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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分地的消息是在霜降后第三天传到松江屯的。
那天刘长河正在地里捆高粱秸。今年的高粱长得不好，秆子细，穗子小，一场早霜打下来，叶子全白了。他蹲在地里，一根一根地捆，捆好了竖起来，十个一捆，码成一排。手上有好几道口子，高粱秆的皮像刀子，一划就是一道，他也不当回事，用嘴吸一下，继续干。
铁柱从村公所跑来的时候，踩得地里的茬子咔咔响。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棉袄扣子都没系，呼哧呼哧地喘着。
“爹！爹！”他喊着，声音被风刮得断断续续的。
刘长河直起腰，手搭在眉骨上，眯着眼看着儿子。铁柱的脸红扑扑的，额头上全是汗，眼睛亮得像点了灯。他穿着一双新发的解放鞋，鞋上全是泥，跑丢了一只鞋带，他也不管，就那么趿拉着。
“什么事慌慌张张的？”刘长河没好气地说。
“大事！”铁柱跑到跟前，弯着腰喘了几口气，才直起来，“工作队开会了，说要分地。全屯的地都要分，按人头分，每人多少亩，多退少补。”
刘长河的手停了一下，又继续捆高粱。
“分谁的地？”他问。
“分地主的地。韩万发（现在村里人当面叫本名韩万发，背地里也有叫韩老六，渐渐地年轻一辈很少叫韩老六了）家的，还有几个富农的，全都拿出来分。还有——还有咱家的。”铁柱说最后几个字的时候，声音低了一些，眼睛不敢看父亲，低着头看自己的鞋。
刘长河没吭声，把手里那捆高粱秸竖起来，靠在前面的捆子上。他蹲下去，又拿起一捆，继续捆。绳子在手里绕了两圈，一勒，勒得手背上的青筋都鼓起来了。
“爹，你听见没有？咱家的地也要拿出来分。按政策，中农的地不动，但是咱家原来有三十亩，人均超过五亩了，超出的部分要拿出来分给没地的贫农。工作队算过了，咱家要拿出十二亩。”
“我知道。”刘长河头也不抬。
“你不生气？”铁柱蹲下来，凑近他的脸。他想从父亲的脸上看出点什么，但那张脸像一块石头，什么表情都没有。
“生什么气？政策是政策，又不是你定的。”刘长河把绳子在手里绕了两圈，一勒，捆好了，“你回去吧，我这边快干完了。”
铁柱站起来，站了一会儿，想说什么又没说，张了张嘴又闭上，最后转身跑了。跑了几步又回来，把刚才跑丢的那根鞋带捡起来，攥在手心里，又跑了。
刘长河继续捆高粱秸，一根一根地捆，像是数着数。他捆到第十九捆的时候，手忽然停了。他抬起头，看着远处的地头——那棵老榆树站在那儿，树枝在秋风里摇晃，叶子已经黄了大半，稀稀拉拉的。树干上的皮翘起来，一块一块的，在风里微微颤动，像是要掉下来，又舍不得。
那棵树下，有两亩地。
那两亩地不是分的。那两亩地是他爹刘老根在民国初年自己开出来的荒地。那时候这地方还是一片草甸子，长满了芦苇和蒿草，芦苇有一人多高，人走进去看不见头顶。蒿子也高，开花的时候一片一片的黄，风一吹，像波浪一样滚过去。连韩万发都不要那块地，嫌它贫，嫌它远，嫌它离村子太远，种了庄稼也不好看守。
刘老根带着刘长河，一镐头一镐头地刨。那年刘长河才七岁，记得清清楚楚。天还没亮爹就起来，扛着镐头，背着水壶，走半个时辰的路。到了地头，爹把棉袄脱了，光着膀子，一镐头下去，刨出一截芦苇根。芦苇根又深又硬，一镐头只能刨出一小截。爹要刨好几下才能刨出一整根。刨出来的芦苇根堆在地边，堆了好几个大垛，晒干了当柴烧。
刘长河那时候小，干不了重活，就跟在后面捡石头。地里石头多，他一颗一颗地捡，扔到地边。手磨破了，他也不吭声，因为他知道爹比他累多了。爹的手上全是血泡，血泡破了又结痂，结了痂又磨破。娘用布条给爹缠手，缠了一层又一层，还是磨破了。
就这样刨了整整一个冬天，开出了两亩多地。后来爹又挑了一冬的粪，一担一担地从村里挑过去，路远，一个来回要一个多时辰。爹的肩膀磨出了茧子，扁担都磨得油光锃亮的。养了三年，地才养熟。第一年种的高粱，长得不好，秆子矮，穗子小，收成只有好地的一半。爹不灰心，说“荒地就像生人，处久了就熟了”。第二年就好了，第三年更好，到刘长河记事的年纪，那两亩地已经能打四石高粱了。
刘老根在那种了一棵榆树苗子，是从河沿上挖来的，栽的时候才筷子那么粗。爹栽完了，站在跟前看了半天，说：“这地是咱自己开的，树是咱自己种的，谁也别想拿去。”
后来树长大了，爹也没了。
刘长河蹲在地里，看着那两亩地，看了很久。西边的云彩烧得通红，像着了火，烧着烧着就暗了，暗成了灰紫色，又暗成了青灰色。
他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土，扛起扁担，挑着两捆高粱秸往回走。走到地头，他停下来，伸手摸了摸老榆树的树干。树皮粗得剌手，手指在树皮上一道一道地摸着，每一道裂纹都认得。
他挑起扁担走了。走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老榆树的影子在地上拉得老长老长，像一个人站在那里，伸着手，想拉住什么。
二
那天晚上，刘长河一宿没睡。
王桂兰躺在他旁边，翻来覆去的，也没睡着。两个人都不说话，听着窗外的风声。风从松花江方向吹来，穿过玉米地，穿过高粱地，呜呜地响，像有人在哭，又像有人在喊。
后半夜，王桂兰翻过身来，把手搭在他胸口上。
“长河，你睡不着？”
“嗯。”
“是不是想地的事？”
刘长河没吭声。他的眼睛睁着，盯着头顶的房梁。房梁黑漆漆的，被烟熏了几十年，上面挂着灰吊子，在黑暗里隐隐约约地晃。
“我跟你说，”王桂兰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说梦话，“地是身外之物，有人才有地。铁柱说了，分地是好事，穷人有地种了，以后大家都能吃饱饭。咱家那几亩地，分出去就分出去了，又不是全分了，还留着一些呢。”
她停了一下，又说：“再说了，你想想，当年你爹开那块地的时候，不也是因为没地种吗？现在让别人也有地种，这不就是你爹的心愿吗？”
刘长河还是没吭声。
“你说句话呀。”王桂兰推了推他。
“我说什么？你说的都对。”刘长河的声音闷闷的，像是在喉咙里憋了很久才出来的。
王桂兰听出他话里有话，没有再问，翻过身去，背对着他。两个人就这样躺着，谁也不再说话。灶膛里的火早就灭了，炕渐渐凉了，凉意从脊背渗进来。
窗纸渐渐泛白了。公鸡叫了头一遍，叫第二遍，叫第三遍。
刘长河一骨碌坐起来，开始穿衣服。
三
早上，刘长河没吃饭，揣了两块苞米面饼子就出门了。王桂兰追到门口问他去哪儿，他说去地里看看，谷子还没割完。
