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用户
九月末的清晨，东麓县烈士陵园笼罩在一片乳白色的薄雾中，松柏的墨绿在雾气中晕染开来，叶片上的露珠折射着微熹的天光。守陵人老林头佝偻的身影在甬道间缓缓移动，手中那柄竹扫帚划过青石阶，发出富有节奏的“沙沙”声，这声音在陵园特有的寂静中，既清晰，又带着一种抚慰人心的安宁。
陵园东南角，一座青石墓碑前，优抚安置股股长林卫东已肃立良久。他身着一套洗得发白、但熨烫得极其平整的旧军装，风纪扣严谨地扣紧，保持着军人特有的仪容。肩上那个半旧的军绿色帆布包，此刻显得格外沉重，仿佛装着的不仅是物品，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与追忆。他划燃一根火柴，点燃了一支廉价的“越城”牌香烟，深吸一口，辛辣的烟雾在肺腑间流转，似乎才能稍稍驱散那积压在胸口、难以名状的滞重感。
烟雾袅袅升起，模糊了他的视线，也柔和了墓碑上冰冷的刻字。这不是一座无名烈士墓——墓碑上方清晰地镌刻着“顾承乾烈士之墓”七个大字，右下角是一行小字：“一九九八 • 夏 • 长江抗洪抢险”。这是一座衣冠冢。墓主是东麓县民政局局长顾承坤的亲哥哥，也是林卫东入伍时手把手教他军事技能、生活中对他关怀备至的老连长。
记忆的闸门打开。一九九八年夏天，长江流域爆发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洪水如猛兽般威胁着沿岸百姓。顾承乾所在的部队奉命紧急驰援东麓县段最为险峻的江堤。那是七月一个暴雨如注、电闪雷鸣的夜晚，一段堤坝因长时间高水位浸泡，突然出现特大管涌，浑浊的江水疯狂倒灌，险情万分危急。顾承乾作为班长，毫不犹豫地带领突击队，率先跳入汹涌翻滚的洪水中，用沙袋、甚至是用身体去封堵那致命的漩涡。他们连续奋战了三天三夜，几乎未曾合眼。然而，就在第四次巡查险情时，一段本就摇摇欲坠的堤防突然发生大面积溃决，巨大的水流像一堵墙般压下，瞬间将顾承乾卷入滔滔洪流，不见踪影。尽管事后军民联合进行了长达十余天的拉网式搜救，他的遗体最终也未能寻回。后来，部队将他生前使用的一把磨得发亮的军哨、一本记满了心得体会的笔记本、一套叠得整整齐齐的旧军装，以及一枚二等功奖章寄给了顾承坤家，并将其军装和军哨郑重地安葬于此，立此衣冠冢，供后人瞻仰祭奠。
林卫东深深吸完最后一口烟，将烟蒂在随身带的金属烟盒盖上仔细摁熄，然后蹲下身。他打开那个军绿色帆布包，先取出的不是工具，而是一瓶用红纸封着瓶口的本地糯米烧和一个印着“先进生产工作者”字样的旧搪瓷缸。他慢慢拧开瓶盖，一股浓郁醇厚的酒香逸出，他将清冽的酒液缓缓地、均匀地洒在墓碑前干燥的泥土上，酒水迅速渗入，留下一片深色的、心形的印记。又给自己的搪瓷杯倒了一点，将口杯碰到墓碑上：“兄长，天凉了，喝口酒，驱驱寒气和湿气。”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仿佛带着长江水汽的锈蚀感，“承坤兄弟那边……今年上游水大，汛情十分严重，灾后重建任务艰巨，压力太大了，连着熬了七八个通宵，人都快熬垮了……我这心里头，堵得难受，就跟当年看着洪水冲过来那会儿一样……”
祭酒完毕，他将酒瓶和搪瓷缸仔细收好，这才从包里拿出一块干净的软布和一小瓶用于清洁的高度白酒。他倒了些白酒在布上，开始极其仔细地、一寸一寸地擦拭墓碑。他的动作轻柔而专注，指尖拂过冰凉的、带有粗粝质感的青石表面，仿佛在触摸一段鲜活的历史。那些刻在石头上的名字和年月，早已深深地刻进了他的骨血里。
