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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
刚进五月，松花江的冰就化得干干净净了，比往年早了小半个月。江边的柳树还没等叶子长全，就先爆出一串串毛毛狗，毛茸茸的，黄绿黄绿的，在风里颤。刘长河蹲在地头，攥了一把土，土是温的，仿佛攥紧了能从指缝里挤出油来。他松开手，黑土碎屑落在垄沟里，又被风吹走一层皮。
“好年景。”他自言自语。
今年土壤湿度非常好，开春化冻的时候，地气就往上返，踩一脚一个深坑。他领着铁柱，跟在屁股后面把三十亩地全种上了高粱，地头地尾还点了些豆角倭瓜。高粱苗已经出了半尺高，绿油油的，一眼望过去像一匹绿绸子铺到天边。他喜欢站在地头看高粱，一看就是一袋烟的工夫。王桂兰说他“看地比看媳妇还亲”，他不吱声，光是笑。
刘老根比他更甚。老爷子今年五十七了，腰弯得很厉害，可每天傍晚都要拄着棍子到地头走一趟。走到那棵老榆树底下，就站住，伸手摸摸树皮。那棵树是他爹春天栽的，栽下去的时候跟铁柱现在差不多大。快六十年了，树冠撑开像一把大伞，夏天歇晌的时候，刘长河一家人就在树底下吃饭。树皮开裂了，一道一道的，像是刻满了字。
“树在，地就在。”刘老根每次摸完树，都要说这么一句。
刘长河听了几百遍了，耳朵都起了茧子。可今年夏天，他突然觉得这句话有了不一样的分量。为什么不一样，他说不上来。就是心里头总悬着什么东西，像江面上浮着一块冰，化也化不掉，沉也沉不下去。
铁柱蹲在地头抠土，抠出一粒去年落在地里的黄豆，塞嘴里嚼。刘长河拍了他后脑勺一下：“别吃生豆子，胀肚。”铁柱不听，嚼得嘎嘣响，腮帮子鼓鼓的。这孩子长得像他，又黑又瘦，骨头架子大，眼睛不大但有神。王桂兰说他“随根儿”，刘长河听了心里美。
他抬头看看天。天蓝得发白，一丝云也没有。远处的松江屯升着几缕炊烟，懒洋洋的，像是热得不想往上飘。屯子不大，六七十户人家，沿着江堤散落着，黄土墙，秫秸顶，鸡在土里刨食，狗在墙根吐舌头。屯东头是地主韩老六家的宅子，青砖到顶，大门楼子高得能过马车，院子里栽着果树，远远就能看见樱桃红了。屯西头是刘长河家的土坯房，三间，东屋住他和桂兰、铁柱，西屋住刘老根，中间是灶房。院子不大，有口洋井，压出来的水冰凉甘甜。
日子要是能这么过下去，就是神仙日子了。
可日子从来不会让人舒坦太久。
地里的高粱一天一个样，到了七月，已经长得齐腰深了。风一吹，叶子哗哗地响，像无数把扇子在摇。刘长河每天天不亮就下地，拔草，松土，追肥，一垄一垄地过，汗珠子掉在地上能摔八瓣。王桂兰给他送饭，挑着担子，一头是瓦罐盛的米汤，一头是粗瓷碗盛的饼子咸菜。铁柱非要跟着来，光着脚丫子在垄沟里跑，踩得泥土飞溅。
有一次，铁柱踩到了一棵高粱苗，苗子歪了。刘长河弯下腰，把苗子扶正，培上土，拍了又拍。铁柱知道自己闯了祸，低着头不说话。刘长河没有骂他，只说：“苗子是命，你踩了它，它就疼。”铁柱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从那天起，再也不敢踩苗了。
刘老根的身子骨入夏以后不大行了。咳嗽得更厉害，夜里常常咳得睡不着。有一次咳出了血丝，他自己用袖子擦掉，没跟任何人说。但他还是每天傍晚拄着棍子去地头，摸老榆树，看高粱。有一回他摸着老榆树，忽然说了一句：“这棵树，怕是看不了几眼了。”
刘长河刚好从地里回来，听见了，心里一抽，说：“爹，你说啥呢，你还硬朗着呢。”
刘老根摇摇头，没再说话。夕阳照在他脸上，沟壑纵横的皱纹，被染上琥珀色。他的眼睛浑浊了，但看着高粱地的时候，眼珠子还是会亮一下。
七月末的一天，刘长水又从韩老六家带回一个消息：日本人在哈尔滨站住了脚，成立了什么“军政部”，还说要往江北来。韩老六这两天忙着跟一个姓田的翻译官吃饭，杀了一只鸡，开了两瓶烧酒。
“姓田的翻译官？”刘长山皱着眉头，“中国人？给日本人当翻译？”
“中国人。”刘长水低着头，“说是奉天人，早年在日本留过学。六爷对他客客气气的，敬酒倒茶，跟伺候亲爹似的。”
“狗汉奸！”刘长山啐了一口。
刘长河没接话。他蹲在院子里磨锄头，磨一会儿，用手指肚试试刃口，再磨一会儿。锄头是铁打的，磨久了发烫。他把锄头浸到水桶里，嗤的一声，冒起一股白汽。
他突然问了一句：“韩老六跟那翻译官吃饭，吃的啥鸡？”
刘长水愣了一下，说：“自家的芦花鸡。”
“哦。”刘长河把锄头从水桶里提出来，用布擦干，架在墙根，不说话了。
