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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松江屯的土台子搭在村中间的打谷场上。台子是用门板铺的，下面垫着土坯，走上去晃晃悠悠，门板之间的缝隙能塞进一个手指头。台子后面竖了两根松木杆子，拉了一条红布横幅，上面写着“松江屯清算伪职人员斗争大会”，字是刘铁柱写的，用锅底灰调了水，笔画粗得像钱串子爬。横幅被风吹得鼓起来，又瘪下去，发出扑嗒扑嗒的声响。
台子两侧各站着一个民兵，背着步枪，腰上扎着皮带，皮带上挂着子弹袋。左边那个叫于老四，四十出头。右边那个叫刘铁蛋，才十九，跟铁柱一般大，瘦高个，枪背在身上晃晃荡荡的，像根竹竿挑着件衣裳。
打谷场是老地方了。往年秋收，全村的高粱、大豆、苞米都在这儿晾晒，铺开来黄灿灿的一片，孩子们在上面打滚，鸡鸭鹅在后面捡漏。现在还没到秋收，场上空荡荡的，只有几堆去年的秸秆垛，沤得发了黑，散发出潮湿的霉味。
打谷场北边是韩老六家的青砖大瓦房，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屋檐上的兽头早让民兵给敲掉了，留下几个豁口，像掉了牙的嘴。南边是一排土坯房，灰扑扑的，歪歪斜斜地挤在一起，有的墙根都碱透了，露出里面的碎砖和土坯。东边是村公所，三间砖房，原来也是韩家的产业，土改时没收了，门前挂着块木牌子，白底黑字写着“松江屯农会”。西边就是大路，通往呼兰县城，路边长着两排杨树，树叶子被太阳晒得打了卷，蔫蔫地垂着。
这天是阴历五月十八，庄稼人叫“满月天”，意思是月亮圆了，地气足了。但天不作美，一早起来就阴沉沉的，云彩压得很低。空气又闷又热，呼吸都费劲。知了在杨树上叫得人心烦，一声接一声，没完没了。
刘长河天没亮就醒了。
他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又怕吵醒王桂兰，就一动不动地仰面躺着，盯着头顶的房梁看。房梁是黑漆漆的，被烟熏了几十年，上面挂着蛛网和灰吊子，在黑暗里隐隐约约地晃。他听着王桂兰匀称的呼吸声，听着窗外院子里公鸡打鸣，听着远处松花江上传来的一声汽笛——那是小火轮从哈尔滨往下游去了，汽笛声被闷热的空气压得低低的，像是从水底传上来的。
他翻了个身，土炕的凉意透过脊背，让他打了个哆嗦。这土炕是他爹刘老根盘的，少说也有三十年了，炕面上的土坯换过两茬，可还是那一铺，一烧火就热，一停火就凉。
昨夜他又梦见二弟了。
梦里的刘长水还是小时候的模样，七八岁，光着膀子，晒得黑不溜秋，脊梁骨一节一节地突出来，像搓衣板。扎着羊角辫——是头发太长了，母亲没空剪，耷拉在耳朵边上，像狗啃的。梦里他们在松花江边摸鱼，刘长水一脚踩进深坑，水没到脖子，喊“哥，哥”。刘长河伸手去拉，够不着，怎么也够不着。他的手伸出去，水就涨一寸，伸出去，水就涨一寸，长水的脑袋越来越小，像一个小黑点，沉下去了。
他就这样醒了。炕席上湿了一片——不是汗，是泪。
王桂兰也醒了。她睡觉轻，一点动静就醒。她没说话，摸黑划了根火柴，点了煤油灯。灯芯跳了两下，亮了，火苗子在玻璃罩子里晃晃悠悠的，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土墙上，忽大忽小。
她看见刘长河坐在炕沿上，光着膀子，脊背上的伤疤在灯光下泛着白。那些伤疤大大小小有七八处，最长的一条从左肩胛一直斜到腰窝，是当年在白山黑水间跟日本人干仗时留下的。 “梦见长水了？”王桂兰问。她披上褂子，一边系扣子一边下地。
“嗯。”刘长河从炕席底下摸出烟荷包，开始卷烟。
“我也梦见他了。”王桂兰走到灶台边，蹲下来掏灶灰。灶膛里还有昨天的余烬，拨一拨，露出红亮的火星。她添了几根苞米秸子，用嘴吹了吹，火苗蹿起来，照着她的脸。她今年三十七了，可看着像五十。脸瘦，颧骨高，眼窝深，嘴唇干裂，头发枯黄，随便用一根麻绳扎着。二十年的苦日子，全刻在脸上了。
“梦见什么了？”刘长河问。
王桂兰把锅端上灶，添了水，盖上锅盖，才说：“梦见长水站在咱家后门口，端着一碗高粱米饭，说‘嫂子，我饿’。我说你吃啊，他说‘我不吃，给铁柱留着’。我再看他，人就不见了。”
刘长河没吭声，把卷好的烟叼在嘴里，火柴划了两下才着。他狠狠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子和嘴里一齐喷出来，呛得他咳嗽了两声。
“今天开他的会。”他说。
王桂兰往灶里添了一把柴，火光照着她的脸。她没有看刘长河，盯着灶膛里的火，说：“我知道。”
“你打算怎么办？”她问。声音不大，像是不经意地问。
刘长河把烟掐了，火星子烫了手指头，他也没觉着疼，还捏着那截烟屁股，直到捏灭了。
“不知道。”他说。
灶膛里的火噼噼啪啪地响，锅里的水开始冒热气了。天还没亮透，窗纸泛着青白色，像鱼肚子。村子里已经有动静了，不知谁家的狗叫了两声。
二
早饭是高粱米粥，咸菜疙瘩。
铁柱没在家吃。他昨晚就没回来，住在工作队赵德胜那儿。工作队住在村公所隔壁的两间空房子里，铁柱跟另外三个工作队员挤一铺炕。王桂兰昨晚给他送了一床被子去，回来跟刘长河说，铁柱瘦了，眼睛熬得通红，好几天没合眼了。
“忙什么呢？”刘长河问。
“说是要查材料，查那些伪职人员的底细。光咱村就十几个，一个个地过，光材料就写了一大摞。”
刘长河没再问，把那碗高粱米粥喝得呼噜呼噜响。
王桂兰坐在他对面，没有动筷子，看着他喝。她看了一会儿，忽然说：“长河，我跟你商量个事。”
“说。”
“长水的事，你能不能找铁柱说说？他是工作队的人，说话管用。”
刘长河把碗搁下，用手背抹了抹嘴。
“找他有什么用？他是我儿子，可他现在是工作队的人。公事公办，他说了不算。”
王桂兰不说话了，低下头，端起自己的碗，慢慢地喝粥。
