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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城岭的春雨，细密而绵长，敲打着东麓县民政局信访办的窗户。从救助站调整过来的小张像往常一样，分拣着当天的群众来信。大部分信件关乎低保、优抚或灾后重建，流程清晰。然而，一封没有署名、字迹稚嫩、写在小学生作文本格子纸上的信，让她停下了动作。
信的内容简短，却带着沉重的份量：
“民政局的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山脚小学五年级的学生。我有个好朋友，她叫小草（不是真名），她爸爸妈妈都在很远的地方打工，好几年没回来了。她和奶奶住，奶奶年纪大，腿脚不好，眼睛也看不太清。小草经常吃不饱饭，衣服也很旧很破。她让我不要告诉别人，说这是‘秘密’。可是上次体育课跑步，她差点晕倒。我很担心她。你们能帮帮她吗？一个不想留名字的同学。”
信的末尾，画了一个小小的、带着泪滴的笑脸图案。
小张的心骤然收紧，她立刻将信交给了信访办主任胡彦群。胡彦群经验丰富，眉头深锁：“山脚小学……又是留守儿童的问题。但这种‘隐性’困境最棘手，孩子懂事，家庭可能碍于面子，不愿主动求助，容易被忽略。”他不敢耽搁，马上向副局长秦月华汇报。
秦月华读完这封匿名的求助信，沉默良久。窗外雨声淅沥，她的内心却波澜起伏。这封信揭示的，并非孤例，而是一个可能广泛存在于乡村角落、被沉默所掩盖的隐秘世界——那些因父母长期缺席、隔代监护人年迈体弱或能力不足，虽未达到极端贫困线，却在成长的关键期面临照料缺失、营养不足、情感荒漠等严峻挑战的“非典型”困境儿童。
“必须立即核实！”秦月华语气坚决，“但方式要极其讲究，绝对保护孩子的隐私和自尊！不能大张旗鼓，避免给小草和她的朋友带来任何压力或标签。”
调查任务落在了心思缜密、且常年与基层困难群众打交道的社会救助股股长蒋新生身上。他带着青山镇的民政助理员王海涛，没有直接去学校，而是以“例行走访困难边缘户”的名义，先到了山脚村村委会，找到对村里情况了如指掌的妇女主任舜华。
舜华一听“小草”和其奶奶的情况，立刻回想起来：“是有这户人家！奶奶姓王，叫王阿婆，快八十了，风湿病严重，走路靠拐杖，眼神也不好。儿子儿媳常年在沿海打工，据说效益不好，一年到头寄不回几个钱。孙女叫小雨，不叫小草，挺文静内向的一个小姑娘。”
舜华给蒋新生详细介绍了小雨和她奶奶的情况，脸上立刻浮现出既了然又带着几分心疼的神情。语气肯定地说：“蒋股长，这个小雨家啊，我太清楚了！这孩子的情况，我一直挂在心上。”
她示意蒋新生和王海涛坐下，像是要细细道来一门让她牵挂已久的亲戚：“奶奶姓王，叫王菊英，我们都叫她王阿婆，今年虚岁七十九了。老伴走得早，她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不容易。现在年纪大了，一身都是病。最厉害的是风湿性关节炎，几十年了，年轻时候下水田落下的病根。现在两条腿的关节都变形了，走路离不开拐杖，碰上阴雨天，疼得下不了床，只能靠吃些便宜的止痛药硬扛。眼睛也不好，严重的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就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毛玻璃，穿针引线、认个针脚根本不行，连走路都深一脚浅一脚的，好几次差点在门槛上绊倒。”