他去了那两亩地。
地里的谷子已经割了，茬子留在地面上，半寸高，硬邦邦的，像一把把短剑戳在地上。露水很大，走了没几步，裤腿就湿了，贴在脚脖子上，冰凉冰凉的。
他在地头蹲下来，用手摸了摸谷茬，又抠了一把土。土是黑的，松的，一捏就碎，碎成粉末，从指缝间流下去。他把土凑到鼻子跟前闻了闻，有一股腥腥的味道，是腐殖质的气味，是草根和树叶烂在土里的气味，是活物的气味。
他站起来，绕着地走了一圈。地的形状不方正，东边宽，西边窄。东边靠着老榆树，树根从地里拱出来，盘根错节的，占了一小块地方，种不了庄稼。但年年落叶，榆树叶子落下来，沤在地里，那一小块的土特别肥，黑得发亮，攥在手里油汪汪的。
这块地他太熟了。闭着眼睛都能说出哪一块高、哪一块洼、哪一块爱长草、哪一块旱涝保收。高的那块春天化冻早，可以早种几天；洼的那块夏天爱积水，得挖一条小沟排水；爱长草的那块是草籽太多，怎么拔也拔不干净，年年得比别人多锄两遍地。他跟这块地打了二十多年的交道，比跟任何人打交道的时间都长。
他在地头坐下来，掏出饼子咬了一口。饼子是苞米面的，硬邦邦的，嚼在嘴里沙沙响。他嚼得很慢，一口饼子嚼了几十下，像是在数着什么。
他想起爹活着的时候，也是坐在这块地头吃饭。爹吃饭快，几口就扒拉完了，然后把碗往地上一搁，躺在地上，把草帽盖在脸上，打一会儿盹。爹打呼噜的声音很大，隔着一块地都能听见。娘总说他，他也不改。
后来爹不在了，他也学会在地头打盹了。打着打着，有时候会梦见爹，梦见爹还躺在那儿，草帽盖着脸，呼噜震天响。他想叫爹，叫不出口，嗓子像是被人掐住了。
他把饼子吃完了，又坐了一会儿，忽然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大步朝村公所走去。
四
村公所里没人。工作队都下地去了，铁柱也不在。门没锁，虚掩着，一推就开了。屋子里有一股墨水味和旱烟味混在一起的味道，铁柱的桌上堆着一摞文件，有土地登记表、分地方案、贫农名单。煤油灯还没灭，灯芯上还有一小截火苗，跳了几下，灭了，冒出一缕青烟。
他站在桌前，看着那堆文件，站了很久。他的手伸出去，又缩回来，又伸出去，又缩回来。第三次伸出去的时候，他拿起了一张空白的地契。
纸是粗糙的草纸，黄黄的，有点发脆，边角卷起来了。上面印着红色的格子，横的竖的，一格一格的。顶上印着“土地房产所有证”几个大字，是铅字印的，笔画有些模糊了。这是区里统一印发的，工作队来的时候带了一捆，每家每户都要填。
他从抽屉里翻出一支钢笔，拧开笔帽。钢笔水不多了，他甩了甩，在纸上划了两下，出水了。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他的手有点抖，字写得歪歪扭扭的。
户主：刘长河。人口：三口。土地坐落：松江屯东岗。亩数：两亩。四至：东至老榆树，西至沟渠，南至大路，北至赵德厚地界。
他填完之后，看着那张纸，看了很久。钢笔水还没干，字迹湿漉漉的，在煤油灯下泛着蓝光。他把纸举起来，对着灯照了照，水印一样的东西，看不太清。他放下纸，又看了一会儿，然后把它叠起来，叠成一个巴掌大的方块，叠得很仔细，边角对齐，压了又压。
他揣进怀里，走出村公所。
外面阳光刺眼，他眯着眼，低着头，走得很快，几乎是小跑着回了家。王桂兰正在院子里喂鸡，左手端着一只破碗，碗里是糠拌菜叶子，右手往地上撒。鸡围着她咕咕叫，争着抢着吃。
看见刘长河脸色不对，她放下碗，问道：“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没事。”刘长河说着，进了屋。
他把门关上，从怀里掏出那张地契，展开又看了一遍。然后他走到炕前，掀起炕席。炕席是高粱秆编的，用了好几年了，边角都磨毛了，有些地方断了，露出底下的土炕。他把地契放在炕席底下，最里边，压在一床旧棉被下面。
放好了，他又掀开看了看，确认放好了，才把炕席放下，把被褥铺好。
他坐在炕沿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心跳得厉害，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他用手按住胸口，按了一会儿，心跳还是没有慢下来。
王桂兰在外面敲门：“长河，你咋了？开门。”
“没咋，我躺一会儿。”他说。
王桂兰没有再敲。他听见她的脚步声走远了，又听见她在院子里跟邻居说话，声音断断续续的，听不太清。
他把手伸到炕席底下，摸了摸那张地契，纸还在。
他把手抽回来，躺下来，闭上眼睛。
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是爹的脸，一会儿是铁柱的脸，一会儿是赵德胜的脸。这些脸在他眼前转来转去，像走马灯一样。他想抓住一个，手一伸，就散了。
五
接下来的几天，刘长河像变了一个人。
他话少了，饭也吃得少了，整天闷着头干活。干完家里的活儿就去地里，从早到晚不说一句话。王桂兰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他说没有。铁柱回来看他，他也只是点点头，不说什么。
可是他的眼睛不一样了。现在他的眼睛老是躲闪，看人的时候不直视，总是看别处，像是在找什么东西，又像是在躲什么东西。
他心里有事。那件事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压得他喘不过气。白天干活的时候还好，一闲下来就心慌。夜里更难受，一闭眼就看见父亲站在老榆树下，看着他，不说话。他想跟父亲说点什么，嘴张开了，又闭上。说什么？说我把您开的地藏起来了？说我对不起您？还是说我怕它被分走？
他不知道。
有时候他想着想着，就从炕席底下把地契摸出来，展开，看着上面的字。纸已经被他摸得起了毛，边角都卷了，折痕处快要断了。他用手指把折痕压平，压了又压，还是不平。钢笔水已经完全干了，字迹清清楚楚。他看着“刘长河”三个字，看着“东至老榆树”这几个字，心里忽然觉得踏实，又忽然觉得害怕。
踏实的是，这块地有证了，分不走了。
害怕的是，他这是犯错误。要是让别人知道了，别说这块地保不住，连他自己都得挨批，台上站着的就不光是刘长水了，还得加上他刘长河。
他把地契叠好，又塞回去。塞的时候手忙脚乱的，叠了好几遍才叠成方块。
有一天，他在路上碰见了吴老七。吴老七拉住他，神秘兮兮地说：“长河，你听说了没有？西头的赵老蔫把两亩好地藏了，没有上报。工作队查出来了，正在开他的会呢。”
刘长河的心猛地一紧。他的脸上却不动声色，甚至还笑了笑：“是吗？”