刘长河看她那样，心里忽然软了一下。他伸手从粥盆里又舀了一勺，搁在她碗里。
“多吃点，”他说，“别想那么多。该咋办咋办，天塌不下来。”
王桂兰没抬头，喝了一口粥，嗯了一声。
吃完饭，刘长河把碗一推，站起来。
“我去看看那棵树。”
王桂兰知道他说的是地头的老榆树。这些天，他一烦心就往那儿跑。有时候一待就是一两个时辰，回来也不说话，闷头抽烟。
老榆树在村东头，离刘家原来的地不远。那树是刘长河的父亲刘老根民国初年种的，种的时候说“树在，地就在”。现在地没了，树还在。
刘长河走到树下的时候，太阳刚爬上树梢。他伸手摸了摸树皮。榆树的皮粗，剌手，一块一块地翘起来。树干比他腰还粗了，树冠撑开像一把大伞，遮住了一亩多的地。树根从土里拱出来，盘错着，紧紧地抓着土地，死也不肯松开。
他在树根上坐下来，掏出烟点上。
从这里能看见松江屯大半的房顶。韩老六家的青砖大瓦房在最北边，屋檐上的兽头早让民兵给敲掉了，露着几根黑漆漆的椽子。往南是一片土坯房，灰扑扑的，一个挨一个。有几家的房顶长出了蒿草，在风里摇摇晃晃的。村中间的打谷场已经有人在走动了。
刘长河的目光落在村西头一间低矮的土房上，那是刘长水的家。房子不大，两间，一间住人，一间烧火做饭。烟囱没冒烟，灶怕是冷了好几天了。自打长水被关进村公所，家里就剩弟媳妇。
刘长河想起二弟媳妇那张脸，叫韩桂芝，是韩老六的闺女，嫁过来四来年了。话不多，人老实，见了谁都是低眉顺眼的。长水出事以后，她也没来找过刘长河，没哭没闹，就那么闷着。越是这样，刘长河心里越不好受。
他正抽着烟，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是赵德胜。
赵德胜站在地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袖口磨破了，露出一截线头。他手里拿着一本卷着的笔记本，用一根皮筋勒着。他是山东人，说话带着胶东腔，尾音往上翘，听着像唱戏。来东北一年多，学了几句东北话，说得不伦不类，“干啥”说成“干哈”，“咋整”说成“咋着”，惹得村里人笑过好几回。
“长河叔，您在这儿呢。”赵德胜走过来，也伸手摸了摸老榆树，“好大一棵树。多少年了？”
刘长河站起来，把烟掐了，在鞋底上蹭了蹭烟屁股，揣进兜里。
“我爹种的，民国元年。”他说，“那会儿他刚分到这块地，高兴，种了这棵树，说等树长大了，日子就好了。”
赵德胜没接话，绕着树干转了一圈，抬头看了看树冠，啧啧了两声。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下午两点的会，铁柱主持。刘长水的事，今天要定个结果。”
“我知道。”刘长河说。
“有些群众情绪很激动，要求严惩。”赵德胜斟酌着措辞，推了推眼镜，“当然，政策上我们要实事求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你是他的亲哥哥，又是抗联老战士，有觉悟，组织上希望你能带个头，表个态。”
刘长河没说话，又摸了摸榆树皮。他的手在树皮上慢慢地摩挲着，从下往上，从上往下，像是在摸一件传家宝。
“赵同志，”他说，“我问你一句话。”
“您说。”
“你要是亲弟弟在台上，你怎么办？”
赵德胜愣了一下。他张了张嘴，又闭上了。他低下头，用鞋尖在地上画着什么，画了半天，也没画出个形状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抬起头。
“长河叔，”他说，“我没法回答这个问题。我是独生子。”
刘长河看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
两个人在地头站了一会儿，谁也没说话。风从松花江方向吹过来，穿过玉米地，穿过高粱地，带着泥土和庄稼的气味，又闷又湿。赵德胜的笔记本被风吹开了，他赶紧按住，用皮筋重新勒上。
“走吧，”刘长河拍拍裤腿上的土，“回去换身衣裳，不能穿着这身脏兮兮的去开会。”
三
下午一点半，打谷场上已经站满了人。
松江屯一百多户，六百多口人，除了走不动的老人、抱在怀里的孩子，能来的都来了。男人们穿着对襟褂子，裤腿卷到膝盖，有的光着脚，有的穿着靰鞡鞋。靰鞡鞋是牛皮做的，鞋面皱皱巴巴的，鞋底钉着防滑的钉子，走起路来嘎吱嘎吱响。女人们大多围着蓝布头巾，有的抱着孩子，站在人群后面，踮着脚尖往前看。孩子们在人缝里钻来钻去，喊着叫着，被大人呵斥着撵开，又钻到别处去了。
天气闷热得像蒸笼。乌云压得很低，几乎要贴到树梢上。没有风，空气黏糊糊的。打谷场上几千只脚踩来踩去，扬起的尘土混着汗味、旱烟味、小孩尿布的味道，让人喘不过气。有人受不了，干脆把褂子脱了，光着膀子，露出晒得黑红的脊背。
台子前面摆了一张条桌，三条腿，另一条腿用砖头垫着。桌上放着一只搪瓷缸子，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红字，是赵德胜的。旁边搁着一本翻开的笔记本，钢笔搁在上面，笔帽没盖。桌子后面坐着几个干部模样的人，有赵德胜，有区里来的一个姓孔的同志，还有刘铁柱。
铁柱今天换了一身干净的灰布军装，领口别着一枚白底红字的胸章，写着“土改工作队”几个字。头发用梳子蘸了水，梳得整整齐齐，一根不乱的。他坐在条桌后面，腰挺得笔直，手里拿着笔记本，跟身边的孔同志低声说着什么。说话的时候嘴唇绷得很紧，下巴微微抬着，像个大人似的，不像个十九岁的孩子。
刘长河站在人群中间，前后左右都是人，挤得他胳膊都伸不开。王桂兰站在他旁边，手里拿着一把蒲扇，给自己扇两下又给他扇两下。蒲扇是旧的，扇面裂了几条缝，用布条缝着，扇起来呼嗒呼嗒地响。
人群里嗡嗡嗡的，到处是窃窃私语。
“看见没有？”人群里有人小声说。
“啥？”
“韩老六家的马车，今早拉走了三车东西。锅碗瓢盆，被子衣裳，满满当当的。”
“那是人家有门路，早把东西藏起来了。你以为人家傻啊？等着你来分？”