优抚股的办公室，位于民政局办公楼走廊最尽头，一扇漆色斑驳、露出木头原色的旧木门后。推开它，一股复杂的气息便扑面而来——是旧档案纸张受潮后散发的淡淡霉味、铁皮文件柜特有的冷冽锈味，以及一种时光凝固了的、微尘的气息，它们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而肃穆的氛围。
这个房间像一个时代的切片，处处透着“新旧交织”的痕迹。一面墙上，挂着林卫东多年前手工绘制的'98抗洪抢险局部兵力部署示意图，图纸已经泛黄，上面用红蓝铅笔标注的箭头和符号也已模糊不清，但它承载的记忆却无比清晰。墙角立着几个深绿色的、厚重敦实的铁皮档案柜，柜门上用白色油漆工整地写着“1998抗洪烈士档案”、“无名烈士遗物档案”、“历年优抚对象登记册”等。而房间的另一侧，则摆放着现代化的电脑、高速扫描仪和激光打印机，屏幕的冷光与铁柜的沉色形成鲜明对比。
林卫东坐到电脑前，熟练地输入密码，登录“全国优抚信息管理系统”。蓝色的界面上，数据列表密密麻麻。但他并没有立刻处理系统提示，而是先拉开了右手边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本比任何官方档案袋都要厚、封面已被摩挲得发毛的牛皮纸笔记本——这是他视若珍宝的“私人备忘录”。里面用红、蓝、黑不同颜色的笔，密密麻麻地记录着系统无法完全承载的、充满烟火气的信息：烈属赵婆婆的类风湿遇到阴雨天就疼痛加剧，需要定时电话问候；老兵孙叔的义肢连接件有些松动，得联系残联上门检修；遗孤小玲今年六月高考，要留意教育部门的专项补助政策何时下达……还有好几页，专门记录着一些像顾承坤这样因公致残或家庭困难的退役战友的近况和潜在帮扶渠道，上面画满了圈点符号。
今天，系统内一项标红的“待处理”事项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份由市局转来的邻省协查函。一位名叫李秀兰的六旬老人来信反映，她的兄长李大山于1998年参加抗洪抢险时牺牲，后被追认为烈士。但多年来，她始终无法得知哥哥具体的安葬地点或纪念设施所在，年事已高，心中一直有个结，渴望“能找到个地方，清清白白地给他烧柱香，说说话”。由于年代久远，部队编制几经调整，原始档案记录极其模糊，仅记载“可能安葬于东麓县烈士陵园或附近区域”。
林卫东的眉头紧紧锁了起来。这种“可能”、“疑似”的线索最是磨人，如同大海捞针，但却关系到一个家庭几十年的牵挂。他首先在“全国优抚信息管理系统”中输入“李大山”进行检索，结果寥寥，仅有姓名和牺牲年份等基础信息，安葬地一栏确实是空白。
他站起身，走到那个标着“1998抗洪烈士档案”的铁皮柜前，从一串钥匙中找出对应的一把，插入锁孔，转动时发出沉闷的“咔哒”声。柜门打开，一股更浓烈的旧纸和铁锈混合的气味涌出。他小心翼翼地搬出一摞用牛皮纸袋仔细装订的旧档案册，纸张已经泛黄发脆，边缘有些卷曲，上面的字迹是钢笔手写，墨迹因岁月和湿气有些已洇开模糊。他戴上老花镜，坐在办公桌前，一页一页地仔细翻阅，指尖轻轻划过那些承载着历史重量的名字。花了整整一上午的时间，窗外日头渐高，他终于在一份阵亡将士名单的附件中，找到一个极其简略的记录：“李大山，XX部队XX团X连连长，1998年X月X日，于XX县XX段江堤抢险中，为封堵管涌不幸被洪水卷走，英勇牺牲。”与来信信息基本吻合，但关键的“安葬地点”一栏，果然依旧是刺眼的空白。
仅有这点信息，根本无法给老人一个确切的答复。林卫东不死心，他拿起桌上的老式电话听筒，开始逐个拨打漫长的电话。先联系县档案馆，请求查阅当年接收、安葬烈士遗骸的原始记录和交接文书；又联系本地几位仍健在的、曾参与过当年救灾和事后清理工作的老兵，耐心询问他们是否还记得一个叫“李大山”的战友，以及当时大致的安葬情况；同时请陵园管理处的几位老同事一起回忆，当年集中安葬遇难官兵时，是否有过特殊标记或留下什么遗物可供辨识。
