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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的夏天。
刚进六月，呼兰河两岸的黑土就被太阳晒得裂了缝，像一张张干渴的嘴，张着，合不上。高粱才齐腰高，叶子打了卷，边缘泛着焦黄。地里的庄稼人说，这是“掐脖旱”，再不下雨，今年怕是要绝收。
可刘长河不担心。
他家的地在松江屯最东边，靠着江沿，地势低，地下水旺。别人家的地干得冒烟，他家的高粱还绿油油的，秆子粗得像小孩儿胳膊。原因倒不在地，在地头那棵老榆树。
那棵树真叫一个老。
刘长河说不清它到底长了多少年。他小时候，这棵树就这么粗，两个人合抱不住。树皮黑黢黢的，裂得像乌龟壳，一道一道的，用手一抠，能抠下大片的死皮。树冠大得吓人，铺开去能遮住半亩地。夏天的时候，树荫底下凉快得像地窖，连风到了这儿都变黏了，湿漉漉的，带着一股子树皮和青苔的味道。
树根拱出地面，像一条条蟒蛇，盘根错节，伸到刘家的地里去。有的根比小孩儿腰还粗，横在地上，走路不小心能绊个跟头。刘长河小时候没少在这树根上磕破膝盖，疼得龇牙咧嘴，母亲一边给他涂草药一边骂：“这死树根，早晚把它刨了！”可从来没刨过。
有一年刘老根——刘长河的父亲——找了四五个壮劳力，拿锯子锯、拿斧子砍、拿镐头刨，折腾了三天，只弄下来几根细枝。那主根扎进土里，你看不见它有多深，反正是越挖越宽，越挖越找不到头。老根最后把斧子一扔，说：“算了，它愿意长就长着吧，反正也不耽误种地。”
这话倒是真的。
这棵老榆树的位置正好在地界上，树东边是刘家的地，树西边是一条土沟，沟那边是韩老六家的地。说起来这棵树到底归谁，谁也说不清楚。按地界，树根多半扎在刘家这边，树冠却偏到韩家那边去了。一到秋天，榆钱落了，一半落在刘家的地里，一半落在韩家的地里。韩老六家的长工来扫榆钱喂猪，刘长河的母亲也扫，两家为这事儿没少拌嘴。
但从来没有为树本身吵过。因为在那一带，地头的树是“风水”。老人们说，地头有树，庄稼才站得稳。树根扎得深，地气就通；树冠挡风，庄稼就不倒。没有树的田地，就像没有男人的家，空落落的，不踏实。
刘老根信这个。
这天天刚亮，刘长河就被父亲喊起来去耪地。
“快起，趁凉快。”刘老根站在院子里喊，声音不大，但掷地有声。
刘长河从炕上爬起来，摸过搭在窗台上的褂子套上。王桂兰已经起来了，正在灶台前烧火，铁柱坐在门槛上揉眼睛，才四岁的孩子，头发翘着，像一窝草。
“爹，我不想去。”刘长河嘟囔了一句。
“不想去？地不耪，草就吃了苗。苗没了，你吃啥？”刘老根已经把锄头扛在肩上了。
刘长河没再说什么。他知道跟父亲犟没有用。老根这个人，一辈子说的话加起来不多，但每一句丁是丁卯是卯，改不了。
父子俩一前一后出了院子。太阳还没出来，东边的天泛着鱼肚白，空气里有一股子潮乎乎的土腥味儿。村子里的狗叫了几声，就不叫了。公鸡倒是精神得很，一声接一声地打鸣。
刘家的地在村子最东边，走过去要小半个钟头。一路上要穿过一片柳条通，再翻过一道土岗，下了岗就是江沿。江沿那片地，土是黑的，是全村最好的地。
刘长河家的三十亩地就在那儿。
刘长河的爷爷在世的时候，只有十几亩。爷爷死的时候，把地分给了两个儿子，刘老根分到了八亩。后来老根一点一点地攒，从韩老六家手里买了几次地，又从别家手里换了几次，才有了这三十亩。那些年，老根一年到头不歇气，冬天刨粪，春天送粪，夏天耪地，秋天割地，连腊月都要上山砍柴卖。就是这么一分一厘攒出来的。
三十亩地，放在松江屯，不算大户，但也够活了。
刘长河跟在父亲身后，看着他微微驼着的背。老根今年五十六了，头发白了一多半，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深一道浅一道。他走路不快，但稳当，脚踩在地上，一步一步的，像牛一样，不慌不忙。刘长河总觉得父亲的身体是跟土地长在一起的，他踩在地上的时候，比坐在炕上还踏实。
到了地头，那棵老榆树先入了眼。
