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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1936年。
刘长河蹲在韩老六家的地头，手里的锄头还没有放下，裤腿卷到膝盖以上，小腿上沾着黑泥。天刚亮，雾气还没散尽，远处的村庄像泡在水里，模模糊糊的。他的汗衫是王桂兰用麻布缝的，又粗又硬，夜里洗了晾在院里，早晨穿上还是潮的。
韩老六家的地是松江屯最好的地，黑土层有一尺多厚，攥一把能挤出油来。刘长河盯着脚下的土，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这土和他家地里的土是一样的，都是从松花江冲积出来的，连颜色都分不出两样。可如今，他只能站在别人的地里，替别人扛活。
“长河，还不下地？东家说了，今日要把南边那三垧地的高粱锄完。”
说话的是韩家的管家，姓赵，四十来岁，脸上的肉往下坠，一双眼睛永远眯着，像在算账。他站在地头，手里没有拿任何农具，只是背着手。袖口上是新的，藏蓝色的绸子，在晨光里反着光。
刘长河没有抬头，只说了一声“知道了”，便弯腰锄了下去。锄头切入黑土，发出沉闷的“嚓”声。土被翻开，露出潮湿的内里，一股泥腥味钻上来。他熟悉这个味道，比任何饭菜都熟悉，可他此刻闻到这个味道，心里反而更堵。
日本人来了，开拓团要圈地，韩老六讨好日本人，把地献了出去，那棵老榆树也被砍了。刘长河从灰烬里捡回一小块未烧透的榆木，一直揣在怀里。那块榆木不大，巴掌长，两指宽，被火燎得发黑，边角还留着斧砍的痕迹，可摸上去还有大树的纹理，粗粝粝的。
他隔三差五就掏出来摸一摸，也不跟人说话。王桂兰知道他有这个习惯，从不问。只有铁柱有一次看见，问他“爹你摸什么呢”，他说“摸你爷爷”。
赵管家没有走，还站在地头，眯着眼看他锄了一会儿，忽然说：“东家说了，你家铁柱也该来帮工了，不能白吃。”
刘长河停下手里的锄头，直起腰。他的腰在昨晚睡觉时就觉得酸痛，现在一伸直，骨节“咔咔”响了两声。他看着吴管家，吴管家的眼睛还眯着，看不出是在笑还是在算账。
“铁柱才八岁。”刘长河说。
“八岁怎么了？八岁能放牛，能捡粪，力气活儿干不了，跑跑腿也行。东家心善，又不是让他扛大个儿。”吴管家说话慢条斯理的，不像是商量，倒像是通知。“你看看韩家大院门口那些孩子，哪个不是七八岁就开始干活？穷人家的孩子，金贵什么？”
刘长河沉默了。他想起铁柱早上出门时对他说的话。铁柱说：“爹，我今天去江边捡蛤蜊，晚上给你煮汤喝。”这孩子不知道他爹心里揣着什么，他还以为日子跟以前一样，只是爹不在家了，换了个地方干活。铁柱捡蛤蜊有一套，知道哪块石头下面藏得多，每次都把最大的留给他妈，说是“妈身子弱，要补补”。
“我再想想。”刘长河说，然后继续锄地。锄头下去，比刚才深了三分。
吴管家站了一会儿，见他不松口，哼了一声，转身走了。走出几步又回头说了一句：“想什么想？穷人有穷人的命，想破了天也翻不过去。”
太阳升到头顶的时候，刘长河的脊背已经湿透了。汗衫贴在身上，汗从额头淌下来，淌进眼睛，蜇得生疼。他用袖子擦了一把，袖子也是湿的，擦了跟没擦一样。
他停下来，把锄头横在地上，坐在锄柄上喝水。水壶是陶的，用细麻绳系着壶口，里面的水被太阳晒得温热，喝下去不解渴，嗓子反而更干。他把水壶举起来，对着嘴，让最后几滴水慢慢滴进喉咙里。
他从怀里摸出那块榆木，放在手心里。阳光照在榆木上，烧过的部分泛出暗红色，像凝固的血，又像深秋的枫叶。他用拇指摩挲着木头的纹理，一下，两下，三下。父亲的声音忽然从记忆里冒出来，不是在耳边，是在骨子里：“树在，地就在。人在，根就在。”
刘长河猛地捏紧榆木，指节发白。木头的棱角硌着掌心，微微的疼。
“长河哥。”
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刘长河回头，看见翠云站在地头，手里提着一个篮子，篮子上盖着蓝布，布角被风吹起来，露出一只粗瓷碗的边沿。她的脸被太阳晒得发红，额头上有一层细密的汗珠，头发用一块旧布扎着，露出一截细白的脖颈。脖颈上有一颗黑痣，不大。
“你怎么来了？”刘长河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
“桂兰嫂子让我给你送饭。”翠云走到他跟前，把篮子递过来，“她今天身子不好，起不来炕，就托我跑一趟。”
刘长河接过篮子，掀开蓝布，里面是一碗高粱米饭，一碟腌萝卜，还有两块贴饼子。饭还冒着热气，显然是刚出锅的，高粱米的香气混着腌萝卜的咸酸味扑上来，他的肚子立刻叫了一声。
他把篮子放在地上，没有立刻吃，而是看着翠云说：“桂兰怎么了？”
“说是头疼，浑身没劲儿。不碍事，躺躺就好了。”翠云说着，退后两步，似乎要走，但又没有走，只是站在地头，看着远处的高粱地。
高粱已经长到一人高了，秆子粗壮，叶子宽大，风吹过来，叶子相互拍打，沙沙响，像无数只手在鼓掌。翠云的目光穿过高粱地，落在更远的地方。那个方向，是她家的方向。她家的地在那边，三亩薄田，靠着江汊子，地不肥，种什么都收不多。