“嘘，小声点儿，别让人听见。工作队听见了，给你扣个帽子。”
“扣啥帽子？我说的不是实话？”
“行了你，少说两句。”
刘长河没回头，但他听出来了，说话的是吴老七和李三麻子。吴老七是老光棍，六十多了，瘦得像根竹竿，嗓门大，爱管闲事。李三麻子脸上有几颗麻子，年轻时赶过大车，后来腿摔瘸了，就在家种地。这两个人是村里的“义务广播站”，什么消息到了他俩嘴里，能传遍全村。
刘长河的眼睛一直盯着台子左侧的那个门——那是村公所的后门，刘长水就被关在那里。那扇门是木头的，漆都掉光了，露出灰白色的木头。门上挂着一把铁锁，锁头有巴掌大，闪着暗沉的光。
他盯着那扇门，盯了很长时间。门一直关着，一动不动。
他心里在想，长水在里面干什么呢？是不是也像他一样，一夜没睡？是不是也在想小时候的事？是不是也在后悔？
他想起了长水小时候的样子。那年长水五岁，他八岁。秋天，爹让他们去地里拾高粱穗子。长水眼睛尖，总能看见爹妈漏下的穗子，一上午能拾一小筐。他拾得少，就偷偷从长水筐里抓两把。长水发现了，也不哭，也不闹，就是看着他，眼睛圆溜溜的，说：“哥，你要你就拿，别偷。”
他想起那句话，心里忽然像被针扎了一下。
一点四十五分，赵德胜站起来，用搪瓷缸子敲了敲桌子。
“乡亲们，静一静，静一静。”
赵德胜又咳了两声，清了清嗓子，开始讲话。
“乡亲们，今天是咱们松江屯清算伪职人员的大会。伪满时期，咱们村有些人在日本人手下办事，给日本人当差，帮着日本人欺压咱们中国人。今天，我们要把这些人的问题一件一件说清楚，让群众来评理，让政府来定案。”
他说话带着山东腔，但故意拖长了声调，像说书先生。他每说一句就停顿一下，等着人群反应。说到“帮着日本人欺压咱们中国人”的时候，他提高了声调，右手握拳，在桌子上轻轻捶了一下。
人群里有几个人喊：“对！清算汉奸！”
赵德胜满意地停了停，继续说：“下面，请区里来的孔同志讲话。孔同志代表区委、区政府，大家欢迎。”
稀稀拉拉的掌声。孔同志站起来，他没有客套话，一只手撑着桌子，另一只手叉着腰，开口就是硬邦邦的调子。
“政策是明确的。伪保长、伪甲长，给日本人干过事的，一律要清算。情节轻的，批评教育，劳动改造；情节重的，有血债的，依法严办。乡亲们，共产党来了，穷人的冤要伸，苦要诉，欠债的要还钱，杀人的要偿命。就是这么个道理。”
等他说完最后一句，打谷场上静得连知了叫都听不见了。
“下面，”孔同志提高了声音，手一挥，“把汉奸刘长水押上台！”
四
村公所的后门开了。
先是两个民兵走出来，背着枪，腰上扎着皮带，皮带上挂着一串钥匙，走起路来哗啦哗啦响。然后是一个人，低着头，被推着往前走。
那人穿着一件灰白色的对襟褂子，好几处补丁，补丁的颜色比褂子深，一看就是从别处拆下来的旧布。裤腿一条卷着一条放着，卷着的那条露出小腿，小腿上青一块紫一块，还有几道结了痂的伤痕。光着脚，脚踝上有绳子勒过的紫痕，一圈一圈的。
他走得很慢，像是在地上找什么东西，又像是腿不听使唤，每走一步都要顿一顿，像是在确认地面能不能踩实。
刘长河一眼就认出来了——是长水。
这个人比他小三岁，属鼠，今年三十七。小时候哥俩睡一个被窝，冬天冷，长水总是把脚塞到他腿弯里，说“哥，我脚凉”。夏天他俩去松花江洗澡，长水不会水，站在浅处扑腾，水花溅起老高，他拉着他往深处走，说“别怕，有哥呢”。长水被他拉着，走一步喊一声“哥”，喊得他耳朵嗡嗡响。
后来母亲死了，父亲死了，三弟长山也死了。
就剩他俩了。
可现在，他被绑着，被推着，一步一步走上那个晃晃悠悠的台子。
刘长河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他攥的是王桂兰的胳膊，攥得她龇了一下牙，但没有抽开，也没有吭声。
刘长水被推到台子中间，一个民兵喝了一声：“跪下！”
刘长水的腿弯了一下，但没有跪。他又站直了。不是故意犟，是他的腿不听使唤了，蹲了几天，膝盖肿了，弯不下去。
旁边那个民兵于老四二话不说，一脚踹在他腿弯上。这一脚不轻，刘长水扑通一声跪下去，膝盖磕在门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门板被他的膝盖砸得一颤，旁边的门板也跟着晃了一下。
人群里有人喊：“打死他！汉奸！”
又有人喊：“让他交代！怎么给鬼子当狗的！”
碎石头从人群里飞上来，打在刘长水身上。有的小石子蹦在台子上，滴溜溜地滚。一块拳头大的土块砸在他额头上，磕破了皮，血从眉毛上淌下来，顺着鼻梁往下流，流到嘴角。他也不擦，就那么跪着，头低着，看着自己的膝盖。膝盖跪在门板上，裤子的膝盖处破了一个洞，露出里面的皮肉，也是青紫的。
铁柱站起来，摆了摆手：“乡亲们，先让他交代问题，要打要罚，等事情问清楚了再说。”
他的声音不大，但很稳，像练过似的。他说话的时候扫了一眼台下，目光在刘长河身上停了一下，又移开了。
人群安静了一些，但还有人嘀咕：“有啥好问的，当保长就是汉奸。”
铁柱走到刘长水面前，蹲下来，看着他的脸。两个人离得很近，近到铁柱能看见二叔额头上那个伤口里流出来的血已经凝了一半。
“刘长水，我问你，你哪一年当的伪保长？”
刘长水没吭声。他的嘴唇干裂了，起了好几层皮，有的地方已经裂开了口子，露出里面的嫩肉。
“问你话呢！”于老四又吼了一声。
刘长水的肩膀抖了一下，喉咙里发出一个含糊的声音，像是什么东西堵住了，又像是嗓子哑了，说不出话。他咽了一口唾沫，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才发出声音。
“康德元年（1934年），”他说，声音沙哑，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就是……民国二十三年。”
民国二十三年，那就是一九三四年。那一年，父亲死了还不到一年，没有进项，吃了上顿没下顿，铁柱才七岁，饿得哇哇哭，王桂兰急得直掉眼泪。