过程繁琐而希望渺茫。档案馆留存的记录同样语焉不详，只有模糊的批次记载；老战友们的记忆因年代久远和当时场面混乱而已模糊不清；陵园的老同志也只记得烈士墓区初期大致的规划和几个集中安葬点，对于单个烈士墓的具体位置难以确认。
就在调查似乎陷入僵局时，林卫东的指尖在私人备忘录上划过一条记录，几年前，他曾协助一位来自北方的烈属，在陵园一片老区找到了她失踪多年的叔叔的墓碑，那位烈属曾留下联系方式，提到其父亲当年是团部的文书，或许保留了一些资料。抱着一线希望，林卫东拨通了那个号码。几经辗转说明情况后，对方被他的执着打动，答应回家仔细翻找其父亲的遗物。两天后，对方激动地回电：在其父亲遗留的一本工作手册的塑料封皮夹层里，意外发现了一份极其珍贵的、用铅笔手写的临时安葬点清单！清单上清晰地写着：“李大山，安葬于东麓县烈士陵园南区，第三排，西起第五棵柳树下，有刻名军用水壶随葬”！
林卫东的心猛地一跳，仿佛被电流击中。他立刻带上陵园的老管理员和当年的陵园规划草图，快步赶往陵园南区。对照着图纸和那份珍贵的描述，他们在一排高大的柳树下仔细寻找。终于，在第三排西起第五棵柳树旁，找到了一个墓碑表面风化严重、边缘长满青苔的墓冢。他们小心翼翼地清理墓碑基座厚厚的泥土和苔藓，经过一番仔细辨认，墓碑侧面果然隐约可见一个刻痕较深的“李”字！这与“刻名军用水壶”的线索相互印证，这座沉默多年的墓碑，就是李大山烈士最初的安息之地！
由于年代过于久远，且当时条件所限，烈士的遗骸在后来陵园规范化建设中可能已与其他无名烈士一同迁入集中安葬区，但这座墓碑，无疑是他曾经存在的确凿标记，是后人可以凭吊的明确地点。林卫东站在墓前，心情复杂难言，既有为找到线索而欣慰，更有对年轻生命逝去的无尽唏嘘。
他返回办公室，仔细地将所有证据链整理归档：从李秀兰老人的信访函、系统检索结果、原始档案记录、多方电话寻访记录，到最新发现的手写清单照片、墓碑清理前后的对比照片。他撰写了一份条理清晰、证据充分的调查报告，正式行文上报市局，并郑重建议：正式复函李秀兰老人，告知其兄长的确切纪念地所在，欢迎她在方便之时前来祭奠。
下午，他带着红漆和细毛刷，再次来到那座墓碑前，蹲下身，极其小心地、一笔一画地重新描摹了那个模糊的“李”字，让它在阳光下重新变得清晰、醒目。他还用相机从不同角度拍了多张照片，准备随正式的回复信函一同寄给老人，让她能“亲眼”看到这个可以寄托哀思的地方。
处理完李大山烈士的相关事宜，窗外已斜阳近山。林卫东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但工作还未结束。他打开另一个标注着“待修复遗物”的铁皮柜，里面整齐存放着一些需要清理和维护的烈士遗物——锈蚀的军用水壶、带有干涸泥点的立功证书、破损的皮带扣、甚至是一副变了形的眼镜。他取出一把锈迹斑斑、已经无法吹响的军号，戴上白手套，用细砂纸沾着防锈油，开始极其耐心地、一点点地打磨上面的锈迹。这个过程缓慢而专注，空气中弥漫着铁锈和机油混合的气味，仿佛是一场与历史沉默的对话。
这时，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顾承坤走了进来。他脸色憔悴，眼窝深陷，眼里布满了血丝，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精气神，显然是为汛期安全和灾后重建的千头万绪弄得心力交瘁。他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拿起柜子里另一块干净的软布，坐到林卫东旁边，帮着擦拭一件叠放着的、领口已经磨损的旧军装上的铜扣。
