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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还没亮透。
窗户外头灰蒙蒙的，晾衣绳上父亲那件灰布工作服在风里轻轻晃着，领口磨毛了，袖口有线头脱出来，被风吹得一翘一翘的。郭定涛躺在床板上，听见灶房里母亲划火柴的声音——第一根灭了，第二根着了，火苗舔着锅底，呼地一声。水瓢磕在缸沿上的声音，闷闷的，缸里的水不多了，瓢刮着缸底，声音涩涩的。
父亲蹲在院子里，把凤凰自行车的后轮转了转，辐条嗡嗡响。他在检查车胎——驮重东西，气不能太足，也不能太软。车是七年前买的，凤凰牌，二八大杠，父亲攒了两年才攒够那张自行车票。车身上的黑漆磕掉了好几块，露出底下锈红色的铁皮，但擦得干干净净，链条上新点了机油，亮汪汪的。
这辆车驮过的东西比一家人加起来还重——驮过两袋水泥，从县城建材站驮到家里，后胎压得瘪了一半，父亲推了五里地不敢骑；驮过母亲去县医院，后座上垫了三层棉褥子，母亲抱着刚出生的他，父亲推着车走，一步一步，比走路还慢；驮过奶奶去赶集，奶奶裹着小脚坐不稳后座，父亲用麻绳把她拦腰绑在自己背上。今天它要驮一袋面——比水泥轻多了，但父亲昨晚就把后胎的气打足了，又放了半管子，用手指摁了摁胎面，试了三回才满意。
蹲在那儿，右腿微微往外撇着，膝盖弯下去的时候不太顺当。父亲年轻时在砖瓦厂装窑，一车砖从窑口推到窑尾，推了七八年，右腿膝盖里长出了一块不该长的骨头。阴天疼，蹲久了也疼。
“走吧。”父亲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确良衬衫，领口磨毛了，袖口锁过边，是母亲的手艺。衬衫虽然旧，但浆洗得挺括，扣子系得整整齐齐——这是他出门办事才穿的衣服。上次穿是去学校开家长会，母亲在灯下搓了半宿，才把领口那块洗不掉的黄渍搓淡了些。今天他又把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扯了扯袖口，把母亲锁过的边露出来——故意的。锁边的针脚整整齐齐，每一针都一样长，比机器锁的还密。系扣子的时候，他右手拇指在扣子上按了一下才穿过扣眼，像是怕把线扯松了。
父子俩推着自行车出了院门。土路坑坑洼洼的，车轱辘碾过石子，咯噔咯噔响。郭定涛走在自行车另一边，手搭在车座上，感觉到车座被露水打湿了一层，凉凉的，贴着掌心。
粮站在县城南街，一栋灰扑扑的砖房，外墙刷的白灰下半截被雨水溅得发黄。门口已经排了十几个人，有的蹲着有的站着，手里攥着空面袋。太阳升高了些，晒在背上热辣辣的。排队的人不说话，只是等着。门还关着，铁皮门，漆掉了皮，门缝里透出一股面粉和灰尘混在一起的味儿，干干的，呛嗓子。
父亲把自行车支好，让郭定涛看着。他走到队伍末尾，从口袋里掏出半包“阿诗玛”，攥在手里。烟盒在掌心里被攥得微微发烫。
天色慢慢从灰变白，像一块洗了太多遍的的确良布。粮站屋檐下挂着一盏白炽灯，灯罩里积着一层死蛾子，光被滤得发黄。灯底下是排队的人，影子被灯光拉得斜长，交叉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有个老汉蹲在队伍最前头，帽檐压得低低的，怀里抱着一杆秤——自己带的，怕粮站的秤不准。空气里混着旱烟味、露水味、面粉味。远处有公鸡叫了一声，然后是另一只，然后又是第三只，彼此呼应着，但没有人抬头去听。
