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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醒了。其实他一夜没怎么睡，手心的水泡破了又起，痒得钻心。他躺在床上，听着远处的钟声。应该是定惠院那边传来的，先是很沉很闷的一声，像是从地底深处冒出来，带着泥土的回音；接着，清亮了些，破开浓浓的江雾；然后，一声比一声悠远，到最后，也许整个黄州城都浸在这钟声里了。他听着，心慢慢安静下来。随着钟声的嘎然停止，余音在空气里的消散，他真的睡着了。
家人们见他还在打呼噜，没有惊动他。他们知道，打从公元1037年1月四川眉山境内的彭老山百花不放，草木枯萎，禽鸟高飞，野兽远走 ，一座秀丽之山忽然变成荒瘠之地，他这位天才人物降临人间以来，就背负使命，背负苦难 ，背负奔波，很少能够安静睡上一觉。小时候也没能给父母省多少心。安睡似乎对他对他人是一件挺费心的事。
王闰之听着他难得响起的沉重鼾声，心里既疼且安，蹑手蹑脚进房拿走换洗衣服，小心翼翼带上房门。
太阳有几丈高的时候，苏轼醒了。家里只剩下生病的赵麽麽和迨儿。
他睁着眼，看屋顶。茅草铺的顶，有几处漏光，照在地上很安静。他听着这沉闷却自在的钟声，忽然觉得从前在汴京寅时听到那洪亮钟声时，心头那份下意识的紧绷，此刻竟一丝也无了。原来令人累的，不是起床的时辰，是醒来后必须要面对的那一整套严丝合缝的规矩与身份。
苏轼从床上坐起来，披上上衣。手心的泡蹭到粗布褥子，一阵刺痛。他吸了口气，又轻轻一吹，等那阵痛过去，愣愣地望着窗外。
刚到黄州那夜，他躺在定惠院的破禅房里，第一次听见这钟声。仿佛它一声一声敲在心上，敲打着他戴罪之身，处贬谪之地的滴血伤口。
现在，他躺在临皋亭的木板床上，听着同样的钟声，感受这钟声更像是一种陪伴，就像妻儿，就像王家嫂子，就像……反正一切简单得像锄头落地，像种子入土，像藜蒿在开水里变成深绿色；而且有一种说不出的安稳和轻松。
是啊——每次钟声停后，寂静更深了。但这寂静不是空的，里面有江水拍岸的哗哗声、远处早起的渔夫摇橹的吱呀声，以及更远处不知哪家狗的叫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成了黄州的晨曲。
今儿个他有些高兴。他下床，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太阳升得老高，可晨雾还没尽散。他走到院角，在那棵老槐树下，很自然地解手。撒完尿，打个哆嗦，系好裤带。他这种撒尿的方式不知何时已与地里的农夫毫无二致了。
钟声又响了。这次不是定惠院的钟，声音更细，更飘，像一根丝线，在雾里穿来穿去。那会是哪儿的钟声呢？
他站在院子里，听着，琢磨着：钟声？江水声？还是自己的呼吸声？
他呼吸声很重，带着痰音，但比刚来的时候好多了。至少，不再咳血。
今天他不想赶去上工，地里的活儿有几个农夫帮忙，闲多了。他也想歇歇，便决定去定惠院走走。
“今天是哪阵风儿把苏先生吹过来了？”声音从身后传来。苏轼回头，是惠真老僧，提着个木桶，桶里是刚打的井水。老僧穿着旧僧袍，光脚趿着草鞋，脚背上青筋凸起，像老树的根。
“师父吉祥！”苏轼一拱手。
惠真把桶放下，水晃出来一些，洒在泥地上，立刻渗进去了。也不答话，慢条斯理地捻着手中一串磨得发亮的念珠，若有所思地道：“先生寻钟声来的？”
苏轼愕然。一种心底秘密被人窥见的那种惊怵。
惠真捻着手中的念珠道：“敲了四十年了。我师父敲，师父的师父敲，到我这儿，还是敲。没什么讲究，就是告诉大伙儿时辰到了，该起床了。”
苏轼看着他。老僧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刀刻一般，眼睛却深邃有神。
“汴京的钟不一样吧？”惠真忽然问。
苏轼又是一愣 ，惊讶地望着他。
“你们这些京城来的官儿，听的都是金钟玉磬。哪像我这破铁钟，敲起来跟打铁似的。”惠真仍捻着手中的念珠，道。
“是不一样。汴京的钟，讲究时辰，讲究次数，讲究轻重缓急。敲错了，是要问罪的。”苏轼解释说。
“问罪？”惠真笑了，露出豁了牙的牙龈，“钟还有敲错的？”
“有。元丰元年，司晨官敲错了一次，早敲了半刻钟，被罚了三个月俸禄。”
惠真做了个“阿弥陀佛”手势，摇摇头：“你们那儿，连敲钟都得按规矩来。累不累呀？”
这话问得太突然。苏轼不好答。但心里明白，怎有不累的呢？每天寅时起床，梳洗穿戴，对着铜镜整理官服，每一道褶皱都要抚平。然后上朝，跪拜，议事，退朝。回到官署，批公文，见同僚，写奏折。每一步都要谨小慎微，每句话都要字斟句酌，每个眼神都要细细揣摩。不过，他不觉得这是累。觉得这是本分，是责任，是读书人该做的治国理政事。
来黄州，他每天也寅时起床。但不梳洗，不穿戴，就穿着粗布衣裳，趿着草鞋，走到院角撒尿。然后扛起锄头，去地里干活。干到日头正中，或者在地里或者回家吃饭。下午继续干，干到天黑。
