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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1940年。
一
翠云烧了三天三夜。
那个岩缝太窄了，两个人挤在里面翻不了身。刘长河把棉袄脱下来垫在她身下，自己穿着单褂靠着石壁，把她的脚捂在自己怀里。她的脚冰凉，他捂了一整夜才慢慢有了点热乎气。
铁盒子里的水喝完了。第二天一早，刘长河又去那处山泉接水。回来的时候，翠云还在昏睡，额头上全是汗，嘴唇起了一层白皮。他用布条蘸了水，一点一点地给她润嘴唇。她的手露在外面，指甲缝里全是血痂和泥土，他不声不响地给她擦了。
第三天夜里，翠云忽然说起胡话来。
她说的什么，含混不清，像是叫娘，又像是叫爹。刘长河把耳朵凑过去，听清了几个字——“别杀他们……求你们了……”他想起翠云跟他说过，日本人杀她全家的时候，她是唯一跑出来的。那些话她只说过一次，说的时候没有哭，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像在看很远很远的地方。
他攥着她的手，说：“翠云，没事了，没事了。”
她不知道听见没有，身体蜷缩了一下，又沉沉睡去。
第四天早上，天还没亮，刘长河被一阵响动惊醒。
岩缝外面有脚步声。
他立刻摸到身边的枪。子弹只剩最后一发了，就是他在山头上留下来的那颗。他把枪攥在手里，屏住呼吸，盯着岩缝口的亮光。
脚步声停了。然后是一个声音，苍老的，带着东北口音的沙哑：“里头有人没？别怕，我是打猎的。”
刘长河没有动。
一只穿着靰鞡的脚探进岩缝，接着是一张脸——花白的胡子，满脸皱纹，眼睛不大但很亮，头上戴着一顶狗皮帽子。老头的肩上扛着一杆老土炮，腰间别着一把斧头。
“哟，”老头看见刘长河和翠云，愣了一下，“抗联的？”
刘长河没说话，枪口对着老头。
老头把土炮从肩上取下来，靠在外面的石头上，举起双手：“别紧张，我不是坏人。这山沟子我住了二十年了，鬼子我也恨。你那个女同志看着伤得不轻，要不跟我回去？”
刘长河盯着老头看了好一会儿。老头的眼神不像是撒谎，而且如果他是汉奸，不会一个人来，早就带队伍上来了。
“你叫什么？”刘长河问。
“姓孙，叫孙德厚。这方圆几十里的猎户没有不认识我的。”老头咧嘴笑了一下，露出一颗金牙，“你们抗联的老李，跟我认识，去年冬天还在我那窝棚住过一宿。”
老李的名字让刘长河的心放下来一些。他把枪收回来，但没有放下，说：“麻烦你了，孙大叔。”
“别叫大叔，叫老孙头就行。”老头走进来，蹲下看了看翠云的脸，伸手摸了摸她的额头，“烧得不轻。伤口在哪儿？”
“右肋，弹片划的。”
老孙头把翠云身上的棉袄掀开一角，看见绷带上渗出来的黄水，皱了皱眉：“化脓了。得赶紧把烂肉刮掉，不然这条命保不住。”
刘长河的心猛地揪了一下。
老孙头站起来，说：“你能走不？我那窝棚离这儿十来里，翻过前面那道梁就到了。你扶着她，慢慢走。”
刘长河把翠云扶起来。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看见老孙头，眼神涣散，嘴里含混地说：“长河……这是哪儿……”
“没事，有人救咱们。”刘长河说。
翠云又闭上了眼睛。
二
十来里的山路，他们走了整整半天。
翠云走不了几步就要歇，右肋的伤让她不敢用力，整个人的重量都压在刘长河身上。刘长河的左肩被她靠着，右手拄着一根木棍，一步一步往前挪。雪已经积了快一尺厚，踩上去咯吱咯吱的，脚陷进去再拔出来，比平时费力好几倍。
老孙头走在前面，时不时回头看一眼，也不催。他走路很快，在雪地上像滑一样，靰鞡踩出来的脚印又大又深。
“你们是从靠山屯那边下来的？”老孙头问。
“嗯。”
“那边打了大仗？”
刘长河没回答。
老孙头也不问了，闷头走路。
又走了一段，老孙头忽然说：“你那个弟弟，是不是姓刘？”
刘长河停下脚步。
“老李跟我提过，说有一对刘家兄弟，都是好样的。”老孙头回头看了他一眼，目光里有种说不出的东西，“你弟弟呢？”
刘长河没有回答，低下头继续走。翠云靠在他肩上，迷迷糊糊地说了一句：“长山……没了……”
老孙头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这年头，好人都活不长。”