“可不是嘛。赵老蔫那人你也知道，蔫巴坏，看着老实，一肚子鬼点子。他以为藏了地契就没人知道了？地在那儿摆着呢，又不是一张纸能藏住的。你藏了地契，地还能飞了？工作队去地里一量，啥都清楚了。再说了，你藏了地契，别人的地契上就没你这块地了？登记的时候一对就出来了。”
吴老七说得唾沫横飞，刘长河一句也没听进去。
“长河，长河？你听见没有？”
“听见了，听见了。”刘长河说，“我还有事，先走了。”
他走得很快，像是身后有人追。回到家，他关上门，从炕席底下摸出地契，看了又看。纸被他揉得皱皱巴巴的，上面的字都有些模糊了。他看了一会儿，把地契叠好，塞进裤兜里。然后他走出院子，走到村东头，走到老榆树下。
他把地契从裤兜里掏出来，想撕了。
他把纸举到眼前，两只手捏着，使劲往两边扯。纸被他扯得变形了，拉长了，但没有撕开。折痕处裂了一个小口子，他用指甲顺着口子往两边划，划开了，撕成两半。
他看着撕成两半的纸，愣了一下。
然后又把它对齐，叠在一起，又揣回兜里。
他坐在树根上，抱着头，像一尊石像，一动不动的。风从松花江方向吹来，吹得榆树叶子沙沙响，有几片叶子落下来，落在他头上、肩膀上，他也不掸。
六
铁柱发现那张地契，是在一个星期之后。
那天他回家吃午饭。他已经好几天没回来了，工作忙，分地的事千头万绪的，光登记造册就忙了好几天。王桂兰托人带话，说家里被子该拆洗了，让他回来帮忙。
铁柱一进门，王桂兰就说：“把你那床被褥抱到院子里晒晒，也该拆了。”
铁柱应了一声，进了东屋，把被褥抱起来往外走。被褥有些沉，他抱得吃力，走到门口的时候，一张叠得四四方方的纸从被子里掉出来，轻飘飘地落在地上。
他低头看了一眼，没在意，往外走了两步。走了两步又停下来，觉得那张纸有些眼熟。他把被褥放在门口的椅子上，回身捡起那张纸，展开。
“土地房产所有证”几个字跳进眼睛里。他的手指头一抖，差点把纸掉在地上。他往下看，看见户主“刘长河”，看见土地坐落“松江屯东岗”，看见亩数“两亩”。
他的手停住了，手指头不会动了。
他看了又看，翻过来掉过去地看，确认自己没有看错。这张地契不是工作队统一填发的，因为上面的字迹不一样。工作队填的都是用毛笔工工整整写的，这个是用钢笔写的，字迹歪歪扭扭的，一看就不是练过字的人写的。填写的日期是几天前——正是工作队开始登记土地的那几天。
铁柱站在院子里，手里捏着那张纸，站了很久。太阳晒着他的后脑勺，晒得头皮发烫，他也感觉不到。风把他的头发吹乱了，他也顾不上拢。
王桂兰从屋里出来，看见他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手里捏着一张纸，脸白得像纸，问：“咋了？还不抱过来？”
铁柱把纸递给她，嘴唇哆嗦着：“妈，你看看这个。”
王桂兰不认识几个字，斗大的字不识一筐。但她认得“刘长河”三个字，那是她丈夫的名字，她看了一辈子了。她还认得“东岗”，那是她嫁过来以后种了二十多年地的地方。她看了半天，脸慢慢白了，白得跟她手里的纸一样。
“这是哪来的？”她的声音有点发飘。
“从被子里掉出来的。”铁柱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他。他越是平静，说明他心里越不平静。王桂兰知道他的脾气，他是那种越生气越不说话的人。
王桂兰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没说出来。她把纸还给铁柱，转过身去，继续拆被子。她的手在发抖，抖得厉害，针都拿不稳，扎了好几下手指头，血珠冒出来，她也没觉着疼。
铁柱站在那里，看着手里的纸，站了很长时间。他抬起头，看见刘长河从地里回来了，扛着锄头，裤腿卷到膝盖，光着脚，脚上全是泥。
“爹。”
刘长河看见儿子手里的纸，脸色变了。他的脚步顿了一下，像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然后继续往前走。他把锄头靠在墙上，在鞋底上蹭了蹭脚上的泥，伸手要拿那张纸。
铁柱把手缩了回去。
“爹，这是怎么回事？”
刘长河没说话。他的嘴唇动了动，又闭上了。
“这是不是咱家那两亩地？东岗老榆树底下那两亩？”铁柱的声音开始发抖了， “你什么时候填的？谁让你填的？这上面的日期是几天前的，那时候工作队正在登记土地，你——”
“是我填的。”刘长河打断了他，声音不大，但很硬，“我填的，怎么了？”
“怎么了？”铁柱的音量猛地提了上去，像是被什么东西激了一下，整个人都弹了起来，“爹，你这是瞒报！这是藏地！工作队一再强调，所有土地要如实申报，多报少报都是犯法的！你知不知道？”
“犯什么法？”刘长河的声音也大了，像打雷一样在院子里炸开，“那两亩地是我爹开的荒，不是分的，不是买的，不是我爹从谁手里抢来的！是我爹一镐头一镐头刨出来的！凭什么要分给别人？”
“凭什么？凭政策！”铁柱的脸涨得通红，脖子上的青筋一根一根地鼓起来，“新民主主义的土地政策，人人平等，耕者有其田。你家地多，他家地少，就要匀一匀。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主意，这是政策！共产党定的政策！你是抗联老战士，你应该带头执行才对！”
“我不管什么政策！”刘长河吼了一声，声音大得把鸡都吓得扑棱棱飞起来了，“那两亩地就是不能分！”
父子俩站在院子里，面对面站着，脖子伸得老长，眼睛瞪得溜圆，谁也不让谁。
王桂兰坐在台阶上，手里的针线停了，低着头，不敢看。她的手指头还在流血，一滴一滴地滴在地上，滴在雪白的线团上，红得刺眼。
七
“爹，你听我说。”铁柱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他的胸膛一起一伏的。他用手抹了一把脸，抹掉了脸上的汗，也抹掉了脸上的怒气，“这件事不是你想的那样。土地改革不是要跟你过不去，是要让全屯的穷人都能有地种。你想想，你当年从韩万发家扛活，受了多少气？你现在有地了，你也想让别人跟你当年一样吗？”
“我不是不让别人有地。”刘长河说，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但还是硬邦邦的，“可那两亩地不一样。那是你爷爷一块石头一块石头捡出来的，一棵草一棵草拔出来的。那棵树是你爷爷种的。那两亩地的土，比你爷爷身上的肉还亲。你不懂，你没吃过那个苦。”
“我怎么不懂？我也是在这块地里长大的！”铁柱的声音又上去了，“我小时候跟你去地里，你薅草，我就在旁边玩。你浇水，我就帮你看着沟。你说这地是咱家的命根子，我记着呢。可爹，命根子也不能当饭吃啊！”