等了好一阵，铁皮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穿蓝大褂的男人探出头，手里拿着一串钥匙，哗啦啦响。排队的人站起来，往前涌了涌。蓝大褂把门推开半扇，用砖头抵住。“别挤别挤，排队！”人群松动了一下，又合拢了。郭定涛跟在父亲后面，手里攥着面袋——面袋是母亲从柜子里翻出来的，叠得齐整，只是边角有些皱。
粮站里面大通间，地上摞着一袋一袋的面粉，码得比人还高，一直摞到房梁。空气里飘着面粉的细末，白蒙蒙的，吸进鼻子里痒痒的。墙角有一台台秤，铁锈斑斑的，秤砣上磨出了光亮。蓝大褂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桌上摊着账本，压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里的水凉了，水面上浮着一层薄灰。
轮到父亲了。他把攥了半天的“阿诗玛”递过去。蓝大褂接过来，放在桌上，没有马上动。
父亲说：“同志，家里有学生，想要点白一点的面。”
蓝大褂看了一眼儿子，又看了一眼父亲。
父亲又补了一句：“孩子刚考完学，考得好，想吃顿白面馍馍。”
他说“考得好”的时候，声音比平时高了些，像是把这三个字含了很久才吐出来。郭定涛站在旁边，手里攥着面袋，没有抬头。他的嗓子眼忽然紧了一下，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卡住了。
蓝大褂把“阿诗玛”拆开，抽出一根叼在嘴上，划火柴点上。吸了一口，烟从鼻孔里冒出来。“老哥，不是我为难你。今天这批面本来就是八五粉，白不到哪儿去。你要再白的，得去后面库里翻——库里有没有，我可说不准。”
父亲连忙点头：“麻烦你，翻一翻，翻一翻。”
蓝大褂看了看他，把烟灰弹在地上，站起来。“跟我来。”
库房在粮站后面，铁皮顶子，太阳一晒，里面热得像蒸笼。房顶上一扇天窗，玻璃被面粉末子糊了厚厚一层，透进来的光灰蒙蒙的。空气里飘着面粉的细末，喉咙发干。面粉袋子一摞一摞的，麻袋粗粝粝粝的，摞到房梁那么高，袋子缝里往外渗着面粉，在地上落了薄薄一层白灰。人走在上面，脚印是白的，鞋底的纹路清清楚楚印在面粉上。
库房里除了面粉的味道，还有一种更底层的味道——麻袋受潮之后的霉味，闷得让人喘不上气。墙角堆着几袋破了口的面粉，面从破口流出来，在地上堆成一小堆，被老鼠踩出了细密的爪印。一粒老鼠屎都没有——老鼠自己也是饿的。
蓝大褂走到最后一排，看了看袋子上的标签。“算你运气，还剩几袋七零粉。这面白，蒸出来的馍馍像富强粉。”
父亲连声道谢，动手把那袋面从垛上拖下来。他蹲下去，双手抓住袋角，腰背绷直了用力往上提。袋子离地的时候整个人往下沉了沉，右腿膝盖弯了一下——弯下去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变了一瞬，像是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又直起来了。
扛着面袋子走回前厅，郭定涛把带来的面袋撑开，蓝大褂用铁簸箕铲了面往里倒。白面从簸箕里滑下去的时候细细的、匀匀的，落在面袋里沙沙响。面粉在袋子里堆起来，堆成一个尖锥形的白丘，边缘慢慢塌下去，又堆起来。
