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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家原村的人大部分都姓党，几百年前都是一家，杂姓很少，杂姓人家中，除了黄河滩移民外，大都是党家人的朋友或生意伙伴，因此，全村人基本上是沾亲带故。如果谁想当好队长，那就必须办事公道，在利益分配上，不能偏向与自己家亲的人家而不顾其他人家的利益，在调解社员家庭之间的争端上，也要不偏不倚，这是基本的哈数，否则会招人闲话。党永贵当上队长后，尽量做到对全体社员一视同仁，不让人挑自己的毛病，尽管这样，还是避免不了有人对自己不满。
党永贵从长安县回来不久，妻子范淑芬向党永贵反映，最近井房绞的水比起往常有点浑，怀疑井下有点问题。党永贵便请了专门扎井的匠人下到井底检查了一遍，扎井匠人发现井底吃水下线扎的砖墙垮了，泥沙进到了井里，导致水井的水变浑浊了。鉴于水井砖墙出了问题，而且井地的淤泥肯定也得清理了，党永贵便想着让人把水井修好顺便把淤泥一起清理了。党永贵跟扎井匠人谈好了水井维修和清淤费后，第二天，扎井匠人便带着几个帮忙工匠的师傅来到村里，用了大约五天的时间，把水井重新扎好，并清理了井底的淤泥和井壁的霉菌，完工后，还对水井做了消毒处理。
水井修好之后，范淑芬便正常绞水放水供村民挑水了。然而，村里有人心眼多，害怕扎井匠人使坏，想着匠人在井下工作时，万一尿到水井里咋办，那不是自己家有可能喝匠人的尿水了。基于这样的担心，水井刚修复的一星期内，村里有几户人家不愿吃村里井房里的水，而是专门向生产队请假不上工，自己用拉拉车拉着汽油桶做的水筲到铁庄大队的供水站给自己家里拉水，这些聪明人中间就有党永贵的堂哥，也就是生产队会计党伟壮的哥哥党伟创。这些人拉水请假的时候，党永贵知道这些村民心中的小九九，解释说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村民坚持要请假去拉水，党永贵也不反对，请假就批，这不是啥大不了的事情。
党伟创拉着水筲到铁庄大队去拉水的那天，返程时，从铁庄大队东西走向的土路向右拐到南北走向的108国道上时，因为国道比乡村土路要高一些，拉着重车从土路上国道时必须使劲拉车才能上国道的坎，党伟创低头拉车上坎时没有注意观察，再加上上坎必须使劲，一使劲装满水的重车惯性带着人和车直接冲到了公路中间，党伟创这时才赶紧拐弯，不幸被公路上正在快速行驶的卡车给撞上了，尽管卡车司机紧急偏打方向并踩死了刹车，党伟创还是被汽车撞得起不来了，卡车司机赶紧把党伟创送到了大荔县医院，检查结果是党伟创的左腿被汽车撞骨折了。尽管被汽车撞了汽车有责任，可党伟创拉着架子车跑到了公路中间自己也有责任，这样的话，党伟创的住院费用党伟创也得认一部分。党伟创发现在医院住一天要花不少钱呢！为了自己少掏点钱，党伟创不敢在医院多住，大概在医院住了一星期便挣扎着腿上绑着绷带腋下拄着拐杖出院了。
党伟创被汽车撞了，至少三个月上不了工干不了活。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嘛，这是基本的常识。党伟创没法上工，生产队自然就不会给他记工分，再加上党伟创被汽车撞了又是因为私事，生产队自然也无法给他家任何补贴，这样的话，党伟创就只能在家里吃闲饭了，这时，他有点后悔自己请假到铁庄大队给家里拉水了。
这个时候，生产队地里种的豌豆的豆荚肚子开始鼓起来了，里面的微甜的绿豌豆仁已经可以吃了，而且豌豆荚脆甜的嫩皮也可以吃，为了防止有人偷摘豌豆吃，队长党永贵便安排妇女社员轮流看豌豆，每人一天，队上给看豌豆的妇女记工分。党伟创得知这个消息后，便找到堂弟党永贵，希望把看豌豆这个轻松的工作交给他一个人来干，党永贵想着这是他给全村妇女社员找的挣工分的事，怎么能让党伟创一个男社员干，自然没有同意。
