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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红透的时候，松江屯像被染红了。
从江边往南看，一直到地平线尽头，全是高粱。八月末的风从松花江面上吹过来，高粱穗子就一片一片地伏下去，又一片一片地站起来，像什么东西在喘气。刘长河站在自家地头，手里攥着一穗高粱，搓了搓，手心落了一层深红的籽粒。他用舌头舔了舔，有点涩，但甜味已经在后槽牙那儿了。再有一场雨，再晒七八天太阳，就能开镰了。
他把高粱穗子往腰后别，弯下腰去拔垄沟里的草。草是灰灰菜，已经结了籽，再不拔就落地里，明年跟高粱抢肥。他拔得很仔细，连根带土抖干净，扔到垄台上让太阳晒死。这块地三十亩，南北走向，南头靠道，北头顶着一条水沟子。刘长河闭着眼睛都能说出每一垄的情况：东边第三垄石头多，西边第七垄低洼存水，靠水沟子那几垄年年比别处矮半截。这是他爹刘老根带着他一块一块开出来的。原来这儿是榛柴岗子，刘老根从呼兰那边搬过来的时候，遍地都是榛柴棵子和石头。一镐头一镐头刨，一块石头一块石头捡，垒成地边的石墙。种了三年，地才养过来。
刘长河直起腰，擦了把汗。八月的日头还是很毒，他光着膀子，脊背晒得黑红黑红，汗珠顺着脊沟往下淌。他肩膀宽，腰杆直，手巴掌像两把蒲扇，指头又粗又短，关节凸出来，像老榆树的疙瘩。村里人都说刘家长河是块好庄稼把式，三十亩地，三匹牲口，一个人拾掇得利利索索。他听了不说话，顶多点个头。他不会说那些虚头巴脑的话，心里的事儿都搁着，像地里的石头，刨出来一块少一块，但你知道底下还有。
“爹。”
铁柱的声音从地南头传过来。刘长河扭头，看见四岁的儿子正沿着垄沟跑过来。小家伙光着脚，裤腿卷到膝盖以上，小腿上糊着泥巴，手里举着什么东西。王桂兰跟在后面，走得不紧不慢，头上顶着一块蓝布巾，怀里抱着个陶罐。
“慢点跑，栽垄沟里叫你爹给你往外抠。”刘长河说着，却已经蹲下来张开胳膊。
铁柱扑到他怀里，手里举着的是一把红高粱穗子，比他的脑袋还大。“爹，给你。”刘长河接过来，摸着儿子的脑袋。铁柱的头发又软又黄，趴着头皮长，他娘说要剃几回光头才能长得黑。
桂兰走到跟前，把陶罐放在垄台上，揭开盖子，是一罐绿豆汤。她舀出一碗，递给刘长河，说：“晌午了，喝口歇歇。”
刘长河接过碗，没急着喝，看着桂兰的脸。她比他小三岁，今年二十二，刚嫁过来那会儿脸是圆的，这几年瘦了，下巴尖了，但眼睛还是亮。她话不多，走路快，干活利索，从来不跟人红脸，但谁也占不着她的便宜。刘长河娶她那年，他爹去相亲，回来跟他说：“王家的姑娘，腰板直，手大脚大，能干活。”刘长河说“行”。见了面，姑娘低着头，他也没看清长啥样，回来想想，只记得她穿了一件蓝底白花的褂子，洗得发白，但干干净净。
就这么过了。四年，生了铁柱，怀了第二个。
“长河。”
远处有人喊他。刘长河抬头，看见二弟刘长水从村口的道上走过来。长水今年二十三，比他小两岁，个子比他高一点，但肩膀窄，整个人像一根还没长结实的柳条。他在韩老六家扛活，平时十天半月才回来一趟。今天不是日子，刘长河心里咯噔了一下。
长水走到地头，没进地，蹲在石墙边上，先不说话。刘长河端着绿豆汤碗走过去，看见二弟的脸色不对。
“咋了？”
长水抬起头，眼睛底下发青，嘴唇上起了皮。他说：“哥，出大事了。”
刘长河没吭声，等他说。
“日本人出兵了，”长水说，“占了沈阳。韩家大少爷从哈尔滨回来说的，电报都到了哈尔滨，连县里都知道了。”
刘长河把绿豆汤碗放在石墙上。碗底落了一只蚂蚁，在石头上转圈。他盯着那只蚂蚁看了一会儿，说：“占了就占了，跟咱种地的有啥关系？”
长水急了，站起来：“哥，你不知道，日本人占了东三省，咱这地还种不种？”
“地在这儿，不种干啥？”