刘长山看着他哥，觉得他哥有点反常。他哥平时不爱说话，但问一句答一句，不会突然问人家吃了啥鸡。他想问他哥在想啥，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知道他哥那个人，不想说的事情，天王老子也问不出来。
那天夜里，刘长河翻来覆去睡不着。王桂兰问他咋了，他说没事。其实他心里一直在转一个念头：韩老六请翻译官吃饭，杀的是自家的鸡，那肯定不只是吃饭那么简单。韩老六这个人，无利不起早。他在盘算什么？
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迷迷糊糊睡着了。
八月，高粱开始抽穗了。
那是最好看的时节。高粱穗子刚出来的时候是青的，然后慢慢变红，从尖上往下染。等到全红了，远远看过去，像一片火烧云落在地上。风大一点，穗子碰穗子，沙沙沙沙的，像是在说悄悄话。
刘长河站在地头，两只手叉着腰，看他的高粱。三十亩地，一亩能打两百来斤粮，三十亩就是六千斤。留够全家的口粮和种子，还能卖两千斤。一斤高粱能卖多少钱？去年是一分二，今年不知道能不能涨点。他算着算着，嘴角就不自觉往上翘。
他想起去年冬天，他用卖高粱的钱给桂兰买了一块头巾，蓝底白花的，桂兰稀罕得什么似的，舍不得戴，压在柜子里，逢年过节才拿出来。他又想起铁柱过年时想吃糖葫芦，他走了八里路到呼兰镇上买了一串，铁柱舔了一路，到家还剩半串，举着给他吃，他不吃，铁柱就哭了。这孩子心软。
日子再紧巴，也有甜的时候。甜的不多，就那么一点点，但够回味一整年。
正想着，王桂兰来了。她走得急，额头上全是汗，脸色不对。
“长河，你快回去，来了一帮人，拿尺子量地呢！”
刘长河心里咯噔一下，锄头都没来得及扔下，拔腿就往家跑。
村子里的气氛不对。很多村民都站在自家门口，伸着脖子往一个方向看，脸上全是惶恐。几个孩子哭着往回跑，被大人一把拽进屋里。狗叫得厉害，不是平时那种讨食的叫，是冲着什么凶东西在叫。
刘长河跑到自家地边的时候，看见了。
七八个穿土黄色军装的日本兵，扛着枪，站在他家地头。还有一个穿黑色西装的中国人，戴着眼镜，手里夹着一个皮包，正跟一个穿军装的日本人在说话。另外两个人，一个拿着白灰桶，一个扛着一卷皮尺。
韩老六也在。他穿着绸缎褂子，站在那个翻译官旁边，脸上堆着笑，一会儿点头一会儿哈腰，像只摇尾巴的老狗。看见刘长河跑过来，韩老六朝他摆摆手，意思是“别过来”。
刘长河没理他，大步走过去。
“干啥的？”一个日本兵端起枪，枪口对着他。
那个翻译官看了他一眼，用下巴朝他一扬：“你是这块地的户主？”
“是。”刘长河说。
翻译官翻了翻皮包里的文件，念道：“松江屯第七区第二十三号地块，面积三十亩二分，户主刘长河，对不对？”
“对。”
“这块地被皇军征用了。”
刘长河的脑子嗡了一下，像被人打了一闷棍。他听清了每一个字，但连在一起就不明白了。征用？征用是什么意思？
“征用？”刘长河问，“征用干啥？”
翻译官不耐烦地皱了皱眉，说：“皇军要在这里建立农业试验场，也叫采种场，专门培育优良作物种子。你的这块地，土质好，位置好，被选中了。从今年秋天开始，这块地归试验场所有，你不能再种了。”
刘长河的脸一下子白了，又一下子红了。他把锄头往地上一拄，锄柄立在他胸前，像一根铁柱子。
“这是俺家的地！”他的声音大了，“俺爹种了一辈子，俺爷爷也种了一辈子，这地是老刘家的！”
翻译官推了推眼镜，面无表情地说：“这是皇军的命令。你有意见，可以去找伪满政府申诉。但现在，请你配合工作。”他把“伪满”两个字说得很快，好像不愿意说出口。
那个日本军官叽里咕噜说了几句话，翻译官转过来说：“太君说了，让你赶紧离开，不要妨碍测量。”
刘长河站着没动。
一个日本兵上前要推他，手刚碰到他的肩膀，刘长河猛地一甩，那个日本兵没防备，踉跄了两步差点摔倒。另一个日本兵哗啦一声拉动枪栓，枪口直指刘长河的胸口。
“长河！”
王桂兰不知什么时候跑了过来，死死抱住他的胳膊，声音发抖：“长河，你别犯浑，你别犯浑啊！”
铁柱也跑来了，哭着喊爹。王桂兰一手抱着铁柱，一手拉着刘长河，眼泪哗地就下来了。
韩老六也过来了，扯着刘长河的袖子，压低声音说：“长河，你别犟了，日本人你惹不起。地没了可以再租，命没了就啥都没了。”
刘长河转过头，看着韩老六。他的眼睛里像是有两团火，烧得韩老六不由自主地松了手。
“租谁的地？租你的？”刘长河一字一顿，“你早就算计好了吧？”
韩老六脸一沉，没接话，拂袖走开了。
翻译官叹了口气，像是很无奈，对那个日本军官说了几句。军官挥挥手，那两个工人开始量地。皮尺一拉，白灰一撒，地上就多了两道白线，把黑土地划成了两半。
刘长河一动不动地站着，看着那道白线从他的地头一直画到地尾。白灰落在高粱秆上，落在土坷垃上，落在蚂蚁窝上。一只蚂蚱从草丛里蹦出来，跳了一下又一下，跳到白线上，停住了，像是在犹豫要不要过去。