“你不懂！”刘长河吼了一声，这一声比刚才还大，震得窗户纸都嗡嗡响，“你知道那两亩地春天化冻的时候有多泥泞？一脚踩下去，没到脚脖子，拔出来的时候鞋都带掉了！你知道夏天锄地的时候太阳有多毒？晒得头皮发麻，汗珠子掉在地上滋啦一声就干了！你知道秋天割地的时候手能磨出多少血泡？一个手巴掌上能有七八个，破了又结，结了又破！”
他的声音越来越响，眼眶却红了。
“你不知道！你只知道政策、政策、政策！政策能当饭吃吗？政策能替你种地吗？”
铁柱被吼得一愣，嘴唇哆嗦了两下，半天才说出一句：“爹，你……你变了。”
“我没变！”刘长河说，“变的是你。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小时候，我带你去看地，你蹲在地头抠土，抠了半天，说‘爹，这地真好，黑黑的，像芝麻酱’。你说‘我长大了也要种地’。现在你要把地分给别人了，你还说我没变？”
铁柱张了张嘴，说不出话。他想说“种地”和“分地”是两回事，想说他是为了大家都能有地种，想说政策不是针对他一个人的。但这些话到了嘴边，又咽下去了。因为他看见父亲的眼睛红了，红得像灶膛里的火。
王桂兰终于站起来，走到两个人中间，把铁柱推开几步，又把刘长河往后推了推。她的力气不大，但两个人都被她推得后退了。
“都别说了。”她的声音不高，但很稳，“铁柱，你回你屋去。长河，你进屋，我有话跟你说。”
铁柱看了母亲一眼，又看了父亲一眼，咬着嘴唇，把手里的那张地契攥成了一团。他转身走了，一脚踢开院门，门板撞在墙上，哐的一声，墙上的土掉下一块来。
王桂兰走到门口，把门关上，转过身来，看着刘长河。
刘长河站在那里，胸口还在起伏。
“长河，你今天怎么回事？你怎么跟孩子吼起来了？”
“他没大没小的，指着我的鼻子说我不是，我凭什么不能吼他？”
“他是你儿子，他也是为了工作。”
“工作是工作，家是家。他不能把他那一套搬到家里来。”
王桂兰叹了一口气，走到灶台边，往锅里添了水，盖上锅盖。水是从缸里舀的，缸里的水快见底了，她舀了好几勺才凑够一锅。
“我跟你说，”她一边烧火一边说，声音不紧不慢的，像是在哄小孩，“那两亩地的事，我也知道。那是你爹开的荒，谁也抹不掉。可是长河，你瞒着不上报，这就不对了。要是让别人知道了，不光地保不住，你还得挨处分。你想想赵老蔫，挨了批，地还是交出来了，图什么？”
“我不怕。”刘长河说，声音已经低下来了，“我豁出去了。”
“你不怕，我怕。”王桂兰抬起头看着他，眼眶红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没有掉下来，“我怕你出事。你这么大年纪了，扛过枪，打过鬼子，挨过枪子儿，身上还有七八处伤疤。你要是因为这点事坏了名声，不值得。”
刘长河没说话，坐到炕沿上，低着头，盯着自己的脚。
脚上全是泥，干了的泥裂开了缝，露出里面的皮肉，像老树皮。他的脚趾头变了形，大脚趾的指甲盖是黑的，是年轻时被石头砸的，几十年了，一直没有好。
王桂兰走过来，蹲下来，帮他脱鞋。她先解鞋带，鞋带系得紧，解了半天才解开。她把鞋脱下来，又把袜子脱下来。袜子破了好几个洞，脚后跟露在外面，干裂了，一道一道的口子。
“你看看你这脚，”她说，“跟老榆树皮一样。”
刘长河没有说话，任她摆弄。
“长河，听我一句劝，把地契交上去吧。”王桂兰把鞋放到一边，抬起头看着他的脸，“地没了还能再种，人坏了就完了。”
刘长河把手放在她的头上，没有动，也没有说话。她的头发已经白了大半，稀稀拉拉的，扎不起来，用一根黑布条绑着。他摸了一下她的头发，又把手缩回去了。
柴火在灶膛里噼噼啪啪地响，水开了，咕嘟咕嘟地冒泡。蒸汽从锅盖缝里冒出来，白茫茫的，在屋里弥漫开来。
八
那天晚上，铁柱没有回家住。他去了赵德胜那儿，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
赵德胜听完，思考了一下。
“铁柱，你想怎么办？”
“按政策办。”铁柱说，声音很坚定，但嘴唇在发抖，“瞒报土地，要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话，可以——”
“可以什么？”
铁柱没有说下去。他低下头，盯着自己的鞋。鞋是新的，母亲做的，靰鞡鞋，黑面白底，纳得密密实实的。他忽然觉得鼻子酸酸的。
赵德胜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说：“铁柱，这件事你先不要声张。让我想想。你爹是老抗联，是有功之臣。他藏地契这件事，肯定不对，但也要考虑他的动机。那两亩地是他父亲开荒开出来的，有感情，换了我，我也舍不得。咱们做工作，不能光靠政策，还要靠情理。”
“可是赵同志，政策——”
“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赵德胜摆了摆手，“我没说不要执行政策。我是说，要先做通思想工作，让他自己把地契交出来。这样既改正了错误，又不伤感情。你说呢？”
铁柱低下头，手指在膝盖上搓来搓去的，搓得膝盖上的布都起了毛。
“我怕我爹不肯。他那人，犟起来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我去找他谈谈。”赵德胜站起来，拍了拍铁柱的肩膀，拍得铁柱的肩膀往下一沉，“你也别太急。你爹那个人，我了解，他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他只是想不通，想通了就好了。”
第二天上午，赵德胜去了刘长河家。
刘长河正在院子里劈柴。他光着膀子，汗水顺着脊背流下来。他把斧头高高举起，胳膊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青筋一条一条地鼓起来。斧头在阳光下闪了一下，狠狠地劈下去，木柴从中间裂开，发出一声脆响，像骨头断裂的声音。
赵德胜站在院门口，没有进去。他把棉袄的领子竖起来，缩着脖子，两只手插在袖子里。
“长河叔，忙呢？”
刘长河直起腰，用手背擦了擦额头的汗，看了他一眼：“赵同志来了。进屋坐。”
“不了，就在这儿说几句话。”
赵德胜走进院子，在石墩上坐下来。石墩凉，他坐上去的时候屁股缩了一下，但没有站起来。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递给刘长河。烟是“大前门”的，纸烟，不是旱烟，是赵德胜从区里带回来的。
刘长河接了，叼在嘴里。赵德胜划了火柴，火苗在他手心里跳。他用手拢着火，凑到刘长河嘴边。刘长河吸了一口，烟着了，青烟从鼻孔里冒出来。