晨光从东边照过来，穿过树冠，在地面上投下一大片斑驳的影子。树上的鸟已经叫开了，叽叽喳喳的，吵得人心烦。一只松鼠从树洞里探出头来，看了看，又缩回去了。
刘老根把锄头往地上一放，走到树跟前，用手摸了摸树干。
这是他多年的习惯了。每天到了地头，第一件事不是下地，而是摸树。摸树的姿势也差不多，右手搭在树干上，微微仰头，看一会儿树冠，像是在跟树说话。
刘长河以前没在意过这个习惯。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开始注意到了。也许是母亲去世之后？也许是三弟刘长山离家出走那年？他记不清了。他只记得有一回，他看见父亲摸着树干，嘴唇微微动着，不知道在念叨什么。他走近了，老根就不念了。
“爹，你跟树说啥呢？”他问过一回。
刘老根没理他。
再问，老根说：“没啥。”
后来刘长河就不问了。但他在心里记着这件事。他觉得那棵树不只是一棵树，它像是父亲的什么东西，说不清楚。
“下地吧。”刘老根松开树，拿起锄头。
父子俩一前一后走进高粱地。高粱齐腰深，绿油油的，叶子又宽又长，划过胳膊有点儿疼。刘长河跟在父亲身后，学着父亲的样儿，一锄一锄地耪。锄头翻开黑土，土里的蚯蚓扭着身子往深处钻，被切断的草根散发出青涩的气味。
太阳慢慢升起来了，热得人头皮发麻。
刘长河出了一身汗，褂子贴在背上。他把褂子脱了，搭在肩上，光着膀子接着耪。刘老根不脱，他永远把褂子穿得严严实实的，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说是怕风吹着腰。
耪到半晌午的时候，远处传来马蹄声。
刘长河直起腰，用手遮住太阳往西边看。土岗上下来两个人，骑着马，后面跟着一个步行的。骑马的一个穿着绸褂子，一个穿着灰布衫。步行的扛着一杆秤，低着头，走得气喘吁吁的。
“是韩家的人。”刘长河说。
刘老根没抬头，继续耪地。但他锄头的节奏慢了一些。
那三个人到了地头，在树荫下停了。骑马的穿绸褂子的那个翻身下马，正是韩老六。韩老六本名韩世文，排行老六，村里人都叫他韩老六。他家是松江屯最大的地主，光是地就有上千亩，还在呼兰县城开了杂货铺、粮栈，是这一带最有钱的人家。
韩老六四十几岁，白白胖胖的，留着一撮小胡子，手里拿着一把折扇，扇面上画着山水。他站在树荫下，拿扇子扇着风，四下里看了看，目光落在刘家的高粱地上。
“老根叔！”韩老六喊了一声，声音不大，但透着一股子招呼下人的味儿。
刘老根这才直起腰，把锄头立在身边，慢吞吞地走过去。刘长河也跟了过去。
“老根叔，忙着呢？”韩老六笑着说，露出一口黄牙。
“嗯。”刘老根应了一个字。
“今年的庄稼不赖啊，”韩老六指着高粱地说，“这高粱长得，比我家的强。”
刘老根没接话，只是看着韩老六，等着他说正事。
韩老六也不急，转身拍了拍那棵老榆树，说：“这棵树是真好啊。去年我在哈尔滨看过一棵比这还大的，人家说那树活了三百多年。你们这棵怕是也有两百年了吧？”
“不知道。”刘老根说。
“两百年，少说两百年。”韩老六自顾自地说，“这树根都长到我那边去了。老根叔，我今天来，是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
刘老根还是不说话。
韩老六从袖子里掏出一张纸，展开来，说：“我家老太太，今年八十多了，身子骨一年不如一年。我寻思着给她预备个地方。我看来看去，就你们这块地好，靠着江，地势高，还有这棵大树，风水好得没话说。我想买你们这块地，给我娘做坟地。”
刘长河心里一沉，看了一眼父亲。
刘老根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他看了韩老六一眼，又看了看那棵老榆树，最后把目光落在地上。
“不卖。”他说。
韩老六脸上的笑僵了一下，旋即又笑开了：“老根叔，你先别急着说不卖。价钱好商量。你家这三十亩地，外加这棵树，我给你这个数。”他伸出三根手指头。
“三百块大洋？”刘长河脱口而出。
“三千块。”韩老六说。
三千块大洋。
刘长河倒吸了一口凉气。三千块大洋，这可不是小数目。他在韩老六家扛活的时候，一年到头也就挣几十块。三千块，够买一百亩地了。