窝棚在半山腰一个背风的地方，三面用原木垒的，正面用茅草和树皮封着，顶上压了几块大石头，怕风把棚顶掀了。窝棚不大，走进去也就一间半房子的样子，但比那个岩缝暖和多了。进门就是火炕，炕头堆着几张兽皮，炕梢放着几口缸，缸里腌着菜。灶台连着炕，锅是铁锅，补了好几个疤。
老孙头把炕烧热了，让刘长河把翠云放在炕头上。他翻出一个木箱子，从里面拿出一个小布包，打开来，里面是几把大小不一的刀，还有一包草药。
“得把烂肉刮掉，”老孙头说，“没有麻药，你帮我按住她。”
刘长河跪在炕沿上，把翠云的上半身抱住。翠云这时候倒是醒了，眼睛睁开了，看着刘长河的脸，又看了看老孙头手里的刀，像是明白了什么。
“孙大叔，”她的声音很轻，“你刮吧，我忍得住。”
老孙头把刀在火上烤了烤，又用白酒擦了擦。酒是他在镇上用兽皮换的，不多，舍不得喝，这回全用了。他蹲在炕沿边，用刀尖挑开绷带，伤口露出来——巴掌长的一道口子，皮肉翻卷着，边缘已经发黑，渗出来的脓液黏糊糊的，带着一股臭味。
翠云的眉头皱了一下，但没有叫。
老孙头开始刮。刀尖碰到烂肉的那一刻，翠云的身体猛地绷紧了。她的手死死攥着刘长河的衣服，指甲透过棉布掐进他的肉里。刘长河咬着牙，把她的头按在自己胸口上，不让她看。
她没有叫出声。
一声都没有。但刘长河能感觉到她在发抖。
他把她抱得更紧了一些，下巴抵在她的头顶上。她的头发很硬，有些打结了，有一股汗味和烟火味。
老孙头的手很稳，一刀一刀地刮，把烂肉刮掉，露出下面红嫩的新肉。翠云的身体一直在抖，但她始终没有动。刘长河感觉到她的牙齿咬着自己的衣领，隔着棉布都能感觉到那股劲。
不知道过了多久，老孙头停下来，说：“好了。”
他把草药敷在伤口上，用干净的绷带重新缠好。那些绷带是翠云药箱里仅剩的，老孙头舍不得多用，一层一层缠得很仔细。
翠云的身体慢慢松弛下来，像是绷了很久的弓弦终于松了。她的脸埋在刘长河的胸口上，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刘长河感觉到那里湿了一片——她哭了，无声地哭了。
老孙头收拾好东西，从缸里舀了一碗酸菜汤，放在炕沿上晾着，然后走出窝棚，把门帘放下来。脚步声渐渐远了，大概是去劈柴了。
刘长河没有说话，翠云也没有说话。
窝棚里很安静，只有灶膛里的柴火噼噼啪啪地响，火苗一跳一跳的，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交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
过了很久，翠云从他胸口上抬起头来。她的眼睛红红的，脸上一道一道的泪痕，但表情是平静的。她看着刘长河，嘴唇动了动，说：“长河，你把棉袄给我了，你自己不冷？”
刘长河这才意识到自己还穿着单褂，棉袄垫在翠云身下。他没觉得冷，可能是这一路走得太累，身上的热气还没散。他说：“不冷。”
翠云把手伸过来，摸了摸他的手。她的手还是冰凉的，他的手也凉，但比她暖和一些。她握住他的手，两个人就这么在炕沿上坐了一会儿，谁也没说话。
三
刘长河在老孙头的窝棚里待了五天。
头三天他守着翠云，寸步不离。翠云的烧慢慢退了，脸色也一点点恢复，但右肋的伤让她翻身都疼，更不用说走路了。老孙头每天给她换药，草药是他自己在山里采的，捣碎了敷上，有一种苦腥味。
第四天，翠云能坐起来了。
她靠在炕头上，看着刘长河在窝棚外面劈柴。他脱了棉袄，穿着一件补了又补的单褂，胳膊上的肌肉一鼓一鼓的，每劈一斧头都要哈出一口白气。翠云看了一会儿，叫了一声：“长河。”
刘长河停下来，擦了把汗，走进来。
“我想洗头。”翠云说。
刘长河愣了一下。但他说：“行。”他去灶上烧了一锅热水，用木盆端到炕沿上。翠云撑着想坐起来，牵动了伤口，龇了一下牙。刘长河说：“你别动，我帮你。”
他从来没帮女人洗过头。
他把翠云的头扶过来，让她仰面躺在炕沿上，头发垂下来，泡在木盆里。水很烫，他的手被烫得发红，但他没吭声。他撩起水，一点一点地把她头发上的灰冲掉，然后用老孙头的皂荚搓出沫子，抹在她的头发上。
翠云闭着眼睛，一动不动。
“长河，”她忽然说，“你给嫂子洗过头吗？”
刘长河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搓。
“没有。”他说。
“那你咋会？”
“看会的。”他说，“小时候给我娘洗过。”
翠云不说话了。
