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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四五年夏天，松江屯的庄稼长得不好。从入夏就没下过一场透雨，苞米叶子卷成了筒，高粱秆子细得像筷子。刘长河每天天不亮就起来，从江里挑水浇地，一担一担地挑，肩膀磨破了又结痂，结痂了又磨破。王桂兰拿一块旧布给他垫在肩膀上，他说“不用”，但还是垫上了。
那块旧布是铁柱穿小了的褂子，洗得看不出颜色，补丁摞补丁。桂兰把它叠成长条，缝了几针，做成一个肩垫。刘长河挑水的时候，扁担压在上面，不那么硌得慌了。但汗水浸进去，盐分蜇着磨破的皮，还是疼。他不吭声。疼也要挑，地不等人。
铁柱十八岁了，已经能帮着他挑水。半桶水压得他龇牙咧嘴，但他咬着牙不吭声。刘长河看着儿子的背影，想起自己十八岁的时候，父亲也是这样带着他在地里干活。那时候地还是自家的，种什么自己做主。现在地是日本人的“采种场”，种什么、收多少、交给谁，都由不得他。
但地还是要种。
不种地，人吃什么？
地不骗人，可人骗人——日本人骗人，说“大东亚共荣”，共来共去，中国人的粮食都进了他们的粮库；韩老六骗人，说他“替乡亲们办事”，办来办去，他的粮垛一年比一年高。就连老天爷也骗人，说好了下雨，一滴都不下。
刘长河把扁担从肩上卸下来，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太阳毒得很，晒得地里的土都发白。他蹲下来，从垄沟里抠了一把土，攥在手心里。土是热的，干巴巴的，一攥就碎了。他把土凑到鼻子跟前闻了闻，没有那股熟悉的、腐殖质的酸味儿，只有干土呛人的味道。
“爹，那边有人打架。”铁柱指着村口。
刘长河站起来，往村口看。一群人围在一起，吵吵嚷嚷的。他放下扁担，走过去。
二
人群中间，赵大牙正揪着一个老头儿的衣领子，嘴里骂骂咧咧的。老头儿姓张，叫张清善，是村里最穷的佃农，给韩老六扛了一辈子活。他佝偻着腰，脸上全是褶子，被赵大牙揪着衣领，像一只被掐住脖子的老鸡。
“我没偷！” 张清善喊，声音沙哑。他的嘴角有白沫子，眼睛瞪得溜圆，一双满是裂纹的手死死攥着赵大牙的手腕，但力气太小，根本掰不开。
“你没偷？粮食咋少了半袋子？”赵大牙一巴掌扇过去，张清善的嘴角流了血。血顺着下巴滴在衣襟上，在灰布褂子上洇开一小片深色。
赵大牙本名赵得财，爹妈给他取这名，指望着他发财。他倒好，没发财，当了伪军，发了国难财。人瘦，脸长，牙往外龇，村里人背后叫他赵大牙。他听见了也不恼，笑嘻嘻地说“牙大吃得四方”。他爹赵老五，一辈子老实巴交，七十多了，还在韩老六家看祠堂。赵大牙嫌他爹窝囊，不怎么回家。
“皇军说了，粮食是‘共荣’的根基，谁偷粮食，谁就是反满抗日！”赵大牙松开张清善，把他推了一个趔趄，“送村公所！”
两个伪军上来，一左一右架住张清善的胳膊。老头儿的腿在地上拖着，留下两道印子。他的一只鞋掉了，没人帮他捡。那只鞋是一只破了帮的布鞋，鞋底磨得透明了，孤零零地躺在黄土路上。
人群散了。没有人说话。
刘长河站在那儿，手攥成了拳头。他看见张清善那只鞋，走过去，弯腰捡起来。鞋很轻，轻得像一片干树皮。他把鞋拿在手里站了一会儿，然后放在了路边的墙头上，这样张清善回来就能看见。
他回到地里，拿起扁担，继续挑水。一担、两担、三担……他数着数，但数着数着就忘了。脑子里全是张清善被架走的样子，还有那只孤零零的鞋。
铁柱跟在他后面，不敢说话。儿子看得出来，爹今天不对劲。他挑水的动作比平时重，每一下都把扁担甩得呼呼响，水桶落在垄沟里溅起一片水花。那不是干活，是在跟自己较劲。
傍晚的时候，太阳落到了西边的高粱地后面，天边的云烧成了暗红色。刘长河把最后一担水浇完，把扁担靠在墙根，站在那里看着地。苞米叶子还是卷着，土壤还是干裂着，他一天挑的四五十担水倒进这几十亩地里，连一小片都没浇透。
他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
一个庄稼人，种了一辈子地，到头来连一垄地都护不住。
三
那天晚上，他去找二弟。
刘长水住在村公所后面的一间小屋里，离刘长河家不远。刘长河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月亮还没上来。他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声音。他又敲了一下。
门开了。刘长水站在门口，穿着那身灰布制服，没戴帽子，头发乱糟糟的。他看见刘长河，愣了一下，侧身让他进去了。
屋里很简陋。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角堆着几摞纸。桌上放着一盏油灯，火苗被风吹得忽明忽暗。墙上的白灰脱落了一大片，露出里面的黄泥。窗台上放着一个缺了口的碗，碗里泡着一双筷子。