赵德胜也点了一根，两个人抽了一会儿烟，谁也没说话。风从院门口吹进来，把烟雾吹散了。
“长河叔，”赵德胜先开口了，“那两亩地的事，铁柱跟我说了。”
刘长河抽烟的动作停了一下，烟在嘴角停了一秒，又继续抽。他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神暗了一下，像灯芯被风吹了一下。
“我不是来批评你的。我就是想跟你聊聊。”
“聊什么？”
“聊聊那两亩地。”赵德胜把烟灰弹掉，烟灰落在地上，被风一吹就散了，“你给我讲讲，那两亩地是怎么来的？”
刘长河沉默了一会儿，把烟叼在嘴角，眯着眼睛看着远处。老榆树的树冠在屋顶上方露出一个角，叶子黄了，在风里摇摇晃晃的。
“那是我爹开的荒。”他说，声音低下来了，像是怕人听见，“那时候我才七八岁。那一片全是芦苇荡，人走进去看不见头顶。芦苇杆子比人还高，风一吹，哗啦哗啦的，像千军万马在跑。我爹说，荒地也是地，开出来就能种。他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来，扛着镐头去刨地。芦苇根深，一镐头下去只能刨一小块，他刨一上午，手就磨破了，全是血泡。我娘拿布给他缠上，第二天又去刨。”
他停了一下，吸了一口烟。烟烧到滤嘴了，烫了一下他的嘴唇，他没在意。
“后来地开出来了，我爹把那棵榆树苗子栽在地头。树苗是从河沿上挖来的，筷子那么粗，根上带着一团泥。我爹挖了一个坑，把树苗放进去，培上土，浇了水。他站在树跟前看了半天，说‘树在，地就在’。后来他死了，地还在。再后来我去打鬼子了，地还在。我回来，地还在。地就像人一样，你跟它处久了，它就有命了。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你对它不好，它就荒给你看。”
赵德胜没有说话，静静地听着。他把烟掐了，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了。
“我知道政策要对。”刘长河说，“可我就是舍不得。那不是一亩两亩地的事，那是我爹的命。我爹一辈子就留下了这块地，我要是连这个都保不住，我对不起他。”
赵德胜从石墩上站起来，在院子里走了两步，又蹲下来，蹲在刘长河面前，看着他的脸。
“长河叔，我爹也是农民。我老家山东，我爹种了一辈子地，到死也没分到一垄自己的地。他种的是地主的租地，每年交了租子剩下的，连糊口都不够。他临死前跟我说，‘啥时候咱家能有块地，死也瞑目了’。”赵德胜的声音有些发哽，眼圈红了，但没有哭，“你爹好歹还开出了这块地，你爹是有福气的。”
他顿了顿，又说：“可是长河叔，你想过没有？你爹开这块地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想着，以后村里的人都能有地种，都能吃饱饭？他为啥要开荒？不就是因为没地种才去开荒的吗？现在共产党要让全中国的农民都有地种，这不就是你爹当年想做的事吗？你要是把这块地藏起来不给人，你爹知道了，他会怎么想？”
刘长河低着头，盯着手里的烟头。烟灭了，他还在抽，吸进去的全是冷空气，呛得他咳嗽了两声。
“你把你爹的地保住了，可别人没有地，他们的爹就活该饿死？他们的爹就没开过荒？就不配有一块地？”
刘长河的肩膀抖了一下，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
赵德胜伸出手，握住了刘长河的手。他的手很热，很糙，指节粗大，也是干过农活的手。
“长河叔，我不是让你把地白白交出去。是政策要分，不是我要分。政策是给所有人的，不是给你一个人的。你要是瞒着，别人也瞒着，这土改还怎么搞？你想想，全村一百多户，人人都像你一样藏着掖着，那些没有地的穷人怎么办？他们这辈子还能分到地吗？”
刘长河没有回答。
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了。然后他站起来，走到柴垛边，拿起斧头，又劈了一根柴。劈完了，他把斧头靠在墙上，转过身来。
“赵同志，”他说，“你让我想想。”
“行，你想想。”赵德胜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铁柱那边你也别怪他。他是你儿子，可他也是工作队的。他有他的难处。你别看他嘴巴硬，他心里也不好受。昨天晚上他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哭了。”
赵德胜走了。刘长河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坐了很久。
太阳从东边移到西边，树影从西边移到东边。王桂兰做好午饭端出来，他不吃。做好晚饭端出来，他还是不吃。
天黑了，他还坐在那里。
九
第三天，刘长河去了老榆树下。
他带了纸钱和香。纸钱是昨天晚上自己叠的，一沓一沓的，叠得整整齐齐。他不会叠元宝，就叠成方块，一个摞一个，摞了一摞。香是过年剩下的，剩了三根，用纸包着，放在抽屉里，找了半天才找到，纸都黄了。
他在树根前蹲下来，把香插在土里。土是硬的，插不进去，他用手指头抠了一个坑，把香放进去，再把土培上。他划了火柴点香，风大，点了好几次才点着。青烟从香头冒出来，细细的，直直的，被风一吹就散了，像是被什么东西吞掉了。
他把纸钱点着了。火苗蹿起来，舔着纸钱，纸钱卷曲起来，变黑，变灰，灰飞起来，在风里打着旋，飞走了，飞到天上去。
“爹，”他说，“你听着。”
他蹲在那里，低着头，像跟土地说话。
“你开的这块地，可能要保不住了。赵同志说了，政策要对，大家都要有地种。我想了好几天，想不通，后来又想了几天，好像又想通了一点。”
他停了一下，伸手摸了摸树干。树干凉丝丝的，在秋天的傍晚里，像是从骨头里往外冒凉气。
“你说树在地就在。树还在，地就算分给别人了，它也还是咱家的地。地不姓刘了，可树还姓刘。树是你种的，谁也不能说树不是你的。”
他笑了一下，自己都觉得这个笑很勉强，嘴角扯了一下，又放下了。
“我想好了。地契我交上去。那两亩地分给谁，我不管了。可是我有一个要求——那棵榆树不能砍。谁分到这块地，谁就得留住这棵树。谁要是砍了这棵树，我跟谁拼命。”
他说完，从怀里掏出那张地契。纸已经被他揉得皱巴巴的，边角都磨毛了，上面的字有些模糊。上次撕开的那道口子还在。他展开，看了一眼，又叠好，放在树根下，用一块石头压住。石头是随手捡的，拳头大小，上面长着青苔。
“地契我给你搁这儿了。你看着办吧。”
