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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黄州气候宜人，春雨如期而至，又一季麦子绿了东坡。
苏轼正带着家人在东坡地间麦苗。突然
，从东坡垄沟对岸传来一声“苕”，便抬头望去。王家嫂子的傻儿子站在田埂上，手指着地头一只溜走的田鼠，咧嘴笑，口水顺着下巴往下淌。
“苕！苕！”傻小子，跺着脚，又喊。
苏轼直起身，用袖子抹了把额头的汗。他不懂“苕”是什么意思，但看傻小子那样子，不像骂人，倒像发现了什么好东西。他转头，看旁边正在间苗的张木匠，想问苕是什么。
傻小子的喊声惊动了正蹲在地头玩泥巴的张木匠孙子。他向傻小子方向跑去。张木匠连忙吼住孙子，不让他跟傻小子玩。
他悻悻然，撅着嘴，磨磨蹭蹭往转走。路过苏轼身边，停下来。自那天苏轼给他开人字帖后，他就对苏轼有一种说不出的敬畏。
“狗剩，苕是啥意思？”苏轼正好要找人问。
狗剩抬起头，眨眨眼，指着远处的王家嫂子的傻儿子，说：“他那样，就是苕。”孩童口无遮拦，声音清亮。地里劳作的人几乎都听见了。王家嫂子听后自然不高兴，碍于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只好隐忍，沉默。她那傻儿子见狗剩说自己苕，笑得更欢了。一路小跑，直来到狗剩和苏轼跟前，并扯着苏轼的衣角，哈哈：“苏先生，苕！苕！”
苏轼被扯得晃了晃，十分怜惜地低头看了眼这孩子。个子高高的，五官端正，就是一脸傻气。王家嫂子曾跟他说过，生下来时被脐带缠了脖子，憋久了，把脑子憋坏了。但这孩子不闹，整天笑，见谁都笑，笑得人心里发软。
“傻蛋，赶紧放手，别把先生的衣服扯坏了！”张木匠站在地里喊，又告诉苏轼，“苕就是傻。咱黄州话，说人不开窍，一根筋。”
苏轼谢过张木匠，也试着说了一声。他感觉“苕”这个音，像一块土疙瘩砸在地上，带着重量，不像官话里的“傻”那样轻飘飘的，虚。
“那聪明怎么说呢？”苏轼觉得黄州这偏远之地，真好，接着问张木匠。
“尖，”狗剩抢着答，手指在自己太阳穴上点点。
“哦——脑子尖，就是灵光。灵光就是聪明。”苏轼哈哈一笑，有趣！他舌尖抵着上齿龈，气流细而急地挤出去，“尖”脱口而出。
苕和尖，一钝一利，一沉一轻，把人的脑子说得像农具，像庄稼，像这片土地上一切可以用手感、用眼量、用生活经验直接把握的东东。哪像他在汴京时，那些颖悟、聪慧、睿智、明达……都像精雕的玉器，看似文绉绉的，但好看不中用。而“苕”和“尖”，像刚从地里挖出来的萝卜能填肚子。
“苏先生学话快，”张木匠直起腰，用手揉了揉腰，笑道，“苏先生做事扎实。”
“扎实，这个我懂，就是说做事牢靠，做人实在。”苏轼在心里默念了几遍。舌面平展，气流缓缓送出，像夯土，一下，又一下，把虚空的都夯实在了。他忽然觉得，朝廷考语里的“干练”“勤勉”，比起这“扎实”二字，就像彩绸比之麻布，轻飘而无骨。
然后，他们继续间苗。苏轼手指在麦苗间穿梭，拔掉弱的，留下壮的。动作还不熟练，但比刚来时好多了，至少不会连苗带草一起拔掉。他边干，边念叨，这根苗长得“苕”，挤在一起不透气；那根苗长得“尖”，直往空处窜；这块地翻得“扎实”，苗根扎得深……
汗流下来，流进嘴里。他舔了舔，转头问张木匠：“咱这儿，如何说水有味道？”
“水还分味道？”张木匠愣了愣，“好喝就是甜水，难喝就是苦水。”
“井水有点涩，江水有些腥，但喝惯了觉得甜，如何讲说？”
张木匠挠挠头，指着自己刚翻过的地：“这地有筋骨，才长得好庄稼。”他顿了顿，似乎从土地想到了水，“水进了喉咙，要是能挂住，让您品出味儿来……那估摸，也算有筋骨吧？”
有筋骨！苏轼心头一亮。这说法真好！
眉山老家清甜的井水，汴京御赐冷冽的泉水，杭州虎跑泉甘醇的泉水，黄州这喝久了就惯的井水和江水，细品，还真有点生命的筋骨味。
他对张木匠刮目相看。一个地道的农夫竟能说出有筋骨的词来。原以为，读书人比文盲懂得多，活得潇洒。打从来黄州，跟土地打交道，他慢慢认识到 ，人生不需要太多的东西，一张床，一个碗，足矣！过去没日没夜的奔波劳碌……都是虚的。然而，语言的力量和魅力又是真的，强大的。就如那年在集英殿，他用语言征服了骄横的辽使。
那日，辽国使臣耶律寅亮站在殿中，手持国书，声音洪亮地念着契丹语。满朝文武肃立，苏轼作为翰林学士，站在文官队列的前列。他懂契丹语，听得懂耶律寅亮话里藏着的机锋。每一处看似恭敬的措辞，底下都藏着试探和挑衅。
轮到宋朝回应。神宗皇帝示意苏轼出列翻译并应答。他上前一步，拱手，开口。先要把耶律寅亮的话用雅言准确译出，不能多一字，不能少一字，因为每个字都可能成为对方抓住的把柄。然后要代朝廷回应，用语要端庄，含蓄，要在保持天朝体面的同时，把该驳的驳回去，该让的让出来。