刘长水把椅子上的衣服拿开，让刘长河坐下。他自己坐到床沿上，从桌上摸了一根烟，点上。火光闪了一下，照亮了他半张脸。刘长河看见他比以前瘦多了，颧骨高高地突出来，眼窝深深地陷进去，脸色灰黄灰黄的，像病了一场。
“张清善呢？”刘长河直接问。
刘长水吸了一口烟，没说话。
“关在村公所，明天送到区上。”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声音很低，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他偷了多少粮食？”
“半袋子。”
“半袋子就要送区上？”
刘长水没有回答。他把烟夹在指间，看着烟雾在油灯的光里慢慢升上去，散开，消失在黑暗的天花板里。
“你是保长，”刘长河说，“你不能放了他？”
刘长水抬起头，看着刘长河。油灯的光映在他眼睛里，那双眼睛是红的，布满血丝，像几天没睡觉，又像是哭过。
“大哥，”他的声音很低，“赵大牙告的。赵大牙现在跟日本人走得近，我说不上话。”
“你是保长！”
“我这个保长，”刘长水苦笑了一下，笑容在灯光下显得很苦，“日本人想摘就摘，想杀就杀。上回三道沟的事，日本人已经怀疑我了。他们没动我，是因为还没找到替我的人。”
刘长河沉默了一会儿。他知道二弟说的是实话。保长听起来是个官，其实是挂在刀尖上的一块肉。日本人不高兴了，随时可以换掉，随时可以杀掉。去年邻村的保长，就因为交粮晚了三天，被日本人绑在电线杆上冻了一夜，第二天拉回去，人就傻了。
“那张清善……”
“大哥，”刘长水打断他，“你放心，张清善的事，我来想办法。”
“什么办法？”
“你别管了。”
兄弟俩沉默下来。屋里只有油灯的火苗偶尔发出“啪”的一声，还有远处传来的虫鸣。刘长河看着二弟，二弟低着头看自己的手。那双手摊在膝盖上，手心朝上，手心里有茧子、有伤疤，还有洗不掉的墨迹。当保长这几年，他学会了写字、盖章、记数。
刘长河站起来，走到门口。他拉开门，凉风从外面灌进来，吹得油灯的火苗东倒西歪。他迈出一只脚，又停住了。
“长水。”
“嗯。”
“你自己当心。”
他没有回头，但他听见二弟在身后轻轻说了一句：“嗯。”
那一声很轻，轻得像叹息。
四
此后几天，村里的气氛越来越怪。
日本人的告示还贴在村口，但已经没有伪军站岗了。听说哈尔滨那边乱成了一锅粥，苏联红军已经打进来了，关东军一触即溃。有人看见韩老六家的马车半夜里出了村，车上装着大箱子，往哈尔滨方向去了。有人说韩老六跑了，有人说他没跑，躲在屯子后面的窝棚里。
刘长河照常下地。但他的心思不在庄稼上。他在等。
等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
八月十五那天，他去江边挑水，看见小刘从芦苇丛里钻出来。
小刘大名刘子建，十九岁，抗联的交通员，瘦得像根竹竿，但跑起来比兔子还快。他脸上有一道疤，是前年被伪军刺刀划的，从左眉梢拉到右嘴角，缝了十几针。他蹲在刘长河旁边，声音压得很低，但眼睛亮得像着了火。
“刘大哥，日本人要完了！”
“咋说？”
“哈尔滨那边传过来的消息，苏联红军打进来了，关东军顶不住。”小刘四下里看了看，“老孙让我告诉你，做好准备，随时可能变天。”
“做啥准备？”
小刘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塞给刘长河。纸上画着一张简易地图，标着几个位置。
“这是伪警察所的位置，这是他们的枪柜。”小刘的手指在地图上戳了戳，“老孙说，日本人一投降，你马上带人把他们的枪缴了。谁先拿到枪，谁说了算。”
刘长河把地图叠好，塞进腰里。
“老孙呢？”
“老孙在哈尔滨，跟着大部队。过几天就回来。”小刘拍了拍他的胳膊，“刘大哥，这么多年了，就等这一天。”
小刘走了。刘长河蹲在江边，看着江水。水面上一片树叶打着旋，被浪推走了。他伸手捞了一下，没捞着。
他想起三弟。三弟死的时候说：“打完鬼子，咱回家种地。”
种自己的地。
他攥紧了手里的扁担。
五
八月十八日。
刘长河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一天。
那天早上，他和往常一样下了地。太阳毒得很，晒得头皮发麻。他弯着腰锄草，锄头一下一下刨进土里，翻了，拍碎，再刨下一垄。汗从额头上滚下来，滴在土里，瞬间就看不见了。
快到晌午的时候，他听见远处传来一阵喊声。
声音从村口那边传过来，越来越近，越来越大。他直起腰，手搭在额头上往那边看。
一个人正从村口跑过来，跑得飞快，鞋子跑掉了一只也不捡。是小刘。
小刘跑到地头，一头栽在地上，大口大口喘气。他的脸涨得通红，嘴唇在哆嗦，眼睛里全是泪。他张着嘴，想说话，但喘不上来气，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
“咋了？”刘长河蹲下来，拍他的背。
小刘抓住他的胳膊，抓得死紧。
“日本人……日本人……”他断断续续地说，“投降了……”