过了秤，父亲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个手绢包——碎花的，洗得发白了，四角磨出了毛边。手绢是母亲结婚时陪嫁的那块，棉布的，对角打了一个结。他用拇指和食指捏住结头，往外一拉——没拉开，结被汗浸过太多次，布变硬了，粘在一起。他把结头送到嘴边，用牙齿轻轻咬住一扯，结松了。
手绢摊开，里面是一叠粮票，票面被体温捂得温热，边角磨毛了，但压得很平整——不是压的，是每天贴身放着，被身体压平的。
他把粮票在手掌上展成扇形，用拇指一张一张捻过去。他的拇指粗，指关节大，指甲缝里带着修车时嵌进去的机油，油迹已经干了，但指甲缝还是黑的。每捻过一张，他都在心里默念一声斤数——五斤、十斤、二十斤。捻到最后一张，粮票重新对齐，在手掌上磕了一下，让边角都齐了。递过去——双手捧着，像捧一把沙子，怕漏掉一粒。
出了粮站，太阳已经升到正顶了。父亲把面袋子驮在自行车后座上，用橡皮绳绑了两道。橡皮绳在手指间绕了两圈，绷紧，又绕了一圈，用手掌压了压袋子，确认稳当了。
“走吧。”他拍了一下面袋侧面，像是拍一个驮在背上的孩子。
回去的路好像比来时更长。土路被太阳晒得发白，车轱辘碾过去沙沙响。面袋子在后座上轻轻晃着，郭定涛走在自行车另一边，一只手扶着面袋子，手不敢松。面粉从袋子的缝里渗出一点点白末末，沾在他手背上，滑腻腻的。
一辆拖拉机突突突开过去，卷起来的土面子扑在面袋上，灰了一层。父亲停下，转过身用手把面袋子上的土拍掉——拍得很轻，像是在拂什么不该沾上的东西。拍完了，手掌翻过来看了看——掌心沾了一层灰白的面粉和黄土混成的泥末末，掌纹被填平了。他在裤子上蹭了一下，继续推车。裤子上留下一道白印子，像一道没擦干净的粉笔灰。
凤凰车的辐条在风里嗡嗡响，链条发出细细的嗒嗒声。面袋子上的蓝字被太阳照着，晒得发白。父亲的背影——的确良衬衫的后背洇出了一大片汗印子，颜色比别处深，边缘泛着细密的白纹。走路的步子不快，右腿落地的时候比左腿轻一些，像是那条腿在避开什么。
“爹。”郭定涛开口。
“咋了。”
“要是考不上咋办。”
父亲步子没停。扶着车把的手紧了紧，过了一会儿说：“考不上也有饭吃的。”
车轮碾过石子——咯噔一下，又咯噔一下。父亲又开口：
“但考上了，吃的面白一点。”
这句话说得不快不慢，像是早就准备好了。
郭定涛手还扶着面袋子，没有松。风从街口灌进来，把面袋子上的白末末吹起来，飘到袖口上。那些白末末落在自己的袖子上，灰白灰白的，像薄薄一层霜。
他看着父亲的背影。的确良衬衫的后背洇出了一大片汗印子，颜色比别处深，边缘泛着细密的白纹。走路的步子不快，右腿落地的时候比左腿轻一些，像是那条腿在避开什么。
有些话太重了，十八岁的嗓子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回到家，母亲已经把灶膛的火烧旺了。她接过面袋，掂了掂，轻声说：“这面白。”
她把面袋抱进灶房，小心翼翼地倒进黑陶面缸里。这缸半人高，缸口比脸盆还大一圈，缸身上刻着一道凹纹——那是母亲用指甲划出来的记号。每年秋天新粮下来，她把面倒进缸里，划一道线标出面堆的高度。到了春天，线就沉到了缸腰；到了夏天，线沉到了缸底。今年，那条线从正月开始就没往上升过——买了就吃，吃了就没了。
这袋七零粉倒进去，面堆冒了尖，比那道旧线高出了三指。母亲用手指在缸壁上划了一道新线。新线和旧线之间隔着一大片空白的陶壁——那是去年秋天到今年夏天之间，被一家人吃掉的全部。倒完了，她在面袋内壁上刮了一圈，把粘在上面的面粉刮下来，送进嘴里舔了一下。面的味道是甜的，那是生面本身带着的极淡的甘，要在舌尖上抿好几下才能抿出来。