她男人被抓劳工带走两年了，走的那天连句话都没留下。日本人要修铁路，从各村抽壮丁，她男人头天晚上还跟她说“别怕，我后天就回来”，第二天一早就被人从被窝里拖走了，连鞋都没让穿。后来有人说，那批劳工被送到了深山老林里修工事，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也有人说是运到日本去了，下煤矿，九死一生。
翠云没有哭过。至少在别人面前没有。但村里人都知道，她每天晚上都要在她男人走的那条路上站一会儿，不管刮风下雨，雷打不动。
“你回去跟桂兰说，我晚上回去看她。”刘长河说着，开始吃饭。高粱米饭很硬，他嚼得很慢，一颗一颗地嚼，像是在数。腌萝卜咸得发苦，但他就着饼子吃，一口一口，吃得干干净净。
翠云“嗯”了一声，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好像想说什么，但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加快了步子。她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被高粱地吞没了，只有头上的那块旧布还在风里飘了一下，像一只蝴蝶。
刘长河把饭吃完，舔了舔碗底，又把蓝布盖回篮子上。他站起来，拿起锄头，继续锄地。这一次，他锄得比刚才更用力，锄头切入土里的声音更沉，像刀子砍进肉里。太阳晒在他背上，火辣辣的，他却觉得心里凉飕飕的。
太阳偏西的时候，刘长河终于锄完了三垧地。他把锄头扛在肩上，沿着田埂往回走。田埂两边是韩老六家的高粱，高过人头，风吹过来，高粱秆子摇摇晃晃，穗子相互碰撞，发出“唰唰”的声音，像在下雨。
他的脚步很慢，是因为他不愿意回去。
回去要经过韩家大院。韩家大院在松江屯的中心，青砖灰瓦，大门两侧蹲着两个石狮子，石狮子的眼睛被涂成了红色，远远看着像活的一样。门口的石阶比别家的门槛高出一截，每次经过那里，刘长河都要低着头快走几步，他不愿意看见韩老六那张脸，更不愿意听见那些佃农弯着腰喊“东家”的声音。
可今天，他还没走到韩家大院，就听见前面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他停下来，侧耳听了一会儿——有哭喊声，有呵斥声，还有木棍打在肉上的闷响，一下一下的，像捶打湿衣服。
他加快脚步走过去，看见韩家大院门口围了一群人。人群外面站着几个孩子，踮着脚尖往里看，其中一个是铁柱，抱着那只花狸猫，猫被抱得不舒服，挣扎了两下，铁柱把它箍得更紧了。
人群中间，一个瘦得像干柴的男人跪在地上，被韩家的两个护院按着，另一个护院拿着木棍一下一下打他的后背。那男人的衣服已经被打烂了，露出青紫的脊背，一条条的伤痕，血从伤口渗出来，顺着脊背往下淌，滴在地上，把地上的土染成了暗红色。
“说，粮食弄到哪儿去了？”吴管家站在旁边，还是那副背着手、眯着眼的样子，但嘴角往下撇着，一脸的不耐烦。
“真的被日本人收走了，我一粒都没藏。”那男人趴在地上，声音已经弱得几乎听不见了，像是在说梦话。
“放你娘的屁！东家给你的粮，是要你种地的，不是喂狗的。你今天不交出来，就别想活着回去。”
又一棍子下去了，闷响一声，那男人的身体猛地一抽搐，然后就不动了。
刘长河认出了那个被打的男人。姓孙，叫孙大壮，是韩老六家的佃农，去年租了韩家五垧地，交了租子之后所剩无几，一家五口人连粥都喝不饱。今年开春，韩老六又借了他两斗高粱做种子，说是秋后还三斗。可种子刚下地，日本人就来征粮，把他家的粮食征走了大半。现在韩老六逼他还债，他哪里还得出来。
刘长河站在人群外面，一动不动。他的手握紧了锄头柄，想起父亲被烧死的那天，他也是这样站着，站在柴房外面，隔着火看着父亲的影子在火里扭曲、倒下，什么也做不了。火那么烫，他连靠近都靠近不了。
他看了一眼铁柱。铁柱正盯着孙大壮，眼睛瞪得圆圆的，嘴巴微微张着，那只花狸猫从他怀里跳了下去，他也没注意。
“行了，别打了，再打打死了。”赵管家终于摆了摆手。两个护院松了手，孙大壮趴在地上起不来，又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
“孙大壮，东家说了，再给你一个月。一个月后要是还还不上，拿你闺女来顶。”吴管家说完，转身进了大门，两个护院跟在后面，大门“咣当”一声关上了，门环撞在门板上，哐啷啷响了好几声。
人群慢慢散了。几个女人上去扶起孙大壮，他身上的血沾在她们手上，她们也不嫌脏，只是骂韩老六“心黑了”“断子绝孙”。一个老太太伸手摸了摸孙大壮的额头，说“还有气”，几个人便七手八脚地把他抬走了。
地上留下一摊血，被踩了几脚，印出几个模糊的鞋印。血渗进土里，很快就看不见了，只留下一片暗红色的痕迹。
刘长河蹲下来，看着那片暗红色的痕迹。他用手指戳了戳那块土，土是湿的，带着腥味，和他家地里的土一个味儿。他想起自己家的地，想起父亲被烧死那天，他跪在柴房的灰烬里，也是用指尖戳着被血浸透的土。
他站起来，继续往前走。走了几步，他忽然停下来，转过身，朝着韩家大院的方向足足盯了一盏茶的功夫。夕阳照在他脸上，一半是红的，一半是黑的。