刘长河愣在那里。
小刘终于喘上来了，声音又尖又亮，像一把刀子划破了正午的寂静，“日本投降了！仗打完了！”
刘长河蹲在那里，一动不动。
“你说啥？”他的声音不像自己的。
“日本投降了！广播里说的！哈尔滨的日本人都蔫了！”小刘从地上爬起来，跺着脚，“你听，村里都知道了！”
刘长河竖起耳朵。果然，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敲锣声，有人在高声喊着什么，听不清。然后是鞭炮声，噼里啪啦的，像是过年，又比过年响得多，密得多。那些声音从四面八方涌过来，越来越大，越来越近，最后把整个村子都淹没了。
他站起来，腿有点发软。他扶着锄头把，站了一会儿。然后他把锄头往地上一插，转身就往村里跑。
王桂兰站在院门口，手扶着门框，脸色发白。她看见刘长河跑过来，嘴唇动了一下，没说出话。
“听到了吗？”刘长河喘着气。
她点了点头。眼泪从她脸上滚下来。
铁柱从院子里跑出来，抱着刘长河的腰：“爹，他们说鬼子完了，是真的吗？”
刘长河摸了摸儿子的头。他的手在抖。
“是真的。”他说。
六
此时，刘长河没有时间高兴。
他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着小刘带来的那张地图，想着老孙说的那句话：“谁先拿到枪，谁说了算。”
他转身出了院门，往屯子东头走。那里住着几个和他一起扛过活的庄稼人，都是信得过的。
老张头正在院子里磨镰刀，看见刘长河进来，站起来：“长河，你听说了？”
“听说了。”刘长河蹲下来，“张叔，我问你一件事。”
“你说。”
“你敢不敢跟我去干一件事？”
老张头看着他，眼睛里有光：“你说。”
“去把伪警察的枪缴了。”
老张头愣了一下，然后把手里的镰刀往地上一插，站起来：“走！”
第二个是于老四，四十出头，光棍一条，给韩老六扛了半辈子活，两条胳膊跟铁打的一样。他在院子里劈柴，听刘长河一说，把斧头往木墩上一砍：“走！老子等这天等了十四年！”
第三个是刘长河的本家侄子刘铁蛋，才十八岁，愣头青一个。他爹死在日本人的工地上，一听说要缴枪，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叔，我跟你干！”
四个人，加上小刘，五个人。
刘长河把他们聚到江边的柳树底下，把那张地图铺在地上。
“伪警察所有六个人，所长姓王，叫王大彪，手里有一把盒子炮。剩下的五个，三支步枪，两支手枪。”他指着地图上的标记，“枪柜在里屋，钥匙在王德胜身上。”
“他们现在还有日本人撑腰吗？”赵老四问。
“没有了。”刘长河说，“日本人自身难保，顾不上他们。”
“那还等啥？”刘铁蛋站起来。
刘长河按住他：“别急。咱们得想好怎么干。硬冲不行，他们有枪。得智取。”
几个人蹲在柳树底下，商量了半个时辰。
天快黑的时候，他们分头行动了。
七
伪警察所在村公所隔壁，三间砖房，外面有一个院子，院墙上拉着铁丝网。平时有两个人站岗，但今天只有一个人，而且那个人在打瞌睡。
刘长河带着刘铁蛋，从后面的庄稼地摸过去。天已经完全黑了，月亮还没上来，伸手不见五指。他们蹲在庄稼地里，听着远处的虫鸣，等。
等了大约一袋烟的工夫，村公所那边传来一阵吵闹声。是老张头带着几个人在村公所门口闹，嚷嚷着要见保长，说家里的粮食被抢了，要讨个说法。（这是他们商量好的：闹，把伪警察引出去。）
果然，警察所的门开了，两个人走出来，往村公所那边去了。
刘长河从庄稼地里站起来，猫着腰，贴着墙根往前走。刘铁蛋跟在他后面，手里攥着一根木棍。
院子门口那个打瞌睡的伪军被吵闹声惊醒了，揉着眼睛站起来，往村公所那边张望。刘长河从背后冲上去，一只手捂住他的嘴，另一只手勒住他的脖子。那伪军挣扎了几下，刘铁蛋一棍子砸在他后脑勺上，他瘫了下去。
“别打死。”刘长河低声说。
“没死，我轻着呢。”刘铁蛋喘着气。
他们把那伪军拖到墙根底下，用绳子捆了手脚，嘴里塞了一块破布。
刘长河从伪军身上摸出一把钥匙，插进院门的锁里，拧了一下，开了。
院子里黑漆漆的，只有里屋亮着一盏灯。窗户上贴着纸，影影绰绰能看见里面有个人。
刘长河贴着墙根走到门口，深吸一口气，一脚把门踹开了。
里面的正是伪警察所长王大彪。他正坐在桌前喝酒，桌上摆着一碟花生米、一碟猪头肉。听见门响，他猛地站起来，手往腰里摸。但他的枪挂在墙上，够不着。
“别动。”刘长河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一把镰刀。
王大彪看清了来人，脸色变了一下，又强装镇定：“刘长河？你干啥？”
“把枪交出来。”
“你疯了？”王德胜的手还在往墙上摸，“这是皇军的东西，你敢动？”
“你的皇军完了。”刘长河往前走了一步，“日本投降了，你不知道？”
王大彪愣了一下。他当然知道。今天下午区公所那边就传开了，几个日本顾问收拾东西跑了。他只是没想到，这些泥腿子这么快就敢动手。
“你……你……”他的声音开始发抖。