“韩家大少爷说，日本人要圈地。满洲里那边已经开始了，日本开拓团，来了就把地划走，中国人不让种。”
刘长河弯腰把碗端起来，喝了一口绿豆汤。汤是温的，有点甜，桂兰放了糖精。他咂了咂嘴，说：“韩家大少爷说的话，你也信？他那嘴，跟他爹一样，跑马占荒，没个把门的。”
“哥！”
“行了，”刘长河把碗里剩下的绿豆汤一口干了，递给桂兰，“回去吃饭。”
桂兰接过碗，看了长水一眼，没说话，抱起铁柱往村里走。铁柱趴在桂兰肩膀上，朝刘长河喊：“爹，高粱红了给我做鸟笼子。”刘长河摆了摆手。
长水还蹲在石墙边上不走。刘长河从地里拔了根草叼在嘴里，也蹲下来。兄弟俩并排蹲着，谁都不看谁。
好半天，长水说：“哥，我不想在韩家扛活了。”
“不扛活你吃啥？”
“我想去哈尔滨。”
“去哈尔滨干啥？”
“找活干。韩家大少爷说哈尔滨那边的工厂招工，一个月挣的比扛活半年都多。”
刘长河把嘴里的草梗吐出来，说：“你听他的，他把你卖了你还帮他数钱。哈尔滨那边乱得很，胡子白俄日本鬼子，啥人都有。你老实待着，秋收完了爹说要给你说媳妇。”
长水不说话了。他低着头，用手指头在石墙上画道道。过了半天，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说：“我去看看娘。”说完就走了。
刘长河蹲在那儿没动。他看见地边那棵老榆树的影子正一点一点往东挪，日头偏西了。他站起来，把地头的锄头扛在肩上，跟着往村里走。
刘家在松江屯东头，前后两间土坯房，中间隔着一个小院子。前屋是刘老根和老伴住，后屋是刘长河一家和长水住。长山当兵走了之后，他那间屋一直空着，炕上堆着粮食口袋和杂物。
刘长河扛着锄头进院的时候，刘老根正坐在前屋的门槛上磨镰刀。老爷子今年五十六，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褶子像干裂的黑土地，但手稳，磨刀一下一下的，节奏均匀。他年轻时是呼兰河那边有名的庄稼把式，帮人扛了二十年活，攒了三十亩地，盖了这两间房。村里人都说他这辈子值了，从扛活的变成有地的，儿子们不用再给人家当牛马。
“爹。”刘长河把锄头靠在前屋山墙上。
刘老根没抬头，继续磨刀，只说了句：“长水回来了？”
“嗯。”
“说啥了？”
“说日本人占了沈阳。韩家传的。”
刘老根的磨刀动作停了一下，就一下，又继续磨。他说：“韩老六那张嘴，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日本人占了沈阳关咱啥事？咱离沈阳好几百里地呢。”
“长水说日本人在满洲里圈地。”
刘老根把镰刀举起来，拇指在刀刃上轻轻刮了刮，眯着眼看了看，又低头磨。他说：“满洲里是满洲里，呼兰是呼兰。天塌不下来。秋收要紧。”他把镰刀放在磨石上，拿起来，用手指弹了弹，刀刃发出轻轻的嗡嗡声。他满意地点点头，终于抬头看了刘长河一眼：“高粱啥时候能收？”
“再一礼拜。”
“行。明天我跟你上地。”
刘长河进了后院，桂兰已经把饭摆在小桌上。一盆苞米碴子粥，一碟咸菜疙瘩，半碗大酱，一把小葱。铁柱已经坐在小板凳上，手里抓着一根葱蘸酱，吃得满嘴都是酱。长水坐在桌边，端着粥碗不喝，盯着碗里的苞米碴子出神。
“喝粥。”刘长河坐下来，端碗就喝。
长水看了他一眼，没动。桂兰从灶台边走过来，给刘长河又添了一碗粥，说：“他爹，你劝劝二弟，他还是要走。”
刘长河喝粥，不吭声。
长水放下碗，说：“哥，我不是闹着玩的。韩家大少爷说哈尔滨那边日本人开了好多工厂，要招工人。日本人再坏，他给你工钱。在韩家扛活，一年到头累死累活，连身衣裳都置不起。”
“日本人给你工钱，”刘长河放下碗，看着长水，“那是拿你当驴使唤。驴使唤完了还杀了吃肉呢。”
“在韩家就不是驴了？”长水的声调高了，“哥，你算过没有，咱家在韩家扛了二十年活，韩家的地多了一半，咱家还是这三十亩。韩老六家的粮垛年年长，咱家的粮囤子年年不见起色。为啥？”