两人就这样沉默地工作了一会儿，只有砂纸摩擦金属的细微声响和偶尔的叹息。良久，顾承坤才抬起头，望着窗外渐浓的暮色，声音沙哑地开口：“老林……每次看到我哥这个衣冠冢，心里头……就在想，要是当年，能把他找回来，哪怕只是……唉。”他的话没有说完，但那份深藏数十年的遗憾与痛楚，却弥漫在空气中。
林卫东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将那块擦拭军号的软布轻轻放下，目光坚定地看向顾承坤：“承坤，兄长他，还有像李大山这样的烈士，他们牺牲的意义，不在于是否找到了遗体，是否有一座具体的坟茔。他们用生命守护了这片土地，守护了身后的千家万户。我们能做的，必须做好的，就是让每一个牺牲者都不被遗忘，让每一个名字都被铭记，让每一位烈属的牵挂，都能有一个可以安放的地方。这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告慰，也是我们这份工作的价值所在。”
顾承坤点了点头，目光落在林卫东手边那本写满字的、边角都已磨损的私人笔记本上。他明白，优抚工作，远不止是冰冷的电脑系统和一摞摞陈年档案，更是这一点一滴、带着体温的记忆守护和情感联结。那铁皮柜里散发出的淡淡铁锈味，不仅仅是金属氧化的气息，更是历史的味道、是责任的味道，是为那些逝去的英魂和生者的无尽牵挂，所进行的一场漫长、细致而沉默的守护。
窗外，天色已完全暗了下来，县城已是万家灯火。优抚股办公室的那盏旧式台灯还亮着，昏黄而温暖的光线将林卫东和顾承坤的身影投在墙上，与满屋的档案柜、地图和那些承载着故事的遗物融为一体。他们的工作，就是确保那些沉睡在岁月深处的名字和故事，不被时光的尘埃彻底覆盖，让奉献与牺牲的精神，在这片他们用生命守护过的土地上，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明天是烈士纪念日，我们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早点下班休息吧！”顾承坤深情地说。
东麓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那面新挂不久的牌匾，在清冷的晨光中泛着庄重的光泽。服务中心一楼大厅里，暖气开得很足，却驱不散空气中那股复杂的气味——是老旧军大衣上淡淡的樟脑丸味、廉价烟草味、以及各种治疗慢性病的草药味混合在一起的气息。还不到八点半，门口的长椅上已经坐满了人。他们大多年纪在六十岁以上，有的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式军装（没有帽徽领章），有的穿着不合时宜的厚棉袄，脊背或挺直或佝偻，脸上刻满了岁月的沟壑和生活的风霜。他们是这个县里最需要关注的一群人——重点优抚对象。
优抚安置股股长林卫东，总是第一个到岗。他习惯提前半小时，烧好开水，把每个接待窗口的椅子摆正，检查一下宣传架上关于《退役军人保障法》、优抚补助标准、“解三难”政策解读的最新折页是否齐全。今天，他刚把“今日值班：林卫东”的牌子挂上窗口，一个熟悉的身影就拄着自制的老藤木拐杖，“笃、笃、笃”地挪了进来。
来人是参加过边境自卫还击战的老兵，叫赵德柱，今年六十八岁，农村户口。林卫东习惯叫他“老排长”，不是因为赵德柱真当过排长，而是他当年在尖刀班负伤后，拖着伤腿带回了三名战友的壮举，在连里传为美谈。按政策，可以给他安排到县里的国营厂子当保卫干事，工作清闲，待遇不差，离家也近。同期受伤的战友，大多选择了这条路。但赵德柱杵着拐，沉默地听完，摇了摇头，声音沙哑却坚定：“首长，俺……俺想回村。”