“把钥匙交出来。”刘长河把镰刀举了举。
王大彪看了看镰刀，又看了看刘长河的脸。那张脸在油灯的光里显得坚定，他知道这人不是在吓唬他。
他慢慢从腰里摸出一串钥匙，放在桌上。
刘铁蛋冲上去，把钥匙抓在手里，跑到里屋打开枪柜。三支步枪，两支手枪，整整齐齐地架在里面。他把枪抱出来，像抱了一堆宝贝。
刘长河把枪一支一支检查了一遍。三支步枪都是三八式，枪身有点磨损，但还能用。手枪一把是王八盒子，一把是勃朗宁。他把勃朗宁别在自己腰里，剩下的让小刘和老张头拿。
“刘长河，”王大彪坐在椅子上，脸色煞白，“你可想好了，你这是造反。”
“我不是造反。”刘长河把镰刀收起来，“我是拿回自己的东西。”
他转身走出屋子。院子里，老张头、于老四他们已经从村公所那边过来了，看见刘长河手里的枪，眼睛都亮了。
“长河！”老张头跑过来，“成了？”
“成了。”刘长河把一支步枪递给他，“拿着。”
老张头接过枪，抱在怀里，眼泪就下来了。他的儿子三年前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再没回来。他抱着枪，浑身发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刘长河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有说话。他抬头看天，天还没有亮，但东边的天际已经泛出了一点点白。
他想起三弟。三弟要是还在，一定也在看着这片天。
八
天亮以后，整个村子都知道了刘长河带人缴了伪警察的枪。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从东头传到西头，从南头传到北头。人们涌到警察所门口，看着那几间被打开的屋子，看着地上被捆着的伪军，看着刘长河腰里别着的那把勃朗宁。
有人笑，有人哭，有人跪在地上磕头。
“老天爷开眼了！”
“鬼子完了！汉奸完了！”
刘长河站在警察所门口，被人群围着。他不习惯这么多人看着他，手心全是汗。但他没有躲。他知道，今天他不能躲。
“长河！”人群中有人喊，“你是好样的！”
“刘家的人，没有孬种！”
他听见这些话，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他想起二弟。二弟现在在哪里？
他往人群外面看，没有看见刘长水的影子。
他把小刘拉到一边：“看见长水了吗？”
小刘摇摇头：“一早就不见了。有人说他昨晚就跑了。”
刘长河心里一沉。
他想起二弟的那间小屋，想起他坐在床沿上低着头的样子，想起他说“天总是要亮的”。
他往村公所后面走。院门是开着的，他走进去。小屋的门虚掩着，他推开门，里面空无一人。
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桌上的油灯还搁在那儿，灯油已经烧干了。墙角的纸摞还在，但少了几摞。窗台上那个缺了口的碗里，泡着的筷子已经干了。
他看见桌上放着一张纸。他不识字，但他认得纸上的那个手印——红红的，是二弟的拇指印。
他把纸揣进怀里，转身出了门。
九
刘长河没有时间去找二弟。
缴了枪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做的，是稳住村子，不能让坏人趁乱闹事。
他和老张头、赵老四商量了一下，决定成立一个“临时维持会”，管着村里的事。维持会由七个人组成，都是穷苦庄稼人，刘长河被推举为会长。
维持会做的第一件事，是把韩老六家的粮仓打开了。
韩老六跑了，他老婆躲在屋里不出来。刘长河带人打开粮仓的时候，里面堆着小山一样的粮食。苞米、高粱、大豆，一袋一袋码得整整齐齐，够全村人吃半年。
“分粮！”老张头站在粮仓门口喊，“每家每户都来分粮！”
人们拿着口袋、筐子、推着独轮车来了。队伍排了长长一溜，从韩老六家门口一直排到村口。没有人插队，没有人多拿。每个人领到了粮食，都抱在怀里哭。
刘长河站在粮仓门口，看着这一切。他的嘴角微微笑了一下。
“长河哥，”铁蛋从后面走过来，“韩老六家的地窖里还藏着东西。”
“啥东西？”
“你来看看。”
刘长河跟着铁蛋走进韩老六家的院子。院子里乱糟糟的，到处都是被人翻过的东西——破箱子、烂柜子、碎了的坛坛罐罐。铁蛋领着他走到后院，那里有一个地窖，盖子已经被掀开了。
他顺着梯子下去。地窖里很暗，铁蛋举着一盏马灯跟在后面。灯光照亮了地窖的角落——那里堆着十几个布袋子，沉甸甸的。铁蛋用刀划开一个袋子，白花花的大米流了出来。是日本大米。
“这老东西，藏了多少好东西。”铁蛋骂了一句。
刘长河没有看那些大米。他的眼睛盯着地窖最里面的一个木箱子。箱子不大，上面挂着一把锁。他用镰刀把锁砸开，掀开盖子。
里面是几本书、几封信，还有一个布包。他打开布包，里面是一叠地契。
他把地契一张一张翻开。他不识字，但他认得那些地名——松江屯南洼子十五亩、西岗子二十亩、老河套十亩……都是村里的好地。地契上写着的名字，全是韩老六。