刘长河没回答。
长水说：“因为咱没本钱。地就这些，打了粮交了租子剩不下啥。咱得想别的门路。”
桂兰在旁边插了一句：“二弟，你大哥也是为你好。哈尔滨那地方乱。”
“嫂子，我知道。”长水端起粥碗喝了一口，擦了擦嘴，“可我不想一辈子窝在这地方。你看三弟，说走就走了，人家当兵去了，那才是男人干的事。”
刘长河的脸色沉了下来。他放下碗，看着长水：“长山当兵，那是走歪道。爹气的三天没吃饭，你又不是不知道。”
“长山走歪道，”长水盯着刘长河的眼睛，“哥，你说啥是正道？咱爹给韩家扛了二十年活，那是正道？你种了三十年地，一年挣的还不够韩家一个零头，那是正道？”
刘长河没说话，站起来，把碗放在灶台上，拎起锄头又出去了。桂兰想叫他吃饭，嘴张了张，没出声。铁柱在旁边喊“爹吃饱了没”，桂兰把他搂过来，说“你爹吃过了”。
长水坐在那儿，把剩下的粥喝完，把碗往桌上一顿，也站起来走了。
小院里安静下来。桂兰收拾碗筷，铁柱蹲在墙角拿棍子戳蚂蚁。一只母鸡带着一群小鸡从篱笆缝里钻进来，咕咕叫着到处刨食。桂兰拿扫帚赶了一下，母鸡扑棱着翅膀跑了，小鸡们吱吱叫着跟着跑。日头又偏了一点，前屋的影子和后屋的影子在院子中间连成了一片。
刘长河没再回地里。他扛着锄头顺着村道往江边走。
松江屯不大，七八十户人家，从东头到西头走完也就一袋烟的工夫。村道是土路，这两天没下雨，踩上去噗噗冒烟。路两边是土坯墙和秫秸墙，有的院子里种了倭瓜，藤蔓爬到墙头上，开着黄灿灿的花。有个小孩骑在墙头上，两条腿荡来荡去，嘴里含着一根甜高粱秆，嚼得吧唧吧唧响。看见刘长河，喊了声“长河叔”，刘长河点了个头。
走到村西头，看见韩老六家的院墙。这墙是青砖砌的，一人多高，顶上是水泥抹的，插着碎玻璃碴子。院门是黑漆的铁门，平时关着，只在逢年过节或者来了贵客才打开。刘长河路过的时候，铁门正好开了一条缝，韩家的管家老宋头探出头来，看见刘长河，缩回去了。
韩老六大号韩广发，因为排行第六，都叫他韩老六。他爹韩文举是呼兰县有名的地主，到韩老六这一辈，光呼兰就有上千亩地，松江屯这一片原来都是他家的。后来民国政府搞清丈，韩家才退了一部分，但松江屯的地还是有一半姓韩。刘长河家的三十亩，以前就是韩家的，刘老根扛活攒了二十年才从韩家赎出来。
刘长河过了韩家的院墙，走到江边。
松花江在这儿拐了一个弯，水流慢下来，江面宽得看不见对岸的树。八月的江水是浑黄的，上游冲下来的泥沙多，但天是蓝的，云是白的，江面上偶尔有一条渔船划过去，渔人站在船头撒网，网撒开的时候像一朵大花。靠近岸边的地方长着一片一片的芦苇，芦花还没开，秆子已经长到一人多高，风一吹就沙沙响。
刘长河在江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这块石头他从小坐到大，石头面磨得光溜溜的，坐上去凉丝丝的。
他看着江水发呆。
他想起长水说的那些话。长水说的不对吗？好像也不全不对。韩老六家的粮垛确实是年年见长，韩少鹏在哈尔滨念了洋学堂，回来穿西装打领带，头油抹得苍蝇都站不住脚。韩家的小闺女在哈尔滨念书，刘长河见过她一回，穿着白裙子，打着洋伞，走路脚后跟都不沾地。而咱家呢？三十亩地，三间土坯房，一年到头苞米面饼子就咸菜。
可这就是命。种地人的命，就是土里刨食。刘老根常说，咱有这个就不错了，你爷爷那辈给人扛活连顿饱饭都吃不上，你爹我扛了二十年扛出三十亩地，你们这一辈就不用给人扛活了。人得知足。
知足。刘长河在心里把这两个字翻来覆去地嚼。知足是啥滋味？他说不上来。就像这江边的石头，坐久了，你觉不出它凉还是热。
江面上起了一阵风，芦苇丛哗啦啦响起来。一群水鸟从芦苇丛里飞起来，在江面上转了一圈，又落回去。日头又矮了一截，影子拉得很长了。
刘长河站起来，掸了掸裤子上的土，往回走。