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转身走了。
走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老榆树站在那里，树冠在风里摇着，像是在点头，又像是在摇头。叶子哗啦哗啦地响，像是在说什么话，又像什么都没说。
刘长河站在那里，站了很久，直到天完全黑了，什么都看不见了，才转身走了。
十
当天晚上，刘长河去找了赵德胜。
赵德胜正在办公室里看文件，桌上的煤油灯跳着。看见刘长河进来，他放下笔，站起来。
“长河叔，坐。”
刘长河没坐。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放在桌上。纸已经不成样子了，揉得皱皱巴巴的。
“地契。”
赵德胜拿起那张纸，展开，看了很久。他把纸上的折痕压了压，压不平，又压了压，还是不平。他把纸放在桌上，用手掌按了一会儿。
“长河叔，你想通了？”
“想通了。”刘长河说， “可我有句话要说。”
“你说。”
“那两亩地分给谁我不管。但那棵榆树不能砍。谁要是砍了，我跟他没完。那棵树是我爹种的，是我爹的魂。树在，我爹就在。树没了，我爹就真没了。”
赵德胜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不是笑刘长河，是笑自己。他笑自己差点忘了，农民跟土地的关系，不只是种和收，还有命。
“长河叔，你放心。那棵树谁也不会砍。它是你爹种的，也是咱松江屯的树。树在，地就在。这话说的好，我记住了。我会在会上下个通知，谁分到那块地，谁就得保护那棵树，砍了要受罚。”
刘长河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走到门口，他又停下来，没有回头。
“赵同志，铁柱那边，你帮我说一声。就说——就说他爹想通了。让他有空回家吃饭。他妈给他做了新棉袄，让他回去试试。”
赵德胜说：“好。我一定把话带到。”
刘长河推开门，走进夜色里。月亮还没上来，天黑洞洞的，连星星都没有。他摸着黑走，脚下的土路坑坑洼洼的，他走了几十年，闭着眼睛也不会摔跤。他知道哪里有个坑，哪里有个坎，哪里有个石头，哪里拐弯，哪里直走。
他走到村东头的时候，月亮从云层里钻出来了，细细的，弯弯的，像一把镰刀，挂在天上。月光很淡，照在那棵老榆树上，树的影子投在地上，黑黢黢的，像一个人站在那里，张着手臂。
他在树下站了一会儿，伸手摸了摸树干。
“爹，”他说，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了什么，“地契我交了。树还在。”
风吹过来，榆树叶子沙沙响，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哭。有几片叶子落下来，落在他肩上，他掸了掸，又落了几片。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这一次他没有回头，径直走回了家。
王桂兰还没有睡，坐在炕沿上纳鞋底，煤油灯跳着，她的影子在墙上忽大忽小。看见他进来，她抬起头，眼睛里带着问号。
“交了？”她问。
“交了。”
“那就好。”她低下头，继续纳鞋底。针扎进鞋底，拔出来，线拉过去，再扎进去，再拔出来，动作很慢，很稳。
刘长河坐到炕沿上，脱了鞋，把脚贴在炕面上。炕烧得热热的，脚底暖洋洋的。
“桂兰。”
“嗯。”
“铁柱这孩子，还行。”
王桂兰手里的针停了一下，嘴角弯了弯，又继续纳。
“那当然了，他是你儿子。”
刘长河没有接话，躺下来，闭上了眼睛。
炕上的热意慢慢从脚底蔓延到小腿，从小腿蔓延到大腿，从大腿蔓延到全身。他觉得自己像一棵树，根扎在土里，土是热的，热乎乎的。
他很快就睡着了。
十一
铁柱回家吃饭，是在一个礼拜之后。
那天下了头场雪。雪不大，薄薄的一层，盖在屋顶上、柴垛上、篱笆上。天冷得出奇，呼出的气都成了白雾，在眼前飘一下就不见了。院子里的水缸冻了一层薄冰，用瓢一敲，咔嚓一声，碎了。
刘长河一早起来，把院子扫了。雪不大，扫起来也快，几下就扫完了。他又把柴垛整了整，把散落的柴火码整齐，码得方方正正的。王桂兰在屋里喊他吃饭，他说等一下，又拿起扫帚把门口的路也扫了，一直扫到大路上，扫得干干净净的，连一片雪叶子都没有。
王桂兰从窗户里看着，心里明白，他是在等铁柱。
昨天铁柱托人捎话，说今天回家吃饭。刘长河没说什么，但一大早就起来扫雪、整柴、喂鸡、添水，把院子里外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王桂兰还烧了一锅热水，让他擦了一把脸，把胡子刮了刮。他平时不刮胡子，胡子拉碴的。今天他拿剃刀对着小圆镜子，左照右照，刮了好半天，下巴刮出了几道血印子，用火柴头贴了贴。
“你这是要去相亲啊？”王桂兰故意逗他。
刘长河瞪了她一眼，没说话，把镜子收起来了。他把镜子放在抽屉里，用布包好，那是铁柱从哈尔滨给他买的，玻璃的，边上有花纹，他舍不得用。
快中午的时候，铁柱来了。
他穿着一件灰色棉袄，领子竖起来，脸冻得通红。手里提着一包东西，油纸包着的，用麻绳捆着，不知道是什么。他推开院门，喊了一声：“妈，我回来了。”
王桂兰从屋里迎出来，接过他手里的东西，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冻着了吧？快进屋，炕上暖和。”她用手摸了摸铁柱的脸，冰凉的，像摸到了一块冰。
铁柱跟着她进了屋，看见刘长河坐在炕沿上，手里拿着烟袋，正在装烟。烟叶是他自己晒的，切得细细的，装在布袋里，布袋挂在墙上。他装得很慢，一点一点地往烟袋锅里塞，塞满了还用手按一按，又塞一点。
铁柱叫了一声：“爹。”
刘长河嗯了一声，没抬头，继续装烟。他装了好一会儿才装好，划了火柴点上，抽了一口，烟雾从鼻子和嘴里一起冒出来，把他的脸遮住了。
屋子里沉默了几秒钟。窗外有麻雀在叫，叽叽喳喳的，在雪地上跳来跳去。
王桂兰打破了沉默，招呼铁柱坐下，给他倒了一杯热水。水是刚从壶里倒出来的，热气腾腾的，杯壁烫手。铁柱用两只手捧着，暖着手。她又把那包东西打开，是二斤猪肉，用油纸包着的，肥的多瘦的少，白花花的，还带着一层薄薄的皮。
“这孩子，回家就回家，买什么肉啊。”王桂兰笑着说，眼圈却红了。
“队里分的，我一个人吃不了。”铁柱说，看了父亲一眼。父亲的侧脸对着他，脸上的皱纹很深。
王桂兰去灶房忙活了，屋里就剩下父子俩。