他把地契重新包好，揣进怀里。
“这个有用。”他说。
十
维持会成立后的第三天，老孙回来了。
老孙大名叫孙春山，是抗联的老交通员，也是刘长河的入党介绍人。他四十多岁，个子不高，瘦，但精神很好，一双眼睛亮得像灯。他穿了一身灰布军装，腰里扎着皮带，脚下蹬着一双翻毛皮鞋，走起路来刷刷刷的。
刘长河在村口接到他。老孙看见他，笑了。
“长河，你干得好。”老孙拍了拍他的肩膀，“枪缴了，粮分了，维持会也成立了。你这个会长，当得不错。”
刘长河搓了搓手，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不太习惯被人夸。
“老孙，接下来咋办？”
“接下来？”老孙往村里走，“接下来要办的大事多了。清算汉奸、减租减息、成立农会……一步一步来。”
“分地呢？”刘长河问。
老孙看了他一眼：“分地的事，不急。上面有政策，得一步一步来。先把汉奸清了，把账算了，把人心拢了。地迟早要分，但不能乱分。”
刘长河点点头。他明白老孙的意思。分地不是分粮食，分完了就完了。地分给谁、怎么分、分多少，都要有章程。分不好，会出乱子。
“还有一件事，”老孙停住脚步，“你二弟呢？”
刘长河沉默了一会儿：“跑了。”
“跑了？”
“缴枪那天就不见了。我去他屋里看过，人走了，东西也收了。”
老孙看着刘长河，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长河，”他说，“你二弟的事，我多少知道一些。他送过盐巴，送过粮，也放过人。但他也当过保长，替日本人办过事。这笔账，得算清楚。”
刘长河没有说话。他知道老孙说的是对的。
“等他回来，”老孙说，“让他来找我。该交代的交代，该认错的认错。只要他不是真心当汉奸，组织上会宽大处理的。”
刘长河点了点头。他的手插在腰里，摸着那块榆木疙瘩。
十一
维持会成立后的第五天，村里召开了第一次清算大会。
会场在打谷场上，就是以前斗韩老六的地方。但这一次，台上跪着的不再是韩老六——他跑了，不知道躲在哪里。台上跪着的是几个给日本人当过差的人：一个给日本人当过翻译，一个给日本人带过路，还有一个是赵大牙的爹赵老五。
赵老五是被他儿子连累的。赵大牙跑了，日本人投降那天就跑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村民们找不到赵大牙，就把赵老五揪了出来，让他替他儿子交代。
赵老五七十多岁了，头发全白了，背驼得像一张弓。他跪在台上，浑身发抖，嘴里不停地念叨：“我不知道他干啥了，我不知道……”
老孙头站在台上主持清算。他念了一长串赵大牙的罪状：给日本人通风报信、欺负老百姓、贪污粮食……每念一条，台下就有人喊“打”。
有人冲上去，扇了赵老五一巴掌。赵老五的脸歪向一边，嘴角流了血。他没有哭，也没有叫，只是低着头，浑身抖得更厉害了。
刘长河站在台下，看着这一切。他的手插在腰里，攥着那把勃朗宁的枪柄。
他想起二弟。
如果二弟没有跑，现在跪在台上的会不会是他？
他不忍心往下想。
清算大会开了一整天。最后，赵老五被押下去，关在村公所里。老孙头说要等上面来人再处理。
散会以后，刘长河找到老孙。
“老孙，我二弟……”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老孙蹲在墙根底下，点了一根烟，“长河，你二弟的事，跟赵大牙不一样。赵大牙是主动投靠日本人，你二弟是被逼的。这个区别，组织上会考虑的。”
刘长河蹲下来，和老孙并排蹲着。
“但他毕竟当了保长。”刘长河说。
“对，他当了保长。这是事实。”老孙吸了一口烟，“但他也做了不少事。那些盐巴、那些粮食，还有那次放我……我都记着。”
刘长河转过头，看着老孙。
“老孙，那天晚上的事，你都知道？”
老孙笑了笑，没有回答。他把烟头掐灭在地上，站起来。
“长河，你二弟的事，我会替他说话的。但他得自己回来。他不回来，我说什么都没用。”
十二
二弟回来那天，是九月初三。
下了雨，秋天的雨，不大，但很凉。刘长河在屋里待着，听着雨打在枣树叶子上的声音，像是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人在说话。
王桂兰在灶房里蒸窝头，苞米面的，掺了一点豆面，闻着香。铁柱趴在炕上写作业——维持会办了一个识字班，他每天去上课，回来就在炕上写字。写的什么刘长河看不懂，但他看着儿子一笔一划地写，心里高兴。
院门响了。
刘长河抬起头。雨声中，那一声门响很轻，但他听见了。
他站起来，走出屋。
院门口站着一个人。穿着一件破棉袄，戴着一顶草帽，草帽压得很低，遮住了半张脸。雨水顺着帽檐往下滴，在地上汇成一摊水。
那个人站在那儿，不动。
刘长河站在屋檐下，看着他。
雨下着，细细密密的，像一层纱。两个人之间隔着一层雨，谁也没有说话。
过了很久，那个人把草帽摘了。
是刘长水。