走到韩家院墙根的时候，铁门又开了，这回开大了些，韩少鹏从里面走出来。他穿着白衬衫，袖子卷到胳膊肘，底下是洋布裤子，脚上一双黑皮鞋擦得亮得像镜子。手里夹着一根纸烟，看见刘长河就笑了。
“长河哥，地里忙完了？”
刘长河点头。他跟韩少鹏不熟，也不打算套近乎。韩少鹏比他大两岁，但从小在哈尔滨念书，说话做事都跟村里人不一样，他看不惯。但也不至于撕破脸，都是一个屯子的。
韩少鹏吸了口烟，走到刘长河跟前，上下打量了他一下，说：“长河哥，你那一身疙瘩肉，光种地可惜了。哈尔滨那边日本人开了好多工厂，你要是去，一个月顶你种一年地。”
刘长河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韩少鹏又说：“你二弟跟我说了，他想去。我觉得行。年轻人嘛，得出门闯闯。窝在这地方能有啥出息？”
刘长河说：“我家的事，不劳你操心。”
说完就走了。韩少鹏在背后笑了笑，把烟头弹到路边的水沟里，转身回了院子。
晚上，刘家前后屋都点了油灯。
前屋的灯用罩子罩着，亮一些。刘老根盘腿坐在炕头上，面前摆着一壶酒和一碟花生米。他每天晚饭都要喝两盅，不多不少，两盅，喝完了吃饭。老太太坐在炕梢纳鞋底，一针一针的，纳一会儿就停下来拿针在头发上抿一下。
刘长河端着一碗饭，坐在炕沿上。长水坐在地下的一把凳子上，面前也摆了一碗饭，但不吃。桂兰抱着铁柱坐在门口，铁柱已经困了，脑袋一点一点地耷拉着。
刘老根喝了一盅酒，咂了咂嘴，说：“长水的事我跟你大哥商量了。”
长水抬起头看着他爹。
“哈尔滨不许去。”刘老根说，声音很坚决，“日本人占了沈阳，那是人家的事。咱们该种地种地，该过日子过日子。你去哈尔滨，人生地不熟的，出了事谁管你？”
“爹，”长水的声音有点急，“我在韩家扛活，一年到头挣的不如韩少鹏一个月的花销大。我不想一辈子让人踩在脚底下。”
“谁踩你了？”刘老根把酒盅往炕桌上一顿，“韩老六？他韩家有千亩地，还不是靠咱这帮扛活的给他种？没有咱，他韩家的地都长草。你在他家扛活，他给你工钱，两不相欠。你嫌工钱少，回来种自家的地，又不是不让你种。”
“自家的地就三十亩，大哥一个人种够了。”
“那你给我说，你到底想干啥？”
长水张了张嘴，又闭上。
刘老根又喝了一盅，把花生米嚼得咯嘣响。他嚼完了，把嘴里的渣滓咽下去，用手指头抹了抹嘴，说：“长水，爹不是不让你出去闯。可你得认清时势。日本人占了沈阳，这仗不知道打到啥时候。你出去了，万一打仗呢？万一日本人抓你当兵呢？咱老百姓，打仗了往哪躲？只有这土坷垃地里最安全。地不打仗，地不杀人。”
长水低着头，不说话。
老太太在炕梢插了一句：“你爹说得对。你在跟前，爹娘心里踏实。”
长水抬起头，看了他娘一眼，又低下头去。他端起饭碗，扒拉了两口，放下，站起来说：“我吃饱了。”说完就出去了。
院子里传来木门开合的声音，然后就没动静了。刘长河把饭碗里的饭吃完，把空碗放到炕桌上，对桂兰说：“带孩子早点睡。”桂兰点点头，抱着铁柱走了。
前屋里只剩下刘老根和刘长河。
刘老根又倒了一盅酒。按平时的量，两盅就停了，今天这是第三盅。刘长河看了他爹一眼，没说话。
刘老根端起酒盅，在嘴边转了一圈，没喝，又放下了。他叹了口气，说：“长河，你二弟的心思你不懂。”
刘长河说：“我懂。”
“你懂个屁。”刘老根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然后又压下去，看了一眼门口，确定没人，才接着说，“他是不想在韩老六家干，又不想种地。他想当人上人。可他凭啥当人上人？他不识字，不会算账，不会做生意，就会出力气。出力气在哪儿不是出？种地也是出力气，好歹有口安稳饭吃。”
刘长河没接话。
刘老根端起酒盅，这回喝了。喝完了，眼圈有点红。他说：“你爹我扛了二十年的活，才攒下这点地。你知道我为啥死也要攒地？因为地是咱庄稼人的根。你有了地，你就不用看人家的脸色。你有了地，你儿子你孙子就能挺直腰杆做人。你爹我这辈子就认这个理。”
