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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队仪式后，班级里的气氛焕然一新。大多数同学都成了少先队员，大家除了原有的友谊外，更多了一层组织内的情谊。学习上互相帮助，遇到问题一起商量解决，班级里洋溢着积极向上的氛围。
原来的班委会成员都成为中队长，手臂上两条红杠的标志令人羡慕。经过半年的考察，夏国栋和林淑静两位正副班长荣升为三条杠的大队长。他们确实承担起了责任，协助老师管理班级事务。那些尚未入队的同学也积极向组织靠拢，整个班级呈现出蓬勃的朝气。
在这样的环境中，同学们努力学习，每个人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学校老师的精心培养下，我们的学习成绩提高很快。在历次区教育局主办的算术、语文比赛中，曹杨新村第一小学都名列前茅，成为区里教育质量的一个标杆。家长们纷纷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曹杨一小读书。
转眼间，我们已经是四年级的学生了。特别是那些从幼儿园就在一起的同学们，感情更加深厚。看着伙伴们茁壮成长，一个个都像小大人似的，身高长高了许多。在学校老师的教导下，我们的知识越来越丰富，开始有了对国家和集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对社会、对国家的前途也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
课间休息时，大家聚在一起除了玩游戏，偶尔也会讨论国家形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我们考虑问题渐渐成熟起来，幼小的心灵中开始有了理想，憧憬着未来。有的同学想当医生，有的想当军人，还有的想成为科学家或老师。
这四年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1965年，我们三年级开始学习英语。英语老师是一位毕业于外国语学院的资深教师，教学经验丰富，使我们班级的英语水平在年级中名列前茅，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基础。
班级里几位参加外宾接待小组的同学，很快就能用英语与外宾交流了。他们的发音和口语熟练程度，让来校参观的外宾刮目相看。
1965年8月，外国语学校来我校选拔未来外语人才。经过严格筛选，我们班的一位男同学被选中，转学到外国语大学附属小学寄宿学习。临别时，同学们虽然依依不舍，但都为班级有这样的荣誉感到骄傲。
最让我们不舍的是，1965年我们的班主任谭老师被区教育局抽调，到曹杨第五小学担任校长。离别时，教室里哭成一片。从我们牙牙学语进入曹杨一小起，谭老师就像母亲一样爱护着我们，师生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分别时大家抱头痛哭，难舍难分。
1966年元旦，父母带着我和妹妹去南京路王开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照片中父亲身穿笔挺的中山装，左口袋插着一支英雄金笔，乌黑的头发、魁梧的身材显得格外英俊。
母亲身穿黑色呢绒短大衣，烫着卷曲的短发，端庄优雅。我和妹妹穿着新衣服，我也第一次穿上了儿童中山装，像模像样地在口袋上插了支钢笔。
妹妹梳着两条小辫子，系着母亲特地准备的真丝围巾。王开照相馆是上海最负盛名的照相馆，摄影师技术精湛，为我们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全家福。
拍完照片，父母带我们去南京路第一百货商店乘坐自动扶梯。那是当时上海唯一的自动扶梯，前排起了长队。从一楼到二楼，只要站在上行扶梯上，就能自动到达二楼，简直不可思议，我看得目瞪口呆。
随后，父母带我们在南京路新雅大饭店吃了晚饭。饭后，在熙熙攘攘的南京路上，我们随着人流来到外滩海关大楼。父亲指着高大的建筑告诉我们，他曾在这幢大楼里通过了船长资格考试，希望我们长大后也能成为对国家建设有用的人。
