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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清晨，我早起了十几分钟，向操场跑去，打算先跑上几圈，再跟学生一起上早操。
最近，我向自己发出了警告：必须注意身体锻炼！在这方面，我是有教训的。考进中师后，我觉得人如果不学无术，在世上多活几年也于世无益、于己无味。那时，我每天学到深夜，清晨又早起，假日不休息，文体活动也很少参加，结果眼睛近视了，身体也有些吃不消，常常感冒。师范毕业前一年冬天，我连续两次感冒病倒，因而期终考试，全级第一名被别人夺走了。我当时心情非常懊丧，但也从中吸取了教训，认识到没有好的身体，就不能很好地学习、工作，即使学一身本领，也不能很好地为社会作贡献。
参加工作以来，我每天早上都坚持跟学生一起上早操，课间跟学生一起做广播操。近两个月来，工作太紧张，前些日子又常常牺牲午休或加班温习功课，每天都累得头昏脑涨。昨天我量了一下体重，下降了七八斤，这对我震动很大。我警觉到这样下去很危险，必须加倍注意锻炼身体。我觉得只上早操和课间操，活动量还不够，于是决定从今天起，每天早晨提前一刻钟起床，到操场先跑几圈。
我来到操场上，一轮火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把玫瑰色的朝辉涂抹在四周的树梢和屋顶上。似有似无的晨雾在空中飘荡，空气特别清新，令人兴奋爽快。已经有几十名学生活跃在操场上，有的练跳高，有的练跳远，有的练长跑，充满活力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我走上跑道刚要起步，忽然看到徐一萍也来到了操场。据说他每天早上都练习长跑，已经坚持几年了。只见他脱下褂子搭在树杈上，穿着白汗衫伸腿舒胳膊地做起长跑准备活动。
我观察到，整个盛夏三伏天，无论天气多么闷热，徐一萍整天都穿长裤和衬衣，最多穿件短袖衬衣；只有在操场参加体育活动，或者在自己宿舍里，才暂时脱下衬衣露出汗衫。
由于职业需要，考虑到对学生的潜移默化影响，教师大都很注意自己的仪表。而他注意得更周到、更仔细、更恰当：脸面总是刮洗得干干净净，头发梳理得规规矩矩，衣服总是清清洁洁、板板正正，连风纪扣都系得整整齐齐。我从没见他穿时髦衣服，当然他也不要求学生一律做得像他那样严格，但总教育学生养成衣着整洁、朴素、文明的好习惯。
我慢跑几步来到徐一萍跟前，尊敬热情地打招呼：“徐老师，起得这么早！”
“唉，宋老师，我刚到，你也早起了。” 他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用尊重客气的口吻答道。
我说：“我也刚到。”
徐老师说：“活动一下很有好处。”
说完，我和他便各自活动起来。
这段时间，我总在寻找和徐一萍接近的机会。自从来到一中见到他，我愈来愈钦佩他的才学和为人，尤其是他和张荣分手后，我内心充满同情，也体会到他为事业付出的苦心和牺牲。我非常想熟识他、理解他，向他学习各方面的知识。
可是每次碰面接触，都只是简短几句话，总觉得隔着层什么…… 再有机会我一定要捅破这层隔膜。
下了早操，我来到宿舍后院，忽然看到薛校长的房门一开，张业栋从里边端着痰盂走出来。薛校长一边穿上衣一边急忙追到门外，抱歉地说：“给我，给我，这还行，太不像话了！” 张业栋一边朝厕所方向走，一边回头殷勤地说：“应该，应该！”
薛校长最近到地委党校学习了一个半月，昨天傍晚刚回来。晚上张业栋炒了几个菜为校长接风，两人借酒谈心一直到半夜，大概因此今早起晚了。
我回到宿舍洗完脸，朝后窗一望，又看到张业栋双手端着一铁簸箕垃圾从薛校长宿舍走出来，神态极其坦然。我心里不禁轻蔑地骂了句：“这人，哼！学着搞这一套！”
