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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兰的“学业”，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周三下午三点，阳光斜斜地切过巷口的老槐树，在青石板路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她坐在小马扎上，膝盖上摊着孙子那本翻得卷了边的一年级语文课本，课本第28页的“ai ei ui”拼音表已经磨得发亮，纸页间还夹着三根干枯的银杏叶书签——那是小老师林晓雨送的，小姑娘说“奶奶，夹上书签，下次翻开就能找到昨天学的地方”。此刻她正跟着晓雨念拼音，声音像被砂纸磨过的旧锯条：“z-h-i，支……持……你？”
晓雨突然指着课本上的插图——一个老人对着手机皱眉的漫画，字框里写着“陌生链接别点开”。“奶奶，我们老师说现在有坏人装成主播骗老人钱。”她用铅笔尖戳戳漫画里的手机，“就像您总看的那个‘阿强’，他有没有让您充钱？”张桂兰的手指猛地攥紧书签，银杏叶的锯齿边缘硌进掌心：“阿强是好孩子……”声音却弱得像被风吹散的蛛丝。晓雨眨眨眼，从书包里掏出张宣传单，是学校发的反诈手册：“奶奶您看，这上面说‘凡是让你转账的都是骗子’，我帮您把举报电话存进手机里好不好？”
她拥有了一个专门的“作业本”，是捡来的广告宣传单的背面。这些宣传单大多印着“无痛拔牙“”二手房急售”的字样，她用橡皮仔细擦去字迹，擦不掉的就用彩笔涂成小太阳。最厚的一叠是“幸福家园养老院”的广告，她把“幸福”两个字圈出来，每天在旁边写十遍。餐桌上的搪瓷碗里还剩着早上的稀粥，已经结了层皮，她却浑然不觉，老花镜滑到鼻尖上，鼻尖几乎要碰到纸面。右手握着的铅笔头只有两寸长，用皱纹纸缠了三圈当笔杆，笔尖在纸上戳出密密麻麻的小洞，有些地方纸被戳穿了，墨痕透过纸背印在桌面上，像谁悄悄滴下的眼泪。
当她第一次，在“阿强”的视频下方，成功用拼音打出“zhu chi ni （支持你）”并点击发送后，她整个人激动得浑身发抖，枯槁的脸上泛起病态的红晕。左手紧紧攥着桌角那块裂了缝的桌布，右手食指还悬在屏幕上方，仿佛怕碰碎了什么珍宝。手机屏幕的光映在她浑浊的眼球上，像两团跳动的鬼火。她守着手机，一遍遍刷新，每刷新一次就念一遍“支持你”，直到那条带着拼音注释的评论像颗孤星般挂在评论区，她突然捂住嘴，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浑浊的眼泪砸在手机壳上——那手机壳是儿子淘汰下来的，背面还粘着半片奥特曼贴纸。
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比1965年第一次拿到生产队“劳动能手”奖状时更强烈，比1983年看着大儿子陈建国背着新书包走进小学时更滚烫。她把手机举到遗像前，陈福生的黑框照片被阳光照得发亮：“福生，你瞧见没？我会写字了！我在那个小盒子里说话了！”相框玻璃上的灰尘被她的呼吸呵出一小片白雾，她用袖口擦了擦，忽然想起今早买菜时，卖豆腐的王婶说“现在的骗子都用手机骗人”，当时她还狠狠瞪了王婶一眼——王婶懂什么？那里面有阿强的声音，有几百号“家人”的问候，那是比豆腐脑还热乎的人间烟火。