殿里很静，静得能听见自己心跳。他开口前，每个词在舌尖都要滚三滚：这个词够不够重？那个词会不会太轻？这个典故契丹人懂不懂？那个比喻会不会引起误解？
耶律寅亮盯着他，眼睛像鹰。
答完最后一句，他背心湿透。耶律寅亮微微颔首，没再纠缠。退朝时，宰相王珪走过他身边，低声说：“子瞻今日之言，字字千钧。”
是的。语言是兵器，是工具，是必须在规格、重量、锋刃上都精确计算的东西。说对了，可安邦；说错了，可祸国。此刻，他还感到背心发凉。
“苕——”王家嫂子的傻儿子又叫起来。
苏轼从往事中惊回。只见一只松鼠在王家嫂子田间跑向对面的山坡。狗剩也看见了，从脚边捡起一块小石头扔过去，力气太小，石头只抛两丈远，松鼠早逃得无影无踪。
他弯腰继续劳作，心里却寻思，张木匠能想出有筋骨的话来？忍不住，问：“有筋骨，真好！你想出来的？”
“先生真会说话，我一辈子也尿不出这样的话。老辈人传下来的。”张木匠直起身，笑了笑，“咱庄稼人说话，不图好听，图实在。啥东西一摸，一尝，一用，就知道有没有筋骨。地要有筋骨，才长庄稼；人要是有筋骨，才立得住。”
苏轼站在地里，看着他，寻思：我自己算是有筋骨的人吗？又望了望远处，王家嫂子，应该算。
“不瞒先生说，读书人说话，有时候太飘。”张木匠用手背抹了把额头上的汗，对苏轼说，“不如土话扎实。比如说墒”，是地里的湿度。”
张木匠这天很能说，苏轼更是很能听。当他说到“茬”时，指着麦苗：“到时割麦子，留茬不能太高，太高费地力；也不能太低，太低伤了根。得留一寸，正好。”
苏轼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仔细看嫩绿的麦苗。看着，看着，胸口闷痛了一下。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每个法都像一把巨大的镰刀，一刀割下去，想割出一个新天地。但留茬多高？伤不伤根？有没有人蹲在地头，像张木匠这样，用手指比划着一寸的距离，说这样正好？
没人。朝廷的大人们坐在汴京的衙署里，看的是账册、奏报和地图上抽象的数字和线条。他们不知道一寸茬对一块地的意义，不知道一厘墒情对一季收成的影响。他们用的词是“国用”“民生”“纲纪”，高大上，落不到土里。
他心头浮起一丝愧疚，又出现一点欣慰。自己该做的，努力了，尽管离初衷差一大截，但身不由己，仅能尽人事。他很满足曾经秉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理念，履职尽责。
曾在杭州任上，自己审理一桩田产纠纷。两兄弟争三亩祖田，卷宗厚厚一叠，地契、分家文书、邻里证词，还有前任官员的批驳。两方请的讼师引经据典，从《唐律》辩到《宋刑统》，从“嫡长”说到“均分”，滔滔不绝。
他听了半天，越听越糊涂。最后拍案叫停，吩咐：“把那块地四邻的老农，都传来。”
来了五个老农，战战兢兢跪在堂下。
他问：“那块地，东头高还是西头高？土是沙是黏？往年种稻还是种麦？亩产多少？”
老农们愣了，互相看看，然后你一言我一语说开了。说那块地东高西低，雨水往西流，所以西头肥；说土是沙壤，适合种麦，种稻不行；说丰年亩产一石二，歉年八斗……
他点点头，对两兄弟说：“地分三份。东头一份，西头两份。西头地肥，但易涝；东头地瘠，但保收。要东头的，每年给要西头的补三斗麦。如何？”
两兄弟傻了。讼师也傻了。这判法，律条上没有。但老农们点头：“大人明断，这样公道。”
退堂后，他坐在后衙，觉得累。不是审案累，是听那些华丽的讼词累。那些词在空中飘来飘去，就是落不到地上。而老农们说的“东高西低”“沙壤”“亩产一石二”，每个词都像钉子，把案子钉在实实在在的土地上，让人想歪都难。
落日的余晖映在坡地上，苏轼荷起锄头，跟着大家往回走。路上遇见收工的农夫，互相打招呼。
“回啦？”
“回了！”
“今儿活咋样？”
“还成，地有筋骨！”
苏轼一路听着，品味着。走到临皋亭巷口，遇见王朝云。她刚从江边洗衣回来，提着木桶，手臂被桶梁勒出深深的红痕。
苏轼指着天边晚霞，用刚学的黄州话说：“看，天烧了。”
王朝云一愣，随即笑出声：“先生差矣。是天红了。”
“天红了？”苏轼笑道：“红字没烧字有劲。”
回到家，王闰之正在做饭。苏轼走过去，蹲在灶边添柴。他忽然想，这个女人，从汴京到黄州，从官夫人到农妇，话越来越少，不说“妾身惶恐”，只说“饭好了”；不说“夫君保重”，只说“添件衣裳”。她的每句话，都扎实！接着，他用黄州话问，“老妻，今儿吃啥？”
王闰之转头看他，眼里有丝讶异，但很快平复：“芋头红豆饭，扎实。”
扎实。苏轼笑了。这日子，这饭，这正在一点点学会的带着泥土味的语言，都开始有了筋骨，开始扎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