我曾听到老师们议论，张业栋不知拐了多少弯，论辈分叫薛校长二姥爷，两人关系特殊也就有了托词。实际上关系特殊另有原因：一中是近四十个班的大学校，又是地、县重点，原来只有陈校长一人支撑。他年龄大了，几次要求配副手。今年麦假后，县里把薛校长从小中学调到一中，具体抓教学业务。虽然还是副校长，但这是领导的重用，曾引起教育界议论，说薛校长年轻有为，不久会成为一中实权人物或教育局局长。薛校长很感荣幸也颇有压力，恢复高考以来一中一直是全区升学率最高的学校，明年高考成绩若有明显提高还好说，若踏步不前就不好交代了。因此薛校长来后，工作着眼点全放在千方百计提高升学率上，可陈校长却根据实际情况，反复强调要纠正和防止单纯追求升学率的倾向，两人一开始就有了矛盾。
张业栋嫉妒心很强，他和徐一萍初中同班，后来他成了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分到一中与徐一萍同组工作。本来是同学，徐一萍还比他少上几年大学，现在竟成了他的业务组长，业务上全地区公认的尖子，压他一筹，这对他简直是难以忍受的耻辱，使他对徐一萍产生强烈嫉恨。陈校长对徐一萍有些偏爱，这让张业栋远离了陈校长，心理一直难以平衡。薛校长来后，张业栋便一边倒向了他。实事求是讲，张业栋业务比较棒，原来教高二语文，今年学生升级时他要求跟班教三年级。陈校长深知其人，不放心他接毕业班，但薛校长极力保荐，最后也就定了。于是张业栋放开手脚，不顾一切追求语文高考名次：猜题押题、到处收集翻印资料、加班加点搞 “题海战术”，尤其在他当班主任的班里，利用职权与其他学科争抢时间，闹得老师们见了他都皱眉头。他私下对有的老师说：“明年高考，我要与徐一萍试比高低。”
陈校长见张业栋带着这种情绪教学，会把两个毕业班搞坏，前些天召开支委会研究通过，与在外学习的薛校长通了气，把张业栋的任课和班主任职务与教高二的刘士杰老师调换了。因此这些天张业栋像得了场大病，对任何人目光里都含着恨意。这回薛校长回来了，他自然要贴上去倾诉衷情。
早饭后我刚要进阅览室，听得 “哎哟” 一声，猛一抬头，是徐一萍正好往外走，差点与我撞个满怀！
他笑着退回屋里：“宋老师，忙什么呢？”
他总是这样尊敬地称呼我 “宋老师”，我觉得很不敢当。不行，这回我得趁机说开。我跟进屋里说：“徐老师，嗯…… 这个…… 请您以后不要这样称呼我，叫我小宋好了。”
“那是为什么？” 他眼睛机灵地眨动着，奇怪地问。
“我不过是个小学生，特别是在您面前。” 后一句我说得很低，几乎没出喉咙眼。
“噢，哈哈，” 他坦然一笑，“那也好嘛，你以后也称我老徐好了。”
“不行，不行，” 我连连摆手，“您是我十分尊敬的老师。”
“哟，不能那么说。” 他摇摇头，“我看改咱就都改，不改咱就都不改，怎么样？” 他大概觉得这事无须多说，边说边朝我微笑着往外走。
我固执地带着点强迫口吻说：“不行，说什么也不行！”
他走到门外又转过身来，静静地注视我片刻，好像对我的固执有些不解，眼睛机敏地眨了两下，无可奈何地向我微微一笑，就走了。
他拐过门口走到窗下，听得他尊重热情地说：“薛校长，您回来了？”
“……” 对方好似没理他，顿了一下，听得薛校长冷冰冰地问：“徐老师，高三一班那个张义民又复学了？” 声音很近，就在窗下，话音里带着很大不满，可想而知薛校长脸色一定阴沉沉的，很吓人。
我不禁心往下一沉，打了个愣，替徐一萍担心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
“嗯，又搞了次家访，他就复学了。”
“好啊，这种精神实在可嘉啊。” 薛校长语音里带着挖苦，“但是可不能一人发扬精神，给大家工作带来困难啊。”
“不要紧的，这个学生的补课我全包下来了，包括数、理、化。而且这个学生也很刻苦……”
“不用管怎么说吧，” 薛校长打断他的话，“明年学生高考时算总账，如果哪个班、哪一科教学质量没有提高，那是不行的！如果下降了，要给我写检查！”