他比走的时候更瘦了。颧骨高高地突出来，眼窝深深地陷进去，脸色灰黄灰黄。他的嘴唇干裂了，起了皮，嘴角有两道深深的法令纹。头发长了很多，乱糟糟地搭在额头上。
“大哥。”他叫了一声。
声音沙哑，像是很久没有喝过水。
刘长河站在屋檐下，没有动。
“我回来了。”刘长水说，声音在雨中显得很轻。
刘长河还是没有动。他的手在发抖，但他把两只手插进裤兜里，不让二弟看见。
“你跑啥？”他说。
刘长水低下头。雨水从他的头发上流下来，流过他的脸，流过他的下巴，滴在地上。
“我怕。”他说。
“怕啥？”
“怕……怕被清算。怕被斗。怕给刘家丢人。”
刘长河从屋檐下走出来。雨落在他身上，凉凉的。他走到二弟面前，站着。
“你知道怕就好。”他说，“但你不能跑。你跑了，别人咋说？说你心虚，说你是汉奸。”
刘长水抬起头，看着大哥。雨水混着眼泪，从他的脸上流下来。
“大哥，我不是汉奸。”
“我知道。”刘长河说，“但你要自己跟别人说。”
他转过身，往屋里走。走了两步，停住了，没有回头。
“进来吃饭。桂兰蒸了窝头。”
十三
刘长水跟着大哥进了屋。
王桂兰从灶房里探出头来，看见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容很淡，但很暖。她什么都没说，转身又多拿了一副碗筷。
铁柱从炕上爬下来，看着二叔，张了张嘴，叫了一声“二叔”，声音很小，像蚊子叫。刘长水应了一声，摸了摸铁柱的头。他的手在发抖。
窝头端上来了，金黄金黄的，冒着热气。还有一碗白菜汤，里面飘着几片豆腐。王桂兰把汤端到刘长水面前，把里面仅有的几块豆腐都捞到他碗里。
刘长水低着头喝汤，喝得很慢。汤很烫，他吹了吹，喝了一口，又吹了吹，又喝了一口。他的手一直在抖，碗在手里晃，汤洒了一点在桌上。
“吃个窝头。”刘长河把一个窝头递过去。
刘长水接过去，咬了一口，嚼了很久才咽下去。他的喉咙好像不太会咽东西了，每咽一口都要梗一下。
“这几天在哪儿？”刘长河问。
“江边。”刘长水说，“老柳树那边。”
“没吃饭？”
“吃了。吃野果子，吃草根。不敢进村。”
王桂兰在旁边听着，眼眶红了。她转过身，装作去拿东西，用袖子擦了擦眼睛。
刘长河没有再问。他端起碗，喝了一口汤，又放下了。
“老孙回来了。”他说。
刘长水手里的窝头掉在桌上。
“他……他回来了？”
“回来了。他让你去找他。”
刘长水的脸一下子白了。白得像纸，像冬天的雪。
“大哥……他会把我抓起来吗？”
刘长河看了他一眼。那一眼有心疼，有恨铁不成钢，有无奈，有希望。最后，他只是说了一句：
“老孙说，该交代的交代，该认错的认错。只要你不是真心当汉奸，组织上会宽大处理。”
刘长水低下头，看着手里的窝头。窝头已经被他攥碎了，渣子掉了一桌。
十四
那天晚上，刘长河带着二弟去找老孙。
老孙住在村公所旁边的一间屋子里，原来是伪警察所的一个杂物间，现在收拾出来给他住了。屋里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桌子上点着一盏油灯，灯下放着一摞文件。
刘长水站在门口，不敢进去。他的腿在发抖，膝盖打颤，像是随时要跪下。
刘长河推了他一把：“进去。”
他踉跄着进去了。
老孙从椅子上站起来。他穿着一件灰布军装，腰里扎着皮带，看起来很精神。他看着刘长水，刘长水看着他。两个人的目光在油灯的光里碰了一下。
“坐吧。”老孙指了指床沿。
刘长水坐下来，手放在膝盖上，低着头。
刘长河站在门口，没有进去。他把门带上，留了一条缝。
屋里很安静。他能听见老孙的脚步声，听见椅子被拉开的声音，听见二弟急促的呼吸声。
“长水，”老孙的声音不大，但很稳，“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找我。”
“知道。”刘长水的声音在发抖。
“你当过保长，替日本人办过事。这笔账，得算。”
“我知道。”
“但你也不全是替日本人办事。你送过盐巴，送过粮。一九四三年冬天，你还放了我一马。”老孙停了一下，“这些事，我也记得。”
刘长水抬起头，看着老孙。他的眼睛是红的，里面有泪，但没有掉下来。
“老孙……我不求你宽大。我就求一件事。”
“你说。”
“别连累我大哥。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从来不知道我替他做过什么。他就是一个种地的，他是好人。”
老孙沉默了一会儿。
“你大哥是不是好人，不用你来说。全村人都知道。”老孙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推开了。刘长河站在门外，手里攥着那块榆木疙瘩。
“长河，你进来。”
刘长河走进去，站在二弟旁边。
老孙看着兄弟俩，站了很久。然后他坐下来，从桌上拿起一支钢笔，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
“长水，你的问题，要由上级来处理。我不是领导，我说了不算。但我可以把你的情况写下来，递上去。”他把纸叠好，装进一个信封，“在这之前，你哪儿也别去，就在村里待着。该你干的活，你照样干。该你受的批，你也得受。”