舜华叹了口气，继续说：“她儿子叫李健，儿媳叫张桂芬，两口子都是老实人。大概六七年了吧，因为家里地少，光靠种地实在供不起孩子上学、也治不了老人的病，就跟着同村人去深圳的建筑工地打工了。一开始还好，每月能寄回千把块钱。可这几年，听说工地活儿不好找，工钱也时有时无，还经常被拖欠。寄回来的钱越来越少，也越来越不固定。去年过年都没舍得路费回来，就打了个电话。”
“小雨这孩子，大名叫李雨欣，今年该上五年级了。从小就懂事得让人心疼。”舜华的声音低沉下来，“她爸妈刚出去那会儿，她才五六岁，就知道帮奶奶扫地、喂鸡。现在更是什么活儿都抢着干。王阿婆眼神不好，小雨就学着做饭，灶台高，她就垫个小板凳；奶奶腿脚不便，她就负责跑腿买点油盐酱醋。可孩子毕竟还小，你看她瘦得那个样儿，肯定是营养跟不上。王阿婆自己行动不便，做饭也就是凑合，能煮熟就不错了，哪谈得上什么营养搭配。”
“我每次去家访，看到小雨那孩子，心里都酸溜溜的。”舜华回忆着，“她那几件衣服，袖子短了接一截，裤腿破了打个补丁，洗得颜色都褪了。作业本总是用到最后一页，铅笔头短得都快握不住了也舍不得扔。学校老师也跟我反映过，说小雨学习成绩中上，但性格太内向，很少跟同学一起玩，下课也总是独自坐在座位上。有次学校组织郊游，要交十几块钱活动费，她愣是没跟奶奶开口，自己偷偷放弃了。后来我知道了，心里特别不是滋味，赶紧从村办公经费里挤了点钱给她补上了。”
“我也不是没帮过她们家，”舜华语气带着些许无奈和努力过的痕迹，“前年就给她们家申请了低保边缘户，能享受点医疗救助，但补贴不高。也想过给王阿婆申请进镇上的敬老院，可老太太死活不同意，说不能丢下孙女一个人。我也常过去搭把手，帮她们买点米面，打扫下卫生。可村里像我这样的干部就几个，要操心的事太多，不可能天天盯着。这种‘有吃但吃不好，有穿但穿不好’的家庭，最是难办。说她们特别穷吧，账面上可能又刚过低保线；但实际的难处，特别是孩子受的委屈，外人看不见啊！”
舜华看着蒋新生，眼神里充满了期盼：“蒋股长，你们县里来的领导，政策懂得多，门路也广。要是能有个什么专门的帮扶政策，能真正帮到小雨这样的孩子，那就真是积大德了！这孩子，太需要有人拉一把了。”
舜华的这番介绍，不再是冰冷的档案摘要，而是一个基层干部带着温度、充满细心的鲜活叙述。她不仅清楚王阿婆的病史、小雨父母的务工详情，更了解小雨的性格、在学校的具体表现乃至内心细微的波动。这充分体现了她作为村妇女主任，真正将村民的冷暖放在了心上，也为后续“树洞行动”的精准介入提供了最坚实的一手信息。
在舜华的引领下，蒋新生和王海涛来到了村西头一处略显破败的老屋。敲门后，是小雨开的门。女孩身形瘦小，穿着洗得发白、明显不合身的旧衣服，袖口已经磨损起毛。看到陌生人，她眼神怯生生地，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
舜华柔声说：“小雨，别怕，这是县里和镇上的叔叔，来看看你和你奶奶。今天怎么没去上学？”“奶奶今天不舒服，我请了假。”
屋内光线昏暗，有淡淡的潮湿和草药味。王阿婆拄着拐杖，摸索着从里屋出来，眼睛浑浊，行动迟缓。通过交谈，蒋新生了解到：小雨的父母汇款极不稳定，时有时无。王阿婆年老多病，自理尚显吃力，只能勉强做些简单的饭菜，对于小雨的学业辅导、心理关怀更是无能为力。小雨非常懂事，放学后就帮忙做家务，照顾奶奶。但孩子的营养状况令人担忧，胳膊纤细，脸色缺乏红润。问起吃饭，小雨低着头，声音细若蚊蚋：“吃……吃饱了。”眼神却闪烁着不安。
蒋新生没有追问，他细致地查看了米缸、厨房、小雨的作业本。一股酸楚涌上心头。这户人家，经济上或许刚过低保线，但真正的困境在于“监护功能严重弱化”带来的成长风险。孩子正处在身心发展的关键期，却承受着难以言说的压力。
离开时，蒋新生悄悄将一盒新铅笔和几个苹果塞到小雨手里，温和地拍了拍她的肩膀：“小雨很能干，照顾奶奶辛苦了。以后有什么难处，就跟舜华阿姨说，或者打这个电话找蒋叔叔。”他留下了一张写有自己工作手机号码的纸条。