两个人隔着一条炕沿，谁也不看谁。铁柱低着头，盯着自己的鞋。鞋是母亲做的靰鞡鞋，黑面白底，纳得密密实实的，穿着暖和。鞋头磨了一点，他用黑墨水涂了涂，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刘长河抽着烟，烟灰掉在炕沿上，他也不掸，就那么让烟灰掉着。
“爹。”铁柱先开口了。
“嗯。”
“地契的事……赵同志跟我说了。您能想通，我……我挺高兴的。”
刘长河把烟掐了，在炕沿上磕了磕烟袋锅，磕得当当响。
“你不是回来吃饭的吗？吃饭就吃饭，说那个干什么。”
铁柱张了张嘴，又闭上了。他的手指在水杯上摩挲着，杯壁上的水汽凝成了水珠，顺着杯壁往下流。
十二
饭摆上了桌。一盆酸菜炖粉条，酸菜是王桂兰自己腌的，粉条是红薯粉的，炖得软软的，吸饱了汤汁。一碟咸菜疙瘩，切成丝，拌了辣椒油，红亮亮的。一盘炒鸡蛋——鸡蛋是王桂兰攒了好几天攒下来的，一共攒了八个，全炒了，金灿灿的一盘。还有一碗肉片汤，肉片切得薄薄的，在沸水里一烫就卷起来了，浮在汤面上。汤里放了葱花和香菜，香气扑鼻，整个屋子都是香的。
王桂兰把肉片汤端到铁柱面前，说：“多吃点，看你瘦的。这阵子忙，是不是没好好吃饭？”
铁柱把那碗汤推到桌子中间：“妈，你们也吃。”
“我们天天吃，你吃。”
“爹吃。”铁柱又推到刘长河面前。
刘长河看了一眼那碗汤，没动。他看了好几秒，像是那碗汤里有什么东西让他犹豫。然后他伸手，把汤碗又推回到铁柱面前，没有说话。
王桂兰夹了一块肉放在刘长河碗里，又夹了一块放在铁柱碗里。肉是五花肉，肥瘦相间，炖得烂烂的，筷子一夹就分开了。铁柱吃了，刘长河也吃了。
三个人默默地吃着饭，只有筷子碰碗的声音，和窗外风刮过屋顶的声音。风很大，呜呜地响，像是有人在哭。屋顶上的雪被吹下来，簌簌地落在院子里。
王桂兰又夹了一块肉给铁柱，问道：“工作队的饭咋样？能吃饱不？”
“能吃饱。就是大锅饭，没有妈做的好吃。”
“那你就多回来吃。你爹天天念叨你，嘴上不说，心里——”
“行了，”刘长河把筷子搁下，筷子碰在碗沿上，叮的一声，“吃饭就吃饭，别扯没用的。”
王桂兰看了他一眼，不说了。她低下头，扒了一口饭，又偷偷看了看铁柱。
铁柱低着头扒饭，扒着扒着，忽然说：“爹，那棵榆树，赵同志说了，不砍。谁分到那块地，都得留着那棵树。这是赵同志在会上定的，还记在会议记录里了。”
刘长河的筷子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夹菜。他夹了一筷子酸菜，放到碗里，拌了拌，扒了一口饭。
“那是你爷爷种的。”他说，声音不大，像是自言自语。
“我知道。”铁柱说，“你说那棵树是爷爷种的，跟咱家的地一样，不能动。你把我的手放在树干上，让我摸，说‘记住这个感觉’。我记着呢。”
刘长河抬起头，看了儿子一眼。铁柱的眼眶红红的，咬着嘴唇，咬得嘴唇发白。
“那你还把地契的事告诉你赵同志？”刘长河问。语气不是责怪，像是好奇，像是想知道儿子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铁柱放下筷子。
“爹，我是工作队的。我有纪律。我要是瞒着不报，那就是犯错误。赵同志知道了会批评我，区里知道了会处分我。我不是怕处分，我是觉得，既然政策是对的，那就不应该瞒着。”
“你就不怕你爹犯错误？”
“我怕。”铁柱的声音有些发抖，“可是爹，你说过一句话，你说‘地不骗人，人也不能骗地’。你瞒着不上报，那你不是骗了地吗？地在那里，你骗它，它知道吗？它不知道。可是你自己知道。”
刘长河愣住了。
他没有想到，铁柱会拿他自己的话来堵他。
“地不骗人，人也不能骗地”——这句话是他说过的。那时候铁柱刚参加工作队的头几天，回来跟他讲土改政策，讲了半夜。他听得不耐烦了，说了这么一句。他当时只是随口一说，没想到铁柱记住了，记得这么清楚，一个字都不差。
他低下头，端起了饭碗，没有说话。饭碗在他手里晃了晃，差点掉下来，他又稳住了。
王桂兰看着父子俩，嘴角悄悄地笑了一下。她低头喝了一口汤，汤有点烫，她吹了吹，又喝了一口。
十三
那天下午，铁柱没有走。他跟父亲去了地里。
地里的雪已经化了，露出黑色的泥土。雪下得不大，化得也快，太阳一晒就没了。地冻了，踩上去硬邦邦的，像踩在石头上，脚底板硌得生疼。高粱茬子还留在地里，半寸高，硬得像铁钉，戳在脚底板上，隔着鞋底也能感觉到。
他们走到老榆树下。
树光秃秃的，叶子全落了，只剩下光溜溜的枝条。枝条上挂着一层薄薄的霜，白花花的，在阳光下闪着银光。树干上的树皮更粗了，裂开的缝更深了，一道一道的，深得能塞进一根手指。
刘长河摸了摸树干，从树洞里掏出一个东西。是一张叠得皱巴巴的纸，是那张地契。纸已经被他揉得不成样子了，折痕处快要断了。
铁柱看见了，愣了一下。
“爹，你不是交了吗？”
“交了。”刘长河说，把纸展开，用手指压了压折痕，“赵同志又给了我，让我留着。他说，虽然地要分给别人了，但这块地的历史，咱刘家不能忘。这张纸算是凭证，证明这块地咱种过，咱在这块地上流过汗，流过血，流过泪。这不是为了跟谁争，是为了记住。”
他把地契举起来，对着阳光让铁柱看。
纸上的字已经模糊了，钢笔水洇开了，有些字看不清了。但“刘长河”三个字还清清楚楚的。
“等你有了孩子，你把这张纸给他看。告诉他，他太爷爷开过荒，他爷爷种过地，他爹在这块地上抠过土。告诉他，这块地是咱家的根。地可以分给别人，根不能丢。根在，人就在。人不管走到哪里，心里都得有块地。”
铁柱接过那张纸，看了一会儿。他的手指在纸上轻轻地摸着，摸着那些模糊的字迹，摸着那些折痕。他小心翼翼地把纸叠好，叠得方方正正的，然后揣进怀里，贴着心口的那层衣服。
“爹，我给您保管着。”他说，声音有点闷，“等我有了孩子，我给他看。”
刘长河点了点头。
父子俩在树下站了很久。天快黑了。
“走吧，回家。”刘长河说。
他先转过身去，沿着地头的小路往回走。他的步子不大，但很稳，一步一步的，踩在冻硬的土地上。铁柱跟在他后面，踩着他的脚印走。雪地上留下两行脚印，一深一浅，一大一小，像两条平行线，伸向远方，伸向村子的方向，伸向炊烟升起的地方。
十四
夜里，刘长河躺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
王桂兰已经睡着了。东屋里铁柱也睡了，打着轻微的鼾声。家里安静极了，只有灶膛里的余烬偶尔发出噼啪的响声。