王婶当时举着刚买的降压药，铝箔板在阳光下闪着冷光：“前楼老马家的，上个月给女主播刷了三万，把老伴的救命钱都花了！”张桂兰当时把菜篮子往地上一摔，烂菜叶滚了一地：“我家阿强不是主播！是我干儿子！”现在想来，王婶那欲言又止的眼神，像根没拔干净的刺，扎在她后颈窝——社区宣传栏里“警惕网络诈骗”的红底标语，她每天买菜都要路过，却从没正眼看过。
然而，“阿强”的索取也随之升级。他的视频内容开始变得“沉重”。
“家人们，最近平台流量不好，收入锐减，”阿强的声音突然低了八度，镜头里的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卫衣，头发乱糟糟的，眼角还带着点红，“昨天房东来收租，我连下个月的房租都凑不齐……”他说着突然低头，肩膀微微耸动，手机镜头晃了晃，照到他身后斑驳的墙壁和堆在角落的纸箱——那场景让张桂兰想起1998年发大水时，自家被淹的粮仓。
“我母亲的老毛病又犯了，”第二天的视频里，阿强换了件黑色夹克，眼睛肿得像核桃，“糖尿病并发症，住院需要一大笔钱。我去工地搬砖想凑点，结果把腰扭了……”他掀起衣服，后腰贴着块巴掌大的膏药，“医生说要手术，可我连手术费的零头都没有……”视频背景里隐约传来女人的咳嗽声，阿强突然捂住嘴，转身对着墙，肩膀抖得更厉害了。
“如果家人们心疼阿强，愿意帮阿强渡过难关，就请点击下方的小礼物，哪怕是一块钱，也是您对阿强的心意，能给阿强无穷的力量！”
张桂兰看着视频里“阿强”愁苦的脸，心像被猫爪子挠着。1987年陈福生胃出血住院，她也是这样抱着借来的三百块钱在手术室外发抖。现在屏幕里这个孩子（她固执地认为阿强才三十出头）正经历着她当年的绝望。她摸了摸棉袄内袋，那里缝着个小布包，装着她这个月的退休金存折。存折是绿色的，封面印着“中国农业银行”，边角已经磨圆了，像块温润的老玉。
打赏的功能，比点赞和评论要复杂得多。她又一次开始了艰难的学习。这次，没有放学的小孩可以问了——林晓雨上周被父母接回城里上学了。她只能把阿强直播时说的“点击右下角礼物图标”写在手腕上，用圆珠笔写的，洗了三次脸还没掉。夜里十二点，客厅的挂钟敲了十二下，她还趴在餐桌上研究，手机屏幕亮得刺眼，照出她鬓角新添的白发。手机相册里存着她偷偷截的图：礼物图标是个红色的小礼盒，旁边标着“充值”两个字，她用红笔在纸上画了个一模一样的礼盒，下面写着“给阿强送钱的地方”。
她搞不懂“抖币”，搞不懂充值。她只认得那个“礼物”图标，和最后需要输入的支付密码——那六位数字是老伴的生日，194503。当年银行柜员教她设置密码时，她在柜台前站了半个钟头，把这串数字念得像咒语。现在她的食指悬在屏幕上，每按一个数字就念一声“福生”，按到“3”时突然想起，今天是陈福生的忌日。窗外的风呜呜地叫，像谁在哭，她赶紧按完最后一个数字，仿佛晚一秒，那串数字就会像泥鳅一样溜走。
银行发来的短信在屏幕上方闪了闪，写着“您尾号3876卡支出1000元”。她看不懂“支出”两个字，只认得数字“1000”——这是她半个月的菜钱。但阿强刚才说了“妈您真是我的再生父母”，陈建国长这么大，都没说过这么贴心的话。她把手机贴在脸上，屏幕的光烫得颧骨发疼，像小时候发烧时陈福生用酒给她擦身的温度。
在一个深夜，她颤抖着，完成了第一次打赏。一块钱。屏幕上跳出个金色的小爱心，旁边飘着“+1”的字样。三秒钟后，阿强的声音像炸雷般响起：“感谢‘平安是福’阿姨送出的‘点赞’！阿姨您太暖心了！”他突然对着镜头深深鞠躬，头发垂下来遮住眼睛，“您就是我的亲妈！等我渡过难关，一定去看您！”张桂兰感觉心脏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一股热流从脚底直冲头顶。她慌忙把手机藏进被窝，不敢看屏幕——她已经十几年没听过“亲妈”这两个字了，上一次还是小儿子陈建军五岁时，搂着她脖子撒娇说的。
