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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61年立秋后，二姐接到了柏梓中学复课通知，她兴奋得跳了起来，提前收理好行李和学习用具，一早起来，扎好两个辫子，背着书包，回校继续读书。可是，由于停课时间长，二姐又一直参加生产劳动，回到教室，一时间没有适应过来，过去成绩一直在前茅，担任班上的文体委员，得心应手，这次回来，却有些力不从心。
二姐能说会道，聪慧机灵，班主任老师就推举她当班干部，经过全体学生选举，担任生活委员。在这些活动中，分散了学习精力，加之，对高深的数学逻辑和演算，特别难懂，总体成绩直线下滑，一落千丈。终因学习成绩提不上去，自己主动退出了班里的各种活动。
第二年立夏后，天气渐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头上长了疮，开始只是额头上长了几颗青春痘，痘的周围红肿，奇痒无比，让人很难受，上课时，二姐就用三角板挠痒。渐渐满头都长得密密麻麻，同学们给她取了一个绰号“夏癞子”，为了顺利完成学业，二姐只能剃成光头，戴着护士一样的白帽子上课，变成了一个假男生。
1963年春，阳光明媚。柏梓中学校园，如花初绽的学生们，生龙活虎在球场上投篮，在乒乓台前练习竞技，为学校春季运动会准备。铃声“嘀嘀嘀”响起，学生们立即停下，转身向教室奔去。
跟随人流回到教室，语文老师张光辉已经站在讲台上。二姐心里窃喜，因为上次的作文，真切地抒发了长久以来，憋在心里的压子委屈。用洋洋洒洒的文字，对满嬢和许姑爷的恶劣行为，进行了有力批判和斗争，使她心里充满着快意恩仇的愉悦和舒爽。
张老师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中年男人，方圆的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黑黄的皮肤，精干的短发，明亮的双眼炯炯有神，待全班同学坐定，他扫视了大家一眼，用平和的语气说：“今天，我先评讲上次的作文，全班同学整体写作水平都还不错。”
他手里拿着作文本翻开，接着说：“夏戴珍同学的作文，语句通顺，内容丰富，情感真挚，特别是对一些场景和细节的描述，给人呈现出活灵活现的画面感，我打了90分。”
讲到这里，略微停顿，眼睛赞赏地看着，坐在教室中间的二姐，全班同学也把赞美的目光投向她，前面的同学转过身来，竖起了大拇指。二姐心里美滋滋的。心想：终于出了一直埋藏心中的恶气。
正在陶醉时，老师话锋一转，委婉地指出：“不足的是，你满嬢和许姑爷，应该是贫农，不属于地主剥削阶级。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属于阶级矛盾。”
二姐恍然大悟，有点不好意思，但从这次作文中，得到了正确答案：原来，对满嬢夫妇的仇恨，不是时代大问题，只是个人品德修养，人性善恶的体现。老师的点评，使二姐的认知真正得到了提升，从此，她更加热爱历史和阅读，学史明智，能辨别是非曲直，以及人世间的真善美。
新中国成立前十年，初中开设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政治，美术，音乐，体育，劳动等课目。二姐最喜欢的就是语文课，数学最差。
复课不久，二姐头上生疮，又痛又痒。持续干旱，为蝗虫繁殖产卵创造了合适的环境条件，蝗灾泛滥，给农业庄稼带来了毁灭性的损失。二姐的疮或许与家门河流的环境卫生诱因密不可分。为了脓疮治疗，剃光头发，上课都戴着母亲用白布做的帽子，每天上课挠痒，导致听课精力不集中，成绩一直上不去。
大姐已经初中毕业，媒人就给她介绍对象：因国家精兵简政，从业局下放到崇龛农技站的技术员梁成大。他个子矮小，牙齿爆突，经常下乡，日晒雨淋，皮肤黝黑，为人憨厚显老。他早就暗中看上了刚刚二十岁，如花盛开的大姐，特地托媒人牵线，要求结婚。
性格内向，有些木纳的大姐说：“衣服都没有，结什么婚啊？”
媒人顺着她的话：“走，我们到公社供销社买新布。”
姐姐爽快答应了，她精心地梳妆了半天，迟迟出门，快到中午才到达公社。走拢一看，餐桌和喜糖都摆好了，公社干部都围坐在一起，看到大姐一进门，公社党委书记带头站起来，在场的人齐声说：“欢迎新娘到来。”
梁成大是蓬溪县人，在公社只有一间小寝室。就这样，在公社干部同事们的恭维庆贺中，简单快速地结了婚，入了洞房。结婚很多年，大姐都很生气。二姐责备她说：“你不满意，当时为啥不知道从厕所逃跑啊？”
大姐说：“时间太晚了，回家没有渡船，不能过河，回不了家。”
母亲陈余提前给三个女儿，准备了三幅绣花枕头，大姐硬争着要两幅，陈余不给，解释说：“你拿走两幅，以后有一个妹妹就没有。”
为此，母女俩争吵了很多次，母亲冒火地大骂了她一顿。大姐气得跳水，大伯才去把她拉回来。二姐得知此事，大气地说：“妈耶，她想多要一套，你就把给我那套，给她吧。”
二
母亲回答：“给她了，以后你没有，就不要说空话哈。”
二姐很笃定：“我不会说空话，也不会有意见，以后实在没有，抓一把烂棉花灌入枕头，也可以睡得安然。说不定还有更好的绣花嫁妆，或许还能睡上气垫枕头呢。”
那时，谁会想到气垫枕头？在二姐的脑子里，就出现了这个奇妙的想法，现在真的有气垫枕头了。母亲陈余满足了大姐的愿望，还把自己的寝室让出，给大姐做婚房。奶奶去世后，正房都空置着，伯妈和儿女都去了重庆，大伯搬到奶奶曾经住的那头，把紧挨侧屋的两间正房，仅370元卖给了二姐家。