刘长河记得那个冬天的情形。
“谁让你干的？”铁柱又问。
刘长水沉默了几秒钟，才说：“韩……韩老六推荐的。”
“你为什么要干？”
这句话问出来，人群安静了。几百双眼睛盯着刘长水的后背。他的后背佝偻着，肩胛骨高高地突出来，撑起褂子。
他跪在那里，像一截枯木。风吹着他的头发，灰白色的，他才三十八，头发白了一大半，稀稀拉拉的，能看见头皮。
“因为……因为活命。”他说。声音很低，低到只有台子上的人能听见。
铁柱又往前凑了凑：“怎么叫活命？”
刘长水抬起头，看了铁柱一眼。
就这一眼，刘长河看见了——那是一双混浊的、布满血丝的眼睛，眼眶里全是泪，但没有掉下来。那双眼睛像是被什么东西烧过，眼白上全是红丝，像蛛网一样密密麻麻的。
刘长水声音开始发抖，“要吃药。我哥不在家，我嫂子带着孩子揭不开锅。我不干，全家都得饿死。”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几个字几乎听不见了。
“所以你就不顾祖宗，给日本人当狗？”台下有人喊。是丁老大的声音。
“你拿了日本人多少好处？”又有人喊。
“你是不是帮着日本人抓过咱们的人？康德六年（1939年）那事，你是不是带路了？”
一句接一句，像乱棍砸在他身上。
刘长水又开始低着头不说话了。
五
人群里有人走出来。
是吴老七。他从人群后面挤出来，一边挤一边推开前面的人，嘴里说着“让让让让”。他瘦得像根竹竿，胳膊腿细得像麻秆，风一吹就要倒似的。他走到台前，手指着刘长水，手指头都在哆嗦。
“刘长水，你忘了？康德元年，日本人要咱们出劳工，你挨家挨户点名，我弟弟就是被你逼着去的，去了就没回来！你还有脸跪在这儿？”
吴老七说着说着就哭了。老光棍哭起来不好看，眼泪鼻涕糊了一脸。他用袖子擦了擦脸，袖子湿了一大片，可眼泪还是止不住，从眼眶里往外涌。
“我弟弟那年才十九，”他说，“十九啊，走了就没回来。我娘等了他三年，把眼睛都哭瞎了，也没等到他回来。临死还说‘你弟弟该回来了吧’。你、你——”
他指着刘长水，说不出话了。
人群里又站出来几个人，你一句我一句。
李寡妇说她家的鸡被刘长水带日本人抢过。她嗓门尖，喊起来像杀猪：“我那三只芦花鸡，下蛋可勤了，一天一个蛋，我一个都舍不得吃，指望着换盐吃。他倒好，领着日本人来，一锅端了！那日本人杀了鸡，就在我家院子里烤着吃，骨头扔了一地，我连鸡毛都没捞着一根！”
王瘸子说他当保长的时候收过“锅底税”，每家每户交一口锅的钱，说是“支援圣战”。王瘸子一说起来就激动，拐杖在地上戳得咚咚响：“一口锅的钱啊！那时候一口锅多贵？我们家七口人，就一口锅，交了钱，锅还是那个锅，可钱没了！”
李三麻子从台上跳下来，走到人群里，大声说：“康德六年冬天，刘长水带人抓过抗联的人！这事我亲眼看见的！那两个抗联的人，被捆着从咱们村押过去，手反绑着，嘴上塞着布条，脚上戴着镣子，哗啦哗啦响。刘长水走在前面，手里举着火把，狗仗人势！”
这话一说出来，人群像炸了锅。
“抓抗联？那可是咱们自己的队伍！”
“抗联是打鬼子的！他帮着鬼子抓抗联？这不是汉奸是什么？”
“枪毙！枪毙他！”
“血债要用血来还！”
石头又飞上去了，这次有拳头大的，砸在刘长水后背，闷响一声。他也不躲，就那么跪着。
铁柱又站起来维持秩序：“乡亲们，让他交代清楚，抓抗联的事是怎么回事，要一件一件说。咱们是开斗争会，不是开乱斗会。有组织有纪律，不能乱来。”
刘长水的身体在发抖，他的嘴唇翕动着，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说！”于老四又踢了他一脚。这一脚踢在腰上，刘长水往前一栽，手撑在门板上，又慢慢跪直了。
“我说……我说。”他终于开口了， “康德六年，日本人让我带路进山，说是抓胡子。我不知道是抗联，我……我要是知道，我死也不会带路的。”
“你不知道？你骗谁呢？全屯谁不知道山里有抗联？你大哥就是抗联的，你能不知道？”孙大棒子指着他的鼻子骂。
刘长水不再辩解，只是反复说：“我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他们说的是胡子，不是抗联。我以为是胡子……”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又听不见了。他的头低着，几乎要贴到地面，蜷缩着，动弹不得。
刘长河站在人群里，浑身僵硬。
他知道长水在撒谎——也不全是撒谎。
康德六年那件事，他记得。那一年他正好在山里养伤，腿上的枪伤化了脓，走不了路，在一个猎户的窝棚里躺着。有一天，老李急匆匆地跑来，说有人给日本人带路，差点摸到密营。老李说那个向导穿着老百姓的衣裳，打着一把纸伞，是个瘦高个，脸上有颗痣。
有颗痣。
刘长河的心猛地一沉。长水的左眉梢上，有一颗黑痣，黄豆大小，从小就有的。
他没有告诉老李，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只是找了一个机会，偷偷给长水递了一张纸条，卷成小卷，塞在一块苞米面饼子里，托一个可靠的乡亲捎了回去。纸条上写了四个字：“别当汉奸。”
长水有没有收到那张纸条，他不知道。长水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他也没有问过。
但从那以后，日本人再也没有摸到抗联的踪迹。那个密营一直很安全，老李还夸过向导可靠，说“不知道怎么回事，鬼子就是找不着咱们”。
这些事情，他能说吗？
说了有用吗？
六
批判会进行了一个多钟头。
太阳从云层里钻出来，又钻进去。每一次钻出来，地上的热气就往上蒸，闷得人头皮发麻。打谷场上没有阴凉，大人孩子都流着汗，脸上的汗珠子往下淌。
刘长河的腿站麻了。他没有换过姿势，一直盯着台子，盯着弟弟的后背。他的腿从麻变成了木，从木变成了没有知觉。
有人给他搬了一把椅子来。他不坐，就站着。