刘长河还是没接话。
刘老根看了他一眼，“你咋不说话？”
刘长河站起来，说：“爹，我回去睡了。天不早了。”
他走到门口，听见刘老根在身后又说了一句：“给我看着你二弟，别让他跑了。”
刘长河嗯了一声，推门出去了。
夜晚的松江屯很安静。狗叫声从村西头传到村东头，传到江边就没声了。刘长河没有马上去后院，他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
月亮只露了半个脸，被云遮着，院子里模模糊糊的。墙角的倭瓜叶子在夜风里翻来翻去，像有什么话要说。灶台边上的那棵枣树已经挂了青枣，再过一个月就能吃了。铁柱去年拿竹竿打枣，打到自己头上，哭了好半天。桂兰搂着他，笑着说“枣儿亲你，你哭啥”。这些事儿在刘长河的脑子里转着，转了一圈又一圈。
他往长水的屋里看了一眼。窗户黑着，不知道睡了没有。
他走到长水窗户根底下，站着听了一会儿。里面没有声音。他伸手想敲门，又缩回来。站了一阵，转身回了后院。
桂兰已经把铁柱哄睡了，铺好了被子，坐在炕沿上等他。她看见他进来，说：“他爹，二弟的事你打算咋办？”
刘长河脱了鞋，上了炕，把被子拉过来盖在身上，说：“他走不了。”
“要是他自己偷着走了呢？”
刘长河没回答。桂兰看了他一眼，把灯吹了。
黑暗里，刘长河睁着眼。桂兰在身后翻了个身，伸出手搭在他腰上，说：“他爹，别想了，睡吧。”
刘长河嗯了一声，闭上了眼。
他梦见自己站在地头上，高粱全红了，红得发紫发黑。风一吹，高粱穗子就噼里啪啦响，像什么东西在哭。他想走进地里去，脚却像钉在地上一样，迈不动。他急得出汗，使劲往前挣，挣醒了。
天刚蒙蒙亮。桂兰还在睡，铁柱的一条腿搭在他娘身上，睡得像个小死猪。刘长河轻轻下了炕，穿上衣裳，推门出去。
院子里罩着一层薄雾。枣树上的露水打湿了他的头发。他走到后院的小棚子里，摸了把铁锹，从后院门出去了。
他沿着村道往北走，走到自家的地头上。
高粱还在地里站着，穗子沉甸甸的，低着头。雾里的高粱地朦朦胧胧的，像一层红色的纱帐。刘长河靠着老榆树蹲下来，从腰后抽出别着的烟袋杆，装了一锅子烟，用火镰打了火，点着，吸了一口。
烟叶是自己种的老旱烟，劲大，呛得他咳嗽了两声。咳完了，他觉得舒服了一些。
他就这么蹲在老榆树底下抽烟，看着自家的地。雾气一点一点散去，高粱穗子一点一点亮起来。东边的天开始泛白，又慢慢变红，像地里的高粱色染上了天。太阳还没出来，但光已经来了，照在高粱穗子上，那些深红的籽粒就亮晶晶的，像小米粒那么大的一颗颗红宝石。
刘长河的脑子里又响起长水说的话：“在韩家就不是驴了？”他自己跟自己辩：“韩家对扛活的确实刻薄，可咱家有地了，不用看他们家脸色了。”另一个声音又说：“可在韩家扛活的长工们呢？你没有富起来，你爹没有富起来，你们这个村子几百口人也没有富起来，富起来的只有姓韩的。”
他摇了摇头，把烟袋杆里的灰磕掉。
这些道理他不懂，他也不想去懂。他只知道，太阳出来就得下地，庄稼熟了就得收割，冬天来了就得猫冬。日子就是这么一天一天过的，像松花江的水，从西往东流，你不推它，它也流。
可长水说得对，水虽然在流，可流到哪里去呢？流到江里，到江里之后呢？到海里。到海里之后呢？就没了。人也一样，生出来，长大，种地，娶媳妇，生孩子，变老，死，埋在地里。然后就没了。
刘长河从来不琢磨这种事，琢磨了也没用。可今天他觉得，好像有点啥东西变了。不是地变了，不是高粱变了，是他自己心里有啥东西松动了。
太阳终于露头了。第一缕阳光照在他脸上，他眯了眯眼。高粱地完全亮起来了，那些穗子红得像要滴血。
刘长河站起来，扛起铁锹，沿着垄沟往地里走。
他要趁露水没干的时候把最后几垄草拔完。土里的活计永远做不完，你也别想着做完，你只要想着今天干啥、明天干啥就行。