所有人都觉得他犟，傻了。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那场血与火的淬炼，改变了他。在猫耳洞里，在冲锋的路上，看着身边朝夕相处的战友一个个倒下，他对着南方的星空发过誓：若能活着回去，这辈子，脚底板一定要踩在实实在在的泥土上，种出能养活人的粮食。
枪炮声太吵，硝烟太呛，他厌倦了。他渴望的是老家院子里那棵老枣树的清香，是稻田里泥土被太阳晒过后暖烘烘的气息，是锄头挖进地里那种沉甸甸的、令人安心的阻力。厂子里锃亮的水泥地、冰冷的机器轰鸣和按部就班的保安工作，让他想起一些不愿再触碰的记忆碎片。他怕那种规整和束缚，会让他夜夜梦回那片焦土。
身体的伤残，反而让他对土地产生了更偏执的眷恋。他得用自己受伤的腿，牢牢地站在生他养他的家乡这方黑土地上，找到那种扎下根去的踏实感。他要用这双曾经握枪投弹、布满老茧的手，去抚摸秧苗，去收割稻谷。他觉得，把汗水滴进土里，看着种子发芽、抽穗、变成金灿灿的粮食，这比任何工作都更能让他感觉自己还实实在在地“活着”，在做一件有根有底、延续生命的事。
后来，县里和民政局的人来走访，看到这个挂着拐杖、晒得黝黑的老兵，把一片荒地打理得稻浪翻滚，鸡鸭成群，屋角还挂着他那套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和军功章，都沉默了。他们终于明白，对于赵德柱而言，回到土地，不是退缩，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冲锋和坚守。他把对战友的怀念、对和平的珍惜、对生命的热爱，全都种进了脚下的泥土里。这片他用生命守护过的土地，如今，正用最丰饶的出产，无声地滋养着他，也接纳了他所有的沉默与骄傲。
他不需要同情，也不需要脱离土地的特殊照顾。脚踩大地，自食其力，春种秋收，这就是他选择的最好的归宿，是他用满身伤疤换来的、最硬气的尊严。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逐渐不如从前。
“林股长……”赵德柱的声音沙哑，带着山里人特有的憨厚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窘迫，他把一个磨得发亮的旧帆布包放在柜台上，手有些颤抖地从中掏出一沓用橡皮筋捆着的单据，“这是……这是上个月去县医院看腿和心口疼的药费单子，合作医疗报了一些，剩下的……剩下的自己还是花了不少。”单据皱巴巴的，上面的数字对于这个年收入不过万元的农村家庭来说，无疑是沉重的负担。他的问题，典型地反映了部分农村籍优抚对象面临的“医疗难”叠加“住房难”。
林卫东接过单据，没有立刻看数字，而是先扶赵德柱坐下，给他倒了杯热水。“老排长，别急，慢慢说。天冷了，腿又疼得厉害了吧？”他仔细翻看单据，大多是治疗关节炎、心脑血管疾病的常用药，自费部分累计有三千多元。他知道，赵德柱属于回乡伤残退伍军人，按规定可以享受一定比例的医疗补助，但程序相对繁琐，需要层层审批，而且有封顶线，对于大病重病或者需要长期服药的老兵来说，仍是杯水车薪。
“房子的事，村里上报了，纳入危房改造计划了，但补助款要等到明年开春才能下来。”赵德柱搓着粗糙的手，叹了口气，“这冬天……难熬啊。”
林卫东一边在系统里查询赵德柱那笔医疗补助申请的流转节点——显示正在县医保局审核中，一边心里快速盘算开来。屏幕上的流程是冰冷的，但老排长脸上的沟壑和颤抖的手是真实的。他深知，按部就班等待常规补助，对于赵德柱眼下医药费和生活费捉襟见肘的困境，无疑是远水难解近渴。
