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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历三月，节气过了惊蛰，地还冻着。刮了一宿的西北风，早上起来，院子里水桶里的水结了一层薄冰。但天已经亮了，亮得早，太阳爬上树梢的时候，屋檐的冰溜子就开始滴水，一滴一滴，落在窗台上，溅起细碎的水花。
刘长河蹲在地头，看着眼前这片黑土地。
地还没化透，踩上去硬邦邦的，但表层的土已经松了，用锄头刨一下，翻起来的土块黑油油的，攥在手心里，带着一股子腥味——那是冻了一冬天的土地醒过来的味道。
这片地，是刘家的。
是他爹刘老根民国元年分到的。那一年，民国刚成立，清廷倒了，地重新分。刘老根分到了三十亩，手都在抖，在地头跪下来，捧了一把土，说“老天爷，我刘老根也有地了”。那天下着小雨，他跪在雨里，把土贴在脸上，雨水和泪水混在一起，顺着下巴往下淌。
后来他在这块地头上种了一棵榆树，说“树在，地就在”。种树那天他特意请人看了时辰，正午时分，太阳当顶，他把树苗栽下去，浇了三瓢水，说“根扎深了，就不怕风”。
再后来，日本人的开拓团来了，把这块地圈走了，种大豆供给日军。刘老根被烧死在柴房那天，嘴里还念叨着“我的地”。柴房只剩灰烬，刘长河从灰里扒出一块没烧透的榆木，一直揣在怀里。
再再后来，抗联打回来了，日本投降了，这块地又回到了刘家手里。
可现在，又要分了。不是分给别人，是分给穷人的。
刘长河站起来，把裤腿上的土拍了拍。他今天穿了一件干净的蓝布褂子，是王桂兰昨天晚上从箱底翻出来的，叠得有棱有角的，穿上还有一股樟脑味。褂子是他三年前在呼兰县城买的，一直舍不得穿，就过年的时候穿两回。袖子有点短了，露出半截手腕，手腕上青筋暴起。
“穿这身干啥？”他早上穿衣服的时候问王桂兰。
“今天分地，”王桂兰说，“你不得体体面面的？”
“分我的地，我还体面？”
王桂兰没接话，低下头给他系扣子，系到胸口的时候，手停了停，又继续系，但动作很轻，像是怕弄疼了他。
“体面不体面的，地是留不住了。但人得站着走出去，不能让人看笑话。”
刘长河没再说，让她系完了扣子，又把那顶旧帽子戴上。帽子是灰色的，帽檐塌了，耷拉着，像一只没精打采的耳朵。
他走出院子的时候，太阳刚爬上树梢。村子里已经有人在走动了，扛着锄头的，挑着水桶的，牵着牛的。看见他，都打招呼。
“长河叔，今儿分地了？”
“嗯。”
“您家的地分给谁了？”
“不知道。”
那人还想再问，看见刘长河脸色不对，把话咽回去了，侧身让了让，让他先走。
刘长河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自家的院子。土坯墙，茅草顶，院门是用树枝编的，歪歪斜斜地挂着。院子里，王桂兰站在灶台前，往灶膛里添柴，火光照着她的脸。
这个院子，这个家，在这块土地上扎了快三十年了。
他从十九岁娶了王桂兰，就一直住在这里。孩子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父亲从这里被抬出去埋了，母亲从这里被抬出去埋了，三弟长山从这里走出去再也没回来。
他转过身，继续往前走。
二
打谷场上又搭起了台子。
这次台子比上次斗争会的大，也更结实。门板铺了两层，走上去不再晃悠。台子后面竖了三根松木杆子，拉了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松江屯土地改革分地大会”，字还是铁柱写的，用红漆写的，比上次正规多了。红漆在阳光下闪着光，远远地就能看见。
台子前面摆了一张条桌，四条腿都稳当，铺了一块白布，白布上用毛笔写着“土改工作队”几个字。桌上放着茶杯、暖壶、一摞纸、几支钢笔、一盒印泥。印泥是新的，朱红色，装在白瓷盒里，盖子半开着。
桌后面坐着赵德胜、区里的孔同志、还有两个工作队员。铁柱坐在最边上，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册子，封面上写着“松江屯土地清册”。他今天穿了一身新军装，领口别着胸章，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的腰挺得很直，眼睛盯着册子，像是在看什么很重要的东西。但他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因为他的手在微微发抖。