走到地北头，他看见一个人蹲在水沟子边上。
是长水。
长水不知道啥时候来的，裤子被露水打得湿透了，两只鞋上全是泥。他蹲在那儿，手里拿着一根草棍在地上划来划去，听见脚步声，回过头来。
兄弟俩隔着几垄高粱对看着。
长水的眼睛有点肿，嘴唇干裂了。他昨晚大概也没睡好。他想说什么，嘴张了张，没出声。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把草棍扔了，顺着垄沟走过来。
“哥。”
刘长河嗯了一声。
长水走到他跟前，低着头，说：“哥，我不走了。”
刘长河看着二弟，心里说不出来什么滋味。他伸出手，在长水肩膀上拍了拍，说：“先回去换条裤子，露水打了要得关节炎。”
长水没动。他抬起头，眼眶里有什么东西在转，但没落下来。他说：“哥，我不是怕累。我是觉得，咱庄稼人凭啥就一辈子让人瞧不起？”
刘长河看着二弟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火，烧得他有点不认识这个人了。
他说：“没人瞧不起你。自己瞧得起自己就行。”
长水不说话了。过了半天，他说：“哥，那我干啥？韩家我不回去了。”
刘长河想了想，说：“你跟我种地。地里的活两个人干，你也攒点钱，明年给你说媳妇。”
长水咬着嘴唇，半天，点了头。
兄弟俩并肩站在地头，看着眼前的高粱地。露水在叶子上滚动，在阳光下亮闪闪的。铁柱从远处跑过来，手里举着两根甜高粱秆，老远就喊：“二叔……给你吃甜秆……”
长水笑了，蹲下来，接住铁柱，把他举过头顶。铁柱嘎嘎笑，甜高粱秆掉在地上，谁也没捡。
收割前一天的晚饭，全家人吃得很快。刘老根多喝了一盅酒，老太太给他夹了两筷子咸菜，他也没嫌少。长水扒拉了两碗苞米碴子粥，闷着头回屋了。桂兰收拾碗筷，铁柱已经困得东倒西歪，刘长河把他抱到炕上，脱了鞋，盖了条薄被。
月亮从东边升起来了，但是没有前半夜那么亮，被云遮着一层，院子里像蒙了块旧纱布。桂兰从灶房出来，在围裙上擦了手，看见刘长河站在枣树下抽烟。烟袋杆上的火星一明一暗的，映着他的半张脸。
“他爹，不早了。”桂兰说了一句，转身进了后屋。
刘长河又抽了两口，把烟灰磕在树根底下，跟着进去了。门后的插关儿划上，发出木头摩擦的闷响。桂兰已经上了炕，背对着他，被子拉到肩膀。铁柱在炕梢睡得正香，小手攥成拳头，呼吸匀称得像小猫。
刘长河在炕沿上坐了一会儿，没急着脱衣裳。他盯着窗纸上的一块补丁看了一会儿，那块补丁是桂兰去年糊的，浆子抹多了，干了以后皱巴巴的，像块伤疤。
桂兰翻了个身，仰面躺着，眼睛睁着看房梁。她没说话，但呼吸声重了一些。刘长河知道她没睡着，他们在一起五年了，他摸得清她的气息。
他脱了褂子，叠了一下搭在炕梢的箱子上。又脱了裤子，搭在褂子旁边。然后掀开被子，躺进去。被子是粗布的，晒了一天的太阳，有阳光的味儿，还有桂兰身上的味道——碱水、炊烟。
桂兰侧过身来，胳膊搭在他胸口上。她的手不细腻，骨节粗，指甲剪得秃秃的，手心有茧子，磨在他胸口上沙沙的。那种沙沙的感觉像风吹过高粱叶子，刘长河心里动了一下。
“后晌我看见你在枣树底下站了好久。”桂兰说，声音低低的，怕吵醒孩子。
“嗯。”
“想啥呢？”
刘长河没出声。他翻了个身，面朝桂兰，伸手摸了一下她的脸。她的脸被灶火烤了一天，有点糙，但下巴那块还是软的。
桂兰把他手拨开了，小声说：“铁柱在呢。”
“睡了。”
铁柱的呼吸声匀匀的，像小风箱。
桂兰没再说话。刘长河的手又伸过去，这回没摸脸，顺着脖子往下，摸到她锁骨的窝。桂兰瘦了，锁骨的窝比以前深，手指头能搁进去。她又拨了他一下，但力气不大，像是怕力气大了会疼。刘长河没缩回去，手指头在那个小窝里停了一下，然后往下走。