刘长水点了点头。他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
十五
接下来的日子，刘长水留在了村里。
他每天跟刘长河一起下地，干活，回家，吃饭。他很少说话，见人低着头。村里人看他的眼神很复杂——有的恨他，有的可怜他，有的躲着他。
维持会让他交代问题。他老老实实地交代了：哪年当的保长，替日本人办过什么事，收过什么好处，害过什么人。他说他害过一个人——一个被日本人怀疑是抗联的年轻人，他带人去抓了，那个人被关了一个月，放出来的时候已经疯了。
他交代完这些事，跪在地上，给那个年轻人的爹娘磕了三个头。
那个年轻人的爹冲上去，想打他，被刘长河拦住了。
“他该打，”刘长河说，“但不是现在打。等他交代完了，该咋办咋办。现在打他，是打乱了规矩。”
老张头在旁边点了点头：“长河说得对。咱们现在是有组织的，不能像以前那样乱来。”
从那以后，刘长水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把维持会院子里的水缸挑满，把地扫干净，然后下地干活。他干得很卖力，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像是要把这几年欠下的都还上。
王桂兰给他做了两件新褂子，蓝布的，合身。他穿上，站在镜子前照了照，说“嫂子，我不会忘了你的恩”。
王桂兰说：“别说恩不恩的，一家人。”
十六
九月中旬，区上来了人。来的是一个姓张的干部，三十出头，戴着一副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他带着一个本子，一支钢笔，把刘长水的交代材料看了一遍，又找村里人了解情况。
他找了老张头，找了于老四，找了孙春山，也找了刘长河。
“刘长水的事，”张干部对刘长河说，“我大概了解了。他当过保长，替日本人办过事，这是事实。但他也做过一些好事，给抗联送过东西，还放过人。”
刘长河听着，没有插嘴。
“按政策，他这种情况，属于‘胁从分子’，不算汉奸。但也不能就这么算了。他要接受监督改造，在村里劳动，定期汇报思想。”
“不抓他？”刘长河问。
“不抓。”张干部说，“但你要看好他，不能让他再犯错误。”
刘长河点了点头。他的手插在腰里，摸着那块榆木。
张干部走的那天，刘长水送到村口。他看着张干部的背影消失在庄稼地的那一头，站了很久。
“大哥，”他说，“我真的不抓了？”
“不抓了。”刘长河说，“但你得好好干活，好好改造。”
刘长水蹲下来，从地上捧了一把土，攥在手心里。土是松的，干的，从他的指缝间漏下去。
“我会好好干的。”他说。
十七
九月下旬，维持会改选了，正式成立了村公所和农会。
老张头当了农会主任，于老四当了民兵队长。刘长河被选为村公所的村长——老孙推荐的，说他有威信，能办事。
刘长河不愿意当。他说自己“不识字，不会说话，当不了官”。老孙说：“你不需要识字，你只需要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他想了想，答应了。
当村长的第一天，他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
赵老五死了。
就是赵大牙的爹，那个被关在村公所里的老头儿。他不是被人打死的，是病死的。七十多岁的人了，受了惊吓，吃了冷饭，得了伤寒，三天就死了。
消息传到村里，有人说活该，有人说可怜。赵大牙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没人给他爹收尸。
刘长河站在赵老五的尸体前面，站了很久。老头儿躺在村公所的地上，脸上盖着一块破布，身上穿着的衣裳破得不像样子。
“买个棺材，”他说，“埋了。”
“这种人还买棺材？”有人反对。
“他不是汉奸。”刘长河说，“他儿子是，他不是。他就是一个糊涂老头儿。”
棺材买回来了，是一口薄皮棺材，柏木的，虽然薄但结实。赵老五被埋在了村北的乱葬岗子上，没有墓碑，没有花圈。刘长河站在那里，看着土一锹一锹盖上去，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父亲死在日本人的柴房里，连棺材都没有，用一领席子卷了就埋了。
他转身走了。
十八
十月里，庄稼熟了。
苞米棒子长得比往年大，高粱穗子沉甸甸的。也许是老天爷觉得亏欠了庄稼人，在最后两个月下了几场透雨，把庄稼催了起来。
刘长河站在地头，看着眼前的地。苞米秆子绿油油的，叶子宽宽的，风吹过来，翻起一片绿浪。这块地今年种的是苞米，明年呢？他不知道。但他知道，明年种什么，将由种地的人自己说了算。
老榆树还在地头站着，叶子开始发黄了，有些已经落了下来，铺了一地金黄。他走过去，摸了摸树干。树皮很粗糙，疙疙瘩瘩的，上面长满了青苔，滑溜溜的。
