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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算术课临近下课，谭老师突然出现在教室门外。下课铃声一响，算术老师崔志成整理好笔记走出教室，谭老师热情地迎上去表达感谢后，走进了教室。
谭老师满面笑容地说：“同学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星期六下午，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去曹杨电影院包场看电影《红孩子》。”教室里瞬间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这部电影我们早有耳闻，却一直没机会观看。
谭老师抬手示意大家安静：“这部1958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主题曲改编自苏联少先队歌曲《在篝火旁》，经乔羽填词后成为《共产儿童团团歌》，激励了几代青少年。大家认真观看后，要写一篇《电影观感》作为语文回家作业。”
听到要写观后感，同学们发出几声小声嘀咕，但能看包场电影的喜悦还是盖过了顾虑。谭老师话锋一转：“下星期音乐课，汪雪琴老师会教大家唱这首歌。还记得上学期我说过，咱们学校一年级下学期就能申请加入少先队，‘六一’儿童节会举行入队仪式。但入队有严格要求，要接受队前教育、遵守校规校纪、了解队章，思想品德和行为规范表现良好，填写《入队申请书》后经班主任、任课老师及学校少先队层层审核才能加入。希望大家都能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少先队员，6月1日公布第一批入队名单，仪式上我们就唱这首团歌！”
掌声再次响起，谭老师离开后，我、李海翔和赵新民立刻冲出校门，早上约定好，下课后去看隔壁80号的外宾访问。跑到楼下，阿婆笑着让我把书包放在她那儿，省得跑上楼耽误时间。我道谢后直奔80号，门口早已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左侧空地上还有手持小五星红旗的欢送队伍，显然是街道特意安排的。
李海翔提议绕到后面找制高点，我们跑到80号后门，发现76号居民楼家家户户开窗围观，门口也站满了人。有人惊呼：“外宾在3室吃馄饨，在6室吃汤圆呢，吃得可开心了！”赵新民指着80号后花园一棵高大的梧桐树：“我们爬上去看！”我蹲在树下当支撑，赵新民骑在我肩上爬上树干，沿着横向伸展的树枝挪到花园上方，兴奋地喊：“牛牛，成功了！我看到外宾了！”
李海翔不愿冒险爬树，我便在树下留意周围动静。没过多久，6室窗边出现一位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宾，看到树上的赵新民后，笑着朝他挥手，还从随身的浅黄色牛皮套里拿出一台相机拍照。我一眼认出这是德国徕卡IIIB旁轴相机，小时候和父亲去曹杨商场，见过模仿它制造的上海牌58-Ⅱ型相机，父亲说那是当时的高档货，售价600元一台，普通人家根本消费不起，只有国有企事业单位才会采购。
“外宾要出来了！”赵新民急促的喊声传来，他手脚麻利地爬下树干。我们赶紧跑到80号门口旁的石子台阶路边，这里是外宾离开的必经之路。很快，50多位外宾从80号走出，欢送队伍立刻挥舞红旗欢呼，外宾们也礼貌地挥手回应。
就在队伍经过我们身边时，那位拍照的外宾和一位中方陪同人员突然朝我们跑来。赵新民下意识想跑，被李海翔一把拉住：“我们没做错事，不用怕，看看他们想干什么！”我也站到赵新民身前，三人并肩站在原地。
中方陪同人员笑着开口：“小朋友们别害怕，我是张翻译，这位是‘世界社会主义国家考察团’的团长，来自苏联的伊万诺夫先生，他想问你们几个问题。”李海翔镇定地回应：“可以，我们会如实回答，谢谢叔叔。”
伊万诺夫团长伸出手，轻轻摸了摸赵新民的头，说了几句外语。张翻译转述：“团长问，你是不是刚才趴在树上的小男孩？还有今天在曹杨一小舞蹈队扮演小老虎的也是你吗？”
“正是我，我叫赵新民。”赵新民坚定地回答。
团长闻言十分高兴，一把将赵新民抱进怀里，在他前额轻轻亲吻了一下，激动地说了一长串话。张翻译耐心转述：“团长说，你们舞蹈队的演出非常成功，你扮演的小老虎特别可爱，爬树的样子也很勇敢。今天代表团参观了学校、曹杨商场、电影院、文化宫，中午在曹杨食堂用餐，下午还去了医院，最后在居民家吃了‘下午茶’，馄饨和汤圆太美味了，这是他吃过最好吃的下午茶！他想为你们三位拍照，带回国告诉苏联人民，中国少年儿童生活得多么幸福。”
我们欣然同意，团长拿出曝光表测量光线参数，调整好相机光圈和快门速度，半蹲着为我们拍了好几张照片，随后还和我们合影留念。临走前，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枚“苏联二战胜利”纪念章，郑重地佩戴在赵新民胸前，说这是他身上仅剩的最后一枚，送给勇敢的小演员。
外宾队伍远去后，赵新民胸前的纪念章在阳光下格外耀眼，他昂首挺胸地走在回家路上，别提多自豪了。
当天晚上吃晚饭时，我把下午的经历详细告诉了母亲。母亲语重心长地叮嘱：“爬树太冒险了，以后一定要注意安全。遇到外宾，不要轻易吃他们送的东西，要遵守外事纪律，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拿的东西不拿，听从老师和中方陪同人员的安排。”我又说起学校组织看《红孩子》的事，母亲非常支持，答应星期五前为我准备零食，还让我和妹妹一起分享。