那个拿白灰桶的工人蹲下来，把白灰倒在垄沟里，倒得很匀。他的动作熟练，显然不是头一回做这种事。
太阳很毒，晒得人头皮发麻。刘长河的汗从额头流到下巴，滴在白线上，把白灰冲出一个坑。
他忽然想起开春的时候，他赶着牛车拉着铁柱去呼兰镇卖粮，经过一个村子，看见路边也画着白线。当时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现在知道了。
铁柱还小，不懂这些事。他拽着桂兰的衣角，问：“娘，他们在干啥？”
桂兰蹲下来，把铁柱搂在怀里，声音柔柔的，像春天的江水：“没事，他们就是量量。”
量量。
刘长河听到这两个字，鼻腔一酸，差点没忍住。他把脸别过去，不让任何人看见。
那帮人走了以后，刘长河一个人在地头站了很久。
白线还在，在白花花的太阳底下，白得刺眼。白灰是石灰掺了别的什么东西，有一股冲鼻子的味道，跟地里的泥土味搅在一起，闻着让人想吐。他不知道这股味道要多久才能散掉。
他蹲下来，用手指碰了碰白灰。灰是凉的，但指尖一触，像是被烫了一下。他缩回手，又伸出去，这次没有碰，只是悬在白线上方，感受着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凉意。
忽然，他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是邻居赵老蔫。赵老蔫五十出头，一辈子没见过大世面，胆子小得像老鼠。他缩着脖子，小声说：“长河，认了吧。日本人惹不起。韩六爷都给他们点头哈腰，咱算个屁。”
刘长河没吭声。
赵老蔫又说：“我那块地，也被画了白线了。现在给日本人种水稻，一亩才给两块钱。呸，两块钱够干啥的？可你不给，他们就要你的命。”
赵老蔫说完，叹了口气，缩着脖子走了。他的背影佝偻着，像一只被打断了脊梁的老狗。
刘长河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喉咙发紧。不是怕，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堵。
他抬起头，看了看远处松花江的方向。江面上有水汽，雾蒙蒙的，什么也看不清。
刘老根来了。老爷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拄着棍子，颤颤巍巍地走到地头，看了一眼那道白线，身子晃了晃，差点摔倒。刘长河赶紧扶住他。
“爹！”
刘老根推开他的手，自己硬撑着站稳。他走到老榆树底下，摸着树皮，手在发抖。树皮还是那么粗粝，纹路还是那么深，可是树下面的地，已经不是他的了。
“树在，地就在。”刘老根喃喃地说，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刘长河站在父亲身后，看着父亲的背影。父亲的背驼得更厉害了，夹袄被汗湿透了，贴在后背上，能看见一根一根的脊梁骨。他想说什么，张了张嘴，什么声音也没发出来。
王桂兰把铁柱送到邻居家，又折返回来。她从瓦罐里倒了一碗米汤，端给刘老根：“爹，喝口水吧。”
刘老根没接。
桂兰又把碗递给刘长河。刘长河接了，也没喝。他把碗搁在地头的石头上，碗里的米汤晃了晃，泛着一层薄薄的光。
“长河，”桂兰轻声说，“地没了，人还在。咱们还能想别的法子。”
“啥法子？”刘长河的声音闷闷的，“租韩老六的地？给他扛活？一辈子给他当牛做马？”
桂兰不说话了。
三个人就这么站着，谁也不看谁。风从松花江上吹过来，带着水腥气和鱼腥气，吹过高粱地，叶子沙沙沙地响。那声响跟平时不一样了，平时是热闹的，欢快的，像一家人在说话。今天听上去，像是谁在哭。
后来是刘老根先动。他拄着棍子，一步一步地往回走，走到门槛前，没踩稳，晃了一下，刘长河赶紧上前扶住。刘老根又推开他，自己迈过门槛，进了屋，把门关上了。
门板很薄，关不严实，从门缝里透出一线光。刘长河站在门外，听见父亲在屋里咳嗽，咳得很厉害，像是要把心肝肺都咳出来。然后是一阵寂静，然后是翻箱倒柜的声音。
门开了。刘老根手里攥着一个布包，塞到刘长河怀里。
“啥？”
“你打开看看。”
刘长河解开布包，里面是一张发黄的纸，折了好几折，边角都毛了。展开来，是一张地契。纸是宣纸，上面写着字，毛笔小楷，工工整整的。他认得那上面的字，是爷爷的名字、父亲的名字，还有这块地的四至边界——东至老榆树，西至排水沟，南至大车道，北至刘家坟地。
“光绪二十六年，”刘老根说，“你爷爷拿二十两银子买的。二十两，那时候二十两银子能买一头大犍牛。你爷爷舍不得买牛，买了这块地。他说，牛会老会死，地不会。”