他把她的头发冲干净，用一块干布包起来，又扶她靠好。翠云睁开眼睛，看着他说：“谢谢你。”
刘长河端着木盆出去倒水，没有看她。
那天晚上，三个人围着灶台喝老孙头炖的兔子汤。老孙头喝了两盅酒，脸红了，话多了。刘长河喝得很慢，一碗汤端在手里，半天没动。
“孙大叔，”他忽然说，“从你这儿往北，去找队伍，怎么走？”
老孙头放下酒盅，看了他一眼。
“往北，过松花江，再往西北走两天，有三道沟。去年冬天老李他们在那边活动过。”他顿了顿，“你要走？”
刘长河没有回答，低头喝汤。
翠云端着碗的手停了一下，但她没有说话。
夜里，刘长河睡在灶台边上的地铺上，翠云睡在炕头，老孙头睡在炕梢。灶膛里的火灭了，窝棚里冷飕飕的。刘长河躺在地铺上，睁着眼睛看着头顶的木梁。
“长河。”炕上传来翠云的声音，很小。
“嗯。”
“你要去找队伍了？”
刘长河沉默了一会儿。
“嗯。”他说。
“我的伤还没好，走不了。”翠云的声音很平静，“你先走，我后面去找你。”
刘长河没有接话。
“你把那个榆木疙瘩带上。”翠云又说。
“先放你这儿，”刘长河说，“等我回来，你再还给我。”
翠云没有再说。
第二天天还没亮，刘长河就起来了。他把那杆只有一发子弹的七九步枪背在肩上，老孙头给他包了一包干粮——几块苞米饼子，一疙瘩咸菜。老孙头站在窝棚门口，把狗皮帽子摘下来递给他。
“这个你戴上。”
“不用，你戴。”
“你走远路，没帽子不行。”老孙头把帽子塞到他怀里，“路上小心。跟老李说，我孙德厚还活着。”
刘长河把帽子戴上了，帽檐压得低低的。他转过身，看见翠云站在窝棚门口。她穿着老孙头给她的旧棉袄，袖子太长了，挽了两道，露出一截手腕。她的右肋还疼，站着的时候身体微微偏向左边。她的头发用一根黑布条扎在脑后，几缕碎发从耳边垂下来，被风吹着。
她的手里攥着那块榆木。
“刘大哥，”她说，“你拿着。”
刘长河看着她，摇了摇头。
“你先替我保管。”他说。
翠云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
“你记住，”她说，“黑土地等着你回去。”
刘长河没有再说什么，转过身，走进了雪原。
他没有回头。他怕一回头就走不了了。身后传来翠云的声音，很轻，但他听见了。
“刘长河，你要活着。”
四
雪原一望无边无际没有尽头。
刘长河走了整整两天，翻过了三道山梁，穿过了四片林子。第三天傍晚，他终于过了松花江。江面已经冻实了，冰面上铺着一层雪，白茫茫的看不到头。他踏上去的时候，冰层在脚下发出沉闷的响声。
他蹲下来，用手扒开冰面上的雪，露出下面的冰层。冰是透明的，能看见下面黑沉沉的江水在流动，像一条巨大的蛇在冰底下翻身。他把手贴在上面，冰是凉的，但他觉得那下面有温度。那是黑土地的温度，是松花江的温度，是他的家乡的温度。
过了江，他按照老孙头说的方向，往西北又走了一天。第四天傍晚，他终于在山沟里看到了人迹——一处残破的密营，几个歪歪斜斜的窝棚散落在松树林子里，门口连哨兵都没有。
他走近了，才看见窝棚门口坐着一个战士，年纪不大，满脸胡子，棉袄上全是补丁，怀里抱着一杆枪，正在打盹。听见脚步声，那人猛地惊醒，端枪对准刘长河。
“谁？”
“三连二排的，刘长河。”刘长河把自己的番号报了一遍，“我要找老李。”
那个战士盯着他看了好几秒，目光里满是警惕。过了好一会儿，才放下枪，朝里面的窝棚喊了一声：“李指导员，有人找！”
窝棚的门帘掀开了，一个人走了出来。
刘长河几乎没认出那是老李。
老李瘦了太多。颧骨高高地突出来，眼窝深深地凹下去，脸上的皮像是挂在骨头上，走路的时候身体微微前倾，像是在跟风较劲。他的棉袄袖子上有好几个烧焦的窟窿，左肩处有一大片暗褐色的血渍，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留下的。但他的眼睛还是亮的，那种亮不是光芒，是熬过了太多夜、看过了太多死亡之后残存的一点火星。
“长河？”老李愣了一下，然后大步走过来，一把抱住他，“你还活着！”
老李的手抱得很紧，刘长河感觉到他的胳膊在发抖。不是因为激动，是因为他太瘦了，瘦到骨头硌人。
“活着。”刘长河说。
老李松开他，上下打量了一遍，目光在他空荡荡的胸前停了一下——那里本来应该有一块榆木的凸起。老李没有问，转身把他拉进窝棚。