当零点的海关钟声响起，紧接着传来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声，久久回荡在空中。翘首期盼元旦祝福的人群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父母担心我们被挤倒，分别抱起我们，与周围的人们一起欢呼雀跃。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父母一起，在海关钟声中度过元旦之夜。
1966年的冬天特别寒冷，1月初连续几天降下鹅毛大雪。星期六放学时，广播里突然响起通知：根据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上海将有持续暴风雪天气。经学校研究决定，下周一开始全校放假两天，周三恢复上课。
放学后，我踩着没过鞋帮的积雪艰难地回到家。楼下阿婆正和母亲在大门口说话：“牛牛妈妈，我看这暴风雪停不下来了。我在上海生活五十多年，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雪。”
母亲在门口等我，见我回来，拍去我身上的积雪说道：“阿婆，听天气预报说，周日和周一还有强冷空气，估计还有暴风雪。这段时间您老人家尽量别出门，需要买菜就跟我说，我早晨去菜场时帮您带点。大家都要注意安全，您年纪大了，千万别摔跤。”
1966年1月28日大年三十除夕，下午母亲单位提前半天下班。她在厨房教我做蛋饺：先把新鲜猪肉切碎，加盐、葱花和麻油；打十多个鸡蛋成糊，加少许盐；铁勺加热后放点熬好的猪油，舀一勺蛋糊倒入，等蛋皮成型后放一小块肉糜，将蛋皮黏合翻动即可。我坐在高脚椅上，全神贯注做了二十多个蛋饺，开心极了。
母亲忙了一个下午，做了一桌丰盛的年夜饭。父亲今天下班也比平时早，到家时饭菜已摆上家里的八仙桌。
桌上摆满了菜：红烧肉烧竹笋、白切羊肉、红烧黄鱼、香菇炒青菜、四喜烤麸、皮蛋肉松香肠拼盘等。当然还有上海人年夜饭必不可少的“百家福汤”，母亲在大砂锅里放高汤，加入肉圆、鱼圆、鸡块、线粉、肉皮、河虾、青鱼做的爆鱼、咸肉片、菌菇、蛋饺，最后撒上葱花。
砂锅满满当当很烫，父亲小心翼翼地从厨房端上餐桌中央。母亲为父亲热了一小杯黄酒。一家人围着桌子，听着外面断断续续的鞭炮声，吃着一年中最丰盛的年夜饭，心里暖暖的。
大年初一早晨醒来，父母让我们摸摸枕头下面，每年除夕夜等我们睡着后，他们都会在枕头下放一个红包，里面有几张崭新的压岁钱，寓意新的一年平安顺意、健康快乐。打开红包，心里暖洋洋的。
早上我们穿上过年新衣，按照上海习俗，大年初一早上要吃甜汤圆，意味着一年的甜甜蜜蜜、阖家团圆。母亲用高脚玻璃盘装满糖果、点心和坚果，把家里装扮得喜气洋洋，过年对小朋友来说真是快乐的事情。
早饭后，父亲说要和我一起装个“矿石收音机”。有了它，不用电池就能24小时收听广播了。父亲拿出一本书，里面是各种收音机电路图，其中一张就是矿石收音机的，他已经买好了一大堆零件。
有个玻璃管，一头有块灰色矿石，另一头有个可转动的旋钮，旋钮里连接一根钢丝，钢丝另一头顶在玻璃管中的矿石上，这就形成了一个‘检波二极管’。
矿石收音机电路简单，父亲按图纸绕了个铜线圈，事先买好了可调谐电容器和高阻抗800欧姆耳机。
父亲用一根铜线做天线，连接到家里窗外铁制晾衣架上，然后把线圈、可变电容器连在一起组成调谐电路，接收天线传来的无线电信号，经过‘检波二极管’连接耳机就能听到广播了。转动可变电容器旋钮，改变线圈与电容器组成的谐振频率，就能收听不同电台。
父亲找来木料，和我一起做了个收音机盒子，装上旋钮和插座，把所有器件固定在里面，一台矿石收音机就做好了。
当父亲把耳机戴在我头上，听到里面清晰的广播声时，我简直乐坏了，捧着收音机盒子爱不释手。由于矿石收音机不用电池，晚上睡觉时我就放在枕头边，一直听到睡着，耳机还戴在头上。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发现是母亲趁我熟睡后把耳机拿开的。
父亲对我说：“孩子，装矿石收音机是第一步。过完年，星期天我带你去牛庄路电器市场买些半导体零件，按书本电路图装个六晶体管高灵敏度收音机，以后家里人就能每天听广播了。”
父亲说做就做，连续几个星期天，他带我去牛庄路电器市场淘零件，然后在家按图纸安装。