返回局里，蒋新生将详细调查情况向秦月华和顾承坤做了汇报。秦月华深刻意识到，小雨的情况绝非个案。在广大农村，类似“老弱幼”相依为命的家庭结构背后，潜藏着许多未被传统救助政策有效覆盖的“隐秘角落”。这些孩子可能因家庭尚有微薄收入（不符合硬性低保标准），或因监护人观念、孩子自身沉默等原因，成为救助阳光下的“阴影地带”。
“我们不能等到孩子出现严重健康或心理问题再干预！”秦月华在局务会上强调，“常规的、被动等待申请的模式对此类情况是失效的！必须转向主动发现、精准识别！为了保守孩子们的秘密，建议启动‘树洞计划’，这是我最近设计的一套旨在帮助困境儿童的帮扶方案。下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秦月华拿出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一边演示一边讲解：
该行动，其全称为“星光计划——隐性困境儿童主动发现与精准帮扶行动”。“树洞”源于一个广为人知的童话——人们将秘密倾诉给树洞，树洞会为之保守秘密。行动以此命名，首要原则就是绝对保护儿童的隐私和尊严。它旨在为那些因害羞、害怕、懂事或家庭顾虑而不敢、不愿主动求助的困境儿童，提供一个绝对安全、可靠、不会带来二次伤害的求助渠道。 树洞无言，却包容一切。这意味着行动的核心姿态是主动倾听和接纳，而非被动等待。它要求民政干部和社会力量像树洞一样，主动去发现那些无声的求助信号。
行动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发现“隐性困境”。传统的社会救助模式往往是“申请-审批”制，即家庭主动提出申请，民政部门进行审核救助。但“树洞行动”针对的是无法被这种传统模式有效覆盖的群体，即“隐性困境”儿童，他们的特点是：
困境真实存在： 在生活、健康、教育、心理等方面面临严重困难。
无法或不愿主动求助： 可能是因为年龄小不懂求助、害怕被贴上标签、监护人碍于面子或无力申请、家庭处于政策边缘（如收入刚过低保线但实际支出巨大）等。
容易被系统忽略： 如果不主动发现，他们就会成为社会保障网络中的“盲点”。
“树洞行动”的成功运作依赖于一套精密的机制，其核心原则包括：
主动性： 从“等人上门”变为 “主动下沉” 。通过培训学校老师、村（社区）儿童主任、妇联干部、社工等成为“信息观察员”，敏锐察觉孩子的异常表现（如长期营养不良、情绪低落、学业突然下滑、衣着破旧等）。
精准性： 从“大水漫灌”变为 “精准滴灌” 。发现线索后，由专业人员进行入户评估（如社会救助股股长蒋新生所做），不仅评估经济状况，更全面评估孩子的健康、营养、学业、心理和监护质量，从而制定 “个性化帮扶包” （如链接“爱心妈妈”解决照料问题、提供营养午餐、进行学业辅导、给予心理支持等）。
保护性： 全程贯穿 “去标签化” 理念。通过匿名信箱、不记名问卷、隐秘热线等方式接受线索；帮扶过程尽可能自然融入日常生活（如以邻里互助、学校常规关怀等形式出现），最大限度减少对儿童及其家庭的心理压力。
协同性： 打破部门壁垒，形成 “联动网络” 。民政部门牵头，整合教育、卫健、妇联、团县委、关工委等部门资源，实现信息共享和措施联动，为儿童提供全方位、无缝隙的支持。
长效性： 建立 “长期跟踪机制” 。对纳入行动的孩子建立档案，定期回访，动态调整帮扶方案，确保支持不是一阵风，而是持续性的关注。
“树洞行动”不仅是解决具体儿童困难的方法，更代表着一种民政工作理念的升华：
工作模式的转变： 标志着社会救助从被动、普适性向主动、个性化、发展型转变。