王桂兰把蒲扇塞给他，他也不扇，就那么攥着。
铁柱站起来做小结。他手里拿着笔记本，翻了两页，找到写好的稿子，清了清嗓子，开始念。
“乡亲们，刘长水的问题主要有这么几条：第一，担任伪保长多年，为伪满政权服务，时间长达八年，性质严重；第二，协助日本人征粮、征劳工、收锅底税，给群众造成了经济损失；第三，给日本人带过路，危害了抗联的安全，虽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性质恶劣。”
他念完这几条，停顿了一下，抬头看了看人群。
“这些问题的性质都很严重，按照《惩治汉奸条例》——按照惩治伪职人员的有关政策，应当——”
“应当枪毙！”有人喊了一嗓子。
“枪毙！枪毙！”几个人跟着喊。
声音越来越大，人群开始往前挤，前排的人被后面的人推着，离台子越来越近。
“枪毙！枪毙！枪毙——”
喊声震天，连树上的知了都被吓住了，不叫了。
刘长水的身体剧烈地抖了一下，像被电击了一样。他的头终于抬起来了，眼睛在人群里搜索着，几百张脸从他面前掠过，有的愤怒，有的冷漠，有的好奇，有的在笑。
他看见了刘长河。
几百个人里，他一眼就看见了哥哥。
刘长河站在人群中间，一动不动。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但他的手在发抖，王桂兰看见了——那把蒲扇在他手里，蒲扇的把儿在抖。
长水看见了哥哥，看见了那把发抖的蒲扇，看见了王桂兰扶着哥哥胳膊的那只手。
那一瞬间，他眼里的泪水终于掉了下来。两颗泪珠从眼眶里滚出来，顺着鼻翼两侧流下来，流过颧骨，流过嘴角，滴在下巴上，挂在那里，然后滴落在门板上。接着又是两颗，又两颗，像泉水止不住地往外涌。
他没有哭出声。他咬着嘴唇，嘴唇上的干皮被他咬破了，血渗出来，和眼泪混在一起。
刘长河看见弟弟在看他。
两个人的目光撞在一起。
刘长河想起了那个梦，梦见长水喊“哥，哥”。
他想起了小时候，长水跟在他屁股后面，赤着脚，光着膀子，晒得像泥鳅，叫“哥，等我”。
他想起了父亲死的那天晚上，长水跪在柴房门口，双手撑着地，额头磕在门槛上，哭着说“哥，我不是人，我不是人”。
他想起了长水偷偷往抗联密营送盐巴的那双手——那双被冻裂的、流着血的手。那一年冬天奇冷，零下四十度，长水光着手从呼兰县城买了盐巴，装在裤腿里，骑着一匹瞎了一只眼的老马，走了一夜的山路，把盐巴放在西山坡的石洞里。他走的时候手上全是冻疮，裂开了口子，血把盐袋子都染红了。
他想起了昨天晚上桂兰说的话：“他脏了手，但心没脏。”
人群还在喊。
他的手在裤兜里攥成了拳头。指甲掐进肉里，他需要这种疼提醒自己——他还活着，弟弟也还活着，活着的就得想办法把命保住。
他看了一眼儿子的后背。铁柱站在台子上，背对着他，看不见表情。但刘长河看见他的右手在发抖——那只拿着笔记本的手，在微微地抖。
儿子也在怕。
怕什么？怕他站出来说错话？怕他求情？怕他让他为难？
还是怕自己真的把二叔送上刑场？
刘长河深吸了一口气。
他不能再等了。
七
“我来说两句。”
声音不大，像平时说话一样。
是刘长河。
他拨开前面的人，一步一步走到台前。他走得不快，但步子很大，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像是在丈量土地。人群自动让开一条路，几百双眼睛看着他，有的惊讶，有的期待，有的替他捏一把汗。
吴老七在他身后小声说：“长河要给他弟弟求情了。”
李三麻子说：“亲哥嘛，能不求情吗？”
吴老七说：“可他是抗联的，他要是求情，那不是——”
“嘘，听他说。”
刘长河走到台子跟前，没有上去。他就那么站在台下，仰着头看台上跪着的弟弟。
两个人隔着几步远的距离，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一个跪着，一个站着；一个满脸泪水，一个面无表情。
“爹，您有什么话要说？”铁柱问。他的声音有点紧，像是嗓子被什么东西掐住了。
刘长河没有看儿子。他看着弟弟。
两个人对视了几秒钟。
“长水，”刘长河说，“我问你几句话。”
刘长水的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只是点了点头。他的脖子僵硬了，点头的时候整个上半身都在动。
“康德六年给日本人带路，你知道那是抗联吗？”
弟弟摇头，眼泪甩了出来，落在门板上。
“你真不知道？”
“哥……我真不知道。他们说是抓胡子，我不知道是抗联……”弟弟的声音断断续续的。
刘长河沉默了几秒钟。他在想，要不要把那件事说出来？要不要告诉所有人，他曾经给弟弟递过纸条？那纸条上写的是“别当汉奸”——那就是他知道弟弟在给日本人带路。
他不能说。
说出来，弟弟的罪就更重了。
他不能说。
“康德四年（1938年），”他换了一个话题，声音提高了些，让更多人听见，“村里抗粮，日本人在村口架了机枪，是谁偷着改了名单，把抗粮的八个人改成两个人的？”
人群里有人嘀咕：“有这事？”
刘长河没有停，继续说：“康德五年（1939年），大雪封山，抗联的伤员没粮食了，是谁把盐巴和苞米放在西山坡的石洞里，还盖了树枝，怕雪把袋子埋了？”
他的声音开始发抖了，但还在说。
“康德六年春，日本人要烧粮，说是‘坚壁清野’，不让粮食留给抗联。是谁半夜把粮仓的锁撬了，让全村人把粮食转移了？是谁？”
他转过身来，面对着人群。
“这些事情，是我亲眼看见的，或者是我事后查到的。我刘长河拿脑袋担保，一句假话没有。”
打谷场上安静极了。连孩子都不闹了。一个三四岁的孩子正哭着要娘，被大人捂住了嘴，哭声变成呜呜的声音。
吴老七第一个开口。他从人群后面挤到前面来，脸上的泪还没干，眼睛红红的。
“长河，你弟弟当保长是真的，这些事也是真的？”
“真的。”刘长河说，“他帮过的人，不止你们知道的那几个。有些人他帮了，他自己不说，我替他说的。”