父亲先按电路图把元器件安装在带铆钉的胶木板上，装好所有零件，连通电路测试性能，接上小喇叭就能放出声音了。
接着父亲买了块胶木板，一面胶合了铜片。他用毛笔蘸油漆在铜板上画出许多连接线，用药水浸泡，把没油漆的铜皮腐蚀掉，冲洗后一块电路板就做好了。在元器件连接端打小孔，装上晶体管元器件，用电烙铁加热固定，整个电路板整洁美观。
父亲又买回几张乳白色加厚塑料板，剪切后用胶水固定，做成收音机外壳。将电路板装进去，连接电源和大喇叭，打开电源开关，洪亮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从父亲安装的收音机里传出的声音，让我高兴坏了。我们家总算有了自己装的收音机，那种快乐与幸福难以言表。
从此，我们家每天都能听广播了。我把收音机音量调到最大，捧着崭新的收音机，坐在房门对面靠近楼梯口的柚木老式长凳上聆听。邻居们听到楼层里传出广播声，纷纷打开家门投来羡慕的眼神。
楼下阿婆在厨房做饭时听到广播声一路寻来，感觉声音是我们楼上传出的，在楼梯下大声说：“5号阿姨，你们家买收音机啦？这声音真好听。”
母亲赶紧让我调低音量，对楼下阿婆说：“阿婆，对不起。牛牛爸爸帮牛牛做了个晶体管收音机，牛牛把声音开太大了，影响您休息了。我马上让他调低。”
阿婆连忙摇手：“5号阿姨，千万别调低！让我们能听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太好了，以后我们就能随时了解国家大事了。”
1966年春节过后，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寻常的变化。家里的气氛也开始变得有些不同。
自从进入六月以后，我们家吃饭时的气氛发生了明显变化。原来父亲晚上回家时，我们已经吃过晚饭。父亲吃饭时，如果我作业做完了，会围在桌旁看着父亲吃，一家人聚在一起说说话。父亲会把单位和工作上的事对母亲和我们说说，母亲也会谈家里的生活安排和孩子教育问题，一家人其乐融融。
但六月以后，父亲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听新闻。母亲做完家务也陪着父亲一起听，关心国家大事。父母听广播时表情十分严肃，也不希望被我们打扰。
那时我们年龄还小，妹妹比我小一岁，在普陀区中心小学读书，那是区重点小学，学制五年。我在曹杨一小读四年级，学制六年。
父亲吃完饭，母亲洗好碗筷回到屋里，只听父亲忧心忡忡地说：“孩子妈，现在外面的形势好像不太平静。听说有些学校教学受到了影响，学生们也不好好上课了。要是这股风气传到上海，我们家两个孩子读书会不会有问题啊？”
母亲边做针线活边说：“是啊，现在有些地方学校的正常教学都受到了影响。情况不太好，不知道下面会怎样发展。现在孩子正处在小学读书的关键时候，一旦学校无法正常教学，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俩要上班，两个孩子不读书在家闲着可就麻烦了。”
我也不知道父母在担心什么，整理书包时说：“爸爸妈妈，最近我们学校上课还算正常，就是老师情绪好像都很低落。自从谭老师三年级时去曹杨五小当校长，我们班主任换了两个。第一个新班主任是男的，40多岁，说话举止有点怪异，好像和同学们相处不好，他说的普通话带上海郊区口音。他当班主任没给班级管理带来新变化，不久就被学校换掉了。这次学校新安排一位不到30岁的女老师汪芳晨当班主任。汪老师刚从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不久，身材不高，胖乎乎的脸蛋，戴深度近视眼镜，脸上总是堆满笑容，和蔼可亲，对我们非常关爱，很快就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和爱戴。但最近汪老师上语文课时，好像也有点心不在焉、闷闷不乐。原来早上升旗时，张校长经常出现在主席台上，最近好几天没看到她了，不知道校长出了什么事。”
我说完，只见父亲背过身去，仰头望着窗外乌云密布的黑沉夜空，长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希望一切都好起来。”