政策温度的体现： 体现了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人文关怀，努力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到每一个角落，特别是那些最沉默、最弱小的群体。
治理能力的精细化： 反映了基层治理体系正朝着更精细、更智能、更富有人情味的方向发展。
总结来说，“树洞行动”是一个虚构的、但极具现实意义的理想模型。它象征着一种理想的民政工作状态：不仅要有兜住底线的制度，更要有一双能发现“隐秘角落”的眼睛、一颗能倾听“无声求助”的爱心，以及一套能实现“精准温暖”的智慧工作方法。 它确保社会的温暖，能够抵达每一个需要它的孩子身边，而无论他们是否大声呼喊。
在顾承坤的支持下， “星光计划——隐性困境儿童主动发现与精准帮扶行动”的专项工作迅速启动。为最大限度保护儿童隐私，避免标签化，行动代号定就定为“树洞行动”，寓意成为孩子们可以安全倾诉困境、获得帮助的“秘密树洞”。
行动方案周密而人性化：
1. 构建联动网络： 由民政局牵头，联合教育局、团县委、妇联、关工委，建立联席会议机制。核心信息源是学校班主任、村（社区）组干部（青少专干、志愿者）、驻村干部等最贴近儿童的一线人员，赋予其“信息观察员”职责，通过日常接触，敏锐察觉那些“异常安静、衣着陈旧、经常迟到、身体状况不佳、情绪持续低落”的可能存在隐性困境的孩子。
2. 开辟安全渠道： 在学校设立“心灵信箱”、在村居设置不记名需求征集箱、开通隐秘的儿童关爱热线，并培训观察员如何以自然、不伤害自尊的方式与孩子沟通，鼓励其表达困难。
3. 精准评估分类： 对发现的线索，由民政干部（如蒋新生）联合专业社工进行入户走访评估（如之前所做），重点评估孩子的健康状况、营养水平、学业情况、情绪状态及家庭监护质量。根据评估结果，将困境细分为“监护缺失型”、“营养健康型”、“心理关爱型”、“学业支持型”等不同类别和等级。
4. 实施个性化帮扶包： 针对不同类型和等级，提供“个性化帮扶包”，避免一刀切。
针对小雨这类“监护缺失+营养健康风险”型： 重点解决实际照料问题。链接资源，如通过妇联组织“爱心妈妈”或邻里志愿者，定期上门协助家务、采购物资，确保基本生活保障；协调卫生部门，为王阿婆提供必要的医疗支持（如申请慢性病用药补贴）；联系学校，为小雨提供免费营养午餐和课后学业辅导。
针对其他类型： 如纯经济困难则启动快速救助程序；心理关爱需求则引入专业心理咨询；学业困难则链接大学生志愿者资源。
5. 建立长效跟踪机制： 为每位纳入计划的孩子建立保密档案，由指定社工或儿童主任进行长期跟踪回访，动态调整帮扶措施，确保干预的持续性和有效性。
“树洞行动”在山脚村及周边区域悄然展开。经过培训的老师们更加关注学生的细微变化，舜华这样的基层干部也加强了对类似家庭的走访。
针对小雨的帮扶措施迅速落地： 舜华协调了村里一位热心肠的妇女春婶，每天固定时间上门帮助王阿婆和小雨做一顿营养晚餐，并协助打扫卫生，费用从“特殊困难儿童救助基金”中列支补贴； 镇卫生院将王阿婆纳入慢性病管理重点对象，定期随访。村委会也帮助申请了适量的临时生活补助； 学校为小雨提供了免费的“营养午餐”，班主任老师给予更多关注和学业辅导； 蒋新生成了小雨的“结对叔叔”，定期电话关心，偶尔利用下乡机会看望，带去学习用品和衣物，给予父辈般的关怀。
变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春婶日复一日的敲门声中，在蒋新生一次次的电话关怀里，在老师们默默的关注下，如春雨润物般，悄然发生在小雨和王阿婆生活的细微之处。