台子两侧站着四个民兵，都背着枪，腰板挺得笔直。于老四在左边第一个，下巴抬得老高，像是在阅兵。他的枪保养得最好，枪管擦得锃亮，能照见人影。
打谷场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松江屯一百多户，五六百口人，能来的都来了。有人拿着板凳，有人坐在石头上，有人就站着。孩子们照样在人群里钻来钻去，但今天大人们没有呵斥他们，因为今天是个好日子——分地的日子。
分地，对庄稼人来说，比过年还重要。
过年只是一天，分地是一辈子。
人群里的气氛跟上几次斗争会不一样。上次是又恨又怕，恨汉奸，怕自己也被牵连。今天是又盼又急，盼着分到好地，急着知道分到哪块。几个老头子蹲在一起，抽着旱烟，低声议论着。
“听说这次是按人头分，每人多少亩？”
“听说是三亩，大人小孩都一样。区里的孔同志说的。”
“那我家五口人，能分十五亩？”
“差不多吧。不过好地赖地不一样，分到哪块全凭抓阄。”
“我家劳力多，想要那块河滩地。”
“河滩地？那是长河家的地，你也敢想？”
“地是国家的了，分给谁就是谁的。怎么不敢想？”
“你倒是不客气。”
“客气啥？这是共产党的政策，又不是我抢的。”
刘长河站在人群中间，周围全是人，但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人。
王桂兰站在他旁边，手里还拿着那把破蒲扇。春天不热，但她还是带着蒲扇，大概是习惯了。
铁柱坐在台上，没有往这边看。他的眼睛盯着那本册子，一页一页地翻，像是在找什么东西。其实他什么也没找，他只是不敢往台下看，不敢看爹的脸。
刘长河看着儿子，忽然觉得很陌生。
那个小时候骑在他脖子上、揪着他耳朵喊“驾驾驾”的孩子，那个跟着他去松花江边摸鱼、被螃蟹夹了手指头哇哇哭的孩子，那个他背着跑了五里雪地、在他背上说“爹我错了”的孩子——现在坐在台上，穿着一身灰布军装，领口别着胸章，手里拿着册子，决定全村人的地。
他是工作队员。
他是党的人。
他已经不只是刘长河的儿子了——起码在此时此刻，他是人民的儿子。
三
九点钟，赵德胜站起来，用搪瓷缸子敲了敲桌子。
“乡亲们，安静了，安静了。今天咱们开的是分地大会。分地，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把地主的土地没收了，分给咱们穷苦农民。耕者有其田，这是共产党的政策。从今天起，你们种的地，就是你们自己的地了，不用交租，不用纳粮，收多少是多少。”
人群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有人喊“共产党万岁”，有人喊“毛主席万岁”，喊声此起彼伏，像潮水一样涌过来。吴老七喊得最响，嗓子都喊劈了，旁边的李三麻子捅了他一下，说“你小声点儿，耳朵都聋了”。吴老七不理他，继续喊。
赵德胜摆了摆手，等掌声停了，继续说。
“咱们松江屯的土地改革，从去年冬天开始，到现在已经好几个月了。这几个月里，工作队和农会一起，把全村的土地、房屋、牲畜、农具都清点了，造了册。谁是地主，谁是富农，谁是中农，谁是贫农，都划定了。今天，我们就按政策，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贫雇农。”
他停了一下，喝了口水。搪瓷缸子上“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在阳光下特别显眼。
“下面，请区里的孔同志讲话。孔同志给大家讲讲分地的政策和办法。”
孔同志站起来，还是那副硬邦邦的样子，但今天脸上的表情比上次柔和了一些，嘴角甚至带着一丝笑意。他今天穿了一件中山装，口袋里插着两支钢笔，一支蓝的，一支红的。
“乡亲们，我不多说，就说几条干的。第一，分地按人头分，大人小孩都一样，每人三亩。第二，好地赖地搭配着分，不能好的全归一家，赖的全归另一家。第三，抓阄决定，公平合理，谁也不许闹。第四，今天分完，明天立桩划界，后天就可以翻地了，清明前后就能种麦子。”
他把四条伸出来，像四根手指头竖在那里。每说一条，就弯下一根手指。
“就这四条。听明白了没有？”
“听明白了！”人群齐声回答。
孔同志坐下来。赵德胜又站起来。
“下面，请农会主任刘长河同志讲话。他是咱们村抗联的老战士，也是农会的主任。分地这件事，他出了很多力。请他给大家讲讲。”
刘长河愣了一下。
他没准备讲话。
他看了一眼王桂兰，王桂兰推了他一下，说“上去吧”。她的眼神里有鼓励，也有担忧。她知道他嘴笨，怕他说不好。