刘长河的手也在抖了。他把地契重新折好，小心翼翼地塞进贴身的口袋里。
“爹，你放心，”他说，“这地咱不会丢。”
话是这么说，可他已经知道，这地怕是留不住了。他见过太多这样的事情了——日本人想要什么，没有得不到的。他的这句话，与其说是说给父亲听的，不如说是说给自己听的。
他需要这句话来撑着。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又去了地头。月亮很亮，白线在月光下泛着惨白的光。他蹲在白线旁边，伸手摸了摸地上的土。土被白灰盖住了，摸上去粗糙，有一股石灰的烧灼感。他抠了抠，把表面的白灰抠掉，露出底下的黑土。黑土还是黑的，湿的，凉的。他把那撮黑土攥在手心里，攥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来，把那撮黑土揣进怀里，转身走了。
第二天一早，刘长水忽然对刘长河说了一句：“哥，我想好了，我去当那个保长。”
刘长河猛地转过身，盯着他，像是不认识他了。
“你说啥？”
“韩六爷昨天找我了，”刘长水的声音闷闷的，“他说日本人要在村里设保甲制度，需要一个保长。他推荐了我。他说，你要是你不干，他就推荐别人，反正总得有人干。我寻思，我干了，兴许还能护着点乡亲们。要是不干，换个六亲不认的人来，大家更遭罪。”
刘长河的手攥成了拳头，又松开，又攥起来。
“你知道当保长是干啥的？那是给日本人当狗！”
“我知道。”刘长水的声音低得像是从地缝里钻出来的，“可是哥，咱娘病了，要吃药。铁柱还小。你不让我当保长，咱家连饭都吃不上。你以为我想当？你以为我不嫌丢人？”
他说着说着，声音就哽咽了。
刘长河站在那里，拳头慢慢松开了。他看着二弟，二弟今年二十二，比他还小两岁，可看上去比他老了五岁。脸色蜡黄，眼眶凹陷，嘴唇没有血色。扛了几年长工，把身子骨都熬坏了。
他想起母亲。母亲上个月摔了一跤，躺了一个多月了，腰上贴满了膏药，下不了炕。大夫说要吃补药，要吃鸡蛋，要喝骨头汤，可家里连一只下蛋的鸡都没有。王桂兰把陪嫁的一对银镯子当了，换了十几副药。
一家六口人，张口要吃饭，闭口要喝水。铁柱正在长身体，一顿能吃两个饼子。刘老根咳嗽得厉害，夜里要喝两回水。刘长河自己的腰也不行了，扛粮食的时候会突然卡住，疼得直冒冷汗。
他不是不想硬气。他比谁都想硬气。
可是硬气不能当饭吃。
“你让我再想想。”刘长河说。
白线画下去以后的第三天，韩老六派了管家来催。
管家姓赵，四十来岁，瘦长脸，说话阴阳怪气的。他站在刘家门口，一手叉着腰，一手拿着一把折扇，扇子上画着山水，扇坠是一块白玉。
“刘老大，韩爷让我来问问，你们家那块地啥时候腾出来？皇军说了，八月十五以前要把地整好。你们家的高粱还没收，皇军说可以等你们收了高粱再动地，但最晚不能过了白露。”
刘长河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一根草棍在地上画来画去。
“吴叔，”他说，“我想见见韩爷。”
吴管家一愣，拿折扇的手顿了顿：“见韩爷干啥？”
“我想跟他谈谈租地的事。”
吴管家的表情变了变，像是没想到刘长河会主动提出租地。韩家的地多，每年都往外租，但租地的人都是跪着求来的，像刘长河这种平时从不低头的硬骨头，主动要租地，倒是头一回。
“行，”吴管家收了折扇，“我给你传话。”
当天下午，刘长河就去了韩家大院。
韩家大院在屯东头，青砖围墙，黑漆大门，门槛高得一抬腿都费劲。院子里铺着青石板，缝里长着青苔，滑溜溜的。正中是三间大瓦房，两边是厢房，后院是仓库和长工屋。院子角落种着一棵石榴树，石榴已经红了，裂了口子，露出里面晶莹的籽。
韩老六在正厅里等他。
正厅很大，八仙桌，太师椅，墙上挂着字画，条案上摆着香炉和瓷瓶。地是方砖铺的，扫得干干净净，能照见人影。韩老六坐在太师椅上，手里端着一把紫砂壶，嘴对着壶嘴嘬了一口，然后把壶放在桌上，抬眼看了看刘长河。
“长河来了，坐。”
刘长河没坐。他站在屋子中间，两手垂在身体两侧，脚上沾着泥巴的布鞋踩在方砖上，显得格格不入。
“韩爷，”他说，“我想租你东河沿那块地。”
韩老六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又端起紫砂壶嘬了一口。
东河沿是韩家最好的一块地，靠着松花江，水浇方便，土质跟刘长河那块被征用的地差不多。韩老六一直没往外租，留着给自己种烟叶。
“东河沿？”韩老六慢悠悠地说，“那块地我自己要用。”
“那就西岗子。”刘长河又说。
西岗子地势高，离水远，旱年头收成不好。