春婶接手帮忙后，最先改变的就是这张餐桌。一个月后的一个傍晚，蒋新生再次来回访时，正碰上祖孙俩准备吃晚饭。桌上的景象与之前截然不同：一小盆西红柿鸡蛋汤冒着热气，色泽鲜亮；一盘清炒的油菜芯碧绿爽脆；还有一小碗蒸得恰到好处的肉饼蒸蛋，香气扑鼻。米饭也换成了更易消化的软米饭。
“春婶调的馅，我照着学的，火候还是没她掌握得好。”王阿婆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语气里却带着一丝久违的、属于“家”的烟火气。她现在已经能比较稳当地坐在桌边，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因为关节剧痛而吃得龇牙咧嘴。春婶不仅帮忙做饭，还从家里带来了一个旧式的、带放大镜的阅读灯，让王阿婆吃饭时能勉强看清碗里的菜。
小雨安静地吃着饭，脸颊不像以前那样凹陷，有了一点孩童应有的圆润轮廓。她小声对蒋新生说：“蒋叔叔，春婶做的鸡蛋羹好吃。”这是她第一次主动和蒋新生分享关于“吃”的正面感受。
王阿婆的身体状况也有了实实在在的改善。镇卫生院的医生定期上门随访，带来了针对她风湿病的、价格可以承受的常用药，并指导她进行简单的关节热敷和活动。虽然病根难除，但持续的疼痛得到了缓解，发作时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难以忍受。她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慢慢走动的时间变长了，甚至能摸索着喂喂鸡。
最大的变化来自生活细节。春婶每天来帮忙打扫、清洗，家里变得干净整洁，不再有潮湿的霉味。王阿婆那件袖口磨破、穿了多年的棉袄，被春婶用颜色相近的布仔细地缝补好，针脚细密结实。“眼睛是看不清了，但这手摸得出来，春丫头手艺好，补得比买的还牢靠。” 王阿婆摩挲着补丁，感慨地说。这种生活上的便利和尊严的维护，带给她的慰藉，有时甚至超过了药物。
变化在小雨身上更为明显。持续的免费营养午餐和春婶准备的晚餐，让她不再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边缘。体育课上，她跑步不再落在最后，脸色也红润了些。最显著的变化在精神层面。
班主任老师向蒋新生反馈：小雨现在下课后，会主动向同桌请教上午没太听懂的数学题了。 上周的语文课上，老师让大家分享“我家的味道”，一向沉默的小雨，竟然破天荒地举了手，虽然声音很小，但她描述了一句 “奶奶做的稀饭，有柴火的味道，暖暖的” ，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她开始和前后桌的同学有简单的交流，课间也会站在一旁看女生们跳皮筋，脸上带着腼腆却真实的微笑。
蒋新生上次来看她时，带来了一盒新的水彩笔。这次他发现，小雨的作业本空白处，多了一些用彩色笔画的小花和小草，笔触稚嫩，却充满了生机。她甚至主动把画拿给蒋新生看。当蒋新生问她还有什么需要时，她犹豫了一下，小声说：“蒋叔叔，我们美术课要画春天，我……我想去看看村口那棵开花的树。” 这个小小的愿望，表明她开始敢于向外面的世界表达自己的好奇和需求了。
王阿婆的心境也开阔了许多。生活的重担被分担后，她脸上的愁容淡了，话也多了起来。她有时会拉着春婶聊天，说说儿子小时候的趣事，念叨着希望儿子儿媳在那边平安。她对小雨的未来，也不再是以前那种无能为力的焦虑，而是有了一丝盼头：“等小雨她爸今年活儿顺点，多寄点钱回来，说给她买辆自行车，上学方便……”
这些具体而微小的变化，汇聚起来，便是这个家庭重新燃起的生机。生活依然清贫，前路依然漫长，但那种令人窒息的绝望感已经消散。基本的生活有了保障，孩子的成长得到了看顾，老人的病痛得到了缓解。这一切，并非源于多么宏大的叙事，而是源于一顿热乎的饭菜、一次及时的诊疗、一份课业的辅导、一句温暖的问候。正是这些民政工作落实到极致的细微之处，如同点点星光，驱散了角落里的阴霾，照亮了小雨和王阿婆通往未来的，那条虽然坎坷却已然可见的小路。