他把锄头从肩上拿下来，握在手里，像握着一根枪。锄柄被他的手汗浸得发亮，在夕阳下泛着暗红色的光。
他张了张嘴，想喊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声音。他握着锄头，站在路中间。
铁柱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他身边，拉了拉他的衣角，小声说：“爹，咱回家吧。”
刘长河低头看着儿子。铁柱的眼睛里有一种明明什么都看懂了却不知道怎么说的茫然。
刘长河把锄头重新扛上肩，另一只手牵着铁柱，转身走了。他的背影被夕阳拉得很长很长。
天擦黑的时候，刘长河回到了家。
他家的房子在松江屯的东头，三间土坯房，墙皮剥落了一大片，露出一排排土坯，摸上去沙沙的掉渣。院墙是用麦秸扎的，东倒西歪，铁柱去年用泥巴糊了一遍，现在又裂开了口子，风一吹就“吱呀吱呀”响。院子不大，左边是牲口棚，里面没有牲口，堆着一些柴火和农具，角落里有张破犁，是刘长河父亲用过的，铁铧已经锈烂了。右边有一棵枣树，是王桂兰嫁过来那年种的，已经长到了两丈高，结了满树的青枣，有的已经微微泛红。
刘长河推开院门，先看见铁柱蹲在枣树下，怀里又抱着那只猫。猫眯着眼睛，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铁柱把脸贴在猫背上，一动不动。
“你妈呢？”刘长河把锄头靠在墙根，问。
“在炕上躺着呢。”
刘长河走进屋，屋里黑黢黢的，灶台里的火已经灭了，灶台上放着一盆没洗的碗筷，几只绿头苍蝇趴在碗沿上。他摸到炕沿边，看见王桂兰躺在炕上，身上盖着一条打了十几个补丁的被子，脸朝墙，头发散在枕头上，几缕白发在黑暗中格外刺眼。
“桂兰。”
王桂兰没有应声。刘长河伸手摸了摸她的额头，烫得吓人。他又摸了摸她的手，手冰凉，指甲盖泛着青紫色。
“我去烧点热水。”他说。
“别忙了。”王桂兰的声音很轻，“我没事，就是有点累。躺躺就好了。”
“怎么不上药？”
“药早就吃完了。韩老六家的药铺要钱买，哪有钱。”王桂兰说着，翻了个身，脸朝向他。她的脸瘦了一圈，颧骨高高地突出来，眼窝深深地凹下去，嘴唇干裂，起了一层白皮。
刘长河不说话了。他在炕沿上坐了一会儿，用手背贴了贴王桂兰的额头，然后把被子往上拽了拽，盖住她的肩膀。他起身去了灶房。
灶房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摸到火镰子，打了七八下才打着火，火星溅在他手指上，烫出几个白点。他点燃了一把干草，塞进灶膛里。干草“呼”地一下着了，火光照亮了他的脸，那张脸上沟壑纵横，额头上三道深深的抬头纹，眼角像刀刻的一样，不像是三十二岁的人，倒像是五十岁的。
他烧了一锅水，把开水倒进碗里，又从柜子里翻出一块姜。姜已经不新鲜了，皮都皱了，但还能用。他用刀切了几片，刀是钝的，切出来的姜片厚薄不匀。他把姜片放进开水里，用筷子搅了搅，端到炕边。
“喝点姜水，发发汗。”
王桂兰撑起身子，接过碗，喝了一口，烫得直咧嘴。她用舌头舔了舔嘴唇，看着碗里的姜片，忽然说：“长河，你是不是又去给那边送粮了？”
刘长河愣了一下，没有回答。灶膛里的火映在他脸上，一闪一闪的。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王桂兰把碗放在炕沿上，看着他，“你每次半夜出去，天亮才回来，第二天手上就多了一股药味。你是不是在帮抗联运粮？”
刘长河还是不说话。他坐在炕沿上，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他的手上有三处伤口，都是最近几天新添的。一处是被铁丝划的，在虎口上，结了痂，一用力就裂开。两处是被树皮磨的，在掌心里，磨掉了皮，露出粉红色的嫩肉。
“我不拦你。”王桂兰说着，声音忽然哽了一下，“只是你要小心。这个家不能没有你。铁柱还小。”
“我知道。”刘长河终于开了口。他的声音很低沉，像从喉咙底下挤出来的，“你放心。我有数。”
王桂兰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但最后还是闭上了。她重新躺下去，把被子拉到下巴，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她的呼吸均匀了，胸口一起一伏，像是睡着了。
刘长河吹灭了灯，坐在黑暗中。灶膛里的火还没有完全熄灭，有一丝红光从灶口漏出来，照在墙上，像一道血痕，又像一条蜿蜒的蛇。
后半夜，月亮上来了。清白的月光透过窗纸洒进屋来，把一切照得朦朦胧胧的。炕沿的木头纹路、灶台上的碗筷、墙上挂的镰刀，都镀上了一层银白色的光。
刘长河没有睡。他坐在灶台边上，把怀里的榆木掏出来，放在手心里摩挲。铁柱的猫不知什么时候溜进了屋，悄无声息地，蹲在他脚边，“喵呜”叫了一声，声音细细的，像在试探，然后跳上他的膝盖，蜷成一团，尾巴绕在身体周围。
