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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清晨，天还没有完全亮透，整片天空呈现出一种深邃的蓝黑色。我被母亲的轻声呼唤叫醒，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见母亲已经穿戴整齐站在床边。“牛牛，快起床洗漱，今天妈妈带你一起去菜场买菜。”母亲的声音很柔和，但透着不容置疑的意味。
我揉着眼睛坐起来，窗外还是黑漆漆的，只有窗外石头台阶路上一盏路灯散发着昏黄的光芒。这才想起昨晚睡觉前母亲对我说过的话，从明天开始放寒假，她要让我学着独立，早晨负责买菜，白天给妹妹做饭。今天是第一次实践，母亲要带我去熟悉菜场。
父亲还在熟睡中，传来均匀的呼吸声。他担任船长兼轮机长，每天天不亮就要出门上班，一年四季风雨无阻。今天是难得的休息日，母亲特意放轻了所有动作，想让他多睡一会儿。我们蹑手蹑脚地洗漱完毕，母亲提上那个用了多年的竹编菜篮，我则带上一个装豆浆的铝锅，里面按照上海人的习惯放了一根长长的筷子，用来串油条。
推开楼下大门，一股凛冽的寒气扑面而来，我不由得打了个寒战。昨晚刮了一整夜的西北风，虽然没再下雪，但前天晚上的那场大雪还未完全融化，水泥地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积雪，在路灯下泛着幽微的白光。一楼厨房的窗户透出温暖的黄色灯光，住在3号的那位经常关心我的阿婆已经在准备早餐了。
听到楼梯上传来的轻微脚步声，阿婆推开了厨房窗户，探出半个身子，压低了声音说：“5号阿姨，这么早就去买菜啊？今天路面上还有积雪，你和牛牛要当心路滑，别摔着了。”
母亲拉着我的手，笑着回应：“是呀阿婆，今天特意带牛牛去认认菜场。明天开始放寒假了，我想让他锻炼锻炼，以后我上早班的时候，就让他去买菜做饭，白天还能照顾妹妹吃饭。”
“好好好，小孩子是该学着做点家务。”阿婆连连点头，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赞许的笑容。她忽然想起什么，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对了，要是方便的话……”
“帮您带白萝卜和青菜是吧？”母亲接话道，“我知道，您家小外孙这几天咳嗽，煮白萝卜汤最好了，今天外面路滑，您就别出门了。”
阿婆感激地说：“谢谢你5号阿姨，老是麻烦你。”母亲摆摆手：“邻里之间互相帮忙是应该的。”说完，我们便踏上了门前的石头台阶路。
这条路很有些年头了，一块块青石板经过多年风雨冲刷和无数双脚的踩踏，表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光滑温润的包浆。即使覆盖着积雪，踩上去也只是发出“吱吱”的轻响，并不怎么打滑。我好奇地踩着积雪玩，母亲紧紧拉着我的手，生怕我摔倒。
“牛牛，冷不冷？”母亲关切地问。我摇摇头，心里涌起一股暖意，身上穿着母亲亲手缝制的丝绵棉袄，比普通棉花做的棉袄轻便许多，保暖性却更好；下面是加厚的绒裤，里面还有母亲一针一线织出来的毛线裤；脚上穿的是前几天母亲特地为我做的高帮棉鞋，鞋底还胶了防滑的橡胶。全副武装的我，只觉得寒风刮在脸上有些刺痛，身上却是暖融融的。
从家门口出来，沿着石头台阶路一直走到绿桥，再经过曹杨公园，一路上寂静无声。公园大门紧闭，要到六点半才会开门。我原以为这么早的菜场应该冷冷清清没几个人，可是刚走到曹杨菜场门口，眼前的景象就让我惊呆了。
菜场里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简直比白天还要热闹！周围电线杆上高悬的灯泡把整个区域照得亮如白昼，各个摊位前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男女老少，提着各式各样的篮子和布袋，呼出的白气在寒冷的空气中凝结成一团团白雾。我拉着母亲的手，惊讶地问：“妈妈，怎么这么多人？天还没亮呢！”