他从人群里走出来，一步一步走上台子。门板在脚下吱呀吱呀地响，跟上次长水跪着的时候一样。他走得很慢，像是在丈量距离。每一步都踩得很实，门板在他的脚下颤了颤。
他站在台子上，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头。几百多双眼睛看着他，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有亲戚，有邻居，有本家，有外姓。吴老七在笑，李三麻子在抽烟，冯二爷拄着拐棍站在最后面，眯着眼睛看他。
他张了张嘴，发现嗓子干了，说不出话。
铁柱站起来，把桌上的搪瓷缸子递给他。他接过来，喝了一口水。
“乡亲们，”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有点哑，“我不大会说话。”
人群里有人笑了，是善意的笑。
“我刘长河是个庄稼人，种了半辈子地。我爹也是庄稼人，种了一辈子地。我爷爷也是，我太爷爷也是。我家在这块地上种了三辈子，土里埋着我爹，埋着我娘，埋着我三弟。”
他停了一下，咽了口唾沫。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声音又哑了几分。
“今天要分地了。分的是我家的地，也是韩万发家的地，也是村里那些地主富农家的地。这些地，本来就不是我们刘家的，是从前地主分给我们种的，后来又被日本人抢走了，现在共产党又分回来了。但说到底，地是国家的，是老百姓的，不是哪一家的。”
他又停了一下。他的眼睛在人群里扫了一圈，看见了吴老七，看见了李寡妇，看见了那些没地种、给别人扛活的穷苦人。
“我刘长河，支持土改。该分的分，该给的给。我带头。”
他说完这几句话，把搪瓷缸子放回桌上，转身下了台。
人群沉默了两秒钟。然后掌声响起来，比刚才更响，更密。有人喊“长河叔好样的”，有人喊“向长河叔学习”。吴老七在人群里竖起大拇指，对旁边的人说：“长河这个人，行。是条汉子。换了我，我舍不得。”
冯二爷在最后面拄着拐棍，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刘长河走回人群里，王桂兰拉住他的手，捏了捏。她的手心是湿的，全是汗。
“说得好。”她说。
刘长河没有说话。他的嘴唇在发抖，但他咬着牙，不让别人看出来。
四
分地开始了。
先是念名字。铁柱站起来，翻开那本册子，清了清嗓子，开始念。
“吴德福！”
“到！”吴老七从人群里钻出来，跑得飞快，差点摔了一跤。他跑到台前，在花名册上按了手印，印泥沾在拇指上，红红的。然后他走到抓阄的箱子前，双手合十，闭着眼睛念叨了几句什么，才把手伸进箱子。
箱子是赵德胜做的，用木板钉的，方方正正，上面开了一个洞，手能伸进去。里面装着纸条，每张纸条上写着地块的编号。谁抓到哪块，就是哪块。
吴老七把手伸进箱子，在里面搅了半天，脸上表情变化丰富：先是紧张，然后是犹豫，最后是一咬牙，抽出一张纸条，交给铁柱。铁柱展开，看了一眼，念道：“七号地，三亩，位置在村西河滩。”
吴老七一听，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河滩地是沙土地，不保水，种啥都收成不好。他的嘴唇哆嗦了两下，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旁边的李三麻子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老七，命啊。”
吴老七苦笑着摇了摇头，拿着纸条下去了。他走得很慢，腰也弯了，像是老了十岁。
下一个是李寡妇。她走到台前的时候，腿都在抖。她把手伸进箱子，抽出一张，交给铁柱。铁柱展开，念道：“四号地，三亩，位置在村南。”
村南的地是黑土地，肥得很，是全村最好的地。李寡妇愣了两秒钟，然后蹲在地上哭起来。她哭得很大声，鼻涕眼泪糊了一脸。两个女人上去把她扶起来，连声说“别哭了别哭了，好日子在后头呢”。李寡妇擦了擦眼泪，站起来，对着台下鞠了一躬，说“谢谢共产党，谢谢毛主席”。
又一个接一个，上去，按手印，抓阄，念编号，下去。
有人欢喜，有人叹气。分到好地的眉开眼笑，走路都带风。分到赖地的垂头丧气，有人当场就骂了起来。
有一个年轻人分到一块石头地，石头比土还多。他当场就把纸条摔在地上，说：“这地能种啥？种石头啊？我不要！我要重抓！”
赵德胜站起来，很严肃地说：“抓阄是公平的，谁也不能重抓。你抓到了就是你的。石头地怎么了？石头地也能种，多上粪，多锄几遍，三年就能养过来。”