刘长河低头看那只猫，猫的眼睛在黑暗中泛着绿光，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瞳孔竖成一条线。他伸手摸了摸猫的脑袋，猫的耳朵往后一贴，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爹。”
铁柱的声音从炕上传来。刘长河抬头，看见铁柱从被窝里探出头来，揉着眼睛，头发乱得像个鸟窝。他的声音还带着睡意，黏糊糊的。
“怎么不睡觉？”刘长河问。
“睡不着。”铁柱说，然后从被窝里爬出来，光着脚走到他跟前，挨着他坐下。铁柱的脚上全是泥，白天去江边捡蛤蜊弄的，没洗就睡了。他脚底还有一道口子，是被贝壳划的，结了痂，黑乎乎的一条。
“爹，你是不是要出去？”铁柱忽然问。
刘长河没有回答。他摸了摸铁柱的脑袋，铁柱的头发又软又细，像他娘的一样。头发里有沙子的味道，有江风的味道，有孩子的味道。
“爹，你今天给孙大叔求个情吧。”铁柱说。
“什么？”
“孙大壮。今天被韩家的人打了。我听村里人说，他要是不还债，韩家就要把她闺女拉去当丫鬟。”铁柱抬起头，急切地看着刘长河的眼睛， “爹，孙婶给我吃过贴饼子，是玉米面的，可甜了。我不想让她闺女去当丫鬟。”
刘长河沉默了。他想起孙大壮的闺女，七八岁，瘦得像根豆芽菜，脸上没有血色，头发黄得像秋天的草。那孩子见了人不敢说话，总是躲在她妈身后，露出一只眼睛偷偷看。
“爹现在谁也帮不了。”刘长河说，声音很轻。
“那你为什么不帮呢？”铁柱问？
“我……”刘长河张了张嘴，可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
就在这时，院门外传来三声短促的叩门声——叩、叩叩。停了片刻，又是三声。
刘长河的身体猛地绷紧了。他认得这个暗号。
“铁柱，回炕上去，别出声。”他压低声音，把铁柱从身边推开。铁柱吓了一跳，乖乖爬回炕上，用被子蒙住了头。
刘长河摸到灶台边，拿起一把柴刀别在腰后，蹑手蹑脚走到院门后，没有开门，低声问：“谁？”
“松花江开了。”门外的人说。
“冰排撞不撞？”刘长河接上暗号。
“不撞不开，开了必撞。”
门开了。一个瘦高的黑影闪进来，穿着一件黑色对襟棉袄，头上戴着一顶破毡帽，压得很低。刘长河借着月光辨认了一下，认出了那张脸——姓周，叫周明远，是抗联的交通员，哈尔滨来的学生，戴着一副圆框眼镜，镜腿上缠着胶布。上个月他们见过一面，在江边的大石头下面。
“周同志。”刘长河低声说。
“进屋说。”周明远四下看了看，快步走进了堂屋。
刘长河关上门，跟进去。两人在灶台边蹲下来，就着灶膛里残余的火光说话。周明远的脸被火光照得忽明忽暗，眼镜片上反射着跳动的火焰。
“长河同志，你三弟让我给你带个话。”周明远开门见山。
刘长河的心猛地跳了一下。三弟。长山。他攥紧了拳头。
“他还活着。上个月在老黑顶子打了一仗，腿上中了一枪，没伤着骨头，已经好了。”周明远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递给刘长河，“这是他给你的。”
刘长河接过布包，手有些抖。他解开布包，里面是一小块桦树皮，上面用炭笔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字：
“哥，我活着。帮我们弄点粮和盐。别告诉别人。”
字写得很难看，但一笔一划都用力很重，桦树皮被戳穿了好几处。刘长河认得三弟的字，三弟只念过两年私塾，字写得像狗爬，但每一个字都写得端端正正，从不连笔。
他把桦树皮贴在胸口，闭上眼睛。灶膛里的火跳了一下，他的眼角有什么东西在闪。
“他们……缺粮？”他睁开眼，声音发哑。
“缺。”周明远摘下眼镜擦了擦，又重新戴上，“部队转移到山里，出不来。日本人封了路，各村都设了卡子，粮食送不进去。战士们吃树皮、吃草根，已经有人饿倒了。盐更是一粒都没有，没盐就没力气，拿不动枪。”
他顿了顿，看着刘长河的眼睛：“你三弟点名找你。他说你在韩老六家扛活，能接触到粮仓。他还说你家在村里，没人会怀疑你。”
刘长河没有立刻回答。他低头看着手里的桦树皮，又看了看灶台上那包二弟送来的盐巴。盐巴用纸包着，放在灶台的角落里，白花花的。
“要多少？”他问。
“粮食越多越好，至少一百斤。盐，二十斤。”周明远伸出两根手指，“半个月之内，送到江边老地方。下个月十五，我会在大石头下面等。”
“一百斤粮，二十斤盐……”刘长河默念了一遍，眉头拧成一个疙瘩，“我一个人搬不动。”
“不用你一个人搬。你只管弄出来，藏好。到时候会有人来取。”周明远站起来，走到门口，听了听外面的动静。夜风吹过枣树，沙沙响，没有别的声息。
“长河同志，这事危险。你要是觉得不行，我们不勉强。你三弟说，如果你不愿意，就当他没托过这话。”
“他是我弟。”刘长河说。就这四个字，没有多余的解释。
周明远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推开门，消失在月色里。院门轻轻合上，没有发出声响。
刘长河在灶台边坐了很久。铁柱从被窝里探出头来，小声问：“爹，那人是谁？”
“一个朋友。”刘长河说，“睡吧。”
铁柱“哦”了一声，缩回了被窝。猫从他脚边跳上炕，蜷在铁柱怀里。