母亲一边领着我往里走，一边轻声解释：“很多人三四点就来了。有些菜供应有限，排前面才能买到。比如新鲜的带鱼、黄鱼，每天就那么多，来晚了就没了，还有一些紧俏的蔬菜也是这样。”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每天在家里吃到的那些美味菜肴，都是母亲起早贪黑、辛辛苦苦排队换来的。我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既感动又有些心疼。
曹杨菜场很大，分成了好几排区域。第一排是蔬菜区，水泥砌成的柜台大约有半米高，里面是阶梯状的铁质长条凳，上面整齐地摆放着一筐筐各种蔬菜。虽然还没到六点“开秤”时间，但营业员们已经各就各位，在做着准备工作了。在排队顾客的头顶上方，悬挂着一根铁丝，上面挂着各种蔬菜的价格铭牌。
我踮起脚尖，看清了上面的字：青菜3分钱一斤、土豆0.20元一斤、番茄8分钱一斤、卷心菜8分钱一斤、白萝卜3分钱一斤、黄瓜6分钱一斤……
母亲告诉我，这些价格都是国家规定的，不会随意变动。她领着我继续往里走，第二排有“盆菜”，这是当时很受欢迎的一种销售方式。营业员们提前把荤素搭配好放在一个个搪瓷盆里，比如三两猪肉配几棵花菜卖0.40元，四个猪蹄加几个土豆卖0.50元，三两小排骨加四个土豆和青菜卖0.40元。买这样一盆菜回家，再随便炒个蔬菜、做个汤，就是一顿不错的饭菜了。母亲说，有些经济实惠又搭配合理的盆菜，往往一开秤就会被抢光。
再往里走是肉食和豆制品区，买肉要凭票供应，一个铁钩将整块猪肉挂在摊位上方长长的钢管上，顾客可以清楚地看到每块肉的肥瘦情况。营业员会根据顾客的要求，切下指定的那块肉，过秤后按重量出售。猪腿肉0.85元一斤，咸肉1.14元一斤，腌制好的酱肉1.85元一斤，牛肉也是0.85元一斤，羊肉0.75元一斤。豆制品区则摆着大版的豆腐，整版的豆腐放在木条围成的格子里，给一张豆制品票，营业员就从一大版豆腐中切下一小块，大约0.4元。顾客必须自备盘子来装。豆腐干约1.5分钱一块，上海人爱吃的烤麸0.32元一斤，油面筋1分钱一个，薄百叶1.5分一张。
最里面一排，右边是卖活鸡活鸭的摊位，上海人喜欢现杀的新鲜禽类，认为这样更鲜美；左边就是水产区，这里已经排起了今天最长的队伍。铁架子上放着一筐筐还在蹦跳的鲜鱼，水泥台上平铺着银光闪闪的带鱼和金黄诱人的黄鱼。
“买鱼的人总是最多，”母亲一边张望一边说，“因为每天运来的鱼数量有限，卖完就没有了。”我注意到队伍里有些空篮子甚至砖头，好奇地问母亲那是做什么用的。母亲解释说那是占位置的，“大家心照不宣，但有时候也会闹矛盾。”
母亲让我排到买鱼的队伍末尾，她自己先去买蔬菜。我乖乖地站在队伍里，看着前面黑压压的人头，感受着周围嘈杂的人声和混杂着鱼腥、蔬菜清香的复杂气味。不一会儿，我身后也排起了长队。
六点整，“开秤”的钟声准时响起。突然，队伍骚动起来！原来那些占位置的篮子、砖头的主人要插进来，后面排队的人不答应了。几个热心人站出来维持秩序，吵吵嚷嚷的，嗓门越来越大，差点动了手。
菜场工作人员赶紧跑过来调解，经过一番争执，最后决定：今天只认实际排队的人，地上的东西一律不算数。虽然那些占位置的人满脸不高兴，但在大多数人的坚持下，队伍总算恢复了秩序，开始缓缓向前移动。
这时母亲提着一篮子菜来了，篮子里装得满满的，有青菜、土豆、萝卜，还有一块用油纸包着的豆腐。她换下我，自己站到队伍里。轮到她时，她精心挑选了几条肥厚的带鱼，过秤付钱后，擦着额头上冒出的细密汗珠说：“好了，今天烧你最爱吃的红烧带鱼。”
走出拥挤的人群，母亲又带我去大饼油条店。先在售票窗口买‘筹子’，一种竹制的牌子，顶端涂着红色油漆的代表油条（4分钱一根），绿色的是大饼（3分钱一个），黄色的是豆浆（2分钱一碗）。我们把‘筹子’递给师傅，用自带的筷子串起五根刚炸好的、金黄酥脆的油条，打了满满一锅热气腾腾的豆浆，五个大饼则放在倒扣的锅盖里。
