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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潘永华盯着眼前的小箩筐，里面只有不到一半的铜零件，刚才周班长明明轻松提起另一筐放上了车，怎么我们两人合力都纹丝不动？
周班长笑道：“小朋友，铜零件看着不多，分量可不轻。不能硬抬，得用巧劲，借力往车上送。”我们按他说的，双手抬起时顺势一送，果然稳稳放上了平板车。一上午，我们推车往返二十多趟，累得满头大汗。
中午，我们随工人涌向食堂。秒表厂分批吃饭，金工车间第一批。昨天汪老师已嘱咐我们自带粮票现金，提前买好饭菜票。排队时，我和潘永华一眼就看中了窗口里色泽诱人的“走油肉”，巴掌大的五花肉，肥瘦相间，铺在卷心菜和豆腐上，油亮诱人。
上午体力消耗大，我要了三两饭，潘永华要了半斤，又打了一大碗免费的菠菜蛋花汤。坐下后，我夹起一块走油肉送进嘴里，顿时乐坏了：肉皮起皱吸饱酱汁，肥处晶莹，瘦处酥烂，入口即化，满满的幸福感。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样一块走油肉是难得的享受，即便在婚宴上也是最抢手的硬菜。
这菜家里很难做，工序烦琐，油锅要大。只有父亲逢年过节才露一手，我试过几次都失败了，肉皮硬得嚼不动。秒表厂食堂竟能做出这么地道的走油肉，让我印象深刻。
不一会儿，赵新民和李海翔也端着走油肉坐过来。我们正大口吃饭吃肉时，林淑静、陆海萍和杨晓英也来了，她们被分到装配车间，工作较轻松。她们看到我和潘永华的脸，忍不住笑出声。
林淑静停下笑声：“你们俩成大花脸了！”我们这才想起上午搬运零件时手上沾满油污，出汗时用手套擦脸，果然脏了。互相一看，自己也笑了，这是劳动的印记。
饭后，我和潘永华洗了脸，陪女生们回装配车间。那里虽不如总装车间防尘严格，也需换鞋穿白大褂。我们在玻璃门外看她们进去后，返回金工车间。
两个月的学工劳动很快结束，学校恢复正常教学。这次劳动收获很大：我们体会到工人劳动的辛苦，了解了上海手表产业的发展史，也让我从此爱上了上海手表。后来我中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前一天，母亲特地带我去曹杨商场，买了一块不锈钢磨砂的上海牌手表。我工作后一直戴着，至今珍藏。
几年后，我还收藏了几块上海第一批国产表A581和黑色表盘的“将军表”。它们走时精准，听着“嘀嗒”声，仿佛能感受到在那个艰苦年代，上海技术人员和工人奋发图强、制造出新中国第一块手表的辉煌奇迹。
光阴似箭，1968年暑假后开学第一天，上课铃刚响，一位戴深度眼镜、皮肤黝黑的高个子男老师走进教室。我们正诧异时，他细声细气地开口：“同学们好，这学期起，由我担任你们六（1）班班主任。我叫邓凯峰，叫我邓老师就好。”
他一开口就与众不同，高大个子，说话腔调和肢体动作却有些像姑娘，走路也一歪一扭的，全班顿时爆发出抑制不住的笑声。
邓老师等笑声稍歇，继续说：“从笑声里，我感觉你们对男班主任不太适应。但整个六年级我都会是你们班主任，直到毕业。我们会相处得很好，你们也会慢慢习惯我的风格。”
其实我们笑不是因为他性别，而是那走路的姿态和说话的腔调实在让人难以接受。他这番解释让同学们笑得更厉害了，有的女生原本抿着嘴，现在也“哈哈”笑出声；男生更是拍着桌子前仰后合。