党永贵的拒绝让党伟创很恼火，这个堂弟没当上队长前，遇到啥能挣钱的好事情还能想着自己，如今当上队长了，尾巴翘高了，不再把自己当一回事了，甚至自己受伤了，挣不成工分，他不主动想办法照顾自己一下不说，自己现在腆着脸求到他门上，只不过想看个豌豆挣点工分而已，他居然能狠心地拒绝！既然你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义了。
第二天一大早，趁着社员上工前集合的空挡，党伟创拄着拐杖在村里游村，脖子上挂了一个纸板做的牌子，上面用毛笔写着“队长逼得我走投无路——要饭社员党伟创”。村民们看到这情景，有的人笑着问党伟创怎么回事，党伟创也不回答，只是用手指指一下自己脖子下挂的牌牌子。这时，范淑芬正好从家里出来，她看到社员们正聚在一起议论着什么事，快走到跟前时，便听到有人说“看范淑芬咋说哩！”她奇怪社员们在说啥事呢，有个平时和范淑芬要好的同样从铁庄村嫁到上党家原村的妇女走到范淑芬跟前，问范淑芬道：“淑芬，乃你伟创哥今是咋回事，居然脖子上挂个牌子害臊开你掌柜地咧？”
范淑芬脑瓜转的快，一下子就明白咋回事了，“唉！嫑提了!乃嘴里胡拌哩，可说乃扎井的在咱队上的井底下扎井时胡尿哩，自己不担咱井上的水不说，还给别人说不敢担。结果他自己到铁庄大队上拉水起咧，还叫汽车给撞咧！这不是就挣不成工分了嘛！夜晚乃寻到我屋里，想叫永贵把给妇女社员干的看豌豆的活交给他一个人干，永贵莫同意，乃今天就搞了这样一出戏嘛！”
“原来是这回事!唉！乃你伟创哥咋还是这种人哩！ ”
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很快都知道了党伟创游村的原因了，再也没人问他队长咋逼得他走投无路了，甚至有人开玩笑地问党伟创，要不要帮党伟创家拉水。党伟创一看风向变了，便不好意思再在村里丢人了，一个人灰溜溜地赶紧回家了。
1978年麦收前，党永贵听说韦庄公社相继有人家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还有不少之前戴着“地、富、反、坏、右”帽子的人被摘掉了“五类分子”的帽子。这个消息让党永贵看到了希望，他便想着怎样给自己养父党明山平反，关键是得想先把自己的成分问题解决了，眼看着老大至谦快到上学的年龄了，总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将来也像自己一样因为成分问题上不了学吧。起初，党永贵找到大队支书范振武，请求给自己父亲党明山平反。然而，支书范振武推脱说这个事情自己办不了，一是党永贵父亲党明山的问题不是自己任上发生的事，二是这是当年是“社教”工作组定的，自己大队没有权力否定“社教”工作组的工作。党永贵听范支书这样说，内心很失望，也很无奈，他不知道该找谁来解决自己的家庭成分问题。后来，党永贵先后给澄城县革委会写了几封信，详细介绍了自己父亲党明山的生平，以及文革初期被“社教”工作组错误认定为“历史不清，黑人黑户，无迁移证，来路不明，历史反革命”的情况，导致自己失去了家庭成分，特请求革委会派人调查并协助平反。然而，党永贵几封寄出去的信如泥牛入海一般，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既没有回信，也没有人到党家原和铁庄大队调查自己养父党明山的事情。