窝棚里面很暗，只有一盏油灯，火苗被风吹得忽明忽暗。地上铺着干草，干草上躺着几个人，有的在呻吟，有的在昏睡。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混着草药味钻进刘长河的鼻子。他看见角落里堆着几个破药箱，药箱的盖子敞开着，里面的纱布已经用完了，只剩下几个空瓶子。
“伤员？”刘长河问。
老李苦笑了一下，那笑容在瘦削的脸上显得格外苦涩。
“前几天在二道沟打了一仗，伤了十几个。没有药，没有绷带，连盐都没有。”他蹲下来，从一个破碗里捞出一把灰褐色的糊糊，敷在一个伤员的腿上。那人的小腿被弹片削掉了一大块肉，骨头露在外面，伤口已经发黑，发出一股腐臭味。
“这是啥？”刘长河问。
“松树皮煮的水，拌上草木灰。”老李说，“管不管用不知道，总比什么都没有强。”
那个伤员疼得浑身发抖，但一声不吭。刘长河蹲下来，按住那人的腿，帮老李把糊糊敷上去。那人的肌肉猛地绷紧了。刘长河感觉到他的汗从皮肤里渗出来，湿漉漉的，凉得像冰水。
“弟兄们没有退下来的？”刘长河低声问。
“退下来的？”老李摇了摇头，声音很低，“长河，你不知道，咱们现在连吃饭都成问题了。鬼子的‘三肇讨伐’把咱们围得铁桶一样，外面的粮食运不进来，山里的野物也打光了。前两天有个战士饿得实在受不了，啃了两口生树皮，拉了三天肚子，现在连站都站不起来。”
刘长河看着窝棚里的人，一个一个地数。连老李在内，一共十九个。加上外面那个打盹的哨兵，二十个。他记得三连阻击的时候还有四十多人，这才过了不到半个月，就只剩下二十个了。
“其他人呢？”他问。
老李没有回答。他站起来，走到窝棚门口，撩开门帘，看着外面的雪。
“长河，”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你弟弟牺牲的那天，咱们三连打阻击，牺牲了十二个。往北撤的路上，又跟鬼子遭遇了两次，牺牲了七个。有三个重伤员实在走不动了，留在老乡家里，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剩下的，就是你看到的这些。”
刘长河没有说话。
“还有，”老李转过身来，看着他，“咱们的粮食只够吃三天的了。盐，一粒都没有了。子弹，每个人平均不到五发。有几杆枪连枪栓都拉不动了，擦了又擦，还是不行。”
他从炕沿底下摸出一个布包，打开来，里面是几截短得不能再短的铅笔头，几张皱巴巴的纸，还有一小块用油纸包着的咸菜疙瘩——只有拇指大小。
“这就是咱们的全部家当。”老李说，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知道是想笑还是想哭。
刘长河看着那些东西，想起翠云给他包的干粮，还有大半块苞米饼子没吃完。他从怀里掏出来，递给老李。
“我还有这个。”
老李接过去，看了看，掰成两半，一半递给刘长河，一半放进那个布包里。
“留着，明天吃。”老李说。
那天晚上，刘长河跟老李挤在地铺上。窝棚里很冷，冷得能看见自己呼出的白气。旁边的伤员在梦里呻吟，声音断断续续的，像风穿过破窗户。
“老李，”刘长河在黑暗中问，“咱们还能撑多久？”
沉默了很久。
“不知道。”老李的声音很轻，“也许一个月，也许一个星期。也许明天。”
又沉默了一会儿。
“你怕不怕？”刘长河问。
老李没有回答。过了很久，刘长河以为他睡着了，忽然听见他说：“怕。但怕也得打。”
五
第二天一早，老李把所有人集合起来。
十九个人，加上刘长河和那个哨兵，一共二十一个。他们站成两排，在窝棚前面的空地上。雪还在下，落在一张张瘦削的、胡子拉碴的脸上。
老李站在队伍前面，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同志们，咱们现在的情况，大家都清楚。粮食快没了，药也没了，子弹也不多了。鬼子还在后面追，咱们得往北走，过江，进小兴安岭。”
没有人说话。
“我知道大家都累，都饿，都有伤。但咱们不能停。停下来就是死。”老李的目光从每一个人的脸上扫过去，“你们都是打了好几年仗的老兵了，我不多说。我就说一句——活着的，跟我走。”
队伍出发了。
往北，过江，进山。
雪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猛。刘长河走在队伍的中间，低着头，一步一步地往前挪。他把老孙头给的狗皮帽子拉下来盖住耳朵，呼出的白气在面前结成霜，挂在眉毛和胡茬上。
走了不到两个钟头，前面突然传来枪声。
“卧倒！”老李喊了一声。