刘长河把那块桦树皮重新包好，塞进怀里，和那块榆木放在一起。两块硬物贴着他的胸口，硌得慌，但他没有挪开。
过了几天，刘长河开始动手了。
一百斤粮食，不是小数目。他从韩老六家的粮仓里偷，不能一次偷太多，一次最多二十斤，分五次。盐更难，二十斤盐，光靠二弟和翠云凑不够，他得从韩家的盐仓里弄。韩老六家不光有粮仓，还有一间盐仓，专门存放从日本人那里领来的配给盐，除了自家吃，还往外卖，一斤盐能换五斤粮。
刘长河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摸清了韩家大院的规律。
粮仓和盐仓都在后院，两间瓦房并排，门前有一条走廊，走廊两头各有一个门。护院一共四个人，白班两人，夜班两人。夜班护院从晚上十点值到早上六点，每两个小时巡逻一次，沿着院墙走一圈。两条狗——大黄拴在后院门口，小黑散养。小黑最麻烦，耳朵尖，谁靠近后院它就叫。
但刘长河发现了一个漏洞：每天凌晨两点左右，护院换班吃夜宵。值夜班的两个人会交替换岗，一个人去吃，另一个人守着。吃夜宵的地方在前院厨房，来回要五六分钟。这五六分钟里，后院的巡逻是空的。大黄被拴着，只要不靠近它就没事。小黑在那个时候会被喂食——厨房的厨子会扔两块骨头给它，小黑啃骨头的时候，注意力全在骨头上，不会叫。
刘长河决定在那个时候动手。
第一次，他选了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
他提前踩好了点。粮仓的窗户有一扇松了，木栓可以拨开。他从家里带了一把细铁丝，弯成一个钩子，塞进窗缝里，轻轻一拨，“咔”的一声，木栓开了。
他推开窗户，翻进去。粮仓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一股陈粮的霉味扑鼻而来。他摸到粮堆旁边，从腰间解下一个布袋，用手一把一把地往布袋里捧粮食。捧了二十斤，扎好口，从窗户递出去，放在墙根下。
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他翻出窗户，把木栓重新拨回去，用袖子擦掉了窗台上的脚印，拎起布袋，顺着后墙摸到院墙的矮处，翻了出去。
出了院墙，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绕到江边，把粮食藏在大石头后面的凹洞里，用干草盖好。然后才回家。
王桂兰已经睡了。铁柱也睡了。他洗了手，上炕躺下，心跳得很厉害，但脸上没有表情。
第一次成功了。
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都成功了。他每次只拿二十斤，不敢多拿。韩家的粮仓粮食堆成山，少几十斤根本看不出来。但吴管家每月底会盘点一次，所以刘长河每次拿完，都会把粮堆重新扒平，抹掉痕迹。
第五次，他失手了。
那天晚上，他像往常一样拨开窗户，翻进粮仓。刚捧了两把粮食，外面传来狗叫声。不是小黑的叫声，是大黄的——大黄拴在后院门口，叫起来声音又粗又闷。
刘长河立刻蹲下来，屏住呼吸。窗户外有脚步声，是护院。他听见护院骂了一句“这破狗叫什么叫”，然后脚步声走远了。
他没有动，蹲在粮堆后面，蹲了足足一刻钟。直到心跳慢下来，才慢慢站起来，继续装粮。这一次他只装了十五斤，早早收手。
翻出窗户的时候，他发现窗台上有一滴血——是他的手被木刺扎破留下的。他用袖子擦掉了。但第二天早上，赵管家站在粮仓门口，眯着眼看了半天。
“这窗户谁动过？”他问。
没人回答。赵管家又看了几眼，没有深究，只是说了句“把窗户钉死”。
刘长河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但赵管家没有钉死窗户，只是让人加了根木栓。刘长河后来又去拨了一次，拨不开。他换了一条路——从粮仓的气窗爬进去。气窗在房顶，很小，他瘦，勉强能钻进去。但爬气窗动静大，他不敢多用了。
一百斤粮食，他用了将近两个月才凑齐。
盐更难。韩家的盐仓在粮仓隔壁，窗户是铁的，锁是新的。刘长河进不去。他只能从二弟和翠云那里凑，加上自己从配给里克扣的，凑了十五斤。还差五斤。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韩老六家的盐仓每个月的配给是有数的，但赵管家经常偷偷往外卖，中饱私囊。刘长河注意到，赵管家每隔几天会从盐仓里搬出几袋子盐，装到马车上，拉到呼兰县城去卖。卖的时候，他会在账本上做手脚，把卖掉的盐记成“损耗”。
刘长河趁赵管家不在的时候，偷偷翻过账本——他认识几个字，但账本上的数字他看得懂。他记下了赵管家的“损耗”数字，发现每个月都有十几斤对不上号。
他决定利用这个。
一天傍晚，他“无意中”在赵管家面前提了一句：“听说日本人查盐查得紧，上个月呼兰那边有个管账的被抓了，说他私卖军需，枪毙了。”
赵管家的脸色变了，变得很难看。他眯着眼看了刘长河一眼，没有说话。
过了两天，赵管家忽然找到刘长河，递给他一个小布袋，说：“这是东家赏的，你给家里带回去。”布袋里是五斤盐。