这一年，上党家原村所在的第六生产队的小麦喜获丰收，粮食亩产量在公社排名靠前，缴完公粮后，各家分的粮食都要比往年多一些。年底二次结算完成后，第六生产队的工分价值在全铁庄大队六个生产队中排名第一，在全公社64个生产队中排名第三，只有社办工厂所在的邓家大队的两个生产队因为常年有社员在社办工厂工作，社办工厂给这两个生产队支付现金报酬，而生产队给社员记工分并给少量的现金补贴，剩下的钱都归生产队的收入，因此，这两个生产队的工分价值排名在铁庄大队第六生产队的前面。年底二次结算后，党永贵带领村干部给全村社员分了钱和布票，自己生产队分得钱比很多别的生产队的多很多，社员们都很高兴。
尽管工作成绩突出，年终又被铁庄大队评为先进，大队还给党永贵发了电壶作为奖品，可这些事情一点也没能让党永贵高兴起来，他最关心的家庭成分问题一天得不到解决，他就不可能展开愁眉。党永贵心里想着，如果自己不能把自己和孩子的成分问题解决了，那么，自己孩子将来还不是像自己一样，被迫在生产队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干一辈子，连上学、招工、当兵的资格都没有。而且，孩子们也像自己一样，不可能入团、入党。如今，铁庄大队六个生产队的队长中，就自己一个人不是共产党员。和党永贵要好的几个队长曾经想当党永贵的入党介绍人，没想到刚向大队支书范振武一提，范振武就一句话“党永贵他爸历史问题不清”，直接把大家的嘴都堵上了。
党永贵思来想去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别人能平反，而自己养父党明山不能。一想到这情，党永贵既生气又难过，既然这样，那自己在生产队干得再好又有什么意义呢？不甘心就这样下去的党永贵终于做出了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定，他告诉大队支书范振武说自己不想干队长了。
党永贵这个铁庄大队的优秀队长不想干了，大队支书范振武考虑再三，觉得自己得亲自给公社书记张德诚汇报一下。范振武骑着自行车来到韦庄公社，见到了公社书记张德诚，告诉了第六生产队队长党永贵不想干队长的事。张书记问范振武党永贵为啥不想干了，范振武说具体啥原因他还不知道。公社书记张德诚有点恼火，自己手下的生产队长不想干了，这个大队支书居然不知道不想干的原因。在公社书记张德诚的印象中，这个党永贵虽然和自己打交道不多，但这个年轻人工作干的好全公社是出了名的，而且在解决社员住房问题方面，他看得出这个年轻人敢想敢干，工作很有魄力。他纳闷这个在韦庄公社排名前列的生产队的队长干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撂挑子不干了，他决定自己亲自搞个明白，看看这个有能力生产队长究竟为什么不想干了，还有没有可能挽留一下。想到这，他便对范振武说：“振武，走，咱俩骑上车子到党家原村一趟，我想知道这个党永贵为啥不想干咧！”
范振武只好骑着自行车跟着公社书记张德诚来到了上党家原村，并找到党永贵的家里。党永贵见公社张书记和大队范支书一起来到自己家，便猜到了是咋回事，他赶紧请两个领导坐下来，并给两人倒了水。张书记依然是看门见山的风格，在党永贵的房子的靠背椅上落座后，他直接问党永贵不干队长的原因。党永贵简单地向张书记诉说了自己工人出身的的父亲党明山被错误打成“反革命分子”的经过，以及这么多年地主富农开会不叫自己参加，贫下中农开会也不叫自己家参加的心酸，特别是因为失去家庭成分，自己被迫辍学，如今自己老大快到上学的年龄了，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像自己一样，受没有家庭成分的苦。
公社书记张德成听了党永贵的诉苦，知道党永贵并不是真的不想干队长了，而是希望组织帮助他解决成分问题。他问范振武道：“振武，咱大队上有没有派人到广元外调过党永贵父亲党明山的情况？”
范振武回答说：“好像没有过。”