年轻人还想争辩，被他爹拉住了。他爹说：“行了行了，别丢人了。种地靠人，不靠地。你爷爷那辈，连石头地都没有，不也活过来了？”
年轻人不吭声了，捡起纸条，低着头下去了。
刘长河一直站在人群里，看着这一切。
他看见了吴老七的失落，看见了李寡妇的眼泪，看见了那个年轻人脸上的不甘，也看见了他爹脸上的无奈。他看见了那些分到好地的人脸上的光，像点亮了的灯笼；也看见了那些分到赖地的人眼里的灰，像熄灭了的炭火。
他忽然觉得，这块地，真的不是他的了。
这些人在分的地，有他家的。他家那三十亩地，被分成了十块，分给十户人家。他家剩下的，就是村东头那两亩——老榆树下的那两亩，还是他跟铁柱求了情，铁柱又跟赵德胜求了情，才保下来的。
“爹，那两亩地，树在地在，给您留着。”铁柱那天晚上跟他说，声音很低，像是做了亏心事。
刘长河没有说谢谢。
他说不出口。
五
“刘长河！”
铁柱念到了这个名字。
打谷场忽然安静了。所有人都看着刘长河。
刘长河愣了一秒钟，才反应过来。他看了一眼王桂兰，王桂兰松开他的手，说“去吧”。她说完就把头扭过去了，不看他。
他走上台子。门板在他脚下吱呀吱呀地响，比刚才更响。
铁柱把毛笔递给他，指着花名册上的一行字。
“爹，在这儿签个字，按个手印。”
刘长河接过毛笔，手在抖。毛笔的笔尖在纸上点了好几下，就是写不下去。他的手不听使唤了，像不是自己的。
铁柱看着他，没有说话。赵德胜也看着他，没有说话。孙同志端起茶杯喝水，眼睛却从杯沿上方看着他。台下的几百双眼睛都看着他。
他深吸了一口气，把笔尖落在纸上，一笔一划地写。
刘。长。河。
三个字，他写了很长时间。
每一笔都像是在他心上划一刀。
“刘”字的立刀旁，他写了两遍才写好，因为手抖得厉害，第一遍写歪了，他用笔尖描了描，更歪了。
“长”字的最后一笔，他拖得很长，像是要把这个字拉得更长一些，再长一些。
“河”字的三点水，他点得很重，墨洇开了，像三滴眼泪。
写完最后一个勾，他的手忽然软了，毛笔从指间滑落，掉在纸上，溅了一滴墨。那滴墨落在“河”字旁边，慢慢洇开，越变越大。
铁柱把笔捡起来，放在一边。他拿起刘长河的手，把大拇指按在印泥盒里，按了一下，然后在名字上按了一个红手印。
刘长河看着那个手印，忽然想起了父亲。
父亲当年分到这块地的时候，也在文书上按了手印。那文书是宣纸的，上面盖着县里的大印，文书上写着“刘老根，分得松江屯东北方向地块三十亩，东至大路，西至沟渠，南至榆树，北至河岸。永为世业”。
父亲把手印按在“永为世业”三个字旁边。
现在，他把手印按在“自愿交出土地”几个字旁边。
永为世业。
自愿交出。
两个手印，隔了三十多年。
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截木头。他的眼睛盯着那个红手印，盯着那滴洇开的墨，盯着“刘长河”三个歪歪扭扭的字。
铁柱叫了他两声“爹”，他没有听见。赵德胜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长河叔，好了，签完了。”
刘长河这才回过神来。他看了看自己的手，大拇指上还沾着红印泥。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擦不干净，红印泥已经渗进指纹里，一道道红色的纹路，像是刻上去的。
他转身走下台子。
他的腿发软，每走一步都像是在水里走，阻力很大，像是有人在后面拉着他。人群在他面前分开，又在他身后合拢。他听见有人在说“长河叔不容易”，有人在说“换了我我也舍不得”，有人在叹气。张老七的声音最大：“长河那是把心割下来给大伙了。”
王桂兰等在人群里，看见他下来，一把扶住他。她的手很有力，掐着他的胳膊，像是怕他倒了。
“没事吧？”
“没事。”他说。但他的嘴唇是白的，脸色也白了，像是生了一场大病。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在阳光下亮晶晶的。
“回家吧。”王桂兰说。
“嗯。”
六
大会开完了，人群散了。
打谷场上留下一地的瓜子壳、花生皮和烟屁股。孩子们在捡地上的糖纸，花花绿绿的，捡了满满一把。有个小孩捡到一枚铜钱，高兴得跳起来，举着铜钱满场跑。
刘长河没有回家。他往村东头走。
王桂兰在后面喊他：“长河，吃饭了！”
他没有回头。
他走到老榆树下，蹲下来，摸着树根。
树还是那棵树，地还是那块地。但地已经不是他的了。从今天起，这片土地姓张了，姓李了，姓王了，姓了十几户人家的姓。他刘长河在这片土地上种了二十多年的粮食，养活了老婆孩子，养活了弟弟一家，养活了死去的人的坟。现在，他不能再在这片土地上种庄稼了。