桂兰的呼吸变重了，但他能感觉到她在忍着。在这间屋里，在隔壁公婆的墙根底下，在铁柱的呼吸声里，她连喘气都得压低。刘长河想起这五年，他们在这张炕上做过多少次那样的事，每一次桂兰都咬着嘴唇，实在忍不住了就咬他的肩膀。有一回他肩膀上留了牙印，第二天长水看见了，问“哥你肩上咋了”，他说“让蚊虫咬了”。
桂兰把脸埋在他胸口，头发蹭着他的下巴。她的头发每天用清水梳，没有头油，但干净，闻着像晒过的麦秸。他的手从她的锁骨窝往下走，摸到一根一根的肋骨。她太瘦了，怀铁柱那会儿胖了一些，生完了又瘦回去了。他又摸到她的肚子，肚皮松了，有一道一道的妊娠纹，像枣树皮。
“他爹。”桂兰的声音闷在他胸口。
“嗯。”
“你想要了？”
刘长河没回答，但他手上的动作没停。桂兰伸出手，把他的布裤腰往下拽了拽，他自己的手也伸过去帮忙，被子底下窸窸窣窣的。他们都没脱光，秋后的夜晚已经有凉意，光着身子会冷。
桂兰把一条腿搭上来，刘长河翻了一下，压上去。她的手撑在他胸口，挡了一下，眼睛往炕梢看了一眼。铁柱翻了个身，面朝墙壁，不动了。
“轻点。”桂兰说。
他进去了。她咬着下嘴唇，眼睛看着他的眉头。他的眉头皱得很紧，像在干一件要紧的活计。桂兰伸出一只手，把他皱着的眉头的纹路按了按，按不平，指尖的茧子刮着他的皮肤，他皱更紧了。
炕上的被褥发出轻微的咯吱声。隔壁刘老根咳嗽了两声，他们两个人的身体同时僵住了。过了片刻，那边没动静了，刘长河才又开始动。桂兰把脸转到一边去，不让自己的呼吸喷到他的脸上，怕他闻出她嘴里的晚饭味儿。
他很快。每次都这样。从进去到完事，也就一盏茶的工夫。他完事了，趴在她身上喘气，汗珠子从额头上滴下来，砸在她脸上。桂兰把他的头搂住，感觉到他的心跳扑通扑通的，像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兔子。
过了好一会儿，他翻到一边，仰面躺着喘气。桂兰从被窝里摸出一块旧布，塞给他，他接了，在被窝里擦了擦，掖回去。那个动作很自然的，不用商量，五年了，他们已经养成了一套程序。
桂兰把被子拉上来，盖住他们两个。她靠过去，脸贴着他胳膊。他胳膊上全是汗，她也不嫌。
“他爹。”
“嗯。”
“你说日本人真来了，这日子还能过不？”
刘长河睁着眼看着房梁。房梁上有一只蜘蛛，正在结网，月光从窗纸透进来，照得见蛛丝一条一条的。蜘蛛忙来忙去，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过。”他说，声音不大，但硬，“地在这儿，日子就得过。”
桂兰把他胳膊搂紧了一些。
“行。”她说。
她的脸还贴着他的胳膊，慢慢闭上了眼。刘长河没有马上睡，他听着隔壁刘老根的咳嗽声，听着院子里的蛐蛐叫，听着远处松花江的风声。他的身体还在发烫，刚才那股子冲劲儿还没散干净，但他已经不想再来了。他想的是明天一早开镰，三把镰刀够不够使，吃晌午饭的时候能不能把北边那几垄割完。
桂兰已经发出轻微的鼾声，跟铁柱的呼吸声配在一起，一个低一个高。刘长河把手伸过去，摸了一下她的头发，又收回来，放在自己的肚皮上。
月光在窗纸上移了移，蜘蛛的网已经结了半个。
刘长河盯着黑暗中的房梁。
日子要变。
他不想日子变，他就想过现在的日子。种地，收粮，卖粮，攒钱，给铁柱盖房，给长水说媳妇，给爹娘养老。这就是他想要的全部。他不想知道啥是日本人啥是开拓团，他不想知道沈阳在哪哈尔滨在哪，他只知道他的地在哪，他的高粱在哪。
可是有些东西不是你不想知道就不来的。就像开江的冰排，你不去看它，它也在江里撞。撞开了，水就流过来了，你想挡也挡不住。
刘长河闭上眼。
这回他没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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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天，刘长河带着长水下地，准备收高粱。