他看向父亲。
刘老根还是那副表情，不动声色。他说：“不卖。”
韩老六的笑容终于挂不住了。他把扇子一合，说：“老根叔，我是诚心诚意来跟你商量的。你想想，你儿子多，三个儿子，三十亩地将来怎么分？一个人十亩，够干啥的？你卖了地，拿了三千块，到哪里不能买一百亩？你划算划算。”
刘老根说：“没算过。”
韩老六又笑了：“那你现在算算。”
“不卖。”刘老根说，声音不大，但很刚硬。
韩老六脸上的笑彻底没了。他把那张纸塞回袖子里，看着刘老根，看了一会儿，忽然哼了一声。
“老根叔，你一辈子窝在这地里，有啥意思？地能当饭吃？你死了还能把地带走？”韩老六的语气变了，不像商量，倒像是教训。
刘老根抬起头，看着韩老六，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说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石头缝里挤出来的。
“树在，地就在。”
韩老六愣了一下，随即摆了摆手，像是懒得再说什么。他翻身上马，临走前又回过头来，看了那棵老榆树一眼，似笑非笑地说：“一棵破树，值几个钱？你好好想想，过几天我再派人来。”
说完，他一夹马肚子，带着人走了。
马蹄声渐行渐远，消失在土岗那边。
刘长河站在原地，看着父亲的背影。刘老根已经转过身，拿起锄头，又回地里去了。他耪地的样子跟刚才一模一样，不快不慢，一锄一锄的，像是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
晌午回家吃饭，刘长河把韩老六来买地的事跟家里说了。
王桂兰正在灶台边盛饭，手里的勺子顿了一下，看了刘长河一眼，没说话。铁柱趴在炕沿上，玩一个木头做的蚂蚱。
二弟刘长水从韩老六家扛活回来，正好赶上饭点。他放下锄头，洗了手脸，坐到炕桌边。
“六掌柜的今天在柜上还说起这事儿。”刘长水夹了一筷子咸菜，嚼着说，“他说咱家的地是块风水宝地，老太太看上了，非买不可。”
“不卖。”刘老根端着饭碗，声音硬邦邦的。
刘长水看了父亲一眼，想说啥，又咽了回去。
三弟刘长山把碗往桌上一顿，说：“凭啥不卖？三千块大洋，咱们到北边买一百亩地，不比在这儿强？”
刘老根没搭理他。
刘长山转头看刘长河：“大哥，你说呢？”
刘长河看了父亲一眼，又看了看二弟和三弟，说：“听爹的。”
刘长山哼了一声，嘟囔了一句：“一辈子就这点出息。”
刘老根的筷子停了一下。就一下。然后他又夹了一口饭，慢慢嚼着，什么也没说。
王桂兰始终没吭声。等吃完了饭，她收拾碗筷的时候，才悄悄跟刘长河说了一句：“你爹的心思，你是知道的。”
刘长河当然知道。
那块地，是刘老根一辈子的命。
刘老根的父亲当年逃荒从山东来到关东，一路要饭到的呼兰。他爷爷在松江屯落了脚，给韩老六的爹扛活，攒了好几年才买了八亩地。那八亩地，就是现在这三十亩地的根。后来刘老根娶了媳妇，生了大儿子，一点一点地置地。开头是八亩，后来是十二亩，再后来是十八亩，一直到现在的三十亩。三十亩地，加上这棵老榆树，就是刘老根的全部。
刘长河记得，小时候每到过年，父亲都要带着他们三兄弟去地头烧纸。不是烧给祖宗，是烧给土地。父亲跪在地头，把纸钱一张一张地放进火里，嘴里念叨着什么。刘长河听不清，但他能感觉到父亲念得很认真。
有一年他跟父亲去了，父亲念完站起来，忽然问他一句：“你知道这是啥地不？”
“咱们家的地。”刘长河说。
“不对。”父亲摇摇头，又指着那棵老榆树说，“那你知道这棵树是谁种的？”
刘长河想了想，说：“不知道。”
父亲把目光收回去，看着远方，说：“是你爷爷种的。他来关东第一年春天，种下了这棵树。树活了，咱们刘家就扎下根了。”
那是刘长河第一次知道这棵树的来历。从那以后，他再看那棵树，就觉得不一样了。它不再是一棵树，它是一根桩子——刘家的桩子。桩子在，家就在。桩子倒了，家就散了。
这个道理，刘长河懂。
但刘长水不懂，刘长山也不懂。至少他们嘴上不在乎。
下午接着下地。
日头偏西的时候，刘长河停下来喝了口水。水是早上装进瓦罐里的，已经被太阳晒得温热，有一股子土腥味儿。他喝了两口，把剩下的浇在头上，凉丝丝的，舒服了一些。