所有人都趴在了雪地里。枪声是从左前方传来的，很密集，有歪把子机枪的声音，还有三八大盖的清脆响声。刘长河把头埋在雪里，耳朵贴着地面，能听见杂沓的脚步声，由远及近。
“鬼子！”前面有人喊。
老李爬到刘长河身边，趴在他旁边，压低声音说：“长河，你带几个同志往右边那条沟里撤，我带着机枪在这儿挡一阵。”
“不行，”刘长河说，“你带人撤，我留下。”
“这是命令！”老李的眼睛瞪着他，眼里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凶狠，“你活着，比你死了有用！”
刘长河还想说什么，老李已经转过身去，朝后面的人打手势。几个战士跟着老李留了下来，机枪架在一个土包后面，枪口对准枪声传来的方向。
“走！”老李喊了一声。
刘长河带着十二个人往右边的山沟里跑。雪没过了膝盖，每跑一步都要把腿从雪里拔出来，再踩进前面的雪里。身后传来密集的枪声，还有手榴弹的爆炸声，闷闷的。
跑了大约一刻钟，枪声渐渐远了。
刘长河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山沟的尽头是一片白桦林，林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有雪和风。他站在那里，喘着粗气，等着老李跟上来。
等了很久，没有人来。
又等了很久，还是没有人来。
“刘大哥，”一个战士在他身后说，“李指导员他……”
刘长河没有让那个人说完。
“走。”他说。
队伍继续往北走。没有人再提起老李，但每个人都知道了。那张瘦削的脸，那双亮得骇人的眼睛，那句“你活着，比你死了有用”——都成了最后的话。
刘长河走在最前面，没有回头。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但他的手一直放在胸口上。
六
又走了两天，队伍只剩下九个人了。
一个人饿得实在走不动了，倒在雪地里，刘长河和另一个战士轮流背了他半天，但他还是在夜里断了气。没有棺材，没有纸钱，他们用刺刀在冻土上刨了一个浅坑，把人埋了。冻土硬得像石头，一锹下去只啃下薄薄一层，刨了快两个小时才刨出一个勉强能放下人的坑。刘长河把他放进去的时候，那人的身体已经硬了，掰都掰不弯。
三个人在过江的时候踩破了冰，掉进了江里。刘长河趴在冰面上，把枪递过去，拉上来两个。第三个被江水冲走了，连喊都没来得及喊一声，就不见了。冰窟窿很快又冻上了，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另外两个人在一次遭遇战中牺牲了。那是鬼子的一个搜索小队，十几个人，骑着马，从山梁上冲下来。刘长河带着剩下的人钻进一片柞树林，趴在树根后面，等鬼子靠近了再打。打了不到十分钟，鬼子退了，但他们这边也倒下了两个人。一个胸部中弹，当场就没了呼吸。另一个腹部中弹，肠子流了出来，刘长河用他的急救包把伤口堵住，但血止不住。那个人在雪地里躺了四个小时才断气。断气之前，他一直在叫娘。
刘长河蹲在他旁边，握着他的手，一直到那手凉了才松开。
“走吧。”他站起来，对剩下的人说。
剩下的人，包括他自己，一共六个。
六个人，六杆枪，不到三十发子弹，三天的干粮（其实早就不是干粮了，是树皮磨成的粉拌上雪水捏成的团子，又苦又涩，咽下去的时候刮嗓子）。
粮食吃完了，他们就剥树皮。桦树皮太硬，嚼不动；松树皮有一点油性，但苦得让人想吐。他们把松树皮撕成小条，放在嘴里慢慢地嚼，嚼到软了再咽。有时候能捡到几颗冻僵的野果——山丁子、山里红，冻得像石头一样硬，含在嘴里慢慢地化，化出一点酸甜的味道。那点味道在舌头上停留几秒就没了，但就那几秒，能让人觉得自己还活着。
没有盐，所有人的嘴唇都裂开了口子，一说话就流血。刘长河的嘴唇裂了三道口子，上嘴唇两道，下嘴唇一道，吃饭的时候疼，喝水的时候更疼。他把雪抹在嘴唇上，雪化成水渗进裂口里，像刀割一样。
但他们还得走。
老李说过，往北走，进小兴安岭，过了岭就是苏联。那里有援助，有粮食，有药品，有弹药。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活下来。
刘长河不关心苏联，他只关心一件事——活着。活着才能回去找翠云，活着才能把榆木从她手里拿回来，活着才能完成长山没打完的仗。
他咬着牙走。
七
第五天，他们在一条山谷里遇到了两个老百姓。
