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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到那波诡云谲的大变动年代。
从1948年初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近两年时间里，中华大地风云变幻。但对广西人来说，有两件事应该是没齿难忘的。
这第一件事，就是1948年4月29日，国民大会举行第四次副总统选举，有“广西王”之称的李宗仁以1438票对1295票，击败了蒋介石属意的孙科，当选为中华民国选第一任副总统。不到一年的时间，1949年1月19日，由于国军在内战中节节败退，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蒋介石引咎下野。两天后，即1月21日，李宗仁宣布就任代总统。消息传到李宗仁的故乡广西临桂县(今桂林市临桂区)西乡村，一时间，“西乡出了个‘皇帝’”传遍了西乡，传遍了临桂，传遍了桂林。不久，“广西出了个‘皇帝’”的说法，便传遍了这个西南边陲省份。
但是，这个所谓的“皇帝”并没有给他故乡的父老、甚至全国人民带来什么好运。当然，这也许不能怪李宗仁一个人，要怪就怪他这个“皇帝”当的不是时候。这就是第二件事：物价就像坐上了火箭一样，一路飚涨。
自1948年初以来，作为广西省首府的桂林市，物价就“涨声不断”。年初，市面上就拒收2500元面额的法币。所谓“法币”，指的是中华民国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而5千元、1万元面额钞票只能作零钱的找头。6月，广西省发行的法币就达1万8千多亿元，相当于抗战开始第二年、民国27年(1938年)发行额的9万倍。8月，由于法币急剧贬值，广西省当局宣布废除法币与关金券(关金单位兑换券)，开始发行“金圆券”，面值分别为1元、5元和10元三种。紧接着，金圆券的面额也急剧飙升：1949年1月，中央银行广西分行开始发行面额50元的金圆券；3月，发行1千元；4月初，发行5千元及1万元；18日，发行5万元；27日，发行10万元；5月底，发行50万元、100万元。在4月20日至25日之间，桂林市金圆券迅速贬值：20日每两黄金值141万元金圆券，每两白银值27万元金圆券；至21日，每两黄金值170万元金圆券，每两白银值39万元金圆券；25日，每两白银值210万元金圆券，而黄金已经没法买到。
1949年5月，桂林市大米每斤为3万多元金圆券，猪肉每斤为20多万元金圆券，二者较3月份上升了100多倍，较年初上升了6千多倍。据《桂林日报》1949年5月2日报道：5月1日早晨，白米280万元一担，不到半小时涨至600万元，再过10分钟涨至1千万元一担，最后，市民挑来一担钱，买不到一升米，钱完全成了废纸！有人生气了，就将这废纸一般的纸币撒到大街上去。在桂林的大街小巷，处处可见这花花绿绿的小纸片随风飞舞。
而李代总统的个人命运，也跟这废纸一般的民国纸币一样，随风飘摇。就在李宗仁“登基”还不到100天，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并于两天后的4月23日攻占中华民国首都南京。由于李宗仁放弃了与中国共产党的和谈与合作，他只好乘“追云号”飞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仓惶逃回他的故乡——广西省首府桂林。广西当局和各界知名人士前往李家村机场迎接。李宗仁一下飞机，便对前来迎接他的省府首脑和各界名流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说：“宗仁誓与桂省共存亡，绝不去广州！”然而，故乡并不是李宗仁的世外桃园。他到桂林的第二天，就不断地接到了来自蒋介石的威胁，以及来自国民政府各方的压力。他们“敦请”李宗仁临危坐镇广州，主持国民政府的各项工作。
1949年5月8日上午，桂林一所中学的一名老师，讲课时因饥饿昏倒，头部磕在墙基的石头上，由于失血和体虚双重因素，最终抢救无效而死亡。悲愤难忍的学生们决定进行“抬棺游行”，要求国民党广西当局保障师生的生存权。他们派人到国立广西大学以及其他学校联络，得到了这些学校师生的响应。一时间，桂林的各大学和中学，教师罢教，学生罢课，一起涌上街头，汇成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学生们抬着去世老师的棺材，高喊“要吃饭、要生存”、“反饥饿、反盘剥”、“要民主、要自由”、“反独裁、反压迫”、“打倒蒋介石、打到李宗仁”等口号。一时间，桂林城内口号声此起彼伏，大街小巷群情汹涌。游行队伍在几个领头学生的带领下，朝李宗仁的住所进发。
广西当局得知了学生游行的消息，担心李宗仁受到冲击，担待不起。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和广西省绥靖公署主任李品仙，立即行动起来，急匆匆赶往李宗仁的住处——“李公馆”，劝说李宗仁暂时离桂，到广州避一避。就这样，李宗仁在桂林民众游行队伍的抗议声中，在军警的森严戒备之下，乘车悄悄离开了桂林的住所，绕道赶往李家村机场，乘军用飞机离开桂林，前往广州。此时距他信誓旦旦“誓与桂省共存亡”，才刚刚过去了半个月。
当学生的游行队伍赶到李公馆，在房子外面围成一个半圆，喊起口号来。可他们喊了半天，房子里面却没有什么动静。一个领头的学生觉得不对劲，一挥手，领着几个学生跑到大门前，从门缝往里看，见里面只有一个扫地的老头。学生们使劲敲门，老头走过来，从门缝里问道：“做什么的？”
“我们要向李代总统请愿！”学生们喊道。
“这里面除了我，鬼也没一个。请愿？到别处去吧！”老头说完，又到里面扫地去了。
到这时，游行的学生才意识到，这里已是人去楼空。领头的几个学生围在一起商量了一阵，认为李宗仁很可能躲进省府大楼去了。于是，他们又指挥着游行队伍，朝省府所在地涌过去。他们边走边喊“李宗仁谢罪”、“黄旭初下台”、“李品仙滚蛋”等口号。
在参加游行的大学师生当中，有三名中共地下党员，可是他们却不是领头的学生，甚至连口号都没有喊。他们都来自国立广西大学文学院，包括一名年轻教师刘凯旋，还有两名四年级的学生郑鹏程和白灵。刘凯旋是地下党桂林城市工作委员会的交通员，是郑鹏程和白灵的入党介绍人。白灵是广西大学文学院著名教授白家驹的女儿，郑鹏程则是柳州一个富商家的公子。两人都刚入党不久。他们按照桂林城工委的指示参与游行，作用是掌握事态的发展，尽量使他们周围的学生保持冷静。桂林城工委接到上级指示，现在临近全国解放，地下党尽量不要组织游行示威，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刘凯旋三人试图接近领头的学生，以便控制游行队伍。但是，领头的几个学生并不听刘凯旋三人的，他们背后似乎另有人撑腰。有一个在游行队伍里的活跃分子，也是国立广西大学的学生，名叫谷外文。郑鹏程也认识他，知道他还是一个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这令郑鹏程感到着急。他小声跟刘凯旋说：“这个谷外文怎么搞的，怎么对我们的政策一点都不了解？”
刘凯旋听了郑鹏程的话，连连摇头。因为他们跟谷外文没有组织关系，因此不能以组织纪律来约束他。如果对他进行强行干预，在这群情激愤的情形下只能适得其反。因此，他们也只能看着谷外文在游行队伍里上窜下跳，除了干着急之外，却也毫无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