他直起腰看父亲。
刘老根还在耪，离他已经有半垄地的距离了。老根耪地有个特点，他从来不抬头看前面，他只看着脚下的地。一锄下去，翻起一块黑土，再一锄，再翻一块。就这样一锄一锄地往前挪，不管前面有多远，他只管锄头底下这一块。刘长河觉得这就是父亲的一辈子——不往前看，也不往后看，只盯着脚下这一块地，把它伺候好了，就满足了。
地里干活的时候，时间过得慢。太阳像是钉在天上似的，一动不动。蝉在树上叫，叫得人耳朵里嗡嗡的。刘长河有时候觉得，夏天的蝉声就是时间的脚步声，一声一声的，不走，但一到秋天就没了。
“爹。”刘长河喊了一声。
刘老根回过头来，脸上全是汗。
“歇会儿吧，日头还高呢。”
刘老根没应声，但把锄头放下来，走到老榆树底下坐下来。他从腰间解下烟袋，装上烟叶，划了根洋火点着，吧嗒吧嗒地抽起来。
刘长河也走过去，在父亲身边坐下。树荫底下确实凉快，那股子热劲儿到了这儿就散了。
爷儿俩就这么坐着，谁也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刘长河开口了。
“爹，你说韩老六会不会来硬的？”
刘老根抽烟的动作没停，吐出一口烟，说：“来硬的又咋的？”
“他来硬的，咱们能顶住？”
刘老根把烟灰磕在树根上，说：“他敢来硬的，我就敢跟他拼了一条老命。”
刘长河心里一紧。他知道父亲不是说着玩的。老根这人，平时不声不响的，可一旦拿定了主意，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爹，我不是怕他。”刘长河说，“我是说，咱能不能想个别的法子？比如说，把地卖给他，咱们到北边买地？”
刘老根看了他一眼，看得刘长河浑身不自在。
“你也这么想？”刘老根问。
刘长河不知道该怎么说。他其实不是真的想把地卖了。韩老六来的时候，他心里猛地一沉，那是一种直觉——觉得有东西要被抢走了。可是那三千块大洋也确实诱人。他想了一路，心里翻来覆去的，拿不定主意。
“我没想好。”他老老实实地说。
刘老根把烟袋往鞋底上磕了磕，收起来，站起身来。
“走了，接着干。”
他没有回答刘长河的话。但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过头，看着那棵老榆树，说了一句话。
“长河，你记住，树在，地就在。地在，咱刘家就在。”
说完，他走进地里，拿起锄头，继续耪。
刘长河坐在树荫下，看着父亲的背影。太阳偏西了，斜光照在父亲的背上，把那个微微驼着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金色。锄头起落，黑土翻卷，那个动作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像是一种节奏，一种跟大地对话的节奏。
他忽然想起来，当年爷爷种下这棵树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想的？——树活了，根就扎下了。根扎下了，人就走不了了。走不了了，这就是家了。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王桂兰带着铁柱来送饭了。
铁柱远远地就喊：“爷爷！爷爷！”
四岁的孩子声音又尖又亮，在空旷的田野上回荡。刘老根听见了，直起腰来，那张一直板着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纹。
王桂兰把篮子放在树荫下，从里面端出一大碗小米粥、一碟咸菜，还有几个苞米面饼子。饼子是新贴的，还有锅气，黄澄澄的，看着就香。
铁柱爬到树根上坐着，说：“爷爷，这树好大啊。”
刘老根蹲下来，看着他，说：“你爷爷的爷爷种的。”
铁柱歪着脑袋想了想，说：“那它是老爷爷了。”
刘老根笑了，伸手摸了摸铁柱的头：“对，它是老爷爷。”
铁柱从树根上跳下来，跑去捡地上的榆钱。这个季节榆钱早就落了，但树根缝里还有去年攒下的，干巴巴的，泛着黄。铁柱捡了一把，捧在手里，跑过来给刘老根看。