刘长河接过布袋，说了声“谢谢东家”，转身走了。他心里清楚，那不是东家赏的，是赵管家的封口费。
五斤盐，就这样到手了。
粮食和盐都凑齐了，藏在大石头后面的凹洞里。刘长河用干草盖了三层，又在上面压了石头，还撒了一些枯叶，伪装得和周围一模一样。
约定的日子到了。他挑着空扁担出了门，假装去江边捡柴。
月亮被云遮住了，天黑得像锅底。他走的小路，绕开村子，穿过高粱地。高粱叶子划在脸上，生疼，他顾不上。到了江边，他先蹲在柳树丛里，听了半天动静。没有人，只有江水“哗哗”地流。
他走到大石头后面，扒开干草，粮食和盐都在。他把两个麻袋扎好口，用扁担挑起来，走到约定的地点——一棵歪脖子柳树下面。
等了大约一炷香的功夫，他听见身后有脚步声。不是一个人，是三个人。
“长河同志。”周明远的声音。
刘长河转过身。周明远身后跟着两个人，都穿着黑衣服，看不清脸。其中一个人走到麻袋前，蹲下来，解开袋子，伸手进去摸了一把，又凑到鼻子前闻了闻。
“是粮。好粮。”那人说，声音很低。
“盐呢？”另一个人问。
刘长河指了指另一个麻袋。那人打开，捏了一点盐放进嘴里，点了点头：“够咸。”
周明远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刘长河：“你三弟给你的。”
刘长河接过纸条，没有立刻看，揣进怀里。他看着周明远，说：“下次要多少？”
“下次再说。”周明远把那两个麻袋递给身后的两个人，一人一袋，扛在肩上。“你路上小心。最近鬼子在查，各村都有探子。”
“我知道。”
周明远拍了拍他的肩膀，带着那两个人，消失在高粱地里。刘长河挑着空扁担，原路返回。走到村口的时候，他看见一个人影，蹲在路边的沟里。
他的心猛地缩紧了。
“谁？”
“哥，是我。”刘长水从沟里站起来，手里提着一盏没有点亮的马灯。
“你在这干什么？”
“等你。”刘长水走到他跟前，压低声音，“我听说今晚有人来查盐，怕你出事。你……成了？”
刘长河点了点头。
“那就好。”刘长水松了一口气，“快回家吧。桂兰还病着呢。”
兄弟俩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谁也没有说话。然后刘长水转身走了，刘长河也走了。两条路，一个方向。
回到家，铁柱已经睡了。王桂兰还醒着，靠在炕头纳鞋底。
“又出去了？”她问。
“嗯。”
“东西送走了？”
刘长河愣了一下，看着她。王桂兰低着头纳鞋底，针扎进厚厚的布底，拔出来，再扎进去，动作很慢，但很稳。炕沿上放着一双新纳的鞋底，是给刘长河的，针脚密密麻麻，比以往都结实。
“你知道？”他问。
“你半夜出去那么多次，每次回来身上都有粮食的味道。”王桂兰咬断线头，把鞋底放在一边，抬头看着他，“是给长山送的吧？”
刘长河在她身边坐下来，没有说话。
“长山还活着？”王桂兰的声音很平静，像在问今天吃什么。
“活着。”
“那就好。”王桂兰拿起另一只鞋底，继续纳，“你别瞒着我。我什么都能扛。”
刘长河握着王桂兰的手，没有松开。
屋里没有点灯，只有灶膛里残余的火光一明一暗地跳着，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像两棵树在风里摇晃。那只花狸猫不知什么时候跳上了炕沿，蜷在铁柱脚边，发出均匀的呼噜声。
王桂兰的手在他掌心里慢慢变暖了。他感觉到她手指上的骨节，硬硬的，大拇指内侧有一道长长的疤，是去年切猪草时割的，伤口深得见了骨头，她用灶灰糊了一下，也没上药，自己长好了。
“长河。”王桂兰低声叫他的名字，声音有些发颤，不像平时那样稳当。
“嗯。”
“你刚才……跟谁在江边？”
“取东西的人。”
“危险吗？”
刘长河没有回答。危险不危险，用不着说。她心里比谁都清楚。
王桂兰把鞋底和针线放在炕梢，身子往他这边挪了挪。被子发出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她身上的热气传过来，带着一股淡淡的碱味——家里没有胰子，她用草木灰泡水洗衣服，那股味道渗进了皮肤里，洗不掉。
“铁柱睡了。”她说。
刘长河侧头看了一眼。铁柱脸朝墙，怀里抱着那只猫，猫的尾巴搭在他胳膊上，一动一动的。孩子睡得很沉，嘴巴微微张着，呼吸又轻又长。
王桂兰伸出手，轻轻碰了碰刘长河的手背。她的手指有些凉，但指尖是热的。她没有说话，只是用手指在他手背上慢慢地划，一下，一下，又一下。像是在写字，又像是在描他手背上的青筋。
刘长河的手动了一下，反扣住了她的手指，两个人的手指交缠在一起。他能感觉到她脉搏的跳动，一下一下的，比平时快。
“桂兰。”他的声音低下来，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嗯。”
“你身子……好了？”
王桂兰没有回答，只是把身子又往他这边靠了靠。她的肩膀贴上了他的胳膊，隔着两层粗布，她的体温传过来，热热的，像灶膛里余烬的温度。
刘长河转过身，面对着她。灶膛里的最后一点火光照在她脸上，她的脸瘦了很多，颧骨突出来，眼窝深陷，但眼睛里有光。