他要种，只能种在那两亩上。
两亩。
三十亩变成了两亩。
他蹲在那里，抽了一根烟，又抽了一根。烟头扔在地上，冒着青烟，他把烟头踩灭了，又点了一根。
抽到第三根的时候，王桂兰来了。
她端着一个碗，碗里是苞米面糊糊，上面飘着几片咸菜叶子。碗是青花碗，边上有好几个缺口，用了十几年了。
“吃点东西，”她把碗递给他，“你一早上没吃东西。从早上到现在，水米没打牙。”
刘长河接过碗，喝了一口，烫得龇了牙。他又喝了一口，第三口，第四口，一碗糊糊喝完了，碗底朝天。他喝得很快，像是要把什么吞下去，又像是要堵住什么。
他把碗放在地上，抹了抹嘴。
“桂兰。”
“嗯。”
“你说，我爹要是活着，他会同意分地吗？”
王桂兰在他旁边坐下来，想了一会儿。她看了看老榆树，又看了看远处那片已经不属于他们的土地。地里还有人，是分到地的人在丈量边界，拿着木桩和绳子，量来量去。
“你爹那人，一辈子就想有自己的地。他好不容易有了，又没了。他要是活着，肯定舍不得。”
刘长河没有说话。
“但我觉得，”王桂兰继续说，“你爹要是看见今天那些分到地的人脸上的笑，他也许会同意。你爹心善，见不得人吃苦。他要是看见李寡妇分到地哭成那个样子，他肯定也会掉眼泪。”
刘长河又点了一根烟。这次他点着了，没有抽，看着烟头燃烧，青烟袅袅地升上去，被春风吹散了。
“铁柱在台上念我名字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我爹了。”
“想起什么了？”
“想起他按手印的时候，手也在抖。跟我今天一样。我听我娘说过，我爹当年分到地的时候，文书摆在桌上，他按手印，手抖得按了三回才按上去。”
王桂兰没有说话，把手搭在他的手背上。她的手粗糙，但很温暖。
两个人的手都粗糙，但搭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家人。
七
夜里，刘长河没有睡。
他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王桂兰被他吵醒了，问他又怎么了，他说“没事，你睡”。王桂兰又睡了，偶尔还打两声呼噜。
他摸黑穿了衣服，出了院子。
月亮只有一半，挂在西边的天上。风还凉，吹在脸上有股春天的味道——化冻的泥土、融雪的水腥气、还有枯草返青的微甜。村子很安静，连狗都睡着了。只有不知谁家的驴叫了一声，又停了。
他又走到了老榆树下。
树在月光下，像一个沉默的老人。它的影子铺在地上，黑黢黢的一片刘长河站在影子里，觉得安全了一些，像是被什么东西护住了。
他忽然想抽根烟，摸了摸口袋，烟荷包还在，但烟叶没了。他今天抽得太多了，把最后一点烟叶都卷完了。
他把烟荷包塞回口袋，在老榆树根上坐下来。树根硌得他屁股疼，但他没有起来。
他看着远处的地。
那是他家的地——不，是别人家的地了。月光下，那片地黑沉沉的，像一摊墨。地里的庄稼还没种，去年留下的茬子在月光下闪着白光。
他忽然想哭，但哭不出来。
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几圈，又回去了。他的眼睛干涩，像是有沙子，但揉不出来。
他想起三弟长山临死前说的话：“哥，打完鬼子，咱回家种地——种自己的地。”
他想起自己说：“好，我等你。”
长山没有回来。
地也没有了。
他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是一块布包着的东西。蓝布，已经洗得发白了，边角都磨毛了。打开布包，里面是一把土。
这把土，是从长山牺牲的地方捧回来的。那年他去收尸，在山里找了三天三夜，找不到长山的遗体了。山林太大，尸体可能被野兽拖走了，也可能被雨水冲走了。他就在那片地上跪下来，捧了一把土，装在布包里，带回了家。
他把布包放在炕头的小匣子里，从来不敢打开。怕打开就收不住了，怕打开就会哭，怕哭起来就止不住。
今天，他打开了。
他把那把土倒在手心里，黑黑的，平平无奇的，和松江屯的土没什么区别。他凑近了闻了闻，什么味道也没有。但他觉得有，有血的味道，有火药的味道，有长山的味道。
他攥着那把土，攥了很久。土从他的指缝里漏出来，细细的，像沙子，又像时间。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那两亩地中间——老榆树下的那两亩，唯一剩下的那两亩——蹲下来，把长山的那把土，撒了进去。
黑土落在黑土上，分不清哪是哪。月光下，那些土粒闪着微光，像是活的一样。