“西岗子租给人了。”
刘长河沉默了一下，说：“韩爷，你手里的地，总有一块能租给我吧？”
韩老六放下茶壶，靠在太师椅上，伸出两根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他的手指又白又胖，一看就不是干活的手。
“长河，不是我不租给你，”韩老六的语气像在哄小孩，“你是个好庄稼把式，谁家的地到了你手里都能多打两斗粮。可是你也知道，日本人来了，这地的事就不是我说了算了。你的地被皇军征用了，那是皇军的意思，我也没办法。”
“韩爷，你跟那个翻译官说得上话。”
韩老六的眼睛眯起来了。他看了刘长河好一会儿，像是在掂量这个人。
“说得上话是说得上话，”韩老六的语调变了，变得慢而重，“可是长河，你知道的，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饭。”
这句话像一把锥子，扎进了刘长河的心里。
他知道韩老六是什么意思。
他站了一会儿，低下头，看见自己脚上的泥巴在方砖上印了一个印子。他弯下腰，用袖子把那个印子擦掉了。
“韩爷，我知道规矩。”他的声音很平静。
韩老六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脸上的褶子都堆在一起。
“长河，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明白人。”他站起来，走到条案前，拿起一把紫砂壶，又放下，换了一把，塞到刘长河手里，“这把壶送你。不是什么好东西，泡茶还行。”
刘长河拿着那把壶，壶是温的，还带着韩老六的手温。他看了看壶，壶身上刻着一枝梅花，旁边有四个字：暗香疏影。
他不认得这几个字。
他把壶放在八仙桌上，说：“韩爷，壶我不要，地你给我留一块就行。”
“行，”韩老六点点头，“回头让吴管家跟你谈。”
从韩家大院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月亮还没上来，星星亮了，密密麻麻的。刘长河走在村道上，道两边是秫秸篱笆，篱笆里头是人家的院子，院子里传来鸡鸭的叫声和小孩子的哭声。他走得慢，脚步重，每走一步，脚下的土就陷下去一点。
走到家门口，他没进屋，直接去了地头。
月亮上来了，挂在老榆树梢头，又大又黄。月光洒在高粱地上，高粱穗子已经红透了，沉甸甸地低着脑袋，像是犯了错的孩子在低头认罪。
刘长河蹲下来，用手摸了摸地。土还是温的，白天晒了一整天，到了夜里还没凉透。他把手插进土里，五根手指全部没进去，感觉到土里有蚯蚓在钻，有蝼蛄在爬，有细小的根须在吸水。这块地的味道他太熟了，熟的像自己的汗味，像桂兰的头发味。
他蹲了很久，月亮从树梢移到了树顶。然后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往回走。
走进院子的时候，他听见西屋传来刘老根的咳嗽声，一声接一声的，像是要把什么东西从肺里咳出来。又听见桂兰在轻轻拍打铁柱，嘴里哼着摇篮曲，调子是《月牙五更》，哼得断断续续的，像风吹过的柳条。
他靠在门框上，从怀里掏出那撮黑土——就是昨晚从白线底下抠出来的那撮。土已经干了，碎成细末，从指缝间漏下去。他赶紧攥紧，但已经漏了大半，只剩下指甲缝里嵌着一点点。
他把那一点点黑土抹在门框上，用手指按了按。
“地不骗人。”他在心里说。
可是人骗人。
日子还得过，地还得种。
虽然地被征用了，但日本人答应让刘长河把这一季的高粱收完。白露以前，这片高粱还是他的。
所以每天天不亮，刘长河还是下地。锄草，松土，追肥，一样不落。王桂兰说他“地都快不是你的了，你还伺候它干啥”，他没吭声，弯着腰干活，汗滴在叶子上，顺着叶子淌下来，淌进土里。
有一天，刘长河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见远处传来哭声。他直起腰，循着声音看过去，是邻居张老太太。张老太太的儿子被日本人抓去修炮楼，摔断了腿，抬回来的时候已经不行了。张老太太跪在门口，哭得死去活来。
刘长河放下锄头，想去帮忙，但走了两步又停住了。他能帮什么呢？他连自家的地都保不住。
他站在那里，看着张老太太被邻居扶进屋，看着门关上，看着烟囱里的烟升起来又散开。铁柱跑过来，拉着他的手问：“爹，张奶奶咋了？”
“她家……有人走了。”刘长河说。
“去哪儿了？”
刘长河没有回答。他把铁柱抱起来，放在肩膀上，往家走。
刘老根的身子一天不如一天。八月十五那天，他硬撑着起来，拄着棍子走到地头，摸了摸老榆树，看了看高粱地。高粱已经熟透了，穗子弯得快要碰到地面了，红得像一堆火。