邓老师见怪不怪，等大家笑停，翻开记事本介绍了本学期安排：上学期的学工学农取消了，唱歌课和美术课也叫停。主要课程是算术、语文和外语，体育课从每周两次减为一次，但增加了校外先进生产者、科研工作者和解放军来校讲座。
尽管正常教学受到冲击，让我们欣慰的是，算术老师还是崔志成老师。他渊博的知识和严谨的教学一如既往，为我们点亮数学的灯塔。语文老师也仍是汪老师，感情上容易接受。
中午下课后，学生们赶回家吃饭。这学期起，老师中午去红旗食堂用餐。我们几位同学随老师出校门时，几个低年级调皮孩子在校门口聚集，竟模仿邓老师走路的样子，还唱起上海叫卖调：“坏的棕棚修伐、坏的藤棚修伐”，上海话“藤”与“邓”同音，他们给邓老师起了个绰号“藤棚”。
夏国栋和林淑静见状上前制止，邓老师却很大度，知道小孩子不懂事，也不生气，带着我们班同学走出校门。他在棠浦路口与我们分手，往红旗食堂走去。
我也在红旗食堂吃午饭，为避免与邓老师同行的尴尬，我远远地跟在后面。买好饭菜后，邓老师已和几位老师坐一桌，其他桌都满了，我只能硬着头皮坐在他那桌的空位上，低头吃饭，生怕被他看见。
吃饭时邓老师谈笑风生，我小心咀嚼，生怕出声引起注意。“这位是钱同学吧？你平时也在这儿吃午饭？”邓老师突然发话，让我惊慌失措。
我赶紧起身：“邓老师好，我父母都上班，从一年级就在这儿吃午饭。今天人多才坐这儿，刚才没向老师问好，对不起。”
邓老师笑道：“吃饭不用这么多礼节，我今天第一次来，认识人不多，以后下课可以一起来，也算有个伴。”
我差点噎住，赶紧嚼了几下，结结巴巴：“谢谢老师关心，我……”正尴尬时，同桌其他老师吃完走了。邓老师因和我说话，吃得慢了些。
这时，卖面条窗口的阿姨端着两碗免费菜汤走过来，放在我和邓老师面前，笑呵呵地说：“牛牛，这是你们新班主任吧？”我赶紧点头。阿姨对邓老师说：“老师好，牛牛从开学就在这儿吃午饭。我住四工区，是他妈妈好朋友，看着牛牛长大的，以后请老师多关心小牛牛。”
我知道这位阿姨和母亲很熟，平时也常给我送汤。今天她真是帮我解了围，估计已在远处观察了一会儿，看出我的紧张。
邓老师笑道：“原来钱同学小名叫牛牛。谢谢阿姨。”接着转向我：“老师顺便问问，你平时除了学习，还有什么兴趣爱好？”
我更紧张了，脸涨得通红。总不能说喜欢烤红薯、抓蟋蟀、钓虾、做菜吧？得说点“高大上”的。我结巴道：“我……喜欢和父亲一起装晶体管收音机。”
邓老师已吃完饭，喝着汤继续说：“这爱好很好，我看了学生资料，知道你父亲是船长，母亲在国棉二十一厂质检科，还有一个妹妹在中心小学。喜欢装收音机很好，老师准备在班级成立航模兴趣小组，做航模、弹射飞机等手工，丰富课外生活。”
我惊呆了，邓老师这么快就掌握了每个学生的情况，记性真好。而成立航模兴趣小组的消息是我梦寐以求，我看着他说不出话。
邓老师笑道：“钱同学，希望你能积极参加航模小组，提升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对你未来很有好处。”
我惶恐地点头答应，饭后回校路上，邓老师谈了在学校支持下开展航模小组的初衷和想法，令我茅塞顿开。
放学回家，母亲在厨房准备晚餐。知道我今天没作业，她给我一大碗晒干的蚕豆，让我用菜刀底部直角将蚕豆劈成两半、剥去外壳，晚上做咸菜蚕豆蛋花汤。
“劈蚕豆”这活我做过多次，已有经验，但仍有一定危险性，且耗时，劈这一大碗干蚕豆至少要一个多小时。母亲常说，这重复劳动是对耐力和意志力的锤炼，未来工作和科学实验中，很多事都需要重复几百甚至几千次。重复劳动能培养自律、专注力、持久性、时间观念和责任感。遇到困难要学会分析调整，掌握规律。在相同能力下，人与人拼的往往是耐心。通过反复尝试，能学会应对挫折，培养坚韧品质，这在未来面对挑战时尤为关键。