“爷爷，这个能吃吗？”
“能吃，但不好吃了。春天的时候好吃，甜甜的。”
铁柱把榆钱塞进嘴里嚼了嚼，皱起眉头，呸呸地吐出来：“不好吃！”
刘长河和王桂兰都笑了。
一家四口坐在树荫下吃饭。太阳落到了地平线上，天边的云被烧成了橘红色，一层一层的。江面上起了雾，薄薄的一层，飘飘渺渺的，把对岸的柳条通变得朦朦胧胧。
刘老根吃了两个饼子一碗粥，把碗放下，抹了抹嘴。他看着眼前的庄稼地，看着那刚刚耪过的黑土在夕阳下发着油亮的光，看着铁柱在树下跑来跑去，忽然叹了一口气。
这个人一辈子很少叹气。刘长河听见这声叹气，心里咯噔了一下。
“爹，咋了？”
刘老根摇了摇头，站起来，把锄头扛在肩上，说：“回吧。”
王桂兰收拾碗筷装进篮子，刘长河抱起铁柱放在脖子上。铁柱骑在他爹的肩上，两手揪着他的头发，咯咯地笑。
往回走的路上，刘长河回头看了一眼。
那棵老榆树站在暮色里，像一个沉默的老人。树冠被最后一抹红光照着，墨绿色的叶子变成了深红色，像是着了火。树干是黑的，比夜还黑。它就那么站着，稳稳的，一动不动的，像是一个记号，一个坐标。
刘长河忽然觉得，父亲说的对。
树在，地就在。地在，家就在。
过了两天，韩老六又派人来了。
这回不是韩老六亲自来的，是他手下的大管家，姓赵，人称赵二爷。赵二爷四十来岁，精瘦精瘦的，一双眼珠子滴溜溜地转，看人像在掂量东西。
他来的时候，刘长河和刘长水正在院子里劈柴。刘长河轮着大斧子，一斧下去，碗口粗的松木咔嚓一声裂成两半。刘长水在旁边把劈好的柴码起来，码得整整齐齐的，像个墙。
赵二爷进了院子，不坐，也不寒暄，直接说：“刘老大，你家那块地，东家说了，三千五。行就行，不行拉倒。”
刘长河停下来，把斧子拄在地上，看着赵二爷。
“不卖。”他说。
赵二爷笑了，那笑容像是画上去的，不动。
“三千五，到哪儿买一百亩地去？你爹一年到头累死累活，能挣几个钱？卖了一了百了，拿了钱干点啥不好？”
刘长水在旁边听着，手里的柴停下了。他看了看大哥，又看了看赵二爷，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我爹说了，不卖。”刘长河说。
赵二爷的笑容收了收，说：“那你爹呢？我跟他当面说。”
“下地了。”
“哪块地？”
“东江沿。”
赵二爷转身就要走，刘长河叫住了他。
“你去了也没用。我爹不会卖的。”
赵二爷回过头来，看了刘长河一眼，那眼神变了，不像在掂量东西了，像是在看一个不听话的牲口。
“刘老大，我也是替东家办事。你把话带到就行了。”他一甩袖子，走了。
刘长水看着赵二爷的背影出了院子，低声说：“哥，三千五了。”
刘长河没吭声，拿起斧子，又是一斧。
咔嚓——松木裂了。
赵二爷去了地头。
他骑着马到东江沿的时候，刘老根正在老榆树下歇息。一个人坐在树根上，抽着烟袋，看着高粱地。
赵二爷翻下马，走过去，也不叫声老根叔了，直接说：“老根，东家给了三千五，你卖不卖？”
刘老根抬起头，看着他，慢悠悠地吐出一口烟。
“不卖。”
“老根，你别不识好歹。”赵二爷说，“东家是看你家日子过得紧，抬举你。你想想，你家三儿子，就这点地，将来咋分？老大还凑合，老二老三呢？你是让他们打光棍还是咋的？”
刘老根把烟袋从嘴里拿出来，说：“那是我的事。”
赵二爷哼了一声，说：“老根，你这个人，一辈子就窝在这地里，你知道啥？哈尔滨那边，地价已经跌了，你看看呼兰城里的铺子，关了多少？你还守着这点地当宝贝呢。”
“地不跌。”刘老根说，“地永远在。”
赵二爷愣了一下，被噎住了。他张了张嘴，想说啥，又不知道说啥。最后摇了摇头，翻身上马。
“行，你犟。等秋收的时候，你别来找东家借粮。”
马蹄声远了。
刘老根坐在树根上，看着赵二爷远去的身影，一直看着，直到那个影子消失在土岗后面。然后他把烟袋收起来，站起来，摸了摸树干。
树皮粗糙，硌手。
他的手在上面停了一会儿。
然后他拿起锄头，又下地了。
那之后，韩老六暂时没再来人。
但刘长河知道，这事儿没完。韩老六这个人，想要什么东西，从来不会罢手。他表面上嘻嘻哈哈的，骨子里横着呢。松江屯谁不知道，韩老六的爹当年就是靠占别人地发家的。他家的地，少说有一半是巧取豪夺来的。