“该收了。”刘老根说。
“明天就收。”刘长河说。
刘老根点了点头，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过头，说了一句：“长河，这块地，我怕守不住了。”
刘长河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他忍住了。
第二天，刘长河雇了三个短工，加上刘长水，一家人天不亮就开始收高粱。刘老根也要下地，被王桂兰死死拦住。他说什么也不肯，说“我还能动”。刘长河走过来，把他按在门槛上。
“爹，你坐着看，行不？”
刘老根不说话了，坐在门槛上，看着地里的人影一俯一仰，看着高粱秆子一片一片倒下。他的眼神很空，像是看见了很远很远的东西，又像是什么都没看见。
收了三天，三十亩地的高粱全部割完，捆成捆，码在地头。刘长河看着那些高粱捆，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往年这时候，他会笑，会拍着铁柱的脑袋说“今年收成好，过年给你买新衣裳”。今年他笑不出来。
打场的那天，韩老六来了。他站在地头，看着刘长河赶着牛拉着石磙子一圈一圈地转，看了好一会儿。刘长河不看他，光是赶牛。
“长河，”韩老六喊他，“收成不错啊。”
刘长河嗯了一声，没停。
“我跟吴管家说了，东河沿那块地租给你，三成租子。你要是觉得行，就签个契。”
三成租子。刘长河握着牛缰绳的手紧了紧。往年韩家往外租地，最少也是四成，有的要五成。三成是从来没听说过的价码。
他知道这不是韩老六发了善心，是他嘴里说的“规矩”。
他停下来，转过身，看着韩老六。
“韩爷，三成我租不起。”
韩老六一愣：“三成你还嫌多？”
“我一家六口，父亲有病，孩子还小。三成租子交了，剩下的不够吃。”刘长河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没关系的事情，“两成半，行我就租，不行我再想别的法子。”
韩老六脸上的笑收了一点。他想了片刻，伸出一根手指：“两成七，不能再少了。”
“两成半。”
两个人对视着。风从江上吹过来，带着寒意。已经入秋了，早晚凉了，高粱秆子上面结了一层薄薄的霜。
“行，”韩老六最终点了头，“两成半。不过长河，你可记住了，你今天欠我个人情。”
刘长河没接话，转过身，又赶着牛转了起来。石磙子压在高粱穗子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粮食粒从穗子上脱落，落在场院上，落了一层金黄。
韩老六站了一会儿，走了。他走了以后，刘长水凑过来，小声说：“哥，两成半，够呛能养活全家。”
“我知道。”
“那你为啥还租？”
刘长河没回答。他看着场院上的粮食，金黄金黄的，在阳光下闪着光。这粮食不是他的，是韩老六的。他只不过是韩老六的牛，韩老六的马，韩老六的骡子。种地的人种完了地，粮食归别人，自己吃糠咽菜。
那天晚上，刘长河把粮食过了秤，装进麻袋，码在院子里。一共五十四麻袋，码得整整齐齐的，像一堵墙。他坐在麻袋上，抽了一袋烟。铁柱跑过来，爬到麻袋上，骑在麻袋上咯咯地笑。他不知道这些粮食大部分不是他家的，他只是觉得好玩。
王桂兰出来，把铁柱抱下来，对刘长河说：“他爹，明天韩家来拉粮，咱留多少？”
“按两成半算，留十三麻袋半。”刘长河说。
“十三麻袋半，”桂兰盘算了一下，“加上地里的倭瓜和豆角，能吃到明年二月。二月到新粮下来还有好几个月。”
“紧着点吃。”
“咋紧？铁柱正在长身体，爹要吃药，总不能把嘴缝上吧？”
刘长河没接话，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烟灰落了，火星子溅了两三点，在夜色里闪了一下就灭了。
他忽然想起上午在地头看到的白线。白灰还在，经过几场雨，有些已经被冲掉了，有些渗进了土里，把黑土染成了灰白色。那两条白线还在，像是两条疤痕，永远也褪不掉了。
他又看着院子里的麻袋墙，月光照在麻袋上，麻袋的影子投在地上，一道一道的，像栅栏。
九月初，日本人来收地了。
来的是一个日本军官，带着十几个兵，还有那个翻译官。他们开着两辆大卡车，卡车上装着白灰桶、皮尺、标杆，还有几面太阳旗。他们在地头插了旗，把白线重新画了一遍，这次画得更宽，更白，更扎眼。
刘长河站在自家门口，远远地看着。铁柱骑在他脖子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指着那些太阳旗说：“爹，看，旗。”
“嗯，看旗。”刘长河说。