“爹，”他说，“地里的庄稼熟了。”
风吹过来，榆树叶子哗啦哗啦响，像是在回应他。
他蹲下来，从地上捧了一把土。土是松的，湿的，有一股腐殖质的酸味儿。他把土凑到鼻子跟前，闻了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股味道钻进他的鼻腔，钻进他的肺里，钻进他的血液里。
他是种地的人。地是他的命。
他站起来，往回走。
十九
十一月初的一个傍晚，刘长河从地里回来，远远地看见一个人站在村口。
那人穿着一件旧军装，没有领章帽徽，身后背着一个布包袱。他的脸在夕阳里看不清，但那走路的姿势，刘长河认得。
是小刘。
小刘走近了，脸色很不好看。他的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又像是好几天没睡觉。
“刘大哥，”他说，“老孙……老孙走了。”
刘长河心里一沉：“走了？去哪儿了？”
“去南边了。”小刘蹲下来，把包袱放在地上，“调他去长春了。那边缺人，让他去当区委书记。临走的时候让我告诉你，你的事他跟上头说了，等批复下来，你就是党员了。”
刘长河没有说话。他看着西边的天，天边的云被夕阳烧成了暗红色，一层一层的，像被血染过一样。
“他还说啥了？”刘长河问。
“他还说，”小刘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让你看好你二弟。他说，一个人犯过错误不要紧，改了就还是好人。”
刘长河点了点头。他把手插进腰里，摸着那块榆木。那块木头已经被他摸得很光滑了，棱角都磨圆了。
“吃饭了没有？”他问小刘。
“没有。”
“走，回家吃。”
二十
那天晚上，刘长河把老孙调走的事跟二弟说了。
刘长水正在院子里劈柴，听见这话，斧头停了一下，然后又继续劈。一下，两下，三下。他把劈好的柴码在墙根底下，码得整整齐齐的。
“大哥，”他说，“老孙是好人。”
“我知道。”刘长河蹲在门槛上，看着二弟劈柴。
“我这辈子，对不起很多人。老孙算一个。”
刘长河没有接话。他从怀里掏出那块榆木，放在手心里。月光下，那块木头黑黝黝的，像一块炭。
“你知道这是啥？”他把木头递给二弟。
刘长水接过去，翻来覆去看了几遍。然后他的脸色变了。
“这是……爹的？”
“嗯。从柴房里捡出来的。爹烧剩下的。”
刘长水把木头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他的肩膀在发抖。
“大哥，”他的声音很轻，“你说爹会不会原谅我？”
刘长河站起来，走到二弟面前，把木头从他手里拿回来，重新揣进怀里。
“爹已经死了。你不用他原谅你。你好好活着，把地种好，把孩子养大，就是对得起爹了。”
刘长水低着头，站了很久。月亮从云里钻出来，照在他脸上。那张脸上有泪，但他在笑。
“大哥，”他说，“我听你的。”
二十一
十一月中旬，松花江开始封冻了。先是岸边结了薄薄的一层冰，然后冰面一天一天往江心扩展，最后整条江都被冻住了。冰面平平的，亮亮的，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把天空和云都映在里面。
刘长河站在江边，看着这片冰。他想起每年的这个时候，父亲都会带他来江边看封江。父亲说：“江封了，地就冻了。地冻了，就该猫冬了。”
他蹲下来，用手摸了摸冰面。冰很凉，凉得刺骨。他把手缩回来，在袖子里暖了暖。
身后传来脚步声。他没有回头，他知道是谁。
刘长水走到他旁边，也蹲下来。兄弟俩并肩蹲在江边，看着远处的冰面。
“大哥，”刘长水说，“你说，明年会怎样？”
刘长河想了想，说：“明年开春，地就分下来了。到时候，咱就有了自己的地。”
“自己的地……”
“对。不是日本人采种场的地，不是韩老六的地，是咱自己的地。”
刘长水沉默了一会儿。他伸出手，摸了摸冰面。冰面很滑，他的手在上面滑了一下。
“大哥，”他说，“我还能种地吗？”
“你是庄稼人，你不种地谁种地？”
“可我的成分……”
“你的成分，组织上定了，是‘胁从分子’。不算汉奸，但要监督改造。你好好种地，好好改造，将来还是好人。”
刘长水点了点头。他从地上捧了一把雪，攥在手心里。雪化了，水从他的指缝间滴下去。
“大哥，”他说，“我会好好种的。”
刘长河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走吧，回家。”
兄弟俩沿着江边往回走。太阳已经偏西了，天边的云被染成了淡红色。江面上的冰反射着阳光，亮闪闪的。
远处传来铁柱的喊声：“爹——二叔——吃饭了——”
刘长河应了一声。他的声音在空旷的江面上传出很远很远。
他回头看了一眼松花江。江还在那里，冻得结结实实的。但冰下面，水还在流。流了千年万年，还要流下去。
天亮了。地要分了。日子要重新开始了。
他攥紧了手里的榆木，大步往回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