这几句话声音相当严厉，像在我心上抽了几鞭子，我不禁为徐一萍暗暗捏着冷汗。
很明显，薛校长说的教学质量就是指升学率。他顿了一下，口气表面缓和实则诡秘地接着说：“你是高中语文组长，管好这一个组就不错，手不要伸长了。新上任的教师光工作就够累的了，再怂恿支持她考什么‘函授’，影响了教学质量怎么办？”
听到这里我的脑袋 “轰” 的一声，脸上热辣辣的 —— 这不是说到我头上了吗？今年新上任的教师就我和赵建华，考 “函授” 的只有我自己，这不明摆着说我吗？我一时非常气愤，真想一步闯出去问薛校长，支持考 “函授” 有什么罪过？可又一想自己新来乍到，还是忍耐一点吧。
我不禁又为徐一萍叫屈，唉！人哪，好心不一定得好报，他诚心诚意帮我，先是受我的错怪冷淡，现在又让薛校长挖苦一顿，这不是冤枉死人吗！
徐一萍一声不吭，薛校长又说道：“有的人就是好出风头，赶浪头。前几年抓升学率他很有劲头也很有成效，现在一听说要注意防止单纯追求升学率，他又想别出心裁搞出新名堂来。哼，现在不是过去了，不可能忽左忽右瞎折腾了，无论如何到时候还得看质量！” 说完，一阵皮鞋踏地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
薛校长一回来，为什么因为一个学生复学发这么大火呢？最后几句我听不单指徐一萍，可能还影射陈校长。我猜想他一定是回来听了什么人的谗言，因而不但对徐一萍不满，还对陈校长有气，只不过借学生复学问题，都迁怒到徐一萍身上罢了。
学生都上课了，阅览室里空无一人。我在斜面阅报桌前坐下，本想翻阅最近几天的报纸，可心绪烦乱看不下去，耳边总萦绕着薛校长的话，心里很为徐一萍受挖苦、挨训伤心。任教以后，我很注意纠正自己受不得一点委屈的孩子气，虽然人都有自尊心，特别是教师自尊心格外强 —— 教师为人师表，必须在社会和师生中维持较好声誉，否则学生就会轻视，给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和苦恼。从某种意义上讲，教师的声誉直接影响和决定教学与工作成效。因此教师大都谨小慎微，言行检点，一般不会惹领导批评，一旦受到批评往往压力很大、包袱很重。徐一萍一向在师生中威望很高，突然受到薛校长这样尖刻的责难，一定会很快在老师中间传开。现在他恋爱受挫，心境很不好，怎么能受得了呢？他这时多么需要同事朋友的宽慰体贴啊！我真想立刻出现在他面前安慰几句，分担些痛苦，但又觉得不妥。怎么办呢？有了！
去找李老师。她为人热心，又和徐一萍对桌办公，业务上经常得到他的帮助，对他很尊重关心。于是我起身走出阅览室。
来到高中语文组找到李老师，我附耳说：“走，有个事。”
李老师看了看我的脸色，立即起身和我一起走了出来。
路上我们边走边说话，忽然看到张业栋提着两把沉甸甸的暖水瓶，从伙房那边的小甬路上兴致勃勃地走来，往日阴沉沉的脸上掩饰不住笑意。我和李老师正奇怪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想不到张业栋喊起我来：“宋老师，装水去，刚开锅，泡茶正好！” 话音甜腻得发酸。我绷起脸审视地看了看他，压抑住心里的反感。张业栋那双浑黄的眼睛多了些狡黠的红丝，绽开的笑脸兴奋得红光满面，不知什么时候换了新衣服，皮鞋也擦得油亮。许多天来他一直情绪不好，这回却突然抖擞起精神来。我应付道：“是吗，就去装。”
“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精神啦？” 心直口快的李老师嘲讽道。张业栋不自在地瞟了李老师一眼：“哪里，哪里！哎，薛校长回来了，知道吗？”
一语提醒梦中人，我恍然大悟，谗害徐一萍的不就是他吗？早晨的情景又在脑海闪现，我立时对他充满厌恶，不由沉下脸不再搭理。
“噢，不说不知道，说起来薛校长老家是我外祖母那个村，按辈分我还称他二姥爷呢。他刚开会回来就碰上我外祖母老家的亲戚来看他，我得快点给他送水去。” 他也不再讨没趣，自己找台阶下，就走开了。