那一刻，巨大的满足感像涨潮的海水，漫过她枯瘦的身体。她摸了摸枕头下的存折，想起上个月取退休金时，柜员小姑娘笑着说“阿姨您这存折比我奶奶岁数都大”。现在那本绿色的小本子里，藏着她给阿强“治病”的钱，给阿强“交房租”的钱。她突然觉得自己不再是那个坐在巷口晒太阳等死的老太婆，而是《红灯记》里的李奶奶，正掩护着革命的火种。床头柜上的收音机里，深夜情感节目主持人正在说“爱是一种能力，给予比接受更幸福”，张桂兰狠狠点头，把这句话用铅笔写在阿强视频的截图背面。
从此，闸门打开。
“生日蛋糕”（99抖币）、“掌上明珠”（199抖币）、“浪漫花火”（520抖币）……她的笔记本上多了一页“礼物清单”，每个礼物名称旁边都标着换算成人民币的价格。“生日蛋糕=3个鸡蛋“”掌上明珠=1斤猪肉“”浪漫花火=半只老母鸡”。她开始在菜市场捡别人不要的菜帮子，把白菜叶掰得只剩下菜心，却在阿强直播时，眼都不眨地送出“浪漫花火”。上周大儿子视频时说“妈我给您转两千块”，她赶紧摆手：“不用不用，我退休金够花！你给朵朵买辅导书吧！”挂了视频她对着屏幕里的阿强笑：“还是阿强知道疼人，不像建国，除了给钱啥都不会。”
她的生活分裂成两个世界：现实中愈发拮据清冷，手机里却充满了“阿强”的“感恩”和“家人”们的“温暖”。每天清晨，她啃着五毛钱一个的干馒头，在手机里看阿强吃红烧肉；傍晚她就着咸菜喝稀粥，在直播间听阿强说“阿姨您辛苦了，等我赚钱了天天给您买排骨”。她把存折上的数字从五位数花成了四位数，却在阿强喊出“平安是福阿姨最棒”时，觉得自己拥有了全世界。桌角的铁皮饼干盒里，藏着她偷偷攒下的“朝圣基金”——那是她准备留给阿强“做手术”的钱，盒子底下压着张泛黄的天安门门票，1985年的，边角已经碎了。
冬至那天，社区网格员小周来送饺子，看见张桂兰正趴在桌上写字。“阿姨写啥呢这么认真？”小周凑过去看，纸上写着“阿强妈妈手术费还差5000”，每个字都被描得漆黑。桌角的搪瓷碗里，饺子一口没动，已经凉透了。小周突然想起昨天银行柜员小陈的电话：“周姐，那个总来取退休金的张桂兰阿姨，今天又取了两千，说是给‘干儿子’治病，您可得去看看！”她赶紧从包里掏出反诈宣传册，指着上面的案例：“阿姨您看，这上面的李大爷跟您一样，也是给主播打赏……”张桂兰突然把笔一摔，墨水溅在“警惕情感诈骗”几个字上：“你们都欺负我老糊涂！阿强天天叫我妈！建国半年都不打一个电话！”小周看着老人通红的眼睛，那里面跳动的，是比手机屏幕更灼人的虚妄——社区发的二十期反诈周刊，她每期都塞进门缝，可老人连拆都没拆过。
夜里她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和阿强站在天安门广场，阿强穿着笔挺的西装，给她买了串糖葫芦，跟照片里的朵朵一样红。她想给陈福生看看，一转身却看见老伴站在雾霾里，手里拿着本存折，数字被风吹得哗哗响。她惊醒时浑身冷汗，摸了摸枕头下的手机，阿强的直播还没结束：“家人们，最后三十分钟，帮阿强冲一波榜！”她咬咬牙，打开支付宝——那是上个月小周硬教会她用的，此刻她熟练地输入密码194503，把刚取的两千块钱全部充成了抖币。屏幕上炸开一片烟花，阿强的声音穿透耳膜：“感谢我妈！平安是福阿姨威武！”她笑了，眼角的皱纹里积满了泪，像两汪浑浊的小池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