“长山，”他说，声音很低，低到只有自己能听见，“哥把你的土带回来了。从今往后，你就住在这儿。这树是你爹种的，这地是你爹分的，你就住在这儿，哪儿也别去了。哥会常来看你的。”
风从松花江方向吹过来，榆树叶子沙沙响，像是在回答他。
刘长河站起来，在树干上靠了一会儿。
他感觉到树皮的粗糙，感觉到树干的温热——白天晒了太阳，夜里还留着温度。他把脸贴在树干上，闭上了眼睛。
他回到家里的时候，王桂兰已经醒了。
炕头的煤油灯亮着，灯芯跳了跳，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她坐在炕沿上，没有躺下，穿着一件旧褂子，扣子只系了两颗。她手里拿着纳了一半的鞋底，麻绳绕在手上，针停在半空中。
“回来了？”她问，没有抬头。
“嗯。”
刘长河脱了鞋，上了炕。炕还是温的，灶膛里还有余烬。他躺下来，看着房梁。房梁黑漆漆的，被烟熏了几十年，上面挂着蛛网和灰吊子，在灯光里隐隐约约地晃。
王桂兰把鞋底放在炕桌上，吹灭了灯。
黑暗里，两个人并排躺着，谁也不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王桂兰翻了个身，面朝他。她的手伸过来，摸到他的手，握住了。
“长河，”她低声说，“地没了，人还在。”
她没有等刘长河回答，把身子贴近了他。她的脸靠在他的肩膀上，呼吸喷在他的脖子上，热热的，痒痒的。他闻到她身上的气味——灶灰、碱、还有女人的气息。那种气味他闻了快三十年，从她十九岁嫁过来那天起，就闻着这个气味。
他的手动了动，然后抬起来，落在她的腰上。她的腰还是细的，生完孩子，也没有粗到哪里去。褂子底下的皮肤温热，光滑。
“桂兰。”他叫了一声，声音发紧。
她没有应，只是把脸埋在他的颈窝里，手臂环住了他的腰。
他翻过身来，面朝她。黑暗中看不清她的脸，只能看见她的眼睛，亮晶晶的。他把手伸进她的褂子里，摸到她的胸。她的乳房软塌塌的，不像年轻时候那么挺了，但温热的，像灶膛里捂着的红薯。她的心跳很快，传到他手心里。
她哼了一声，不是说话，是从嗓子眼里漏出来的声音。她的手也在动，解开他的裤腰带。
两个人没有说话。只有喘息声，越来越重。炕席在他们身下沙沙响，像是也在动。
他进入了她的身体。那一瞬间，他忽然想哭。不是因为快感，是因为他觉得，在这片黑土地上，在这铺父亲盘的土炕上，在这个他住了快三十年的屋子里，还有一些东西是丢不掉的。地可以分，树可以砍，弟弟可以死，儿子可以变成“同志”，但这个女人，这个跟他过了半辈子苦日子的女人，还是他的。
她的身体还是热的，还是软的，还会在他身下颤抖，还会在他耳边发出那种像哭又像笑的声音。
这就够了。
他动得很慢，不像年轻时候那样又急又猛。他一下一下地动着，像是在翻地，一锄头一锄头地翻，把冻了一冬天的土翻开来，晾在太阳底下。她的腿缠着他的腰，手抓着他的后背，指甲掐进他的肉里，掐得生疼。
他没有躲。
他需要这种疼。
疼提醒他还活着。
过了很久，两个人都停了。王桂兰的呼吸慢慢平下来，她的手还搭在他的背上，没有松开。
“长河，”她说，声音很小，“地没了，人还在。人还在，地就能再挣回来。”
他没有说话，把脸埋在她的头发里。头发是柴草味，还有汗味。
“你不是还有那两亩吗？”她说，“老榆树下的那两亩。树在，地就在。你爹说的。”
他嗯了一声。
她翻了个身，背朝他，把他的手拉过来，放在她的肚子上。她的肚子软软的，一起一伏，像松花江的水波。
他搂着她，闭上了眼睛。
灶膛里的余烬明灭了一下，又暗了。炕慢慢凉了，但两个人挤在一起，还暖着。
窗外，月亮偏西了，榆树的影子从窗口移过去，像一条黑色的河流，无声无息地流着。
八
第二天一早，刘长河下地了。
地是那两亩地，老榆树下的那两亩。
他扛着锄头，走到地头，把锄头往地上一顿，开始刨地。土还是冻的，表层化了一点，底下一锄头下去，震得手发麻。但他没有停，一锄头一锄头地刨，把冻土块刨起来，用锄头敲碎。
王桂兰来送饭，看见他已经翻了一垄地了。
“你吃了没？”
“不饿。”
“不饿也得吃。”她把饭碗递给他，“你从昨天就没好好吃饭。你不吃，铁柱知道了该心疼了。”
刘长河接过碗，蹲在地头吃。吃的是苞米面糊糊，咸菜疙瘩。他吃得很快，呼噜呼噜的，像饿了好几天。粥烫嘴，他也不怕，大口大口地喝。
吃完了，他把碗放在一边，又拿起锄头。
“长河，”王桂兰说，“你歇一会儿，刚吃完饭。”
“不歇。”
他又开始刨地。一锄头，一锄头，一锄头，节奏均匀，像在打鼓。他的额头上冒出了汗，汗珠子顺着鼻梁往下淌，滴在土里，把一小块土打湿了。他的褂子湿了，贴在背上，露出脊背的形状。