长水干活不惜力，一镰刀下去能放倒一片高粱。刘长河跟在他后面捆，边捆边说：“别光图快，茬子留低了费镰刀，留高了扎脚。”长水嗯嗯地应着，手上的力道缓了缓。
铁柱在地头的树荫下玩，有时候捉蚂蚱，有时候挖土坑。桂兰在地头的石墙上放了个陶罐，里面装着凉茶，干活累了就去喝一口。太阳还是毒，但风已经凉了。早晚两头有了露水，光膀子站在地里会起鸡皮疙瘩。刘长河不得不套上褂子了。
高粱一天比一天熟，红得发黑了。刘长河掐了一穗在手里搓了搓，籽粒硬邦邦的，指甲掐不进去。他对刘老根说：“爹，后天开镰吧。”
刘老根看了天，又看了地，说：“后天有雨。明天就开。”
第二天天没亮，刘家的人全起来了。刘老根把三把镰刀磨了又磨，用手试了又试。老太太蒸了一锅苞米面饼子，切了一碟咸菜。桂兰烧了一大壶开水，晾在罐子里。长水套上牛车，把捆高粱的草绳一捆一捆搬到车上。
天刚蒙蒙亮，一家人就到了地头。
刘老根看着眼前的高粱地，站了足足有一袋烟的工夫。这地他种了快三十年，每一块石头、每一棵草他都认得。他抬起手，指着远处说：“那片，我跟你妈过来那年开的荒。榛柴棵子一人多高，斧子劈了一天，手磨出仨泡。”
刘长河顺着爹的手指看过去，地的那一头，高粱长得最高，穗子最大。
“那年秋天，我跟你妈就住在地头的窝棚里。你妈说害怕，我说怕啥，地是咱的”刘老根把手放下来，咳嗽了两声，“行了，干活吧。”
刘老根在最前面，刘长河跟在后面，长水在最后面。三个人一字排开，弯着腰，镰刀贴着地面挥过去，嚓的一声，一抱高粱就倒下了。再一镰刀，又一抱。倒下的高粱横在地上，穗子搭在一起，像是睡着了一样。
桂兰领着铁柱在后面捡穗子。
铁柱说：“娘，高粱睡着了。”
桂兰说：“嗯，睡着了。睡一觉就变成粮食了。”
镰刀声刷刷地响着，像雨打高粱叶子的声音，但更密，更有节奏。刘长河已经出了汗，汗水从额头上淌下来，流进眼睛里，蛰得生疼。他抬手用袖子擦了一把，没停下。镰刀在地垄上嚓嚓地走着，一下一个准，没有多余的动作。
刘老根忽然停下来。
“你听。”
刘长河直起腰，听了听。有声音从村口方向飘过来，不是人声，是马蹄声。不是一匹马，是很多匹马，还有车轮的声音。
刘长河走到地头上，往村道那边看。
一队马车从西边过来，车上装的是青布帐篷和大铁锅，还有铁丝网和木桩子。马车队后面，是几十个穿着黄色军装的人。他们身上背着枪，刺刀在朝阳里闪着白光。
为首的一匹马上坐着一个军官，带着墨镜，下巴刮得发青，腰上挎着一把长刀。他用日语喊了一声，队伍就停下来。他摘下墨镜，朝刘长河这边看了一眼。
隔着两亩地，隔着锄把子长的距离，刘长河和那个日本军官对视了一瞬。
他看清了那张脸：三四十岁，颧骨高，眼窝深，嘴唇抿成一条线，没有表情。然后他把墨镜戴上了，扭头对身后说了一句什么。队伍继续往前走，马车碾起的尘土在朝霞里变成了暗红色。
刘老根站在地头上，手里的镰刀没放下。
长水走过来，声音发抖：“爹，那是日本人吧？”
刘老根没说话。
刘长河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日本人的队伍沿着村道一直往东走了，烟尘在晨风里慢慢散开。高粱地里又安静下来，风还是那个风，太阳还是那个太阳，镰刀还在地上搁着。可又好像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像有一股暗流从松花江的深处涌上来，把整条江的颜色都搅浑了。
刘老根弯腰捡起这把镰刀，在裤腿上擦了擦刀口的土。
他说：“接着割。”
刷刷的镰刀声又响起来了，从南头到北头，从东垄到西垄。
日头升起来了，把整个高粱地照得像淌着血。
远处松花江的水还在流，不急不慢，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