他伸手摸她的脸。从额头开始，顺着眉骨往下，到颧骨，到脸颊，到下巴。她的皮肤很糙，但底下的骨头是秀气的，能看出她年轻时候的样子——那时候她刚嫁过来，梳着一条大辫子，辫梢扎着红头绳，站在老榆树下面，脸被太阳晒得红扑扑的，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
王桂兰闭上了眼睛。她的睫毛很长，微微颤着，像蝴蝶的翅膀在风里抖。
刘长河的手停在她下巴上，没有再往下。他看着她的脸，看了很久。
“你瘦了。”他说。
“你也瘦了。”她说，没有睁眼。
“吃了没？”
“等你回来。”
刘长河愣了一下，把手收回来，从灶台上摸到那碗姜水。姜水早就凉了，碗壁上结了一层白白的姜油。他端起来喝了一口，然后把碗递到她嘴边：“喝点。”
王桂兰睁开眼，看了他一眼，接过碗，喝了两口，又把碗递回去。她的嘴唇湿了，亮晶晶的。
刘长河把碗放在灶台上，转过头来的时候，她的嘴唇就在他面前。很近，近到能闻到她嘴里的姜味，还有一丝丝的甜——那是她从柜子里偷偷拿出来的红糖的味道，她一直没舍得吃，今天可能化了一勺在水里。
他没有动。她也没有动。
灶膛里的火彻底灭了，屋子里暗下来，只有窗外的月光透过窗纸洒进来，朦朦胧胧的，像一层薄纱。那只猫翻了个身，从铁柱怀里滚出来，跳下炕，悄没声息地走了。
王桂兰伸出手，摸到了他的衣领。她的手有些抖，解第一颗扣子的时候解了好几下才解开。扣子是粗布拧的，被她拽得变了形。刘长河感觉到她的指尖碰到他的锁骨，凉丝丝的，像江边的露水。
他低下头，吻了她的额头。嘴唇贴上去的时候，她的皮肤是热的，额头上有一层细密的汗珠，咸咸的。
王桂兰的手停在他胸口，贴着他怀里的那块榆木。榆木被他的体温捂了这么久，摸上去滑溜溜的，像一块老玉。她的手指沿着榆木的边缘慢慢摸着，摸到那些被火烧过的纹路，摸到斧砍的痕迹。
“你还揣着它。”她说。
“揣着。”
“揣着也好。”她说，声音很轻，“爹在地里看着咱们呢。”
刘长河把她的手从榆木上拿开，贴在自己脸上。她的手粗糙，但很温暖。他闭上眼睛，感觉着她的掌纹贴着他的皮肤。
然后他把她拉进了怀里。
王桂兰的身体很轻，轻得像一捆干柴。她能吃的东西都省给了铁柱，留给了刘长河，自己喝粥只喝上面的清汤，下面的米粒全都拨到爷儿俩碗里。刘长河抱着她的时候，能摸到她一根一根的肋骨，像搓衣板。
她把脸埋在他脖子里，不说话。他感觉到她的呼吸喷在他脖子上，热热的，痒痒的。她的手从他胸口滑到腰上，又滑到后背，在他的脊梁骨上一节一节地摸着。
“长河。”她的声音闷闷的，从他脖子里传出来。
“嗯。”
“我想再要一个孩子。”
刘长河的身体僵了一下。他的手停在她腰上，没有说话。
“我知道你怕。”王桂兰说，“我也怕。可是……你哪天要是回不来了，铁柱一个人，太孤单了。”
刘长河收紧手臂，把她箍得更紧了。她的骨头硌着他的胸口，硌得生疼，但他没有松手。
“你不会回不来的。”王桂兰说，像是在跟自己说，“你命硬。”
他没有接话。窗外的月亮被云遮住了，屋子里更暗了。他只能感觉到她的温度，她的呼吸，她的心跳——贴着他，一下一下的。
他把被子拉上来，盖住了两个人。被子很薄，打了十几个补丁，但两个人挤在一起，热气散不掉，被窝里慢慢暖起来。
王桂兰的手从他后背滑到腰上，又从腰上滑到小腹。她的手指在那里停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轻轻地往下探。
刘长河抓住了她的手。
“桂兰。”他说，声音有些嘶哑。
“别说话。”她把他的手拿开，继续往下。
她的手指很糙，但动作很轻，像是在抚摸一粒还没有破土的种子。刘长河闭上眼睛，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咚咚咚的。
他的身体绷紧了，又慢慢松开。他的手伸进她的头发里，她的头发干得像枯草，但能感觉到头皮下面的热气。
王桂兰把头从他脖子里抬起来，在黑暗中看着他的脸。她看不见他的表情，但他能感觉到她的目光，热热的，像灶膛里的火。
“你怕什么？”她问。
“怕你受不住。”他说。
“受得住。”她说，声音很平静，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什么都受得住。”
她没有再说话，他也就不再说了。
被子下面，两个身体贴在了一起。她的皮肤贴着他的皮肤，凉的地方变暖了，暖的地方变得更暖。炕席硌着他们的脊背，一道一道的。
王桂兰把脸埋在他胸口，听着他的心跳。
“长河。”她小声说。
“嗯。”
“你唱个歌吧。”
“不会唱。”
“小时候你唱过的。你爹教你的那首。”
刘长河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哼了起来。没有词，只有调子。那调子很老，像松花江上的船工号子，又像地里的庄稼汉喊的秧歌，低沉。
王桂兰闭上眼睛，听着那个调子。她的手放在他胸口，感觉着他胸膛的震动，一下一下的。
那个调子哼了很久，哼到她快要睡着了。
“长河。”她迷迷糊糊地说，“别停。”
他没有停。他的声音越来越轻，越来越低，最后只剩下嘴唇的翕动。