“那他为什么不说？”有人问。
刘长河转回身看着弟弟。长水的头埋得很低，几乎磕在门板上。他的肩膀不停地抖，抖得整个人都在晃。
“你说话啊，”刘长河的声音忽然大了，像打雷一样在打谷场上炸开，“你做的这些事，你倒是说啊！你不说谁知道？你不说人家以为你只会当汉奸！你说话！”
长水抬起头，满脸都是眼泪。他的脸被泪水洗得发亮，额头上那个伤口还在往外渗血，血和泪混在一起，顺着脸颊流下来，滴在褂子上。
“我……我不敢说……”他的声音断断续续的， “我怕……我怕说了也没人信……我脏了手……我说什么都是假的……”
他哭出了声，是一种从胸腔里挤出来的声音。那声音不大，但尖锐，让人听了心里发紧，浑身起鸡皮疙瘩。
全场寂静。
只有刘长水的哭声，和远处松花江上隐隐约约的水声。
那水声很轻，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叹气，又像是河底的石头在翻身。
八
铁柱站起来了。
他走到赵德胜身边，弯下腰，低声说着什么。赵德胜皱着眉头，也在低声说话，嘴唇几乎不动，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区里的孔同志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两根手指捏着眉心，像是在想什么问题。
台下的群众开始交头接耳。
“没看出来啊，刘长水还干过这些事。”
“可他当保长是真的，给日本人办事也是真的。”
“功过能不能相抵？”
“那得看政府怎么定了。共产党的政策不是说坦白从宽吗？”
“坦白从宽那是针对国民党的。这伪职人员，算不算坦白？”
“你别问我，我又不是政府的人。”
“你小声点儿，别让人听见。”
刘长河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王桂兰走到他身边，拽了拽他的袖子，想把他拉回人群里。他没有动。
“长河，够了，”王桂兰小声说，“再说就过了。你是他哥，你不能替他全扛了。”
刘长河没有看她，声音很低：“我没有替他扛。我说的都是实话。”
“实话也不能你一个人说。该让别人说了。”
她说完就回到人群里去了。
这时候，人群后面传来一个声音。
“让开让开，我来了。都让开。”
人们回头一看，是冯二爷。
冯二爷今年七十三了，是松江屯辈分最高的人。他当过私塾先生，识文断字，年轻时还在呼兰县城里教过书，后来日本人的学校不让教汉字了，他就回了村，在家里教几个孩子念《三字经》《百家姓》。村里人敬他，不光因为他有学问，还因为他为人公道，谁家吵架了，都找他评理。
他今天穿着一件青布长衫，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头上戴着一顶瓜皮帽，帽顶上的红疙瘩都磨没了。他拄着一根枣木拐棍，拐棍被他摸得油光锃亮。他走路慢，一步一步的，拐棍先点地，然后迈右脚，再迈左脚，三步一停。
人群自动让开一条路，比给刘长河让路时还要宽敞。
冯二爷走到台前，没有上去，就像刘长河一样站在台下。他抬头看了看台上跪着的刘长水，又看了看台下的刘长河，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老朽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赵德胜赶紧站起来：“冯二爷，您说。您是长辈，您的话我们听。”
冯二爷又叹了一口气，把拐棍在地上戳了戳，笃笃两声。
“我活了七十多年，光绪年间的事都记着呢。日本人来了八年，什么样的人是汉奸，我分得清。”
他顿了顿，看了一眼跪着的刘长水。长水还在哭，但声音已经小了，变成了抽泣，肩膀一耸一耸的。
“长水这孩子，我看着长大的。他爹刘老根，是个本分人，种了一辈子地，到死也没欠过谁一粒粮食。长水他妈，那也是个好人，心善，见不得人受苦，谁家揭不开锅了，她哪怕自己不吃也要给人送去。”
他又顿了顿，声音变得有些沙哑。
“长水当了保长，丢人，给祖宗抹黑。但他没有害过咱屯的人，这一点我可以作证。”
他掰着指头数，一根一根的。
“康德元年征劳工，他把我两个儿子都报了名。我两个儿子，大的二十，小的十八，正是好劳力。我寻思完了，这回肯定被抓走了。结果名单贴出来，不是我儿子的名字，换成了别人家的孩子。我去问他，他说‘弄错了’。现在想来，他是故意的。”
他停了停，换了一根指头。
“康德四年抗粮那事，我也知道。那天晚上他来找我，半夜了，外头下着雨，他浑身湿透了，站在门口不敢进来。他说‘冯二爷，那八个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全抓走了，三十多个孩子老人怎么办’。我说‘你跟我说没用，你找日本人说去’。他站了一会儿，就走了。第二天名单就改了。”
他再换一根指头。
“康德五年，有人往西山坡送盐巴，我撞见过一回。我以为是谁呢，远远地看见一个人影，猫着腰往石洞里塞东西。我没敢出声，怕惊着他。后来我去看了，是盐巴和苞米面。我琢磨着，这准是给抗联送的。是谁送的，我心里有数，但我没说。”
他说完这三件事，把手放下来，拄着拐棍，看着赵德胜和孔同志。
“老朽说这些，不是替长水开脱。他犯了错，该罚就罚。但不能要他的命。这个人，罪不该死。”
赵德胜和孔同志对视了一眼，谁也没说话。
冯二爷又转过头来，看着人群。
“乡亲们，杀一个人容易，杀完了就没了。可你们想一想，长水要是真该杀，他大哥长河会站出来替他说话吗？长河是抗联的人，他比咱们更恨汉奸。他都说了，长水做过那些事，那就证明长水不是个坏透的人。”
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拐棍在地上又戳了戳。