所以，我每次都耐心完成“劈蚕豆”，既为晚餐添一道菜，也磨练意志。
父亲下班吃晚饭时，我把新班主任邓老师和午饭经过说了。母亲说：“能进曹杨一小的老师都有能力。”父亲对成立航模小组赞不绝口，希望我多参加活动，培养动手能力，并答应周日陪我去南京西路459号的翼风航模材料商店，那是国内最早的模型商店，航模爱好者的乐园。
果然，不到一周，邓老师主持成立了班级航模兴趣小组，同学们报名踊跃。邓老师指定了几款飞机模型让同学们制作，耐心指导。每当一架模型在大操场上试飞成功，都会引来欢呼。
两个月后，邓老师请来区少年宫的航模高手展演。一架一米多长的模型飞机装了柴油发动机，启动时轰鸣震耳。飞机滑跑起飞，地面人员通过一根绳子控制其绕圈飞行，那时没有无线遥控设备。燃油耗尽后，飞机在绳子牵引下缓缓降落，引来阵阵欢呼。
周日，赵新民把我和李海翔叫到四工区空场地。他做了一个弹射飞机模型，底部有钩子。我和李海翔拉着橡皮筋两头，赵新民将飞机钩在橡皮筋上，用力一拉一放，飞机“呼”地飞向天空，滑翔很长距离后稳稳落地，围观群众一片赞叹。
邓老师曾在航模课上说过：“在你们这个年纪，如果不亲手做一次航模，以后一定会后悔。”在他的鼓励下，六年级上学期，大多数男生除了学习，完全沉浸在航模制作中，极大拓宽了科学视野。
1968年夏的一个傍晚，我们正吃晚饭，居委会干部用扩音喇叭挨家挨户宣布：今晚7点在三工区空场地举办电视纳凉晚会，居委会将摆放一台黑白电视机，居民可搬小板凳观看。
消息迅速传开，六点半不到，人们就搬着小板凳聚集在三工区空场地上。居委会干部搬来长桌，椅子上放了一台9英寸黑白电视机。
那时黑白电视机十分罕见，一般只在单位或曹杨商场电器柜台能看到，彩色电视机更是无踪，所以今晚的纳凉晚会格外吸引人。
空场地有一个篮球场大，稀稀拉拉长着些草，据说三年自然灾害时，居委会曾鼓励居民种菜，孩子们常在这儿踢球玩耍。周围种着树，晴天时居民在两树间拉绳晾衣被。角落两个半人高的水泥垃圾桶，每天专人清理。
7点不到，电视机打开。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开始，标志性的画面和音乐响起，围坐的人们高兴地鼓掌。主持人洪亮的声音传出，大家群情激昂，目不转睛。新闻结束后，切换到电影频道，播放《地道战》。
这是居民们第一次在家门口看电视，尽管是黑白的，但那种激动难以言表。纳凉晚会集体看电视的场景，成为那个年代人们心中美好的记忆。
1969年除夕夜，一家人围坐吃年夜饭，桌上有一道硬菜，父亲亲手做的“走油肉”。他前一天晚上就用三肥三瘦的五花肉，猪皮烙过去毛，冷水下锅加葱姜黄酒煮30分钟，捞出晾干后，猪皮朝下入七成热油锅煎3分钟至起小泡，捞出冷水中浸泡一夜。然后切厚片，每两片间夹芋头片，摆在碗中加姜片、八角、桂皮、冰糖，倒入花雕酒和酱油，大火蒸两个多小时。出锅倒扣盘中，浓油赤酱、虎皮皱褶的走油肉就完成了。
我吃了一口，肥而不腻、入口即化、咸中带甜，味道极好。虽不如秒表厂大油锅做的诱人，但在家常年夜饭上，是最过瘾的硬菜。
一家人吃着饭，听着外面零星鞭炮声。母亲放下筷子对父亲说：“俩孩子过了年，开学就是小学最后一学期了，6月中旬毕业，9月就上初中了。”