星期六上午最后一节课，谭老师再次强调：“电影2点30分开场，全班同学必须在2点前到曹杨电影院门口集合，全员参加，无故缺席按逃课处理。”
下课铃响后，赵新民急着去厕所，林淑静把他的电影票交给我说道：“牛牛，你帮我把票转交给民民，记得别迟到。”我看了眼票根，赵新民是15排12座，我是16排12座，正好在他后排，心里偷偷想着电影开场后能趁机敲敲他的头顶。
赵新民从厕所出来后，接过电影票随手塞进上衣口袋。潘永华交完作业本出来，叮嘱我们早点去集合。放学后，我去红旗食堂吃完午饭，直接赶往曹杨电影院。站在电影院门口，我想起幼儿园时母亲带我们看《小蝌蚪找妈妈》《牧笛》的场景，这两部水墨动画片画面优美，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没过多久，班长夏国栋拍了拍我的后背：“牛牛，你来得真早！谭老师下午有重要会议，这次由班委会带领大家入场。”同学们陆续聚集过来，潘永华不时看着他那块戴着“八一”标志的军用手表，焦急地说：“还差2分钟就2点了，赵新民怎么还没来？”
正说着，赵新民匆匆赶来，他中午换了一件军绿色上衣，胸前佩戴着那枚“苏联二战胜利”纪念章，立刻引来同学们的围观。赵新民挺起胸脯，简单讲述了上午遇到外宾的经历，脸上满是得意。
林淑静见状，连忙说道：“人都到齐了，检票已经开始，我们赶紧进去吧！”在她和夏国栋的带领下，同学们依次走进影院大厅。我、潘永华和赵新民排在最后，潘永华顺利检票入场，赵新民却突然慌了神，双手在衣服口袋里翻来覆去，额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牛牛，我的电影票不见了！我明明放在上衣口袋里的！”
林淑静在检票口内看到这一幕，连忙走过来：“你再仔细想想，是不是放错地方了？没有票可进不去。”我突然想起他中午换了衣服，轻声提醒：“你是不是把票忘在原来的衣服口袋里了？”赵新民一拍大腿，懊恼地说：“对呀！我换衣服时忘了拿！”
我赶紧对检票阿姨说：“阿姨，他确实有票，今天是我们学校包场，看完还要写观后感。能不能等电影开场后，核实他的座位没人，就让他进去？”
检票阿姨说：“他记得座位号吗？”赵新民急得直跺脚：“我没看票就塞进口袋了，根本不记得！”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我大声说道：“阿姨，我知道！他是15排12座，我是16排12座，就在他后排！”阿姨笑着问：“你没记错？”“绝对没错，我还想着电影开场后敲他头顶呢！”我的话把阿姨逗笑了。赵新民激动地抓住我的肩膀，检票阿姨同意等开场后核实座位，让我先入场，赵新民在外面等候。
进入放映厅，我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曹杨电影院只有一层观影区，前后共36排，每排约32个座位，大概能容纳1200人，算得上当时的大型影院。今天是儿童包场，厅里热闹非凡，同学们三五成群地聊天、交换零食，满是欢声笑语。
电影开场铃声响起，灯光渐渐变暗，我看到15排12座依然空着，立刻起身跑到检票口。赵新民正焦急地等候着，我对阿姨说：“座位是空的！”阿姨关上检票口，拿着手电筒带领我们走进放映厅。
此时厅内一片漆黑，只有大屏幕上在播放预告片，阿姨用手电照亮地面，我们很快来到15排。
可当手电光照向15排12座时，我瞬间惊呆了，座位上竟然坐着一个高个子胖男孩！赵新民沮丧地说：“要不就算了，我们出去吧。”我坚定地说：“不可能，肯定是他坐错了！”
阿姨走到胖男孩身边，轻声问：“小朋友，这是你的座位吗？”
“是啊，我刚坐下。”男孩的声音很熟悉，借着灯光一看，竟是四（1）班的王大鹏，我之前还帮助过他。王大鹏看清是我，连忙拿出票根，阿姨一看笑着说：“你坐错了，你的座位是12排15座！”王大鹏赶紧起身道歉，阿姨让我们赶紧坐下：“电影马上开始了，别耽误了观看。”
我和赵新民刚坐稳，大屏幕上就出现了以延安宝塔山为背景的画面，“红孩子”三个醒目标题映入眼帘，熟悉的《共产儿童团团歌》旋律响起：“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
我探过身，轻轻碰了碰前排赵新民的头顶，他回头在黑暗中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正当我沉浸在电影中时，肩膀被轻轻敲了几下。回头一看，是林淑静，她递给我几片云片糕。这种以上等糯米、白砂糖为原料，辅以桂花制成的糕点，入口即化，满是清香，是上海人喜爱的特色点心。我赶紧从书包里拿出母亲准备的沙琪玛和椰子糖回赠给她，又把另一块沙琪玛和几粒椰子糖递给赵新民，他则回赠我两块鸡仔饼，我转手分给了林淑静一块。没过多久，厅里就弥漫开椰子糖特有的浓郁奶香。
电影《红孩子》讲述了1934年红军北上抗日后，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子弟和小伙伴们，与盘踞在李家坳的白军和反动势力勇敢斗争、茁壮成长的故事。他们的勇敢、坚强和爱国情怀，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同学。
电影结束后，放映厅的灯光重新亮起，同学们有序退场。不知是谁带头唱起了《共产儿童团团歌》，立刻引起全场共鸣。大家一边唱着激昂的歌曲，一边迈着坚定的步伐，模仿着电影里红孩子们的模样，朝着影院外的阳光走去。歌声在走廊里久久回荡，成为我们童年最难忘的记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