“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冯二爷说完，拄着拐棍慢慢走了。他走得比来时还慢，每走一步都要停一下。人群默默地看着他走远，谁也没有说话。
刘长河看着冯二爷的背影，眼眶发热。
他没想到，会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替长水说出这些话。
他更没想到，村里还有这么多人，记得长水做过的好事。
九
铁柱又和赵德胜、孔同志商量了一会儿。
三个人凑在条桌前，头碰着头，声音很低。孔同志一直闭着眼睛听，听到后来睁开了眼睛，看了赵德胜一眼，点了点头。赵德胜也点了点头。
铁柱站起身，走到台子前面，面对着人群。
他的手在裤缝上擦了一下，擦掉手心里的汗。
“乡亲们，刘长水的情况，工作队和区里的同志又研究了一下。根据群众揭发和本人交代，结合冯二爷、刘长河同志等人提供的情况，我们认为——”
他停了一下，看了刘长水一眼，又看了刘长河一眼。
“刘长水在担任伪保长期间，确实为伪满政权服务过，犯有严重错误。但他同时也利用职务之便，为抗日力量提供过帮助，保护过群众利益，没有发现血债和其他严重罪行。”
他念这一段的时候，声音比刚才平稳了一些，但还是能听出一丝颤抖。
“按照惩治伪职人员的政策，经工作队研究，报区里批准，对刘长水做出如下处理——”
他又停了一下。
“免于死刑，判处劳动改造三年，在本地执行，交由群众监督改造。”
这三个字从铁柱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刘长河的肩膀猛地塌了一下。
他不知道自己一直在绷着劲儿，肩膀绷得紧紧的。听到“免于死刑”这四个字，那根弦忽然松了，他的肩膀塌了，整个人像是矮了一截。
王桂兰走过来，扶着他的胳膊，感觉到他的手臂在发抖，抖得厉害。
“好了好了，”她说，“好了，好了。”
刘长河没有说话。他的嘴唇在动，但发不出声音。
他在心里说：“长水，你听见了吗？你死不了了。你不用死了。”
台下有人议论：“三年，不重。”
“也不算轻。三年，干活，那也不是好受的。”
“能活着就行，总比枪毙了强。”
“也是。长河这个当哥的，也算是尽了心了。”
吴老七不服气，站在台下嚷嚷：“就这么完了？抓抗联的事就算了？他带过路，差点害死咱们的人！”
赵德胜站起来，很耐心地解释：“吴同志，我们调查过了，他带路的时候确实不知道是抗联。而且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给日本人带过路。这一点，抗联的老同志刘长河可以证明。”
刘长河点了点头。
吴老七还想说什么，被旁边的人拉住了。
“行了行了，人都没死，你还想怎样？”
“就是，你跟他也没仇，至于吗？”
吴老七甩开那人的手，哼了一声，转身走了。
两个民兵上来，把刘长水从地上拉起来。他的膝盖跪得不会走路了，肿得像馒头，站都站不稳，被两个人架着才勉强站起来。
刘长水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膝盖。裤子的膝盖处已经磨破了，露出的皮肉青紫发亮，肿得老高。
他被架着往台下走，经过刘长河身边的时候，停了下来。
两个人离得很近，近到刘长河能闻到弟弟身上的气味——汗味、霉味、还有血的气味，混在一起。
刘长水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他张了张嘴，又闭上了。又张了张嘴，还是没说出来。他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话在喉咙里打转，就是出不来。
刘长河伸出手，帮他把额头上那块快要掉下来的干血块擦了擦。血块粘在皮肤上，他用了点力才擦掉，露出底下新结的痂，暗红色的。
“别怕，”他说，声音很低，只有弟弟能听见，“有哥在。”
长水的眼泪又掉下来了。
这一次，他没有哭出声，只是咬着嘴唇，使劲咬着，咬得嘴唇发白，一滴一滴的泪珠从眼眶里滚出来。
他被架走了。
两个民兵架着他，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他的脚在地上拖着，脚尖划着地，在尘土里留下两道浅浅的痕迹。
人群慢慢散去。
有人还在议论，有人已经走了，有人在叫孩子回家。
打谷场上留下了几片烂菜叶、几个土块，和一阵闷热的风。那条红布横幅还在风里扑嗒扑嗒地响。
刘长河还站在那里，看着长水消失的方向。
王桂兰走过来，把那把蒲扇递给他。
“走吧，回家。”
“嗯。”
他们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村东头那棵老榆树下。
太阳已经偏西了，阳光从树冠的缝隙里漏下来。老榆树的影子很长很长，从树根一直延伸到地头上，像一条黑色的河流。
刘长河摸了一回树皮，在树根上坐下来，掏出烟点上。
“桂兰。”
“嗯。”
“你说，我这个当哥的，到底做得对不对？”
王桂兰在他旁边坐下，想了一会儿。她看了看老榆树，又看了看天边的云彩。云彩被夕阳染成了橘红色，一层一层的。
“你做得对。”她说，“长水做过错事，但你不能不认这个弟弟。就像这棵树，”她指了指老榆树，“根在土里盘着，砍不断的。你要是为了革命，连亲弟弟都不要了，那革命还有什么意思？”
刘长河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烟头在暗下来的天色里一亮一暗。
“可铁柱说的也不是全错，”他说，“公是公，私是私。我今天站在台上替长水说话，人家会说我觉悟不高，会说他是我弟弟我就护着他。”
“你护着他了吗？”王桂兰问，“你说了假话吗？”
“没有。”
“那不就结了。你说了实话，实话就不怕人说。人家爱说啥说啥。”
刘长河没有再说话，把烟吸完了，烟屁股掐灭了，又揣进兜里。他不随地扔东西，这是从抗联时养成的习惯，不能留下痕迹，不能让敌人追踪到。