父亲抿了口黄酒：“是啊，时间太快了。”母亲感叹：“现在社会上高中停办，大学也不招生，初中三年一晃就过，往后读书怎么办？”父亲无奈：“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希望日后能好起来，否则耽误这一代孩子了。”他显得忧虑，又抿了一口酒。
1969年寒假后的新学期对我们十分珍贵，小学最后一学期了。老师为帮我们打好中学基础，几乎倾尽全力。
尤其是数学老师崔志成，瘦弱的身躯每次都吃力地抱来厚厚讲课稿，里面是他积累多年的教学经验。还收集有深度的考题让我们练习，扩展知识面。但这好意也给我们带来巨大压力，原来每周一次小考、每月一次大考，这学期变成三天一次小考、每周一次大考、每月一次综合考，把六年算术知识全过一遍，还增加了许多竞赛题。同学们虽累，但这种系统复习为未来中学数学学习打下了坚实基础。
1969年五一劳动节前夕，班主任邓老师下课后突然把潘永华、赵新民、李海翔和我叫到办公室。我们一路胆战心惊，不知犯了什么错。我看赵新民和李海翔也很紧张，但潘永华却趾高气扬、胸有成竹，像去领奖似的，让我看呆了。
走进一楼大办公室，邓老师的笑容打消了我们的疑虑。他笑道：“请你们四位来，是要交给你们一个重要任务。明天学校请一位部队首长来给六年级讲朝鲜战场志愿军的故事。你们组成接待小组，全程负责接待陪同。报告会八点半在学校大礼堂，六年级全体师生参加。首长8点到校，你们先陪他参观学校，介绍情况，然后陪同到大礼堂。首长上台后，你们在观众席第一排就座。报告会结束，陪首长离校。必须全程负责首长安全，老师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任务。”
“能！坚决完成任务！”我们心里乐开了花。邓老师选我们担任接待小组，是对我们的政治信任；负责首长安全更是荣幸，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离开办公室后，我走路都觉得硬朗了。回家吃晚饭时，我骄傲地向父母说了这事。他们既意外又高兴，嘱咐我一定要在老师指挥下努力完成光荣任务。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让我换上崭新白衬衫、蓝裤子，我把皮鞋擦得锃亮，吃完早饭一路小跑赶到学校。
校门还没开，我从边门进去。传达室张爷爷在窗边吃早饭，见我风尘仆仆冲进来，一愣，问道：“牛牛，今天怎么这么早？穿这么整洁，有重要任务？”
我挺胸抬头走到窗前，神秘兮兮地说：“是的，今天有高度机密任务，千万别对别人说。”张爷爷笑道：“你都没告诉我什么事，我怎么说？看来牛牛很重视这任务，快进去吧，你们班刚才已有三位同学进去了。”
我一拍大腿，来晚了！他们比我还积极。我赶紧跑进教室，潘永华、赵新民和李海翔正在商量什么。见我来了，李海翔说：“这次任务艰巨，必须确保首长安全。我建议现在就在学校巡视一遍，确保没有外人潜入。”
我觉得这主意好，确实需要全面检查，防止不怀好意的人伺机作案。我立即说：“好！我们先去郑爷爷的百草园，借条小黑狗，陪我们在学校各个角落地毯式搜索，确保万无一失。”
“不就一位部队首长，需要这么兴师动众吗？”潘永华轻描淡写地说。李海翔一脸严肃：“永华，态度端正点！学校把这么重要的接待任务交给我们，万一发生意外，我们责任重大，大家抓紧时间开始清场行动！”
说完，我们拉着潘永华，四人风驰电掣般朝百草园跑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