张业栋为什么宣扬与薛校长的亲戚关系呢？我一路走一路捉摸，真是小人之心不可不防啊！
学生都上课了，校园里静悄悄的。我们来到操场，天地顿时开阔许多，高耸的白杨间露出一大块蓝天，凉丝丝的小风不时从远处吹来。这里空旷无人，更加安静。我们走到操场西端一个开会、演节目用的土台上，在一棵白杨树荫里坐下。小风吹来，白杨枝叶瑟缩有声，摇曳的枝叶在我们身上、土台上筛下细碎的阳光，墙根处传来蟋蟀啾啾的叫声。
我把徐一萍挨训的事对李老师详细说了一遍。
李老师眉毛一皱，大眼睛气得鼓鼓的：“不用说，肯定是有人添油加醋告了黑状。”
我故意提示：“薛校长昨天傍晚才回来，今天早上怎么就发这么大火呢？”
李老师稍一寻思：“就是他，那个送水的，你说呢？”
“错不了他！有的人就是惯于说人坏话，拍马逢迎取宠领导。有的领导呢，就好培植亲信偏听偏信，真是怪！”
“那个‘送水的’就是心地坏，嫉贤妒能！见徐老师水平高就比死了亲爹亲娘还难受！背后造谣、诽谤、贬损、谗害无所不用其极！他呀，不就偷人文章、撕人文章吗，净干见不得人的勾当！什么东西！”
我忙问：“偷人文章、撕人文章是怎么回事？”
李老师说：“前年夏天，徐老师在一个语文教学经验座谈会上发了言，大家很受启发。事后张业栋偷抄了这个发言稿，改头换面寄到《山东教育》发表了，这便是偷人文章的丑闻。所谓撕人文章，是今年初春的事，徐老师在《人民教育》发表了一篇谈教学体会的文章，张业栋见了难受得立即病倒，一天水米没沾牙。之后又像发了疯一样，从阅览室、教研组和他自己订阅的《人民教育》上把徐老师那篇文章撕下来，用脚跺脏碾烂，晚上扔在校门口、操场等显眼处。第二天师生们拣起来围看时，他又充好人，为徐老师鸣冤抬高自己，但私下里又对少数老师说什么‘怪不得人家撕下来当废纸扔了，文章写得就是不行，狗屁不通！纯粹是东抄西抄拼凑起来的！撕得好，撕得好！这是广大读者的一种抗议！’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张业栋撕人文章的丑闻就传扬开了。”
我说：“我看徐老师一定压力很大。”
李老师说：“你不知道，他这个人很有涵养，最能忍辱负重，什么事都能想得开。”
“不，他有涵养归他，因为我他受了挖苦，我很不过意。你和我去一趟，安慰安慰他怎么样？”
“也好，走！”
我们一起去找徐一萍。
来到徐一萍宿舍前，房门紧闭。李老师上前敲了几下，听得他在里边 “嗯” 了一声，我们便等起来。
等了一会不见开门，李老师刚要再敲，房门打开了。
徐一萍勉强露出淡淡的笑容，轻轻 “嘿嘿” 着苦笑一声：“进来，进来。”
我和李老师走进去，他把两把椅子让给我们坐下，自己坐在一个小方凳上。
开始我们当然不好直露来意，只是装作随便串门。借东一句西一句闲谈的当儿，我打量起屋里的陈设。几次进他屋都没细心留意，陈设很简单：一张床，床单洗得有些发旧；一张桌，一个小木箱，一辆旧自行车。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大立橱那么大的书架，快顶着屋顶了，排放着满满的书，大概有上千册，仅这些就把窄小的屋子挤得有些拥挤。
书桌上靠墙竖放着一排书，书背向外，显然是经常阅读的，有《毛泽东选集》《资本论》等著作，几本《鲁迅全集》，还有《现代汉语词典》《英汉辞典》《日汉辞典》等业务工具书。书桌上方墙壁上，端端正正贴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在一起的照片。
徐一萍脸上挂着淡淡的苦笑，一改往日的镇定沉稳，头发有些蓬乱，眼睛里布满红丝，整个人显得冷漠而孤独。我们进屋后他一直没说完整话，只是应付地嗯、啊两声，但喉结不时动着，像在极力把哽在喉头的话吞下去 —— 他可能不愿在两个年轻女同事面前流露痛苦。
闲谈几句后，李老师说：“徐老师，高三一班有个张义民？”