“今天能蒸馍馍了。”
母亲的手掌在面团上压着、推着。面是新面的味道，揉开了，一股淡淡的麦香和灶膛里的柴火味搅在一起。郭定涛蹲在灶前添柴，火光映在脸上，热辣辣的，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他脸上烤着。母亲把揉好的面团揪成剂子，一个一个码在蒸笼里，盖上笼盖。蒸汽从笼盖缝里往外钻，白蒙蒙的，带着麦香。
馍蒸好了。母亲掀开笼盖，蒸汽腾起来扑在她脸上，她眯了一下眼。馍是白的——七零粉蒸出来的，白得发亮，像富强粉。她用手按了按，馍弹回来了，软软的，热乎乎的。
父亲洗了手，走过来，拿起一个馍。馍还烫手，他拿起来又放下，在两只手之间倒了一下，重新拿起来。他没有马上吃，而是把馍举到眼前——举得很近，馍的热气扑在他脸上，眼睛眯了一下。白面馍刚出锅的时候表皮有一层极薄的光泽，是蒸汽凝成的水膜，在灯下泛着珠光。
看了一会儿，他把馍举到眼前，两只手的拇指并排按在馍底，其余手指托住馍身，轻轻一掰。馍从中间裂开——沿着蒸之前他在面剂子上划的那道刀印裂开的，裂口整整齐齐，像一本书从书脊翻开。裂口处的馍芯冒着热气，面筋拉出几根细丝，丝在热气里颤着，扯不断。他把一半递给儿子。父子俩手里的两半馍合在一起，还是一个完整的圆。
“吃吧，蘸上辣子更香。”
傍晚，父亲又出了门。
食品站后面的院子不大，三面是砖墙，一面是冷库的铁门。门上的白漆掉了大半，露出锈迹。院角的水泥地是杀猪的地方，地上泼着一层水，混着淡淡的血丝，正沿着斜坡慢慢往渠里淌。案板是铁皮的，上面横七竖八的刀痕，深的浅的，像一张被划烂了又熨平的脸。铁钩上挂着几块肉，肥的已经割完了，只剩几块红多白少的，在风里微微晃着。苍蝇叮在上面，赶走了又飞回来。
空气里有一股甜腥——猪肉在室温下放久了之后散发出来的微微发甜的腥，混着水管冲地的铁锈味，混着排队的人身上带进来的旱烟味。墙角蹲着一条土黄色的狗，瘦得肋骨一根一根往外凸，它看着铁钩上的肉，下巴贴着地，尾巴不动。
穿白围裙的胖子蹲在案板旁边，手里捏着水管，把案板上的血水往渠里冲。案板前面排着三四个人。排在最前头的是个瘦高个，他把肉票往案板上一拍：“给我割块肥的。”
胖子头也没抬：“就剩瘦的了。”
瘦高个不信，探过头往肉杠子上扫了一眼——上面挂着几块肉，肥的已经割完了，只剩几块红多白少的挂在铁钩上。
“那几块不是肉？”瘦高个指着肉杠子。
“那几块有人订了。”胖子把水管搁下，在围裙上擦着手。
“订了？谁订的？”瘦高个的声音高了起来，“我来三回了，回回说有人订了。你他妈是给活人订的还是给死人订的？”
胖子脸沉下来：“你说话干净点。”
“我说话咋不干净了？我排第一个，你把肥的都藏起来——你这不是狗眼看人低是啥？”
胖子把水管往案板上一摔。水龙头还开着，水管在地上弹了一下，水柱歪了，溅在瘦高个的裤腿上。“你说谁狗眼看人低？”
“说你！咋了？”
瘦高个往前逼了一步，拳头攥起来了。后面排队的人往后退了半步，没人上去拉。父亲也退了一步，背靠着墙根。他看见胖子抄起了案板上的剁肉刀——攥在手里，刀背贴着虎口，刃口朝下。瘦高个看着那把刀，没动。胖子的手指在刀柄上攥了一下，又松开了。他把刀搁回案板上，刀背磕在铁案上，当的一声。
“今天没肥的了。你爱买不买。”
瘦高个站了一会儿，把肉票从案板上抓起来，转身走了。走到院门口又回过头：“你等着。我去找你领导。”