“政策是框架，但执行得有温度。”这个念头在他脑中闪过。他立刻行动了起来，不再是单一的思路，而是多管齐下，像一个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在部署一场解决实际困难的“多兵种协同作战”。
他首先拿起内部电话，直接拨通了局里救灾救济股股长李梅的分机。李梅是位做事干练、熟悉各类应急政策的中年女干部。
“李股长，我，林卫东。有个急事跟你同步一下。”林卫东语速略快，但条理清晰，“我这边有位重点优抚对象，山脚村的赵德柱，退伍军人，带病回乡，腿脚残疾。目前面临医疗自费部分压力大，同时住房属于危房亟待改造，基本生活出现临时性困难。我记得省厅前段时间刚下发了一个《关于对遭遇重大疾病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的退役军人给予临时救助的通知》，你看他这种情况是否符合申请条件？我们能不能启动这个应急程序？”
电话那头，李梅立刻回应：“林股，这个文件我清楚。赵老的情况听起来很符合‘重大疾病导致基本生活困难’这条。需要他提供近期的医疗费用单据、家庭经济状况说明，还有村里的证明。我们这边可以走‘绿色通道’，加快审核，只要材料齐全，最快三个工作日就能把救助款拨付到位。”
“好！”林卫东心中一定，“我马上指导他准备材料，这边手续麻烦你优先处理。额度方面，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尽量就高不就低。”
“明白，你放心。”李梅干脆地答应。
挂了电话，林卫东马上翻出通讯录，找到了县残疾人联合会康复科科长小孙的手机号。小孙是位年轻的业务骨干，很有工作热情。
“孙科长，你好，我民政局林卫东。打扰你了。我们这边有位老退伍军人，左腿战伤残疾，行动非常不便，现在用的还是老式的藤木拐杖，很不安全。我想咨询一下，咱们残联这边，有没有适合他情况的、更轻便稳固的助行器或者轮椅适配政策？能不能帮他申请一下？”
小孙热情地回答：“林股长您好！有的有的！我们有‘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项目，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可以申请铝合金助行器或者普通轮椅。需要他本人携带身份证、残疾证（如果没有，我们可以先帮他做评定）、还有您这边的优抚对象证明，到我们这里来做个评估，符合条件的可以免费配发或者给予补贴。”
“太好了！残疾证的事我让乡镇员协助他办理。评估的话，他住在山脚村，来县城一趟不容易，你看能不能……”
“没问题！”小孙接过话头，“我们下周正好有计划去南部几个乡镇做集中巡迴服务，可以把山脚村加进去，到时候上门为他评估！”
“那真是太感谢了！具体时间确定后我们对接。”林卫东心里又落实了一件事。
紧接着，林卫东又拨通了山脚村所属的青山镇民政助理员王海涛的电话。王海涛常年跑村里，情况熟。
“海涛，是我。赵德柱家的危房改造补助款，村里报上来了，但资金到位需要周期。眼下天气越来越冷，我担心他那个用木桩顶着的山墙撑不住。你看，除了县里的专项补助，镇上或者村里，能不能通过其他渠道，比如慈善总会、或者联系一下本地有意愿的企业，再帮一把？哪怕先筹集点钱把最危险的部分加固一下也好。”
王海涛在电话那头沉吟了一下，说：“林股，您提醒得对。镇里的慈善帮扶基金今年还有点额度，我可以马上打报告申请一笔应急加固资金。另外，村里有几家养殖场效益不错，支书去动员一下，看能不能搞个简单的村民互助捐款，凑点材料钱和人工费。我下午就去赵老家里再看看，落实这个事。”
“好！务必抓紧，安全第一！有什么困难随时沟通。”林卫东叮嘱道。