刘长河心里装着这件事，干活儿都不踏实。他每天下地，经过那棵老榆树，都要多看两眼。那棵树还是那棵树，黑黢黢的，稳稳的，可是在刘长河眼里，它忽然变得脆弱了，像是一个随时可能被拔起的东西。
七月初的一个傍晚，刘长河一个人坐在老榆树下。
王桂兰带着铁柱来送饭，见他一个人坐着，问：“爹呢？”
“先回去了。”
王桂兰把饭菜摆出来，铁柱已经爬上了树根。这孩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也喜欢爬到树根上坐着，像他爷爷一样。
“你又坐那儿干啥？”刘长河问。
“看地。”铁柱说。
刘长河愣了一下，这个回答让他意外。他看了看铁柱，四岁的孩子，小脸圆圆的，眼睛亮亮的，坐在树根上，两条腿耷拉下来，一晃一晃的。
“你看啥地？”刘长河问。
“咱家的地。”铁柱说，“爷爷说，坐在这儿，能看见咱家所有的地。”
刘长河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想起父亲说过的话 “树在，地就在。”原来父亲早就把这句话教给了铁柱。
王桂兰坐在刘长河身边，递给他一碗小米粥。她看了他一眼，说：“你还在想那件事？”
刘长河当然知道她说的“那件事”是什么。
“想也没用。”他说。
“你爹不会卖的。”王桂兰说。
“我知道。”
“那你担心啥？”
刘长河喝了一口粥，没说话。他担心什么？他担心的不是韩老六，他担心的是另一件事——秋收之后，家里就断粮了。去年收成不好，家里存粮不多，今年的庄稼虽然长得好，但谁知道秋收的时候会不会被日本人盯上？他听说日本人在吉林那边已经开始征粮了。万一秋收的时候，日本人来了，粮食被征走了，那三十亩地又有什么用？
但这些话他说不出口。
他看着眼前的高粱地，那一片绿油油的高粱在晚风里摇晃着，发出沙沙的响声。那声音很轻，像是有人在说悄悄话。刘长河有时候觉得，高粱是会说话的，是一种只有种地的人才能听懂的话。它们说自己渴了，说土太硬了，说风太大了。
铁柱从树根上跳下来，跑来跑去追萤火虫。这孩子不知道忧愁，他的手小，抓不住萤火虫，每次都扑个空，急得直跺脚。
刘长河看着他，忽然心软了一下。
他想起父亲说的——“你三兄弟，将来咋分？”
是啊，将来咋分？
三十亩地，三兄弟。他和长水、长山。他是老大，按理说应该多得一些。可是长水、长山也是爹的儿子，他多得了，他们就少了。每人十亩，一个人十亩地，能干啥？种出来的粮食，刚够一家人糊口，遇到灾年，就得借粮。借粮就得找韩老六，找他借粮，就得三分利。三分利滚上两年，地就不是自己的了。
他见过太多这样的人家了。松江屯有一半的农户，祖上都是有地的，后来一点点地没了，卖给了韩家。卖地的原因各种各样——有病看不起的，有儿子娶媳妇凑不起彩礼的，有还不上借粮的——但结果都一样：地没了，人成了韩家的佃户。
佃户是什么日子，刘长河知道。他在韩家扛过活，一天从早干到晚，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年底一算账，还欠韩家几斗粮。那些扛活的佃农，没有一个不是欠着韩家的。
他不想欠韩家的。
但他也不想让铁柱将来欠别人的。
七月中旬，下了一场透雨。
雨下了三天三夜，松花江涨了水，江面宽了一倍，浑黄的水翻滚着往下游跑。村里的老人说，这场雨下得好，庄稼能吃饱了。
雨一停，刘长河就跟着父亲下地了。
地里的泥土被泡透了，一脚踩下去，陷到脚脖子。高粱喝饱了水，精神得很，叶子绿得发黑，秆子比雨前高了一截。刘长河走进地里，能听见庄稼拔节的声音，咔嚓咔嚓的，像是骨头在长。
刘老根站在地头，看着这片庄稼，脸上有了笑意。
“今年的年景，差不了。”他说。
刘长河很少听父亲说这样的话。老根从来不夸年景好，他觉得天不好说，说不定哪场雹子就把庄稼砸了。所以他一辈子存粮，存了粮还不放心，又存钱，把钱藏在炕洞里、墙缝里、树洞里。刘长河小时候翻过他的藏钱地方，翻出来几块大洋，银光闪闪的，他拿在手里看了半天，又放回去了。
“爹，今年要是收成好，韩老六那边……”刘长河试探着说。