徐一萍有些诧异地说：“是啊，怎么了？”
“嗯…… 你不是因为他挨了批吗？” 李老师生性开朗直爽，看来开始想把话说婉转些，可没说出来。
他打了个愣，眼皮灵巧地眨跳一下，看了我一眼，自言自语地 “噢” 了一声，显然明白消息来自我这里。
我说：“那个学生不应该复学吗？哪有这样的事！”
徐一萍轻轻吸一大口气，又慢慢吐出来，说：“是这么个事：张义民同学父母双亡，现在还有一个十岁的弟弟，全靠已经出嫁、有了两个孩子的姐姐扶养供学。他父亲原是大队党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劳改，气恼不过自杀了，他母亲也从此得了重病。暑假前他母亲病重和殡葬期间，他耽误了三个多月功课，又加上家庭生活不好安排，所以暑假后就退了学。我兼着这个班的副班主任，暑假后搞家访，班主任和我分了工，我分到这个学生。第一次家访没动员来，薛校长说：‘那就算了，即使来了也跟不上班’。”
李老师插话说：“他是怕影响升学率啊。”
“可是我总觉得没有尽到教师责任。学生，特别像张义民这样的学生，在人生道路上正遭遇不幸磨难，老师的一次家访、几句话，有时往往在他一生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这是教师的职责，我不能不尽这个职责。后来薛校长到地区学习，我请示了陈校长，搞了第二次家访才把他动员复学。这个学生天资不错，学习很好，只要老师下功夫补课，他自己勤奋努力，今年考取大学还是大有希望的。”
李老师说：“噢！就是上星期天我们来碰上的那个学生？”
他点点头。
李老师这么一提醒，我也想起来了。上个星期天老师们都去看电影，李老师来给徐老师送电影票，我也跟着进来。一看徐老师正在精心辅导一个学生学习，那学生瘦高个、黑脸膛、厚嘴唇，一脸忠厚老实气。他坐在徐一萍书桌前非常认真地做练习，徐一萍弯腰俯身站在一旁看着，不时指点讲解。见他正忙，我和李老师站在门口等，从门口看见书桌上除了学生放课本练习本的地方，摆满了几十本新旧书刊，有的打开着一本压一本，有的书页折叠起来。当屋椅子上放着徐一萍的笔记本和钢笔，一旁放着一摞书，椅子前倒放着一个小方凳。很明显，学生来前徐一萍正在桌上抄录资料，学生来了他把书桌让出来，自己搬到椅子上，倒放方凳当座位，指导一会学生再抄录一会资料。
不一会那学生做完练习，恭敬地站起来：“老师，我做完了，您看看。” 说着双手捧着练习本递给徐一萍。
徐一萍微笑着接过练习本，一只手按了按学生肩头让他坐下，取过钢笔把练习本放在学生面前，一起仔细批阅起来。
我和李老师也凑过去，一看是三角函数题，不禁纳闷：徐一萍怎么辅导起数学来了？
批阅完徐一萍满意地说：“好，都做对了。”
那个学生憨厚地轻轻一笑，又站起来：“那老师，我回去了？”
“好，有不懂的随时来问。”
“嗯。” 学生向徐一萍恭恭敬敬行了个礼就走了。
学生一出门我就问：“徐老师，您怎么又教起数学来了？”
徐一萍微微一笑：“这个学生拉下三个月功课，我给他补语文，也顺便补一下数、理、化，省得他再找别的老师。”
我说：“那要占用您多大精力啊！”
李老师感慨地说：“他啊，是把全部精力和时间完全倾注在学生身上了！”
“咱们干教师的就得一切为了学生。有人说作家是为他的作品活着，教师是为他的学生活着，我看说得很有道理！” 他苦笑一声说。
李老师拿出电影票问徐一萍看不看，他朝桌上一摞书刊轻轻一挥手，有些抱歉地说：“你看，我没空，算了吧。”
当时我还有些责怪他，为了学生把业余时间都搭上，这样下去会累垮的。现在薛校长不但没表扬，反而鸡蛋里挑骨头硬是训斥挖苦，这不是欺人太甚吗？我胸膛里好似 “呼” 地蹿起一股火苗，猛地站起来把手一挥，激愤地嚷道：“走，咱找陈校长去！要求薛校长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
李老师应声站起，摆出要走的架势，但两眼看着徐一萍等待他表态。