打完一圈电话，林卫东心里有了清晰的路线图。他拿出便签纸，用粗笔清晰地写下几条：
1. 临时救助：找李梅股长，备齐药费单、村证明、情况说明。
2. 助行器：联系镇里王海涛，协助办残疾证，等残联小孙上门评估。
3. 危房加固：督促王海涛申请镇慈善款并动员村内互助。
他把便签纸递给一直等在旁边的赵德柱，一项一项地耐心解释，最后说：“老排长，这几条路，我们都一起走。事情要一件一件办，但咱们抓紧办。这张纸你收好，上面也写了我的电话，有啥不清楚的，随时让村里打电话问我。”
赵德柱用粗糙的手紧紧捏着那张薄薄的便签纸，仿佛捏着千斤重担下透出的一丝光亮。他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感激的话，却一时哽住，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浑浊的眼睛里泛起了泪光。林卫东拍了拍他的肩膀：“别急，老排长，办法总比困难多。咱们一步步来。”
此刻，林卫东不再仅仅是查询系统的操作员，他成为了资源的链接者、政策的翻译官、行动的协调员。他将冰冷的条文，通过一个个具体的电话、一位位具体的负责人，转化成了即将注入赵德柱生活中的、实实在在的支撑和暖流。这，正是基层优抚工作最核心、也最动人的地方。
赵德柱刚被引导到休息区详细填写临时救助申请表，又一个身影默默地坐到窗口前。来人是王根生，城镇户口，年近七十，脸色是一种不健康的苍白。他曾经是一名工程兵，七十年代初，参加过一项代号“701”的国防工程施工。那是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长时间接触有害物质进行作业。退役后，他被分配到县农机厂，九十年代下岗，靠打零工和微薄的退役金生活。他沉默寡言，几乎从不主动提要求，但林卫东知道，王根生患有严重的矽肺病和放射性损伤引发的多种慢性病，医药开销巨大，妻子早逝，儿子在外地，生活十分拮据。
王根生的问题，属于“参战参试”退役人员中的特殊群体。他们的贡献曾因保密等原因长期未被充分认定，相关保障政策出台较晚，且认定标准极其严格，需要原始档案作为铁证。王根生颤巍巍地递过来几张近期看病的发票，数额不小。他嘴唇动了动，最终只吐出几个字：“林股长，麻烦……看看这个。”
林卫东接过发票，心情沉重。他知道王根生的情况，多次帮他申请相关待遇，但卡壳在“参试”身份的最终认定上。当年的档案记录不全，部队建制多次变更，寻找原始凭证如同大海捞针。现有的政策，对这类人员的医疗救助有倾斜，但前提是身份明确。
“老王，你的情况我一直记着。”林卫东语气诚恳，“上次托人到省档案馆查‘701’工程的档案，有点眉目了，但还需要时间。这些药费，我先帮你登记，看看能不能从大病医疗救助的渠道想想办法。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呼吸还顺畅吗？”他一边说，一边从抽屉里拿出一份《部分参战参试退役人员身份认定补充材料说明》，仔细地给王根生解释需要准备哪些辅助证明材料，尽管他知道，这对一个年迈多病的老人来说难度极大。
王根生默默地听着，浑浊的眼睛里有一丝微弱的光，他点点头，收起林卫东给他写的纸条和新的申请表，又默默地离开了。他的背影，写满了那个特殊年代留下的沉重与无奈。林卫东看着他的背影，暗下决心，要继续向上级反映这类“边缘”优抚对象的实际困难，推动政策更人性化的覆盖。
送走王根生，林卫东立刻召集股里的年轻骨干小罗和负责对接乡镇的老宋开了一个简短的碰头会。小罗负责信息系统，老宋熟悉各乡镇情况。