胖子没理他，捡起水管继续冲地。排队的人陆续往前挪，父亲排在最后一个。
轮到他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半包“阿诗玛”，抽出一根递过去。
“韩站长，忙着呢。”
胖子接过烟，夹在耳朵上。他看了父亲一眼，认出来了——上回来也是递的“阿诗玛”，也是排最后一个，也是等前面的人都走了才开口。
“老郭，又来买肉？”
“嗯。孩子考了学，想给改善改善。”父亲凑近半步，声音压低了，“能不能给挑块肥的——正肋子那块，肥膘厚，能炼油。”
胖子看了看他，把水管搁下。水还在淌，在地上蜿蜒着，和血水混在一起，慢慢变成淡红色。他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转身进了冷库。
冷库的铁门推开一道缝，一股冷气从缝里涌出来，在闷热的傍晚里凝成一团白雾，贴着地面滚了两滚就散了。门缝里能看见冷库的内壁——不是砖墙，是铁皮，铁皮上结着一层白霜，霜上挂着几颗冻硬了的血珠，暗红色的，像钉在铁皮上的铆钉。铁钩上挂着半扇猪，白花花的，肋排上的肉被割掉了大半，只剩一层薄薄的里脊贴在骨头上。
胖子在里面翻了一阵，铁钩碰铁钩，声音空荡荡的，在冷库里拖着长尾音。然后他出来了，怀里抱着一块肉。冷库的门在他身后关上，白雾散尽，院子又热起来了。
肥膘有两指厚，白花花的，瘦肉只有薄薄一层。他把肉放在案板上，拍了拍：“这块咋样？”
“好。好。就是这块。”父亲看着那块肉，喉结动了一下。他瞥了一眼案板上的剁肉刀——刀搁在铁案上，刃口朝下，刀背上沾着一层白花花的猪油，油在风里凝成一层薄壳，壳上留着胖子刚才攥刀时拇指摁出的印子。刀刃上有一块豁口，不大，像米粒那么大，大概是什么时候剁骨头崩的。
父亲把目光从刀上移开，低头接过了草纸包。“下回我早点来——能不能给留一副猪大肠？你这边要是有的话。你开个价，我不还价。”
胖子看了他一眼，把肉过了秤，用草纸包好，递过来。“大肠不好留。杀猪的日子不一定，有时候半个月才杀一回。杀猪那天你来，我给你留着。”
父亲点了点头。他接肉的时候多攥了一下胖子的手，把剩下的烟塞进他围裙口袋里。那包烟只剩下最后几根了，瘪了，但父亲把整包塞进去的时候，动作是平静的。他把肉揣进怀里，转过身往外走。
经过食品站门口的时候，瘦高个还蹲在街对面，手里攥着那张揉皱的肉票，看着他，又看着他怀里那个草纸包。
父亲低着头从他面前走过去，没有看他——不敢看。他知道那个瘦高个来了三回，回回说肥的没了，回回看见别人揣着草纸包从后门出来。那个瘦高个攥着的肉票和他攥过的粮票一样，都是一张一张攒下来的、一张一张在指腹间捻过无数遍的，边缘磨毛了、磨薄了、磨出了布纹的印子。
他不想让儿子看见这一幕。
回到家，母亲把肥肉切成小丁。铁锅烧热了，肉丁倒进去，刺啦一声。油从肥肉里往外渗，越渗越多，肉丁在油里缩小，变成金黄色的，在锅里轻轻翻着。油渣的香味从灶房飘出来，飘满了整个院子。
油渣盛在小碗里，撒了一点点盐。母亲端到桌上。郭定涛夹了一粒放进嘴里，嚼着。油渣酥脆，咯吱咯吱响，咸味和猪油的香味混在一起，在舌尖上慢慢化开。
那副猪大肠还没有着落——杀猪的日子不一定，父亲大概还要去好几次，每次都要递烟，每次都要等前面的人都走了才开口。
他把那粒油渣嚼了很久，嚼碎了才咽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