更重要的是，通过“树洞行动”，在越城岭多个村庄，陆续发现了十余名类似小雨这样处于“隐性困境”的儿童，都得到了及时、精准、有尊严的帮扶。一颗颗微弱的“星光”被点亮，汇聚成温暖的星海。
“树洞行动”的成功，给东麓县的民政工作带来了深刻启示。顾承坤在全县民政工作会议上总结：“‘星光计划’告诉我们，真正的‘兜底’，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等群众上门。尤其是对于这些沉默的、弱势中的弱势群体，我们必须主动走下去，沉下去，用眼睛去发现，用心去感受，主动照亮那些阳光暂时照不到的角落。这要求我们的工作模式，必须从‘被动受理’向‘主动发现’转变，从‘普适性救助’向‘个性化帮扶’深化！”
秦月华则着力于机制固化，推动建立“困境儿童主动发现、评估认定、分类帮扶、动态监测”的长效机制，并考虑将这一模式拓展到其他易被忽视的特殊困难群体（如独居失能老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的关爱服务中。
一天傍晚，蒋新生再次到山脚村回访。他看见小雨正坐在家门口的小凳子上认真写作业，夕阳的余晖勾勒出她专注的侧影。王阿婆坐在一旁，神态安详。春婶在厨房忙碌，炊烟袅袅升起。
蒋新生没有上前打扰，只是远远驻足。此刻，他深切体会到民政工作的价值所在：让每一个隐秘的困境都被看见，让每一个无声的求助都有回响，让那些在命运角落中默默生长的幼苗，也能沐浴阳光雨露，健康、有尊严地成长。这秘密“树洞”里透进的，正是民政人为民爱民的初心所发出的、最温暖的星光。
“树洞行动”在山脚村的成功试点，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石子，涟漪迅速扩散至整个东麓县。在顾承坤局长的强力推动和秦月华副局长的精细部署下，县民政局迅速将这一工作模式系统化、制度化，并在全县范围内推广。
（一） 系统性部署与全面铺开
1. 成立专项工作组： 县民政局牵头，县教育、卫健、妇联、团县委、关工委参与，成立了由顾承坤任组长，秦月华及各成员单位负责人为任副组长，各相关股室负责人、各乡镇（街道）分管民政领导为成员的“星光计划-树洞行动”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详细的《东麓县隐性困境儿童主动发现与精准帮扶实施方案》。
2. 全域培训动员： 召开了全县范围的动员暨培训大会。蒋新生作为核心骨干，向全县的民政助理员、重点学校的德育主任、乡镇妇联主席、村（社区）妇女主任等一线“哨兵”详细讲解了行动的理念、识别方法、沟通技巧和帮扶流程。重点强调“主动发现”、“隐私保护”和“精准滴灌”。
3. 建立网格化信息网络： 以村（社区）为基本单元，确立了以青少专干为第一责任人，学校班主任、妇联主任、驻村社工（或干部） 为核心信息员的网格化监测网络。确保信息渠道畅通，责任落实到人。
4. 设立统一信息平台： 县民政局开通了“星光计划”专项热线和加密电子邮箱，并建立了一个内部信息共享平台，用于汇总、甄别、分派各乡镇上报的线索，避免重复救助和遗漏。
经过近半年的扎实推动，“树洞行动”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效。 全县17个乡镇（场） 全面启动行动，共主动发现并核实像小雨这样的“隐性困境”儿童（大多为留守儿童） 213名。这个数字远超以往通过被动申请发现的同类案例数量，证明大量需要帮助的孩子此前确实处于“阳光照不到的角落”。