他又摸了一回树干。
“我爹种这棵树的时候，我还没出生。”他说，“后来我爹死了，树还在。长山死了，树还在。长水要是死了，树也还在。树比人活得长。”
王桂兰没有说话，只是把手搭在他的手背上。
两个人都没有再说话。
远处，松花江上的汽笛又响了。一声长，一声短，像在催促什么，又像在告别什么。
十
夜里，刘长河怎么也睡不着。
王桂兰已经睡着了。铁柱今晚又没回来，睡在工作队的驻地。东屋空着，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王桂兰说晒过了，给铁柱留着。
刘长河摸黑穿了衣服，推门出来。
院子里月光很好，满地的银白色，像下了一层霜。墙角那架辘轳上，井绳湿漉漉的，在月光下闪着水光。鸡窝里的母鸡咕咕叫了两声，又安静了。
他站在院子里抽了一根烟，然后推开了院门。
村子睡着了。没有狗叫——村里的狗今天叫了一天，大概是累了，都歇着了。没有灯光，月亮就是唯一的灯。月亮挂在天上，又圆又大，像个银盘子，照得见屋顶上的茅草，照得见土路上踩出的脚印。那些脚印有的深有的浅，有的是人的，有的是牛的，有的是鸡的，乱七八糟地印在一起。
他不知不觉走到了村公所门口。
门口有两个民兵站岗。一个靠着门框打盹，另一个靠着墙根蹲着，枪杵在地上，手扶着枪管。打盹的那个听见脚步声，猛地醒了，揉了揉眼睛，看见是刘长河，叫了一声“长河叔”。
“我想进去看看。”刘长河说。
两个民兵对视了一眼。蹲着的那个站起来，把枪往肩上一背，露出为难的表情。
“长河叔，不是我们不让你进，赵同志说了，没有他的批准，不能探视。这是纪律。”
“我知道。”刘长河说，“我不进去，我就看看。”
他走到窗户跟前。窗户上糊着窗户纸，不透光。他什么也看不见。
“他在里面怎么样？”他问。
“还行，没闹，就是不吃东西。”民兵说，“中午送的饭，没动。晚上的也没动。就喝了几口水。”
刘长河站了一会儿，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布包是蓝底白花的，王桂兰的旧头巾改的，里面包着两块苞米面饼子，还是温的。桂兰晚上烙的，烙了六个，两个给他装上了，两个给铁柱留着，两个自己吃。
“能不能把这个送进去？”
民兵犹豫了一下，接过布包，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咽了口唾沫。
“长河叔，您放心，一定送到。”
“你告诉他，”刘长河说，“就说他哥说的，让他吃饭。不吃东西扛不住。三年呢，不吃东西怎么能扛过去？”
民兵点了点头。
刘长河拍拍他的肩膀，转身走了。
他没有回家，又去了老榆树下。
月亮偏西了，树影比下午短了些。月光把老榆树的影子投在地上，像一幅剪纸。树皮在月光下泛着青光，摸上去凉丝丝的，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
他忽然想起了父亲。
父亲活着的时候，最爱这棵树。每天傍晚都要来看一看，摸一摸，有时候还跟树说话。有一回，刘长河问他：“爹，这棵树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一棵榆树吗？又不是什么稀罕树种。”
父亲说：“你不懂。这棵树是我种的，我种的我就得管它。就跟地一样，你种了它，你就得管它。树在，地就在。地在，根就在。”
他又想起了三弟长山。
长山走的那天晚上，月亮也是这么圆。那是一个秋天的夜晚，高粱刚收完，地里光秃秃的。长山穿着一件黑褂子，背着一条旧棉被。长山对他说：“哥，等我回来，咱把那块地种好。”
他说：“好，我等你。”
长山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他去找了，在长山牺牲的地方，他捧了一把土，装在口袋里，带回了家。那把土现在还放在炕头的小匣子里，黑黑的，平平无奇的。
现在，长水还在，可也快走了。
劳动改造三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三年后回来，还是松江屯的人，还是刘家的人。
他蹲下来，用手抠了一把树根下的土。土是湿的，凉丝丝的，攥在手心里，能攥出油来。黑土就是这样的，攥在手里，像攥着一条命。
他忽然就哭了。没有声音，眼泪一滴一滴砸在地上，砸在黑色的泥土里。泪水落在土上，把土打湿了一小块，那一小块的颜色深了一些。
他想起小时候，三兄弟在这棵树底下玩，母亲在旁边的地里薅草，弯着腰，一步一步地往前挪。长水最小，跑不快，总是被他和长山追上，抢了他的蛐蛐。蛐蛐是长水在草棵子里捉的，装在麦秆编的小笼子里，叫起来很好听。他和长山抢了去，长水哭着跑去找母亲。母亲直起腰，手上还带着泥，说：“你们当哥的，要让着弟弟。他小，你们大，大的不能让着小的，那还叫什么哥？”
他没有让。
他一直都没有让。
长水最需要的不是让，是有人替他扛一扛。在他最扛不动的时候，他不在，他走了，他去打鬼子了，他把一家老小都扔给了长水。
长水能怎么办？不当保长，全家都得饿死。铁柱才十一岁，饿得皮包骨头。王桂兰急得成宿成宿睡不着。
不当保长，那个冬天他们就过不去。
他蹲在那里，抱着膝盖，头埋在胳膊里，哭了很久，哭到月亮偏西，哭到露水打湿了裤子。
最后他站起来，在树干上靠了一会儿。
“爹，”他对着树说，“我没护住长山，我不能再护不住长水了。你老在天上看着，保佑保佑他。三年，让他平平安安地回来。”
风从松花江方向吹过来，穿过玉米地，穿过高粱地，带着泥土和庄稼的气味。榆树叶子沙沙响，像有人在说话，又像有人在叹气。
那声音很轻，很轻，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又像是从心里长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