村里人都站在自家门口看着，没有人说话。有几个胆小的女人把孩子们拉进屋里，关上了门。狗不叫了，鸡鸭也不叫了，整个村子静得像一口棺材。
韩老六站在村口，跟翻译官说了几句话，又跟那个日本军官鞠了个躬。日本军官没理他，径直走向那块地，蹲下来，抓了一把土，放在手心里捻了捻，然后站起来，对翻译官说了几句话。
翻译官转过身，对围观的村民们说：“太君说了，这块地土质很好，很适合做采种场。皇军在这里培育优良种子，将来推广到满洲各地，是造福百姓的好事。大家不要害怕，只要配合皇军的工作，皇军不会为难你们。”
没有人应声。
翻译官又说：“刘长河，刘长河在不在？”
刘长河把铁柱从脖子上放下来，交给桂兰，自己走了过去。
“我在。”
“太君说了，你的高粱已经收完了，从今天起这块地就归采种场了。你以后不能再进来了。”
刘长河看了一眼那块地。地已经空荡荡的了，只剩下高粱茬子和一地的落叶。远处老榆树还在，树叶子黄了一半，风一吹，哗啦哗啦地响。
“我知道了。”刘长河说。
他转身走了。
走到半路，他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日本军官正蹲在地里，用手扒拉开土，像是在看土质。那几个日本兵站在地头，扛着枪，四处张望。翻译官跟韩老六站在路边，好像在说什么私密话。
他看了一会儿，又转过身，继续走了。
铁柱又跑过来了，拉着他的手，仰着脸问：“爹，那些人把咱家的地咋了？”
刘长河蹲下来，两只手搭在铁柱的肩膀上，看着他儿子的眼睛。铁柱的眼睛黑亮黑亮的，像两颗黑豆子，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装。
“铁柱，”他说，“爹跟你说个事。这地，是咱家的，永远都是。谁把它画上白线，它也是咱家的。”
铁柱不太懂，但他点了点头。
刘长河站起来，牵着铁柱的手，走进院子。王桂兰已经在灶房里生火了，烟囱里冒出青烟，被风吹散了。刘老根坐在门槛上，手里捏着烟袋锅子，烟灭了也没点。
刘长河从口袋里掏出那块榆木——就是他从柴房墙根捡的那块——放在父亲的手边。
“爹，这个给你。”
刘老根接过那块榆木，手抖得很厉害。他翻来覆去地看着，看着上面烟熏火燎的纹路，看着没有被烧掉的木纹。
“你爷爷……种那棵树的时候……”他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像一段唱走了板的二人转，“我才……七岁……”
他没哭，但眼睛很红。他把榆木攥在手里，攥得紧紧的，像是攥着一根救命稻草。
那天夜里，刘老根发起了高烧。
王桂兰一摸他的额头，烫得吓人。她赶紧烧了姜水，用毛巾给他敷。刘长河坐在父亲身边，一夜没合眼。刘老根烧得迷迷糊糊的，嘴里说着胡话，一会儿喊“爹”，一会儿喊“地”，一会儿又喊“长河、长水、长山”，把三个儿子的名字翻来覆去地喊。
刘长水也来了，蹲在门口，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刘长山站在院子里，仰头看着天，天上的月亮被云遮住了，黑沉沉的。
天快亮的时候，刘老根的烧退了一些。他睁开眼睛，看见刘长河坐在身边，嘴唇动了动，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长河……地……”
“爹，地的事你别想了。”刘长河握住父亲的手，“你好好养病。”
“树……还在吗？”
“在。老榆树还在。”
刘老根点了点头，又闭上了眼睛。他的手一直攥着那块榆木，没有松开过。
刘长河站起来，走到院子里。天边已经有了一丝亮光，启明星挂在东边的天上，又大又亮。松花江的水声传过来，哗哗的，像是在说着一句永远说不完的话。
他知道，父亲暂时挺过来了。但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地里那两条白线，像是画在了父亲的心上。
十月初就落了霜，霜很厚，白花花的。松花江十一月就封冻了，比往年早了二十天。冰面平整光滑，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着灰蒙蒙的天。
刘老根的病时好时坏。有时候能起来坐一会儿，有时候连着几天起不了炕。王桂兰每天给他熬药，药味弥漫在窝棚里，苦得呛人。
有一天，刘长河从地里回来，看见刘老根坐在窝棚门口，手里拿着那块榆木，正对着太阳看。太阳光从榆木的缝隙里透过来，在地上投下一个歪歪扭扭的影子。
“爹，你咋出来了？风大。”刘长河说。
“我想看看地。”刘老根说。