困境类型细分为： 监护缺失或弱化型（如小雨）： 98例，主要帮扶措施为链接生活照料资源、提供课后托管、心理支持； 营养健康风险型： 67例，主要措施为协调学校提供营养餐、联系卫健部门进行健康干预； 学业困难与失学辍学风险型： 38例，主要措施为学业辅导、链接助学资源； 心理行为问题需干预型： 10例，引入专业心理咨询或社工服务。
“树洞行动”实施的 精准帮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
生活保障提升： 为185户家庭链接了“爱心妈妈”、邻里互助等常态化生活帮扶服务，基本解决了孩子的日常用餐和基本照料问题。
健康与学业支持： 100% 的纳入计划儿童享受到了学校营养改善计划的加持；为102名儿童提供了固定的学业辅导志愿者结对帮扶。
心理关怀介入： 对全部213名儿童建立了心理健康档案，对其中45名有明显情绪行为问题的儿童开展了专业心理疏导。
政策资源衔接： 通过评估，成功为31户原本不符合条件或不知如何申请的家庭，办理了低保或临时救助，实现了政策兜底。
东麓县“树洞行动”的创新实践和显著成效，很快通过工作简报、专题汇报等渠道，引起了省民政厅的高度关注。
省民政厅分管社会事务的副厅长亲自带队，赴东麓县进行专题调研。调研组深入山脚村等地，实地走访了像小雨这样的多个家庭，与基层干部、志愿者、受助儿童及家庭进行了深入交流。
调研结束后，省厅形成了专题报告，报告中高度评价了东麓县的探索，认为“树洞行动”： 理念先进（ 实现了社会救助工作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深刻转变，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机制创新（构建了“主动发现、精准识别、分类施救、持续跟踪”的全链条工作机制，有效破解了隐性困境儿童“发现难”的问题）， 成效显著（ 实实在在为最需要帮助的群体解决了急难愁盼问题，提升了儿童福利服务的精准度和温度）， 可复制性强（ 其工作模式、操作流程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和推广价值）。
省民政厅决定，将东麓县“树洞行动”的经验进行系统提炼，形成了一套可操作的工作指南。并在全省儿童福利工作会议上，将“树洞行动”作为先进典型经验向全省推广。会议要求各地学习借鉴东麓模式，结合本地实际，探索建立类似的主动发现机制。省厅还决定，在省级层面优化相关政策，为“主动发现”的困境儿童提供更有力的资金和项目支持。
东麓县民政局因此项工作创新，荣获当年度“全省民政工作创新实践奖”。社会救助股股长蒋新生，也因在行动中的突出表现，被记“个人三等功”。这不仅是对他们工作的肯定，更是对“主动作为、精准施救”这种民政工作新导向的倡导。
“树洞行动”的成功，让顾承坤、秦月华、蒋新生等民政干部倍感欣慰。他们深知，这项工作的意义，远不止于帮助了二百多个孩子。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探索出了一条如何在社会治理的“末梢神经”实现精准感知和有效响应的路径。
那些曾经隐藏在角落里的困境，因为“树洞”的存在而被看见；那些曾经微弱无助的星光，因为精准的帮扶而汇聚成照亮前路的光芒。东麓县的民政工作，也因此从传统的“被动兜底”，向更主动、更精细、更温暖的“积极保障”迈出了关键一步。这条从“秘密树洞”里开辟出的道路，正逐渐成为通往更大范围公平与希望的“星光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