累吗？也累。手上起泡，腰酸背痛，夜里躺在床上，浑身像散了架。但两种累，大不一样。身上的累，睡一觉就好了；心里的累，日积月累，就成了痼疾。他终于开口：“累。但一个累在身上，一个累在心里。”
惠真点点头：“你看这钟累不累？几十年了，每天寅时响，不管是刮风下雨，不管是年成好坏，它就是块铁，敲就响，不敲就不响。它不会想，我今天响得够不够响？明天要不要换个调子？”
“人难道要像钟一样？”苏轼问。
惠真指着钟槌上磨损的木柄，又指了指苏轼结痂的手心，说：“槌敲钟，钟便响。是槌累，还是钟累？” 说完，提起水桶走了。
苏轼站在原地，回味着老僧的话。槌敲钟，钟便响。要像敲钟人？哦。时辰到了，就敲一下。敲完了，该干嘛就干嘛。别想太多了，否则钟声就不是钟声了。
惠真的话也勾起了他对亡母的怀念。母亲信佛，每逢初一十五就去寺庙上香。有一次带他去，他贪玩，跑到钟楼里，看见一口巨大的铜钟。钟上铸着经文，他看不懂，但觉得那钟真大，真沉。敲钟的和尚好像读懂了他的眼神，便告诉他，钟声能传十里，能渡亡魂，能消业障。
他额额，点点头。信钟声有神力，能渡一切苦厄。但长大了，读书了，做官了，就不信了。觉得那是愚夫愚妇的迷信，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是另一种精神胜利法。他信的是文章，是道理，是圣贤书里的微言大义。
听着这口破铁钟的声音，他忽然又有点信了。不过，信的是它的简单与自然。不为任何人和事，仅为时辰本身。
苏轼满载收获，告别惠真，回到临皋亭，正好赶上吃午饭。苏迈刚从地里回来。王朝云在给麽麽揩刚咳嗽出来的痰液。见他回来，说：“先生今天看起来神色不错。”脸上泛起一层红晕。
“爹爹，半坡上那块地的肥施完了。”苏迈没发现王朝云脸上的红晕，只管对苏轼说上午干活的情况。
“好。吃完饭，我也去，争取这两天把肥都施一遍。”苏轼对迈儿说完，又喊王闰之，叫开饭。
午饭是野菜汤加荞麦馍。苏迈和苏轼下午要干活，每人碗里加了些咸菜。
苏轼美美地吃完饭，就扛起锄头出门。苏迈赶紧跟着。
走到院门口，苏轼回头看了一眼。王闰之站在灶间门口，正用围裙擦手。她没说话，朝他点点头。
他也点点头，转身走了。
路上遇到几个担着粪桶的农夫。也是彼此点点头。到了地里，他放下锄头，没急着干活，先站了一会儿。地里的庄稼长势很好。江风吹过来 ，生机盎然。
迈儿在给上坡的地施农家肥。年轻人适应能力强，已经活脱脱一个深谙农事的农夫了。
他心底莫名地掠过一丝安慰。仿佛胸中那团火已经彻底熄灭了。咳嗽也很少有了。他握紧锄头，举起来，挥下去，斩断面前地边那幸存一棵被挖未尽的荆棘。锄刃碰到沙石，发出沉闷刺耳的声音。接着，他觉得锄头入土的声音，自己的呼吸声，早晨定惠院隐约的钟声混在一起，成了某种节奏。一种简单的、重复的、无比坚实的节奏。
他在这节奏里，一锄头一锄头地，锄去庄稼里夹杂着的嫩绿野草。自己心里那片荒芜了太久的地随之长出希望。
晚饭，还是野菜粥，但加了新挖的笋。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
王闰之告诉苏轼：“笋子是下午王家嫂子送的。”
他吃着，忽然问：“王家嫂子最近一段时间没来，一切可好？其实她自己也难，总把最好的给我们……”
王闰之嗯了一声，说：“黄州这地方人真好！就好比这笋，嫩时供人吃，老了做竹货，一生付出，一点没埋怨。”
苏轼暂停用餐，望着王闰之。这话原以为只有王弗和王朝云说得出，没想到竟出自她之口！
“王家嫂子说，近来雨水较多，山间竹笋蹭地往地面冒。她邀我明天上午去龙王山挖竹笋。”王闰之见大家吃得那样香甜，又高兴地告诉苏轼。
“那夫人把我也带上。”苏轼也很高兴。
“王家嫂子说，明天早晨定惠院的钟声一响就起床。那我们也在这个时候起床，不能让人家等。”
苏轼点头称是。又不禁问王闰之：“王家嫂子也喜欢听钟声？”
王闰之噗嗤一笑，用右手食指轻戳了下他的额，说：“真是书呆子！黄州城里谁不听？寅时响，辰时响，酉时也响。听着钟声起床，听着钟声吃饭，听着钟声睡觉。”
“那她跟你说过钟声了？”苏轼是很书生气。
王闰之想了想，道：“好想没说，又好像说过。不过，好像王家嫂子说，钟声就像老天爷打嗝，定时定点的，提醒人该干啥了。”
苏轼笑了。哈哈，老天爷打嗝？多么形象、朴素！
吃完饭，他独自去院外走走。四周的暮雾浓得化不开，江流之声跟着晚风四处乱穿，撞在他的身上，打个旋儿，溜了。
今天从早到晚，脑子里老是装着钟声。他想摔掉也不可能。此刻又是满脑子的汴京的钟、定惠院的钟、母亲带他去的那座寺里的钟。所有的钟声混在一起，嗡嗡的，像一群蜜蜂在脑子里乱飞。飞着飞着，渐渐清晰了。只剩下定惠院那口破铁钟的声音。
也许这钟声，真的能渡点什么。当然，不是渡亡魂，是渡他心里的那些执念。
一声一声地敲，便把这些执念敲碎，敲成粉末，然后，撒在东坡荒地里，长出新的东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