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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部队已经开始转移，可此时红一军团保卫局还没来得及对罗忠执行枪决。帐篷内，一名战士向常局长请示道：“局长，就在帐篷里执行算了。”
“胡扯！”常局长训斥道，“中央首长就在附近，你怎么能开枪！”
那名战士又说道：“不能开枪，就用石头砸死他算了。”
我的“自我感知”听到那名战士的话感到十分震惊，心想，不知罗忠听了这话是什么感觉？
常局长摇摇头道：“那样太残忍了。罗忠这个人我也听说过。看他曾经立过功的份上，还是给他一颗子弹吧。”他命令道：“把他绑起来，押到附近的山坳去解决掉！”
不一会儿，保卫局的战士用绳子把罗忠的双手绑在身后，推出帐篷来。这一瞬间，我的“自我感知”又跟罗忠合二为一了。也许是因为我带领敌人来抓他，也许是因为有中央保卫局的命令，常局长要亲自指挥保卫局的战士对我的行刑。
因为遭受“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红军士气低落，队伍在山间无声而缓慢地行进着。常局长带领保卫局的战士，押解着我从行军队伍旁边走过。我感到胸膛钻心的疼痛，便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发现浑身是血，身上的制服已经被撕成碎片。
西边的落日已经大半沉入绵延峰峦里，懒洋洋地将最后的一抹余晖撒在山岭上。忽然，我看见路旁有一棵桂花树，树上开满了桂花，桂花在落日余晖的照耀下，是那样的鲜艳美丽！我朝桂花树跑过去，由于我跑得急，身体触碰到了那黄色的桂花，我满身的鲜血将淡黄色的桂花染成了鲜红色。我从上面咬下一支血红的桂花，衔在嘴里。保卫局的战士赶紧上前来，将我拉回大路上去。我蹒跚地走着，身上和桂花上的鲜血在往地上滴着。
这时，两个战士抬着一个担架从我身边走过，担架上躺着一位身材瘦长的首长。看到担架上的首长，我的头脑中仿佛闪过了一道闪电，将两段我以前从未有过的、却是非常清晰的记忆，送进了我的头脑里。我知道，这是那个与我暂时合体的、年轻罗忠的记忆。
……那是1927年9月，母亲领着13岁的我，离开了广西灌阳的老家，沿着湘江岸边往北去逃荒。我们母子俩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忽然，母亲的眼睛一亮，看到路边有一株盛开的桂花树！母亲上前去，折下了一枝桂花，回来交给我，说：“崽，你吃。”说完，就昏倒下去。
“娘！”我手上拿着那支桂花，趴在母亲的身体上哭泣着，很快也饿昏了过去。
这时，一支红军部队从路上开来。这是秋收起义的部队。他们刚弃了攻打长沙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地区进发。一名红军战士发现了饿昏过去的我和母亲，报告给了一位瘦高个首长。首长蹲下，摸了摸我的鼻子，发现我还有呼吸，就将我抱起来，看了看我手上拿着那支桂花，对身边的一个战士说道：“快拿水来！”
那名战士将一个水壶递给了首长。首长拧开壶盖，喂我喝水。我喝了水之后，苏醒了过来。他把水壶还给了那个战士，说道：“吃的。”战士又给了他一个饭团。首长将饭团递给我，说：“吃吧。”
饿极了的我，顾不上害怕这些陌生人，一把抓过饭团，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首长满脸微笑，和蔼地看着我吃饭团。就这样，我被救活了，可母亲已经离开了人世。
首长弯下腰，拉我站起来，问道：“你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
我用不流利的汉话说道：“我，我是，灌阳的瑶民，叫洛中。”我跟母亲在外乞讨多年，也学会了一点汉话。
“你愿意跟我们走吗？”首长问道。
“愿意！”我使劲地点了点头。
“好！”首长点头道，“我给你取个汉名，你以后就叫‘罗忠’吧！”
我跟红军战士一起，掩埋了母亲的遗体，然后跟着队伍走了。就这样，我参加了红军，被首长安排在特务连里当一名通信员。这是首长第一次救了我的命，并把我引上了革命的道路。
四年后，才17岁的我已经成为一名副连长。1931年9月，在第三次反围剿的战斗中，我身负重伤，在红军医院里救治。红军医生为几名重伤员作了手术。两天后，其他重伤员都渡过了危险期，逐步康复。唯独我伤势不见好转，眼看就没救了。
这段时间里，首长因患痢疾，正在红军医院里住院治疗。他带病来看望伤员们。当他看到我仍然昏迷不醒时，便问医生道：“罗忠的伤势为什么不见好转啊？”
医生告诉首长道：“首长，我们已经尽力了。医生治得了他的伤，治不了他的身体。罗忠身体瘦弱，可能扛不过去了。”
首长皱着眉头问道：“有什么办法可以活他吗？”
医生说：“办法倒是有，也很简单：只要一碗鸡汤就行了。”
这时，首长的警卫员拎着一只鸡进来。为了首长能早日恢复身体，后勤部门配给里首长一只鸡。首长对警卫战士说道：“将这只鸡送到医院伙房去，让他们杀了炖给重伤员们吃。”他又转身对医生说道：“现在鸡汤有了，你们一定要把罗忠救活了！”
警卫员犹豫道：“可这只鸡是后勤部门配给首长您、让您补身体的。”
首长说：“那好，我主要是做脑力劳动，杀鸡时把鸡头留给我就行了。”
“是！”警卫员拎着鸡到伙房去了。
下午，护士喂我喝了鸡汤。伙房按照首长的指示，又专门留了两碗鸡汤，给我后面的几天喝。喝了鸡汤之后，不久我的伤势就好转了。
红军医生告诉我，是首长专门将后勤部门配给他的鸡，留给了我们重伤员，我喝了鸡汤才活过来的。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这是首长第二次救了我的命。出院那天，在回部队前，我在山野上采来了一枝丹桂，放在首长办公的八角楼的窗台前……
我呆呆地站在路边，胸膛起伏，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看到了熟悉的首长，我就像看到了亲人。可我不能跟他相认。他已经被剥夺了红军的指挥权，职务只剩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里的一个虚职，还险些不被允许参加长征。此时，他因身患重症疟疾，身体极其虚弱，躺在担架上，我又怎能去打扰他、甚至连累他呢？
一名保卫局的战士见我发呆，就冲上前来，用枪托砸了一下我的肩膀，大声喝道：“快走！”
这喝声惊动了担架上的首长。首长用惊愕的目光看了看我。也许是由于我遍体麟伤，也许是因为我嘴上衔着一支丹桂，首长没有认出我来。在战士面前，我是一个坚强的指挥员；而在首长面前，尤其是受了委屈之后，我仍然是个孩子。我终于忍不住喊道：“首长！”衔在口中的丹桂，也同时落到了地上。
听到我的喊声，首长不由得吃了一惊。他终于认出我来了，道：“你不是罗忠吗？”他命令抬担架的战士：“快放我下来！”抬担架的战士停下脚步，将担架放到地上。两名警卫战士上前，将首长搀扶起来。
首长推开警卫战士的手，自己站稳了身体，生气对常局长说道：“长子，谁让你抓他的？给我把他放了！”常局长的个子比首长还高，因此首长称呼他为“长子”。
可常局长并不把没有实权的首长在眼里。他不以为然道：“这事我劝你不要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