“赵德柱的情况，医疗加住房，是典型的‘两难’叠加。”林卫东指着白板上写的简要情况，“小罗，你重点跟进他的临时救助申请，务必在政策允许范围内争取最高额度。同时，查询一下省市两级关于优抚对象危房改造的专项补贴政策，看看有没有可以叠加使用的资源。老宋，你马上联系山脚村的支书，核实赵德柱房屋险情，督促他们先把应急防护措施做到位，确保安全过冬。另外，看看村里能不能发动党员互助，先帮他把山墙临时加固一下。”
“王根生的问题更复杂，”林卫东叹了口气，“身份认定是核心。小罗，你继续跟进省档案馆那边的查询进展，每周催一次。老宋，你陪老王去一趟市里的医院，找当年给他诊断过的老医生，看看能不能出具一份更有说服力的、证明其疾病与服役环境关联性的医学证明。我们双管齐下，政策层面继续争取，生活层面先通过大病救助和临时帮扶兜住底。”
这就是基层优抚工作的日常：既要精准把握政策尺度，又要充满人情味地灵活操作。他们面对的不是冷冰冰的数据，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为国防做出过贡献、如今却面临各种困境的老兵和他们的家庭。
下午，林卫东和同事带着米、面、油和一件新棉大衣，驱车近一小时，颠簸到山脚村赵德柱家进行入户核查。眼前的景象比想象的更艰难：土坯房裂缝清晰可见，用粗木桩顶着的山墙让人心惊，屋内昏暗潮湿，赵德柱的老伴正就着微弱的光线缝补衣服。林卫东仔细查看了房屋状况，拍了照，详细记录了生活困境，当场指导赵德柱填写了各类申请表格。同来的乡镇民政所长表示，会立即启动应急程序，先发放一笔临时生活补贴。
看着林卫东等人忙前忙后，赵德柱和老伴眼眶湿润了，嘴里不停念叨：“感谢党，感谢政府，给你们添麻烦了……”这种朴素的感激，让林卫东觉得所有的奔波和努力都是值得的。
回到办公室，已是华灯初上。林卫东疲惫地坐在电脑前，开始录入今天的走访记录和下一步工作计划。系统里，赵德柱、王根生等一个个名字背后，关联着他们的服役信息、优抚类别、补助标准、困难情况、帮扶记录……这是一个庞大的数据库，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清单。
自从2018年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成立以来，优抚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补助标准逐年提高，“光荣之家”牌匾悬挂、信息采集、走访慰问等工作更加规范细致。但林卫东深知，纸面上的政策要转化为优抚对象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他们这些基层工作者付出极大的耐心、细心和智慧。
他想起顾承坤局长常说的话：“我们民政（退役军人事务）工作，兜的是底，暖的是心。对这些为国家流过血、出过力的老同志，怎么照顾都不为过。政策有边界，但我们的责任和情感没有边界。”
窗外，县城已是万家灯火。林卫东揉了揉发酸的眼睛，继续伏案工作。他知道，明天，服务中心的大门打开，还会有新的“赵德柱”、“王根生”带着他们的困难和期望走进来。而他和他的同事们，将继续在这平凡的岗位上，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政策排忧解难，用真情守护那份曾经闪耀的荣光，努力让每一位优抚对象都能感受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祖国和人民从未忘记，他们的晚年生活，理应得到更好的保障和尊重。这份工作，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