那两个人是采药的，从山那边来，看见他们先是一惊，然后认出了他们的军装。一个年纪大些的采药人走过来，从背篓里摸出两个苞米面饼子，递给他们。
“吃吧，”采药人说，“你们是抗日的，我们老百姓心里有数。”
刘长河接过饼子，掰成六份，一人一份。那饼子很硬，咬一口，牙齿都硌得生疼。但那味道——粮食的味道，咸味——让他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已经有快十天没尝到盐味了。
“你们往北走，”采药人说，“翻过前面那道大岭，有一个屯子，叫五家子。屯子里有咱们的人，你们去找一个姓马的，就说是我说的，他能给你们指路。”
刘长河把采药人的话记在心里，把最后一点饼子咽下去，站起来继续走。
那个姓马的人他们找到了。
五家子是一个只有十来户人家的小屯子，藏在山坳里，四周全是密林，不走到跟前根本看不见。姓马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脸黑得像锅底，手上全是老茧。他看见刘长河他们，二话没说，把他们领到自己家里，烧了一大锅棒子面粥。
“喝吧，管够。”老马说。
六个人围着灶台喝粥。粥很稀，但热乎，喝下去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再从胃里暖到全身。刘长河喝了两碗，还想喝，老马又给他盛了一碗。
“马大叔，”刘长河放下碗，“从你这儿往北，还能走吗？”
老马蹲在灶台边，抽了一口旱烟，半天没说话。
“能走，”他最后说，“但不好走。前面是张广才岭，山高林密，雪厚得没过了腰。这个季节，连猎户都不进山。”
他吐了一口烟，又说：“不过你们不走不行。鬼子的讨伐队就在你们后面，离这儿不到四十里。今天不走，明天就得打。”
刘长河站起来，把碗里的粥一口气喝完，用袖子擦了擦嘴。
“走。”他说。
老马从炕洞里扒拉出几个土豆，用布包了塞给刘长河。又从一个瓦罐里摸出一小包盐巴，用油纸裹了好几层，递给他。
“盐金贵，但你们比盐还金贵。”老马说。
刘长河接过盐包，揣进怀里。盐包贴着胸口，硌得慌，但那种硌人的感觉让他心里踏实。他想起翠云——她说过，没有盐，伤口好不了。他现在有盐了，但翠云不在。
队伍离开五家子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老马站在院门口，举着一盏油灯，灯被风吹得忽明忽暗，把老马的影子投在雪地上，拉得很长。
他们走进林子，身后那盏灯渐渐变成了一个点，最后被夜色吞没了。
八
进山的第三天，他们遭到了鬼子的伏击。
那是张广才岭的一道山梁，两边都是密林，中间一条羊肠小道。刘长河走在队伍前面，总觉得哪里不对——太安静了。连鸟叫声都没有。
他停下来，举起拳头，示意后面的人停下。
“怎么了？”身后的战士老赵凑上来问。
刘长河没有说话，蹲下来，用手扒开雪，露出下面的枯叶和泥土。枯叶上有新鲜的脚印，不是他们的——脚印比他们的大，是牛皮靴子踩的。
“有埋伏。”刘长河低声说。
话音刚落，山梁两侧的枪就响了。
子弹从四面八方飞过来，打在树干上，噗噗噗地响，树皮碎屑飞溅。刘长河趴在地上，朝后面喊：“散开！找掩护！”
六个人立刻散开了，各自找树棵子、石头作掩护。刘长河趴在一棵倒木后面，端起枪，朝枪声最密的方向打了一枪。他看不清人在哪里，只能凭火光判断方向。打了三枪，那边的机枪哑了。
但鬼子的火力太猛了。他们被压在一道不到一百米长的山沟里，抬不起头来。子弹像下雨一样，把周围的树枝打断了一地。
刘长河身边的老赵忽然闷哼了一声，身体一歪，倒在雪地里。刘长河爬过去，看见老赵的胸口有一个黑洞洞的枪眼，血正往外涌，热腾腾的，在雪地上冒白气。
“老赵！老赵！”刘长河喊。
老赵的眼睛睁着，嘴张了张，想说什么，但没有发出声音。他的瞳孔慢慢地散了，像一盏灯被人吹灭了一样。
刘长河把老赵的枪拿过来，又从他身上摸出几发子弹，压进自己的枪膛。
“往山上撤！”他朝剩下的四个人喊。
他们一边打一边往山上撤。雪很深，每退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刘长河打完了最后一发子弹，把枪倒过来，用枪托砸了一个冲上来的鬼子，然后转身跑了几步，抓住一个战士的手，把他拉上一个陡坡。
子弹从他耳边飞过，带着尖锐的啸声。