王桂兰站在地头看了一会儿，叹了口气，收拾了碗筷，回去了。
刘长河刨了一上午的地，没有停。
中午，王桂兰又来了。这次不是一个人，身后跟着铁柱。
铁柱今天换了便装，穿着一件灰布褂子，没有戴胸章，看着年轻了好几岁，像个普通的庄稼小伙子。他的头发也没有梳那么整齐，有几缕耷拉在额头上。
“爹，”他站在地头，喊了一声。
刘长河直起腰，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爹，我来帮你。”
铁柱说完，走到地里，拿起另一把锄头，开始刨地。他的动作有点生疏，锄头下去的角度不对，土翻得不如刘长河深。但他很用力，一锄头下去，再一锄头下去，额头上很快就冒出了汗。
父子俩一前一后，刨着地，谁也不说话。
只有锄头破土的声音，噗，噗，噗，像心跳。
太阳从东边挪到南边，又从南边挪到西边。影子从西边转到东边，从长变短，又从短变长。地里的土被翻了一遍，黑油油的，在阳光下泛着光。
王桂兰又来送了一回饭，这次是晌午饭。刘长河和铁柱蹲在地头，一人一碗粥，一人一块咸菜疙瘩，吃得呼噜呼噜响。
“爹，”铁柱喝了一口粥，说，“昨天的事，你生气不？”
“生什么气？”
“分地的事。我念你名字的时候，你手抖了。”
刘长河嚼着咸菜，嚼了很久，嚼得咸菜都烂了，才说：“不生你的气。你是公事公办。”
“那你是生自己的气？”
刘长河没有回答，又喝了一口粥。
“爹，”铁柱又说，“我知道你舍不得。那三十亩地，是爷爷分的，是咱家的命根子。让你签字，你心里不好受。我在台上看着你，我心里也不好受。”
他停了一下，低下头，看着碗里的粥。粥已经不热了。
“但你昨天在台上说的话，是真的。你说‘我刘长河支持土改’，你说‘该分的分，该给的给’，你是真心的。我知道你不是说漂亮话，你是真心的。”
刘长河把碗里的粥喝完了，用袖子抹了抹嘴。
“我说的是真心话。地是国家的，不是哪一家的。共产党把地分给穷人，是对的。我心里装着这片地，但我不能占着不让。”
他看着铁柱，眼神很平静，平静得像松花江的水。
“你爹我，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铁柱的眼眶红了。他低下头，假装喝粥，其实碗里已经没粥了。
“爹，我知道。”
“知道就好。”刘长河站起来，拿起锄头，“地还没刨完呢。你既然来了，就帮我刨完。晌午饭不回去吃了，你让你娘烙两张饼送过来。多搁点油，你娘知道。”
“哎。”铁柱站起来，擦了擦眼睛，拿起锄头。
父子俩又开始刨地。
太阳慢慢偏西了，天边出现了红霞，一层一层的。松花江上的汽笛又响了，一声长，一声短，在春风里传得很远，传到了地里，传到了锄头上，传到了土里。
九
那天夜里，刘长河又去了一趟老榆树下。
这回他不是一个人去的，是带着铁柱去的。
父子俩站在树下，月光把他们俩的影子投在地上，一高一矮，一胖一瘦。矮的是铁柱，但他已经不是那个矮的了，他比刘长河还高半个头。月光下，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地里。
“铁柱，”刘长河说，“你知道这棵树是哪一年种的？”
“民国元年。”
“对。民国元年，你爷爷分到了三十亩地，高兴，就在地头种了这棵树。他说‘树在，地就在’。后来地没了，树还在。后来地又有了，树还在。”
他摸着树干，手指在树皮的纹路里划来划去。树皮很粗，剌手，但他不怕。
“今天地又没了，树还在。”
铁柱没有说话，也伸出手摸了摸树干。他的手很白，和父亲粗糙的黑手形成鲜明的对比。
“树在，根就在。”刘长河说，“根在，人就在。人还在，什么都在。地没了可以再分，树砍了可以再种，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他转过身来，看着铁柱。月光下，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泪光，是一种很亮很亮的东西。
“铁柱，你记住这句话。”
“记住了，爹。”
“你还在工作队吧？”
“还在。赵同志说，让我再干一年，锻炼锻炼。”
刘长河点了点头。他本来想说“去吧，年轻人到外面闯一闯”，但话到嘴边咽回去了。铁柱不走，他心里其实是高兴的。
“那就好好干。别给工作队丢脸。你是刘家的儿子，是松江屯的人。走到哪儿，别忘了这片地，别忘了这棵树。”
铁柱的眼眶红了。他没有擦，任它流，在月光下亮晶晶的。
“爹，我会的。”
刘长河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有说话。他的手很重，拍得铁柱的肩膀往下沉了沉。
