚，下不了沟；她也走不动了，两个人隔着一张炕桌坐着，说的也是那些话：腰疼不疼、吃了没、娃回来没。但在沟边说的话和在炕上说的话不一样。在沟边说，风能把话刮走一半，剩下的那一半听到的人要使劲听——使劲听的时候，听见的就不是话，是想。她活了七十多岁，没说过这种话。但在沟边，隔着一道几十丈深的沟壑，说这句话就不那么难了——反正风会吃掉一半，妹妹听见的是另一半。那另一半里，七十多岁的姐姐对七十多岁的妹妹说了一句她们从小到大都没说过的话。
对面没有马上接话。何记姨奶站在沟边，手还扶着沙枣树，看着这边。风把她花白的头发吹起来，她用手拢了一下，拢到耳后。那只手和奶奶的手一样。
“你……腰还疼不？”
“不咋疼了。”
“那就好。”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风从沟里灌上来，把老榆树的叶子吹得哗啦啦响。
灰灰甩了一下尾巴，又甩了一下。焦三叔蹲回去，继续拔葱，没有抬头。香香站在奶奶旁边，看看这边，又看看那边。她看见奶奶的手搭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着，但没有攥紧。她看见何记姨奶扶着沙枣树的手，指甲缝里嵌着土——刚才大概也在干活。两个人的手隔着一道沟，一样的粗，一样的皱。
她们离得这么近——近得能看见对方眼睛里映着的夕阳。但这几十步，要走下去再爬上来。她们走不动了。用了一辈子来接受这件事——接受一道沟壑就够把一家人分成两半。隔在几十丈深的沟壑两边，看得见，喊得应，但走不过去。这道沟壑是雨水冲了几千年冲出来的，是黄土高原上每一条沟壑的宿命。它把塬切成两半，把村子切成两半，把姐妹切成两半。她们在这边种地，妹妹在那边种地；她们在这边蒸甑糕，妹妹在那边蒸甑糕。蒸出来的是同一个味道，吃的人却坐在沟两边。她们约定过很多事——端午一起吃甑糕，中秋一起看月亮，过年一起铰窗花。但没有一年做到。因为沟壑从来不守约。
又过了一会儿，何记姨奶说：“甜胚子做了没？”
“做了。等你来吃。”
“路远，不去了。”
奶奶没接话。她看着对面的妹妹，看了很久。何记姨奶也看着这边，手还扶着那棵沙枣树。太阳从西边照过来，把两个人的影子都拉得老长——一个在沟这边，一个在沟那边。两道影子往沟底的方向斜着伸出去，在崖壁上被拉得变了形，弯弯曲曲的，快要伸到沟底了，但永远碰不到一起。
“那我走了。”何记姨奶说。
“嗯。”
何记姨奶慢慢转过身。手从沙枣树上松开的时候，树干弹了一下，枝条晃了晃，几片叶子落下来，飘进沟里，打着旋，越来越小，看不见了。她一步一步往回走，那双小脚在地上一点点挪，像怕踩碎了什么。走到窑门口，她回过头，朝这边又看了一眼，然后推开门，进去了。
门关上了。
奶奶还站在沟边。
香香抬起头，看见奶奶的眼睛湿着，但没有流下来。风把她的碎头发吹起来，她没有撩。她站了很久，久到焦三叔把那几垄葱的草都拔完了，站起来拍裤子上的土，说“姨，我走了”，奶奶才点了点头。
“走吧。”她说。
焦三叔把锄头扛上肩，锄板在夕阳里闪了一下。他走了两步，又站住了。没回头，冲着沟对面那片发黄的坡地，随口吼了两句：
“隔沟沟听见你唱山曲，拉不上话话就招一招手——”
声音不高，也不圆，像是从嗓子底下随便捡出来的，扔出去就不管了，让它们自己过沟。沟里没有回声，沟对面也没有人应。他扛着锄头继续走了。
奶奶还站在沟边，手搭在灰灰的耳朵上。山歌像是沿着沟壁走了一截，落进沟底的水里了，没有溅起什么声响。焦三叔的背影在山路上越来越小，锄板在他肩上一点一点地亮着，然后转了个弯，看不见了。
奶奶这才松开灰灰的耳朵，把手收回来，搭在膝盖上。
“走吧。”她说。声音干干的，像是刚干完一件不着急的事。
她最后看了一眼沟对面——那道门还关着，门缝里透出一丝光。又看了看脚下的沟壑——崖壁直陡陡的，黄土一层一层地摞着，沟底的水在石头缝里亮着，无声的。从这边到那边，看得清脸，喊得应声。但要走过去，得下到沟底再爬上来。她走不动了。她妹妹也走不动了。
香香跟在后面，回头看了一眼。窑洞的门还关着，门缝里透出一丝黄黄的光，在暮色里亮着。沟底那道水还在石头缝里流，亮汪汪的，像一条蚰蜒。
奶奶走进窑洞，在炕沿上坐下来。眼睛已经不红了，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她从灶台上拿起一个蒸好的甑糕碗——甑糕已经凉了，面上的米粒凝在一起，枣子嵌在里面，暗红暗红的。她用一块旧布包了，布洗得发白，四角对折，扎了一个疙瘩，塞进篮子里。
“明天，”她说，“香香，你送去对面。”
“给谁？”
“给你何记姨奶。”
香香接过篮子。甑糕在布包里还温着——隔着布慢慢渗出来的暖。她的手掌贴着布包，能感觉到里面的碗是圆的，碗沿硌着她的手心。她以为是一碗甑糕——黄米掺糯米蒸的，放了糖精，上面嵌着十二颗暗红的枣。却不知道她端着的是奶奶攒了一年的想，是七十多年的姐妹情分，是从沟这边走到沟那边的唯一方式。
这一趟路，奶奶走了一辈子都没走完。
“嗯。”她说。
奶奶把剩下的豆子从簸箕里倒进布袋，扎紧口子，搁在柜子上。豆子在布袋里哗啦响了一声，又安静了。
窗户外头，天暗下来了。暮色是从沟底往上漫的——不是从天往下压，是从地往上涌。先暗的是沟底的水，那条亮汪汪的线一点一点变灰、变黑，像谁把灯芯往下捻。黄土在暮色里不再是黄的，变成青灰色，一层一层的，像摞起来的旧书，书页被水浸过，字迹已经看不清了。最后暗的是天——天边最后一片亮色被山脊线一刀切掉，蓝变成紫，紫变成黑。沟壑在暮色里变成了深黑色，像大地裂开的一道口子。整个黄土高原的夜都是从这些口子里冒出来的——从沟底、从地缝、从干裂的土块下面，一点一点往外渗，渗到把所有的颜色都吃掉。
沟对面的那盏灯还亮着，黄黄的一团，在夜色里安安静静的。那光看着很近——近得好像伸手就能够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