窗外的云散开了，月亮又露了出来。月光透过窗纸洒进来，照在被子上，照在炕沿上，照在地上那两双并排摆放的布鞋上。一双大，一双小，鞋底都磨得快要透了，鞋帮上沾着干了的泥。
猫从灶台上跳下来，走到炕边，看了看炕上的人，又走开了。
那年秋天，王桂兰又怀上了。
刘长河知道的时候，正在院子里劈柴。王桂兰从屋里出来，站在他身后，不说话。他回头，看见她一只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放在肚子上，脸上有一种说不清的表情——不是高兴，也不是不高兴，是那种认命了的平静。
“有了？”他问。
“嗯。两个多月了。”
刘长河放下斧头，站起来。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什么也说不出来。他走过去，伸出手，想摸摸她的肚子，手伸到一半又缩回去了。
“想要吗？”王桂兰问。
刘长河沉默了很久，“来都来了，还能不要？”
王桂兰没有再说话，转身进屋了。
那个冬天格外冷。松花江封冻得比往年早半个月，雪一场接一场，地上的雪积到了膝盖。王桂兰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但她的身子却一天比一天差。她吃不下东西，吃什么吐什么，整个人瘦得只剩一个大肚子，走路都要扶着墙。
刘长河托人从呼兰县城买回一包红糖，花了半个月的工钱。王桂兰看着那包红糖，眼眶红了，说“你花这冤枉钱干什么”。刘长河说“补身子”。她把红糖收进柜子里，一直没舍得吃，说等生了再吃。
开春的时候，王桂兰发作了。
那天刘长河正在韩老六家地里播种，铁柱跑来喊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爹，妈肚子疼，疼得在地上打滚！”
刘长河扔下种子袋就跑。他跑回家的时候，王桂兰已经被人抬到了炕上，身下垫着一条破褥子，褥子上全是血。接生婆是村东头的李婆婆，六十多岁了，手抖得厉害，一边烧水一边念叨“这可怎么好”。
刘长河站在炕边，看着王桂兰的脸。她的脸白得像纸，嘴唇发紫，额头上全是汗。她咬着一条毛巾，不让自己叫出声，但喉咙里还是发出“呜呜”的声音。
“难产。”李婆婆把刘长河拉到一边，压低声音，“孩子胎位不正，脚先下来的。我接生了四十年，没见过这样的。你得有个准备。”
“准备什么？”刘长河的声音变了。
“大人和孩子，保一个。你选。”
刘长河愣在那里，像被雷劈了一样。他看了看炕上的王桂兰，又看了看李婆婆的手，那双手上全是血。
“两个都要保。”他说。
“没有这样的好事。”李婆婆摇头，“快选，再晚大人也要不行了。”
刘长河蹲在炕沿边，握住了王桂兰的手。王桂兰的手冰凉，她睁开眼睛，看着他，眼睛里的光已经很弱了。
“保孩子。”她说，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不行。”
“保孩子。”她又说了一遍，用尽全身力气。
刘长河的眼泪掉下来了。他上一次哭，是父亲被烧死的时候。他没有擦，眼泪顺着脸上的沟壑往下淌，滴在王桂兰的手上。
“李婆婆，保大人。”他说。
王桂兰想挣开他的手，已经没有力气了。她只是摇了摇头，眼泪从眼角滑下来，流进耳朵里。
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是个男孩。很小，浑身紫红色，一动不动。李婆婆把他倒提起来，拍了两下屁股，没有哭声。她又拍了两下，还是没有。
“没气了。”李婆婆把孩子用一块旧布包好，放在炕角，不再看他。
王桂兰昏过去了。她流了很多血，褥子湿透了，血滴在地上，滴在炕沿上，滴在刘长河的鞋上。李婆婆用草木灰给她止血，灰和血混在一起，变成黑红色的泥。
刘长河抱着那个死去的孩子，在炕角坐了一整夜。
他不说话，也不哭，就那么抱着。铁柱缩在灶台边上，抱着那只猫，看着他的爹，不敢出声。猫的眼睛在黑暗中发着光，绿莹莹的，像两盏小灯。
天亮的时候，刘长河把孩子埋在了老榆树的树根底下。老榆树已经没有了，只剩一个树桩，树桩周围长出了几根新条，细细的，嫩嫩的，在风里摇。
他挖了一个坑，把那个小小的布包放进去，填上土，没有立碑，也没有烧纸。他蹲在树桩旁边，把那块榆木掏出来，放在手心里，摩挲了很久。
“爹，你带他走吧。”他对着树桩说。
风吹过新条，沙沙响，像在回答。
王桂兰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才能下地。那一个月里，她没有说过一句话。每天就是躺着，看着房梁，眼睛空洞洞的。刘长河每天给她熬粥，她喝两口就不喝了。铁柱端着碗蹲在炕边，说“妈你喝吧，你不喝我害怕”，王桂兰才勉强喝下半碗。
她的头发在那一个月里白了一半。
刘长河再也没有提过那个孩子。王桂兰也没有。但每天晚上，刘长河都能听见王桂兰在黑暗中翻身的声音，一遍又一遍。他知道她睡不着。他也睡不着。两个人都在想同一件事，但谁也不说。
那块榆木，刘长河揣得更紧了。好像那是他唯一的念想。
窗外的松花江还在流，不急不慢，像什么也没发生。
可什么都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