刘老根明白他什么意思。
“收成好不好，地都不卖。”
“我不是说卖。”刘长河说，“我是说，他要是再来呢？”
刘老根蹲下来，抓了一把土，捏了捏，让土从指缝里漏下去。
“他再来，我还是不卖。”老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泥，“地是我的，他不卖买。”
刘长河看着父亲的手。那双手的指头粗得像胡萝卜，指甲盖里嵌着黑泥，手背上青筋暴起。就是这样一双手，一锄一锄地翻出了三十亩地。
“走吧，耪地去。”刘老根拿起锄头。
爷儿俩一前一后走进地里。雨后的泥土松软，锄头下去不费劲，翻开来的黑土泛着油亮的光。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子泥土和青草混合的气味，那气味是生的、腥的，但刘长河觉得好闻。他吸了几口，鼻子里、嗓子里都是这股子味。
他看了一眼地头那棵老榆树。雨后的树干是湿的，颜色更深了，黑得像铁。树冠上挂满了水珠，风一吹，水珠簌簌地落下来，打在下面的草叶上，发出细碎的声响。
那棵树比他高，比他老，比他见过的任何东西都稳当。
他觉得那棵树就是父亲，父亲就是那棵树。
七月底，韩老六又来了。
这回他没骑马，坐了一顶轿子。轿子是两个人抬的，竹竿做的，上面罩着一块蓝布，晃晃悠悠的。村里人没见过这阵仗，都跑出来看。韩老六的轿子停在刘家院门口，他从轿子里出来，穿着一身白绸褂子，头发梳得油光锃亮，像是要出门走亲戚似的。
刘长河在家，王桂兰在家，铁柱也在家。
刘老根不在，去江沿看水去了。
韩老六进了院子，四下里看了看，目光落在墙角那堆劈柴上，又落在鸡窝上，最后落在院子里那棵小枣树上。枣树是王桂兰嫁过来那年种的，现在比人高了，结了一树的青枣。
“长河，你爹呢？”韩老六问。
“去江沿了。”
“啥时候回来？”
“不知道。”
韩老六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忽然笑了笑，从袖子里掏出一个纸包，递给铁柱：“拿去，给你买糖吃。”
铁柱不敢接，躲到王桂兰身后去了。
王桂兰接过纸包，没有打开，放在窗台上。
“六掌柜的，您有啥事，跟我当家的说就行。他不回来，您改天再来。”
韩老六摆了摆手，说：“不急，我等他。”
他说完，就在院子里的石墩上坐下了。那石墩是平时刘老根坐着磨刀用的，上面磨出了几道深深的凹槽。韩老六坐上去，扭了扭身子，觉得硌得慌，又站起来。
“你家这院子太小了，盖个新房吧。”他打量着刘家的房子，三间土坯房，房顶的茅草已经发黑了，东边的山墙裂了一道缝，用泥巴糊着。
刘长河没接话。
韩老六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最后站到枣树下，伸手揪了一颗青枣，咬了一口，呸地吐出来：“涩的。”
他一直等到太阳偏西，刘老根才回来。
老根扛着锄头进了院子，看见韩老六，脚步顿了一下，然后像没看见似的，把锄头立到墙角，去水缸边舀水洗脸。
韩老六看着他的背影，脸上挂着笑，但那笑容已经僵了。
“老根叔，你总算回来了。”他说，语气里有那么一点儿不耐烦。
刘老根洗完了脸，把布巾搭在水缸沿上，然后转过身，看着韩老六。
“有事？”
韩老六吸了一口气，像是下了决心似的，说：“四千。老根叔，四千块大洋。这是我能出的最高价了。你卖，咱们皆大欢喜。你不卖，我也不勉强。但你得想好了，四千块大洋，你一辈子都挣不到这个数。”
刘老根看着他，看了很久。
院子里安静极了，连鸡都不叫了。铁柱躲在门后面，露出半张脸，怯怯地看着。王桂兰站在灶台边，手里攥着锅铲，一动不动。
刘长河站在院子中间，感觉自己的心跳得很响。
终于，刘老根开口了。
“韩老六。”
他没有叫“六掌柜的”，也没有叫“东家”，他直接叫了名字。这在松江屯是很少见的。一般来说，给韩家扛活的人，见面都叫“六掌柜的”，不扛活的，叫“韩先生”或者“韩六爷”。敢直呼“韩老六”的，整个松江屯估计只有刘老根一个人。