风从松花江方向吹过来，带着水腥味和泥土味。榆树叶子沙沙响，像是在说话，又像是在唱歌。
刘长河抬头看了看树冠。月光从枝叶间漏下来，碎碎的，像洒了一地的银子。树冠很大，撑开来像一把伞，遮住了头顶的天空。
他忽然笑了。
不是苦笑，是真真切切地笑了，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因为他在想，父亲种这棵树的时候，大概想不到，三十多年后，他的孙子会站在树下，听他的儿子讲这棵树的故事。
这就是根。
根断了，可以重新长。
只要土还在。
十
分地后的第三天，刘长河去看那几户分了他家地的人家。
第一户是吴老七。吴老七分到了河滩地，就是那块沙土地。刘长河走到他家门口的时候，吴老七正在院子里喂鸡。他看见刘长河，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露出几颗黄牙。
“长河，你咋来了？”
“来看看你。”
刘长河进了院子，在石头上坐下来。吴老七给他倒了一碗水，水是井水，碗是粗瓷碗，边上有个缺口。
“那块地，”刘长河说，“你打算种啥？”
吴老七叹了口气，一屁股坐在门槛上：“沙土地，种啥都长不好。我想着种点花生，花生耐贫瘠，也许能行。可我从来没种过花生，不知道咋种。”
“种花生行。沙土地种花生，个大，皮薄，好吃。以前我家在那块地上种过花生，收成不错。”
吴老七眼睛一亮，像点了灯：“真的？”
“真的。回头我告诉你咋种。那块地，得深耕，多上粪，开春了先把地翻两遍，晾一晾，再种。粪要用猪粪，鸡粪太热，会烧苗。”
吴老七连连点头，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刘长河又坐了一会儿，喝完了那碗水，站起来要走。
吴老七送到门口，忽然叫住他：“长河。”
“嗯？”
“谢谢你。”
“谢我啥？”
“谢你把地分给我。虽然是不好的地，但也是地。我吴老七种了半辈子别人的地，现在终于有自己的地了。哪怕是沙土地，我也高兴。我昨天晚上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就在想，这地是我的了，谁也抢不走了。”
刘长河看着他，眼眶有点热。
“好好种，”他说，“地不骗人。你好好待它，它就好好待你。你糊弄它，它也糊弄你。”
“哎！”吴老七应得很大声，像是立军令状。
第二户是李寡妇。李寡妇分到了村南那块肥地，是刘长河家最好的地，黑土层有一尺厚，攥一把能攥出油来。刘长河走到她家的时候，她正在地里翻土，翻得满头大汗，头发湿了，贴在脸上。
“长河哥，”她看见刘长河，赶紧直起腰来擦汗，“你咋来了？”
“来看看这块地。”
李寡妇明白他的意思，低下头，搓着手。她的手上有泥，搓得泥条子往下掉。
“长河哥，我知道这块地是你家的。你放心，我会好好种的，不会糟蹋了。我男人没了，我一个人种，可我力气大，能行。”
刘长河点了点头。
“这块地，你种啥都行。但有一点，别连着种同一样庄稼。今年种苞米，明年就种大豆，换着种，地才不累。这叫轮作，老辈人传下来的。”
“记住了。”
“还有，多上粪。猪粪、牛粪、鸡粪，啥粪都行。粪上足了，地就肥。你家没有牲口，回头我让桂兰给你送两车猪粪去。”
李寡妇连连点头，眼眶红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长河哥，你对我们家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我男人要是还在，他也会感激你的。”
刘长河摆了摆手。
“别这么说。地是国家的，不是我的。分给你了，就是你的。你好好种，就是对得起这块地了。”
他说完就走了，没有回头。
他怕自己一回头，眼泪就掉下来了。
十一
开春了，雪化尽了，地也化透了。
刘长河的那两亩地翻了两遍，施了肥，等着种麦子。他蹲在地头，看着黑油油的土，忽然觉得，这两亩地，也许就够了。
两亩地，种麦子，能打五六百斤。加上王桂兰养鸡养猪，加上铁柱在工作队的补贴，一家人饿不着。
他站起来，走到老榆树下，摸了摸树干。
“爹，”他说，“地小了，但根还在。你放心。”
风吹过来，榆树叶子沙沙响。
他转过身，扛着锄头，一步一步走回家。
他没有回头。
他知道，身后的那片黑土地，永远是他的。
不是写在纸上的，是长在骨头里的。
是流在血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