张德成接着说：“是这，振武，回头我安排文书小雷到县上开个介绍信，过完年，你带着小雷去广元外调一趟，把党明山的情况彻底搞清楚，根据外调结果，把党永贵一家的成分重新确定一下！”
范振武当场答应了。
1979年年初，在公社书记张德诚的安排下，铁庄大队支书范振武带着公社文书雷俊义踏上远赴四川广元外调党永贵父亲党明山的旅程。在启程前一天，范振武特意来到党永贵家，说他明天就要去四川外调去了，问党永贵在四川广元还有没有熟人，党永贵说自己亲哥哥尧永杰在四川广元文化馆，他给哥哥写了一封信，让支书范振武带着，万一外调遇到啥问题，可以找哥哥尧永杰帮忙。
从韦庄到西安，再从西安到广元，范振武和雷俊义两人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陌生的广元县，两人拿着县革委会开的住宿介绍信住进了广元县的一家旅社。安顿好住的地方后，两人便向人打听广元大华纱厂的地址，当地人对广元大华纱厂很熟，告诉他俩，广元大华纱厂早就改名为广元棉纺厂了。两人辗转来到了广元棉纺厂，说明自己专门来广元调查原来广元大华纱厂工人党明山的情况，并拿出了澄城县革委会的介绍信，没想到广元棉纺厂不认他们的介绍信，拒绝接待两人，说两人要到广元棉纺厂外调的话，需要把澄城县革委会的介绍信转换成广元棉纺厂的上级主管部门绵阳地区纺织局的介绍信才行。范振武和雷俊逸来广元县之前，根本不知道广元棉纺厂并不归广元县管，如果知道隶属关系的话，他们肯定得先去一趟绵阳才行。如今这情况让两人很尴尬，两人估摸着，这真要去绵阳转换介绍信，再回到广元，再回陕西澄城的话，两人在外面估计得呆上一星期以上，如此一来，两人出差前借的出差费和粮票都不够用，吃住都成了问题，这该如何是好？
脑瓜灵活的雷俊义这时提醒范振武道：“范支书，来的路上，你不是党永贵给他亲哥在广元嘛！乃还给他哥写了封信。咱拿着党永贵的信先寻他哥去，看看能不能有啥办法不去绵阳把事给办了。”
“那行，乃咱就去广元文化馆寻他哥去。”
两人来到广元县文化馆，找到了尧永杰，并把党永贵写的信递到了尧永杰的手中。尧永杰打开信一看，弟弟党永贵在信中提到：公社派人到广元外调自己养父党明山的情况，这个事情对自己全家非常重要，牵涉到恢复自己成分的问题，以及将来孩子上学的问题，请哥哥务必帮忙。尧永杰从范振武口中得知广元棉纺厂不接待两人的情况后，亲自带着范振武和雷俊逸来到了广元棉纺厂，广元棉纺厂的领导都见过尧永杰，因为尧永杰陪同广元县革委会主任到广元棉纺厂调研过， 看在尧永杰的面子上，广元棉纺厂破例接待了范振武和雷俊逸，并给党明山出具了证明。证明上明确提到广元棉纺厂是地方国营企业，广元大华纱厂是广元棉纺厂的前身，党明山是原单位附属砖厂的工人。工厂的人一听说自己厂的工人因为会倒砖，附属砖厂竟然被人怀疑是劳改农场，都非常气愤，说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大队支书范振武从四川广元外调回来后不久，大队开了会，会上宣布党明山回到铁庄大队以前是工人成分，回到铁庄大队后，比照农村的成分，应该认定为贫农成分，因此，党永贵一家的成分确定是贫农。会末，范振武明确提到“党明山的成分更正为贫农，至于党明山的历史问题不予更正。”
党永贵听到大队这个决定后，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一般，酸甜苦辣咸，样样都有！高兴的是自己全家终于有成分了；气愤的是外调了一整，而且，自己父亲党明山人已经死了，帽子依然没有被彻底摘掉，还是留了个尾巴，养父党明山到底存在什么历史问题，为什么没人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