他一直跑，跑到听不见枪声了，才停下来。
四面的林子里黑黢黢的，什么都看不清。他靠在树上，大口大口地喘气，肺像要炸开一样。他数了数身边还有几个人。
三个。
加上他自己，四个。
六个人进山，不到半个钟头，就只剩下四个了。
刘长河靠在那棵树上，没有动。他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呼出的白气在面前形成一团雾。他闭了一会儿眼睛，又睁开。
没有人说话。
他们都累得说不出话了。
过了很久，一个战士——也姓赵，大家都叫他小赵，低声说：“刘大哥，咱们还能走到吗？”
刘长河看着他。小赵才十九岁，那双眼睛里面有恐惧，有疲惫，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一根快要燃尽的蜡烛，还在拼命地烧。
“能。”刘长河说。
九
又走了两天，他们终于翻过了张广才岭的主峰。
岭北的雪比岭南小一些，但风更大。风从山口灌进来，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刘长河把狗皮帽子的帽檐拉下来盖住耳朵，把棉袄领子竖起来，但还是冷，冷到骨头里。
第七天傍晚，他们在一个山沟里找到了人迹——几间快要塌了的木屋，看样子是以前伐木工人留下的。木屋的门板已经掉了，窗框也歪了，但屋顶还在，能挡一挡风雪。
刘长河让三个人进去休息，自己在外面放哨。他蹲在木屋门口，把枪抱在怀里，眼睛盯着前面的林子。天很快就黑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他听见身后有人在哭，是那种压抑的、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哭声，断断续续的。他知道是谁在哭。是小赵。小赵今年才十九岁，他应该还在家里跟爹娘过年，不应该在这深山老林里挨饿受冻、跟鬼子拼命。
刘长河没有回头。他蹲在门口，把老孙头给的狗皮帽子往下拉了拉，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雪。
他也想哭。想哭长山，想哭老李，想哭老赵，想哭那些叫不上名字的战友。但他哭不出来。他的泪好像已经被冻住了。
他只是在心里一遍一遍地说：翠云，你等着我。你等着我。
十
第八天，他们遇到了转机。
一支抗联的小分队——其实是李兆麟麾下的一支侦察队，在山里遇到了他们。那支队伍有二十多人，装备比他们好得多，每个人都有一杆三八大盖，子弹也充足。领队的姓刘，是李兆麟的侦察排长。
“你们是哪部分的？”刘排长问。
刘长河报了自己的番号和名字。刘排长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三连的事我听说了。你们打得艰苦。”
他把自己的水壶递给刘长河。刘长河接过来，喝了一口，是酒。烈酒，辣得他咳嗽了好一阵。
“李兆麟同志现在在哪儿？”刘长河问。
刘排长摇了摇头：“不能告诉你。但我可以告诉你，他现在很安全。”
他看了看刘长河身后那三个人，又看了看刘长河自己，说：“你们跟我们走吧。我们要回营地去。到了那里，有吃的，有药，有子弹。”
刘长河跟着刘排长走了两天，到了一个藏在深山里的秘密营地。
营地比他想的大得多，有几十个窝棚，二百多人。有人在操练，有人在修补武器，有人在劈柴。炊事班的窝棚冒着烟，有粮食的味道在冷空气里飘散。
刘长河站在那里，看着那些人和那些窝棚，忽然觉得腿软。他靠着旁边的一棵松树，慢慢地蹲下来，把头埋在膝盖里。
他不知道自己蹲了多久。有人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递给他一碗热粥。他抬起头，看见是一个不认识的老战士，脸上全是皱纹。
“喝吧，同志。”那个老战士说。
刘长河接过碗，看着碗里的粥。粥是小米的，稠稠的，上面飘着几片咸菜叶子。他把碗端在手里，手在抖。
他喝了一口。
粥很烫，烫得他舌头都麻了。但他没有停下来，一口接一口地喝，喝到最后，把碗底舔得干干净净。
他把碗还给那个老战士，站起来，朝营地里面走去。
他找到刘排长，问：“刘排长，咱们接下来怎么打？”
刘排长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是佩服，也是心疼。