走出菜场时，天色已经蒙蒙亮了。初升的太阳从地平线上探出头来，给雪后的曹杨新村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边。
绿桥上的积雪在晨光中泛着晶莹的光泽，花溪路两旁胡桐树枝丫上，挂着的冰晶折射出七彩的光芒。
寒风依旧凛冽，刮在脸上生疼，但我心里却是美滋滋的，手里捧着香气扑鼻的早餐，想象着待会儿回家后，把一根油条夹在大饼里，咬上一口再喝口热豆浆的滋味。
回到家门口，阿婆已经在等我们了。母亲从菜篮子里拿出两个饱满的白萝卜、几颗翠绿的青菜，还有特意多买的一份大饼油条递给阿婆。阿婆高兴得合不拢嘴，用围裙兜着这些东西，连声道谢：“小外孙就爱吃这个！谢谢你啊5号阿姨，老是让你破费。”
“邻里之间互相照应是应该的。”母亲笑着说。阿婆又嘱咐我：“牛牛，明天开始买菜要当心路滑，过马路左右看看。”我用力点头。
早饭后，母亲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印刷精致的票子：“昨天街道里发的红薯票，今天上午九点在花溪路上的米店凭票供应。每家20斤，让你爸带你去买。”
八点多，父亲推着母亲的凤凰牌女式自行车出发了。我坐在后座上，双手紧紧抓住父亲的衣角。自行车在还有些湿滑的路面上缓缓前行，很快就到了那家熟悉的米店，父亲常带我来买米，我对这里再熟悉不过了。
米店很大，里面有个木结构的阁楼，阁楼上放着两个巨大的储存罐，一个装大米，一个装糙米。那时很多人家会买糙米，因为价格便宜又能多买些，虽然吃起来口感粗糙些，但据说更健康。我们家做饭时会在粳米里掺些糙米，煮出来的饭特别香，还有一股独特的谷物香气。
排队时，父亲让我在附近玩一会儿，但嘱咐我不要走远。我跑到花溪河边，竟看见了李海翔，他正拿着一根长长的鱼竿，专注地盯着水面，像一尊雕塑般一动不动。
“海翔！”我跑过去，兴奋地打招呼，“你怎么在这儿钓鱼？”
他回过头看见我，脸上露出笑容：“牛牛？你是来买红薯的吧？听说今天开始供应了。”
“是啊，我爸在排队呢，装红薯的大卡车还没到。”我边说边凑近看他放在地上的网兜，里面有几条小鲫鱼在扑腾。
李海翔眼睛一亮，凑近我压低声音说：“那正好！明天我们叫上永华和民民，来河边烤红薯怎么样？听说今年从山东运来的红薯含糖量特别高，最适合烤着吃，烤熟了会流出蜜汁来。”
“好啊！”我顿时兴奋起来，“明天下午一点，就在这里集合！”
“得嘞！我现在就去通知他们。”李海翔麻利地收起鱼竿，把网兜里那几条小鲫鱼轻轻倒回河里，兴冲冲地跑了。我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已经开始期待明天的烤红薯大餐了。
这时，一辆满载红薯的大卡车缓缓驶来，停在米店门口。搬运工们开始卸货，一袋袋沉甸甸的红薯被整齐地堆放在空地上，很快就像小山一样高。街道干部也来帮忙维持秩序，引导大家排队。曹杨新村的居民们都很配合，自觉地排好队，偶尔低声交谈几句，气氛和谐有序。
轮到父亲时，我赶紧帮忙撑开自家带来的麻袋。营业员过秤后减去麻袋的重量，往里面装了整整20斤红薯。那些红薯一个个饱满圆润，表皮呈现红褐色。父亲交了票子和钱，把沉甸甸的麻袋绑在自行车后座上。
由于是女式自行车，父亲让我一只脚踩在踏脚上，另一只脚悬空，就这样晃晃悠悠、小心翼翼地回家了。一路上，我满脑子都是明天烤红薯的情景。
第二天中午，我和妹妹吃过午饭，我做了简单的蛋炒饭和青菜汤，她就下楼和邻居女孩跳橡皮筋去了。阿婆搬了张椅子坐在门口，一边晒太阳一边看着孩子们玩耍。我从麻袋里精挑细选了五个最饱满、品相最好的红薯，用报纸仔细包好，又从厨房煤气灶上拿了一盒崭新的火柴，兴冲冲地奔向花溪河边。
潘永华和赵新民已经到了，正蹲在河边说着什么。李海翔则拿着一把军用小铲子，在河岸的斜坡上费力地挖坑，额头上已经冒出了细密的汗珠。我跑过去一看他挖的坑，忍不住笑了，他在斜坡上挖了个圆洞，这可不是烤红薯的正确方法。
“应该这样挖，”我从李海翔手里接过那把沉甸甸的军用小铲子，在靠近地面的地方画了一个三角形，“从这里挖进去，挖一个笔直的三角形进去，然后在地面上放几根铁棍或一个铁丝网，这样在这个洞里放一点干的树枝或柴火，点燃后把红薯一个个放在上面的铁架子上烘烤，这样火力集中，也不会把红薯烤焦。”