1966年8月初的一天，我起床时父亲已去上班了。吃早饭时，母亲打开我们家那台新收音机，传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的声音。播音员用平静的语气播报了一条关于所有学校停课的通知。
母亲听到这个新闻，坐在椅子上沉思许久。我到学校后才知道，这个消息在校园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上午第一节课，班主任汪老师在讲台上宣布：根据上级要求，学校教学安排将进行一些调整。宣布这个决定时，汪老师的表情有些复杂。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同学们有些不知所措，下午第三节课下课铃响了，到了放学时间，但同学们坐在教室里久久不愿离开。教室里一片寂静，没有人说话，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
汪老师见同学们不愿离开，眼含热泪说：“汪老师知道你们听到这个消息有些突然。你们年龄还小，很多事情没有心理准备，有些担心是自然的。老实说，汪老师也需要时间适应这些变化。但我毕竟是你们的班主任，要对你们负责。我已经向学校反映了同学们的情况。无论如何，汪老师都会尽力安排好大家的学习。我们要相信一切困难终究会被克服。从明天开始，我们还是到校进行学习活动。只要我汪老师在教师岗位上一天，我就与同学们在一起。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让我们坚定信念，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
汪老师的话让同学们稍微安下心来，教室里响起热烈的掌声。
当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时，今天老师没有布置太多作业。母亲下班较早。我回到家放好书包，想去厨房帮正在准备晚饭的母亲做家务。母亲看见我到了厨房没说话，我看见她眼里有些担忧。
母亲坐在小板凳上剥毛豆，我也帮着剥，顺便把今天汪老师说的话告诉母亲。母亲点头道：“你们这位班主任真是负责任的好老师。孩子，现在外面有些变化，你在学校里要注意安全，听班主任汪老师的安排，要和同学们在一起，不要单独行动。”
以后几天，学校的教学安排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任课老师们都显得有些忙碌，偶尔在走廊碰到，我们热情地打招呼，老师们也匆匆回应。
只有我们的班主任汪老师像往常一样，在我们面前还是尽量保持着笑容。她精心准备学习材料，组织我们进行各种学习活动，师生相处依然融洽。但有时候，我看到汪老师独自一人时，眼神中会流露出些许疲惫。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我们像往常一样来到学校。刚进校门，就感觉到气氛有些不同寻常。校园里比平时要喧闹一些，有些陌生人在校园里走动。
汪老师见状赶紧把我们带进教室，关好门窗。几位男同学主动用座椅顶在教室门口。
外面传来一些嘈杂的声音，从走廊方向传来。不一会儿，教室广播喇叭里传出通知，说要召开一个会议。
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同学们有些紧张，有的女同学露出了害怕的表情。汪老师镇定地站在讲台边，注视着教室周围的动静，做好了随时保护我们的准备。
汪老师的镇定给了我们信心，大家静静地听着外面的声音，教室里鸦雀无声。同学们两眼注视着讲台上的汪老师，感觉汪老师就是我们的依靠。
突然，教室门外传来敲门声，木门被敲得有些摇晃。
同学们在教室里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惊到，好像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要发生，同学中有人发出了惊讶的声音。
汪老师深吸一口气，走向教室门口。她的手放在门把手上，回头看了我们一眼，那眼神中充满了坚定和保护，然后她缓缓打开了教室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