“你先休息几天，”刘排长说，“你的身体太虚了。”
“我不需要休息。”刘长河说，“我要打鬼子。”
刘排长看了他好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
“行。明天你编入二班。”
十一
刘长河在这支队伍里待了一个冬天。
说是“待”，其实一直在打。鬼子的“大讨伐”持续了整整一个冬天，部队几乎没有停下来过。今天在这个山头打一场伏击，明天在那个沟口打一次阻击。打完了就跑，跑完了再打。粮食越来越少，弹药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少。
刘长河数过，光是十二月份，他们就打了九仗。最大的一场，是在一个叫“老黑山”的地方，他们一个连打鬼子一个中队，打了一整天，死了三十多个弟兄，但打死了几十个鬼子，还缴获了一挺重机枪。
那挺重机枪后来被李兆麟亲自命名为“老黑山功臣号”。
最小的那一仗，只有十来个人，打了一个鬼子的运输队，缴获了几袋粮食。那几袋粮食救了整个营地的人——他们已经断粮三天了，再没有吃的，就得吃皮带了。
粮食分下来的时候，刘长河分到了两碗小米。他没有全吃完，留了半碗，用一块布包好，揣在怀里。那半碗小米后来发了霉，长了绿毛，他也没有扔。他把绿毛扒掉，用水泡了泡，还是吃了。
他舍不得扔。粮食就是命。
一九四零年开春的时候，雪开始化了。
刘长河站在营地的门口，看着山沟里的雪水哗哗地往下流，汇成一条浑浊的溪。溪边的草已经冒了芽，嫩绿的，在灰黄色的枯草中间格外扎眼。
他想起松江屯，想起老榆树。桂兰是不是已经开始翻地了？铁柱是不是又长高了一截？翠云的伤好没好？她有没有从老孙头的窝棚里出来？有没有往北走？有没有找到队伍？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还活着。
活着的滋味，有时候像那碗长了绿毛的小米饭——苦的，涩的，但嚼一嚼，还能咽下去。
十二
四月中旬，队伍接到命令：向苏联境内转移，整训补充，等待时机打回去。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刘长河一个人坐在营地外面的山头上，看着南边的方向。天上有星星，稀稀拉拉的，不怎么亮。南边黑黢黢的，什么都看不见，但他知道那个方向有松花江，有呼兰河，有松江屯，有老榆树，有桂兰和铁柱，还有翠云。
他把手伸进怀里，又摸了摸那块不存在的榆木。
翠云给他保管着。他得活着回去拿。
“刘长河。”身后有人叫他。
是刘排长。刘排长走过来，在他旁边坐下，递给他一袋烟。刘长河不会抽烟，但还是接过来，点着了，吸了一口，呛得直咳嗽。
“想家了？”刘排长问。
刘长河没有回答。
刘排长也不问了，两个人就那么坐着，看着南边的天空。
过了很久，刘排长站起来，拍了拍棉袄上的土。
“明天五更出发。早点睡。”
刘长河把烟袋掐灭了，站起来，走回营地。
营地里的窝棚亮着灯，远远看去，像一颗一颗散落在山沟里的星星。炊事班还在烧水，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响，蒸汽从窝棚的缝隙里钻出来，在月光下像一层薄雾。
刘长河走进自己的窝棚，躺在地铺上，把枪抱在怀里，闭上了眼睛。
他梦见翠云了。
翠云蹲在老榆树底下，手里攥着那块榆木，笑眯眯的。她的头发扎得整整齐齐的，脸上有血色，鼻梁上的那颗小雀斑在阳光下亮晶晶的。她说：“长河，你把这块榆木种下去，它会长出新树来的。”
他走过去，想接过榆木，但翠云把手缩回去了。
“等你回来再种。”她说。
然后她就走了。她穿着一件灰色的棉袄，袖子太长了，挽了两道，露出一截手腕。她走的那个方向，是南边，是松花江，是呼兰河，是松江屯。
刘长河站在原地，想追，但脚下像生了根，迈不动步子。
翠云的背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消失在老榆树的阴影里。
他睁开眼睛。
窝棚里很暗，只有灶膛里的火光透过泥巴糊的缝隙漏进来，一条一条的，落在他的脸上。他躺在地铺上，一动不动，听着外面的风声。
风很大。东北的春天，风还是冷的。
他把被子蒙在头上，在被窝里，无声地说了四个字——
“等我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