刘长河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前面是东河沿的地，翻过了，黑土露在外面，冻得硬邦邦的。地的尽头是松花江，江面上白茫茫的，分不清哪里是冰哪里是岸。
“这地，不如咱家那块。”刘老根说，“土太硬，肥力不够。种苞米还凑合，种高粱不行。”
“我知道。”刘长河说。
“可是没办法，地没了。”刘老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跟自己说话。
刘长河蹲下来，把父亲的手握在手心里。父亲的手冰凉冰凉的，骨节粗大，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黑土。
“爹，开春了，咱好好种这块地。多上粪，多浇水，我就不信养不肥它。”
刘老根看了看他，没说话，又低下头去看那块榆木。
刘长水到底还是当了保长。那天他从韩家大院回来，腰上多了一条皮带，袖子上多了一个袖标，上面写着“保长”两个字。他进门的时候，刘长河正蹲在灶台前烧火，看见他那个袖标，手里的柴火啪嗒掉在地上。
刘长水站在那里，低着头，像做错了事的孩子。
“哥，”他说，“我没法子了。”
刘长河没看他，捡起柴火，塞进灶膛里。火苗舔着锅底，映得他的脸红一阵黄一阵的。
“吃饭。”他说。
那是他说的唯一一个字。
刘长水坐下来，端起碗，碗里是苞米糊糊，稀得能当镜子照。他喝了一口，烫得龇牙咧嘴，又喝了一口，眼泪就下来了。他不敢哭出声，拿袖子捂住嘴，肩膀一耸一耸的。
刘长山在对面坐着，一直没动筷子。他看着刘长水，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最后他站起来，把碗往桌上一顿，披上袄子走出了门。门没关，北风灌进来，吹得灶膛里的火忽明忽暗。
刘老根在东铺上躺着，一动不动。他的眼睛睁着，看着窝棚的麦秸顶，看着从缝隙里透进来的一线天光。刘长水进来给他倒水的时候，他忽然说了一句：“老二，委屈你了。”
刘长水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再也止不住了。他跪在父亲面前，把脸埋在手掌里，哭得浑身发抖。
“爹，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咱老刘家……我不是人……”
刘老根伸出手，摸着他的头，像摸小孩子一样。
“爹不怪你。你是为了这个家。”
刘长河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把脸别了过去。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眼睛红了，但没有流泪。
腊月二十三，小年。王桂兰包了一顿饺子，白菜馅的，没有肉，素得不能再素了。她把饺子端到刘老根和老太太跟前，老太太看了一眼，笑了一下，说：“好，有饺子吃，就是好年。”
她吃了三个，吃不下了，把剩下的给铁柱。铁柱吃得满嘴是油，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那天夜里，刘长河坐在窝棚外面，看着远处松花江上的冰雪，看了很久。桂兰出来，把一件破棉袄披在他肩上，挨着他坐下来。
“长河，爹这两天好一点了。”
“嗯。”
“地没了，爹还在，人还在。”
刘长河没有说话。他把桂兰的手握在手心里，桂兰的手粗糙得像砂纸，满是裂口，有的裂口还在往外渗血。他一根一根地摸着她的手指，摸得很慢。
“桂兰，”他说，“开春了，咱好好种东河沿那块地。租子虽然重，但只要人勤快，地不会亏待咱。”
桂兰点了点头。
远处，松花江的冰面上传来一声闷响，像是冰在裂。刘长河竖起耳朵听了听，又没了声音。
他想，快了。
冰快开了。
地快活了。
白线还在，但白线底下的黑土还在。只要黑土还在，日子就能过下去。
他站起来，走到窝棚门口，往里看了一眼。刘老根睡着了，手里还攥着那块榆木。铁柱蜷缩在他脚边，睡得正香。王桂兰跟在他身后，把门帘放下来，挡住了北风。
刘长河没有再说话。他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朝着远处那片被白线划走的土地望了一眼。夜里什么都看不见，但他知道那个方向。他知道老榆树在哪，知道地头那块石头在哪，知道垄沟的走向，知道哪一段地势高、哪一段容易积水。
那些东西，都长在他心里了，拔不掉的。
他转过身，掀开门帘，走进了窝棚。
北风在身后呼啸着，吹起地上的雪粒子，打在麦秸墙上，像是有人在轻声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