徐一萍急忙摆手：“不行，不能去！”
看样子他不会去，我心里埋怨：“你太老实了，有的人就是软的欺硬的怕，你就是吃亏在太老实！”
我说：“你不去我去！我先问问支持考‘函授’有什么罪过？！” 又回头拉李老师，“走，咱俩去！” 我拉上李老师就气冲冲往外走。
可是一只脚刚跨出门槛，就听徐一萍喊道：“喂！” 声音不高但十分威严。
我全身一震，站住了。
回头一看，徐一萍沉着脸皱着眉，流露出很不满的神情，严厉地说：“不能去！不能感情用事！这样会把事情越搞越坏的。”
我从小吃不得委屈，尤其自己在理的时候。这次觉得刚来不久尽量压抑着不发脾气，刚才越听越火实在按捺不住，终于爆发了，到了陈校长那里一定要大发雷霆。这种情况下别人不好劝阻，可这回徐一萍 “喂” 了一声立即把我镇住了。我乖乖地抽回迈出的脚，站在那儿不动了。
这时李老师拉了我一把：“算了，不要生那个气了。”
徐一萍严肃地说：“来，坐下。”
我长出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走回来坐下。
他用严峻的目光扫了我一下，有点声色俱厉地说：“这不像话！你这不是在家里，也不是当学生的时候，现在你是做教师，是学生的表率，是为人师表，动不动就使性子发脾气怎么行？以后要注意，不能这样！”
几句话说得我脸上热辣辣的，羞愧难当。他批评得很对，但我感到有点苛刻无情，有些承受不了。我一言不发低下头，感到很委屈：别人为你鸣冤叫屈，你却这样无情！眼里立时蒙上一层泪水。
李老师说：“咱不使性子发脾气，也不能死吃哑巴亏呀！那个学生复学你请示了陈校长，这个你不会跟薛校长讲嘛？一讲不就堵得他没话说了吗？”
徐一萍说：“不能那样，薛校长本来就火刺刺的，再那么一堵就火更大了，太伤感情。再说两个校长的事，咱不能深一句浅一句多嘴多舌。以后他们只要一通气，事情就会清楚的。还有一点，薛校长不可能想不到我是请示了陈校长的，因此多说这些更没必要。”
李老师说：“退一步说，两位校长都没请示，学生退了学，苦口婆心动员回来并且包下来补课，这有什么错？这不但没错，而且是一大功劳！一大功劳不但受不到表扬反而挨训，岂有此理！现在还和‘四人帮’时候那样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吗？”
他俩说话时我一时没插言。我坐在书桌前椅子上，随意朝桌上一看，看到中间放着一本打开的不厚的书，书夹缝里放着一支钢笔。翻开书皮一看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再翻回原处，看到书中一段文字下面用钢笔画了粗线：
“第五，他也可能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爱心。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他对待同志最能宽大、容忍和‘委屈求全’，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而毫无怨恨之心。”
看来在我们进来之前，徐一萍正在学习这段话。但我仍气嘟嘟地接李老师的话说：“这件事他不敢当着别人批你，摆不到桌面上来！”
徐一萍凄然一笑：“算了，算了，咱从团结出发，从大局着眼，不去计较这些了。” 他顿了一下又语重心长地说：“咱为人处事，特别是为人师表，一定要有宽大的胸怀，同志间要能够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而毫无怨恨之心！当然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但是我们要自觉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