赵新民凑过来看了看，点头赞同：“牛牛说得对，我和我哥以前烤红薯就是这样挖的。”他转身跑开，不一会儿就找来一张铁丝网，看那样子，像是从哪家花园的篱笆墙上拆下来的。
潘永华在附近捡来一捆干树枝，我把树枝一根根塞进刚挖好的三角形洞里，又撕碎几张报纸当引火物。赵新民从我手里接过火柴盒，熟练地取出两根火柴并在一起，“嗤”的一声划燃。橘红色的火苗凑近碎报纸，很快引燃了干树枝。
火苗蹿了起来，浓烟袅袅升起，我们几个孩子围在洞口，眼睛都亮晶晶的，脸上写满了期待。李海翔用两根细树枝做了副简陋的‘筷子’，小心翼翼地把五个红薯并排放在铁丝网上。红薯被底下升腾的热气烘烤着，表皮渐渐由鲜艳的红色转成深褐色。
那些干树枝烧得太快了！眼看火苗越来越弱，快要熄灭了，赵新民急得直跺脚：“柴火不够了！这些树枝一会儿就烧完了！快，大家分头去找柴火，越多越好，不然今天这红薯就烤不成了！”
我们三个像受惊的兔子般蹦起来，分头向不同方向跑去。可是大冬天的，到处是积雪，上哪儿去找那么多干柴？我沿着河岸朝家的方向跑，一边跑一边焦急地思考。突然，我想起了阿婆说过的话。
有一年夏天特别热，晚上大家都在门口纳凉。阿婆摇着蒲扇，给我们这些孩子讲过去的故事：1952年曹杨新村刚建成时，厨房里用的还是大灶头，烧的是松木柴火。1963年通煤气后，家家户户拆了灶头改用煤气灶，但阿婆还珍藏了一些当年的松木块，她说用松木烤出来的红薯特别香，有一种独特的烟火气。
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飞奔回家，气喘吁吁地对正在门口晒太阳的阿婆说明来意。阿婆二话不说，放下手里的针线活，走到楼梯下的公用储藏室，从最里面的墙角翻出两块沉甸甸的松木块。“小心点啊牛牛，”阿婆把松木递给我，不放心地嘱咐，“烤红薯的时候离火远点，别烫着了。在河边也要当心，千万别滑倒到河里去了。”
“知道啦阿婆，谢谢你！”我抱着两块沉甸甸、散发着淡淡松香的木块，转身又飞奔起来。跑到河边时，火苗已经奄奄一息，只剩几点微弱的火星在灰烬中闪烁。潘永华眼疾手快，一把抢过我怀里的松木，用他那把锋利的军用铲“噼噼啪啪”几下，就把木块劈成了一堆整齐的小木条。
赵新民赶紧往火星上添柴，然后鼓起腮帮子，对准洞口拼命吹气。“呼，呼，”他的脸憋得通红，额头上青筋都凸起来了。突然，“轰”的一声，火苗重新蹿了起来，比之前更旺更高。松木燃烧时散发出特有的清香，那香气和红薯渐渐散发出的甜香混合在一起，在寒冷的空气中弥漫开来。
李海翔继续用他的树枝翻动红薯，渐渐地，红薯皮上开始渗出琥珀色的糖汁，在火光映照下闪闪发亮。空气中飘起的甜香越来越浓郁，我们几个都不由自主地咽了咽口水。
我们都趴在地上，手肘撑着地面，眼巴巴地盯着那五个在铁丝网上慢慢变黑、滋滋冒油的红薯。潘永华搓着手，忍不住问：“民民，好了没？能吃了不？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赵新民脸上沾满了烟灰，他自己还不知道，一张脸花得像只小猫。他摆出老练的样子，严肃地说：“别急别急，现在才是关键时刻。要等红薯皮烤得焦脆，里面的蜜汁都流出来了，那才算真正烤好了。”
火苗噼啪作响，红薯在铁丝网上滋滋地冒着油泡。冬日下午的阳光透过光秃秃的树枝，在我们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河面上结着一层薄冰，寒风吹过时，冰面泛起细碎的波纹，阳光照在上面，折射出钻石般的光芒。
这一刻，所有的等待都变得值得了，五个孩子围着一堆火，眼巴巴地守着五个正在慢慢烤熟的红薯，这画面简单至极，却又美好得让人想永远记住。童年最纯粹的快乐，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里，在烤红薯袅袅升起的香气中，慢慢煨熟，成为记忆里最温暖、最芬芳的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