他翻了个身，面朝窗户。窗纸透着月光，白晃晃的。月光从窗纸里透进来，在炕上画了一个方方正正的白框，亮得刺眼。他盯着那个白框看了很久，看了又看，像是在看一张地图。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他想起父亲活着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冬夜，爷俩躺在炕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屋里没有点灯，只有灶膛里的火映在墙上，红红的。父亲说：“长河，你知道为啥咱家的地能长出好庄稼？”
他说：“因为咱家的地肥。”
父亲说：“不对。是因为咱伺候得好。地跟人一样，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你糊弄它，它就糊弄你。你要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就荒给你看。你要是天天伺候它，它就把最好的东西给你。”
他又想起父亲说：“这棵树你别动它。等我死了，它还在。等你也死了，它还在。树比人活得长。有这棵树在，咱刘家的根就在。你以后有了孙子，带他来看这棵树。你的孙子有了儿子，也带他来看。一代一代的，树在，根就在。”
他想着想着，眼眶就湿了，眼泪从眼角流下来。
他悄悄地起了身，披上褂子，推开门，走到院子里。月亮很大，很圆，挂在树梢上。月光很好，照得院子里亮堂堂的，每一根柴火都能看得清楚，每一粒雪末子都在闪光。
鸡窝里的鸡咕咕地叫了两声，又安静了，大概是听见了脚步声。
他站在院子里，朝村东头望去。老榆树的方向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见。但他知道那棵树在那里，站在那里，像一个人，张着手臂，等着谁。它在那里站了几十年了，还会继续站下去。
他忽然想，地契交上去了，地就要分给别人了。以后那两亩地就不姓刘了。可那棵树还在。树是姓刘的。树是他爹种的，谁也拿不走，谁也砍不掉。树在，根就在。根在，人就在。
他想通了。不是赵德胜说服他的，不是铁柱说服他的，是这棵树说服他的。是这棵树告诉他，有些东西是分不走的，有些东西是政策管不了的。政策可以分地，政策分不了记忆。政策可以改姓，政策改不了根。
他转身回了屋，躺回炕上，闭上眼睛。这一次，他很快就睡着了。没有做梦，一觉睡到大天亮。
十五
第二天早上，铁柱走的时候，刘长河送他到村口。
雪停了，天放晴了，太阳明晃晃的，晒在雪上，晃得人睁不开眼。大路上的雪被人踩过了，又被车轱辘轧过了，硬邦邦的，走上去嘎吱嘎吱响。路边有几棵杨树，光秃秃的，枝条上挂满了霜，白花花的，像开了一树的花。
“爹，你回去吧，别送了。”铁柱说。
刘长河没停，又走了几步，才停下来。他站在那里，双手插在袖子里，缩着脖子。
“铁柱。”
“嗯。”
“你二叔的事，你别往心里去。你那是公事公办，不是你的错。你二叔要是心里怪你，那他就不是我弟弟。他分得清好坏。”
铁柱低着头，把脚底下的雪踢了踢。雪末子飞起来，落在他的鞋上，落在他的裤腿上。
“爹，我有时候想，要是我不是工作队的就好了。我就是你儿子，铁柱，不是啥干部。我就跟你种地，跟你一起伺候那两亩地，跟你一起去给爷爷上坟。别的什么都不用想。”
“你就是我儿子。”刘长河说，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的，“不管你是不是工作队的，你都是我儿子。你当了天大的官，你也得叫我爹。这是改不了的。你要是当了官就不认爹了，那我白养你了。”
铁柱抬起头，看着父亲。
“爹，我走了。”
“嗯。有空就回来。”
铁柱转身走了。走了十几步，又回过头来，看见父亲还站在那里，双手插在袖子里，像一棵老树，扎根在雪地里。他的身后是一望无际的雪原，白茫茫的，天地之间只有他一个人站着。
铁柱使劲地挥了挥手，手举得高高的，像是在够什么东西。
刘长河也挥了挥手，很慢。
铁柱转过身去，大步地走了。他没有再回头，因为他怕一回头，就迈不动腿了。他走得很急，走得很快，像是在逃离什么。他不敢回头，不敢看父亲站在雪地里的样子。他怕自己会哭。
刘长河站在原地，看着儿子的背影越走越远，越走越小，最后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大路的尽头。大路很长，一直通向呼兰县城，通向更远的地方。他不知道儿子会走多远，会不会像三弟长山一样，走了就不回来了。
他站了很久，站到脚冻麻了，站到手指头冻僵了，才转身往回走。
走到老榆树下的时候，他又站住了。
“爹，”他对着树说，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了树根下面的什么东西，“铁柱走了。他说他想通了，不是那个意思。我也想通了。地没了就没了，人在就行。你在那边别担心，铁柱挺好的，家里挺好的。”
他又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他的脚印在雪地上留下两行，深深的，从村口一直延伸到老榆树下，又从老榆树下一直延伸到院门口。
王桂兰正在灶房里热饭，把昨天剩下的饭菜热了热，端上桌。看见他进来，问：“送走了？”
“送走了。”刘长河坐到炕沿上，脱下鞋，把脚贴在炕面上。
“他说什么了没有？”
“没说什么。”刘长河端起碗，喝了一口粥。粥是苞米茬子粥，熬得稠稠的，热乎乎的，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他喝了两口，忽然笑了一下。不是笑给别人看的，是笑给自己看的，嘴角往上扯了扯，眼睛眯了眯。
王桂兰看见了，问：“你笑什么？”
刘长河摇了摇头，继续喝粥。
他没有说他在笑什么。
他笑的是自己。藏了那么久的地契，纠结了那么多天，最后发现，地不在了，树还在，根还在，人还在。地不骗人，人也不能骗地。他骗了地，地没有怪他。地还是原来的地，还是黑色的，还是油汪汪的，还是能长出好庄稼。
地没有变，是他变了。
他变得小气了，变得胆小了，变得不像自己了。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他以前去扛活，去打仗，去跟鬼子拼命，什么苦没吃过，什么罪没受过，从来没有怕过。可是分地这件事，让他怕了。他怕失去，怕失去爹留下的这块地，怕失去跟爹的联系，怕失去根。
后来他想通了。根不是一块地，根是一棵树，是一个人，是一口气。只要这口气还在，根就在。只要这棵树还在，根就在。
他觉得自己像个傻子。
可是当个傻子，也没什么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