“你听好了。”刘老根说，“这块地，我爹传给我的。我爹死了，埋在这块地北边的岗子上。这棵树，是我爹种的。将来我死了，也埋在这块地上。你要给你娘买坟地，你到别处买，别处买不着，你就把你娘埋别的地方。我的地，不卖。”
他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在刘长河的记忆里，父亲从来没有一口气说过这么多话。
韩老六的脸色白了。
他盯着刘老根看了好几秒钟，嘴角抽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最后他冷笑了一声，转身走了。
轿子走了。
院门口看热闹的人也散了。
刘长河站在院子里，看着父亲的背影。刘老根走到枣树下，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水缸边，又舀了一瓢水，咕咚咕咚地喝下去。
他放下瓢，抹了抹嘴，说了一句话。
“长河，你记住，这地是咱们的。谁来了，都拿不走。”
刘长河点了点头。
他记住了。
他这辈子都记住了。
那天夜里，刘长河睡不着。
他躺在炕上，听着窗外的虫鸣。立秋了，蟋蟀叫得响，吱吱吱的，像是在磨牙。铁柱睡在他身边，小小的身体蜷缩着，呼吸均匀。王桂兰侧着身子，面朝墙，不知道睡着了没有。
他翻了个身，看着窗户。窗户纸被月光照得发白，透进来一点亮光，朦朦胧胧的，像是蒙了一层纱。
他想起了那棵老榆树。
这个时辰，那棵树还在那里吗？当然还在。树又不会走。但他就是忍不住要想。他觉得那棵树不是一般的树，它是活的，有灵性的。白天父亲摸着树干的时候，那棵树一定知道。父亲跟它说话的时候，它一定听得见。
他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
那一年他七八岁，春天刮大风，榆钱落了一地。他跟三弟长山在树下捡榆钱，捡着捡着，一阵大风刮过来，一根枯枝断了，砸在地上，就砸在他脚边。要是再偏一点，就砸中他的脑袋了。
长山吓得直哭，他一滴眼泪没掉。他站在那儿，抬头看着树冠，觉得那棵树在看他。树不会看人，但他就是有这种感觉。后来他跟母亲说起这件事，母亲说：“那是你爷爷在护着你呢。”
他不信。可现在想起来，他忽然信了。
也许那棵树真的是爷爷种的，也许爷爷的魂魄就在那棵树里。要不然，为什么父亲每天都要去摸它？为什么父亲跟它说话？
刘长河翻了个身，闭上了眼睛。
他决定，从明天开始，也要去摸摸那棵树。
第二天一早，刘长河独自去了地里。
他没叫父亲，也没叫长水，一个人扛着锄头，沿着那条走了无数遍的土路，穿过柳条通，翻过土岗，下了岗，就到了东江沿。
天刚亮，雾还没散。雾从江面上漫过来，把整个大地都罩住了，白茫茫的，什么也看不清。他凭着老经验，摸到了地头。先是听见了蝉声，雾里的蝉声闷闷的，像捂在棉花里。然后他看见了那棵树的轮廓——黑黢黢的一团，比雾还黑。
他走到树跟前，放下了锄头。
然后，他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勇气，伸手摸了摸树干。
树皮粗糙，硌手。有一块树皮翘起来了，他用手按了按，按不回去。树身上有一道旧伤疤，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留下的，已经长合了，但痕迹还在，像一只闭着的眼睛。
他的手在树干上停了一会儿。
雾开始散了。日头从东边露出来，光穿过雾气，变得柔和，从天上倾倒下来。高粱地一点一点地从雾里显现出来，先是叶子，然后是秆子，最后是整个田野。
刘长河看着这片地，看着这些高粱，忽然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那感觉不是高兴，不是难过，是一种很大的、很重的东西，从胸口压上来，压得他喘不过气。
他说不清楚那是什么。
但有一点他很清楚——这地是他的，这树也是他的。韩老六出多少钱，都买不走。
他拿起锄头，走进地里。
锄头落在黑土上，翻开新的土。
太阳升高了，雾散了。
新的一天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