父母住靠院坝这边，大伯住过的房间，二姐住后面拖步屋。她头上的疮，就靠父亲微薄的退休工资，以及他和母亲加班加点生产粉条，卖来的钱治疗。医生诊断，生疮的主要原因是:小时候，受的湿热太多，积累太深，干旱是诱因，导致十八岁，本来是如花似玉的青春女青年，却一直遭受头疮的痛苦折磨。
1963至1965年间，在农村，开展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教育（又称“四清运动”），在城市推行了“五反”。主旨是“反修防修”，重点整治基层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问题，之后发展为“整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相继扩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解决了部分基层管理问题，但阶级斗争扩大化，许多干部遭到错误批判。城市五反，主要针对县级以上的机关企业“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
在大清算运动中，夏家湾生产队干部发动村民，纷纷给旺苍煤矿办公室写信告状：“夏益祥家四个子女，都由人民公社养着，只有他妻子一个女人是全劳动力，叫他立即回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挣工分。”
初秋，四清运动向纵深推进，旺苍煤矿厂办公室分管人事的干部，找父亲夏益祥谈话：“益祥，你来我们煤矿五年了，你负责过称和记账，工作干得很出色，我们信赖你，都舍不得你。你们家乡村民多次写信状告你，都被我们压下，但这次，城里五反运动开展得很猛烈。如果再不做处理，乡亲们威胁：“要告我们官僚作风。”
夏益祥接过领导转给他的一塔信件，仔细阅读后，知道妻儿在家受到刁难，孩子们又正是成长的关键时期，需要父亲在身边给与爱护和监管。在煤矿工作，虽然深得领导们的赏识和信任，工资按时发放，比在农村收入多一些，但他是一个知书达理的文化人，不能让领导受到牵连。夏益祥轻松愉快地表态：“这些年来，由衷感谢领导们对我的关照，帮我顶住压力，我不想给您们添麻烦，立即回家吧。”
听了夏益祥的话，领导非常欣慰也有些遗憾地说：“你是个很好的人，希望你回到家里，一切顺利，他们不再刁难你的家人，我们马上给你结算工资。”
“好，太感谢了。”
夏益祥回到矿工寝室，快速收起自己的行囊，穿上很久没有穿过的深蓝色中山服，匆匆往家里赶。他边走边想：在这个世上，任何事物绝不是孤立存在，人的命运轨迹，总是与时代国家政策紧紧相连。在自己亲历的这些人世遭逢中，在利益面前，人的善恶本性，就会应运而生。在国家大运动中，自己被恶人告状，受到了善良领导的保护，却不得不被迫回到家乡。
三
夏益祥一走进院坝，感到一种不同往常的气氛，几年前，奶奶就坐在堂屋的椅子上，目送他出发，这次回来却不见她的身影，走进堂屋，香龛上摆放着她的遗像，一阵心酸涌上喉咙，眼里饱含着热泪，说不出话。
妻子陈余走过来，温柔地接过他的行李，轻声说：“当时，道师先生测定，停放时间很短，就没有通知你，怕影响你的工作，旺苍离家远，你也来不及赶回来。益祥，我把洗澡水烧好了，你先洗个澡吧。”
夏益祥听着陈余的介绍，已经泪流满面，顺从地跟着她去舀热水，端到厕所里洗澡。换了衣服出来，人一下子精神起来。夏益祥回到家乡，并非只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为妻儿多挣工分那样就轻易过关。因为年轻时，为了生计，参加过国民党部队这个经历，让他又三次被关进了学习班反思，甚至又逼又打，要他承认自己是伪军官。夏益祥辩解：“我只当了一年半的士兵，最多当了一个班长，没有当官。”
1964年初中毕业，二姐成了回乡知识青年，积极参加大集体生产劳动，动作麻利，成效显著。在国家大力推动乡村文化建设的号令中，二姐勤劳朴素的表现，光荣地吸收成为一名共青团员。虽然那时候，对女孩子有些限定，但是她依然是活跃分子，到处参加青年团的会议，带领文艺团队，组织排练节目，参加乡村毛泽东思想文化宣传巡回演出活动。
在这些交流活动中，常常能听到一些书本上学不到奇闻轶事。所见所闻，耳濡目染，让二姐对这个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只要听到哪里有不同寻常的事，自己就立即跑去亲眼目睹。
有了这些社会见识，往日平静专注读书的心，荡起了涟漪，对人生的认知得到进一步拓展。心里涌出了最强烈的新渴望：怎么能成为一名工人。想工作想挣钱，成为她不断前行的内在动力。
九月底，红星小学校长找学生送来通知：去代课。初中刚刚毕业的二姐，身上还满满地洋溢着学生味，完全不知道该怎么上课。走进教室，她看着一张张稚嫩的脸庞，在七八岁的儿童面前，大胆地介绍：“小朋友们好，因为赖老师请假生孩子，我是来代替赖老师，暂时为你们上课的夏老师，希望你们配合，支持我哦。”
说完后，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坐在旁边听课的校长给她说：“叫他们复习昨天的语文课内容。”
二姐曾从红星小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人长得端庄秀美，活泼灵气，能歌善舞，综合素质好。找她来代课，一定能教好以音体美为主要学习内容的小学生，能受到孩子们的喜欢。
二姐进入教室，校长就拿着凳子，坐在教室后面，全程听她讲课。每次课结束后，都表扬她说：“讲得好，胆子大，多些时间，就熟能生巧了。”
二姐做什么事，不做则已，要做就力争最好。在校长的激励下，她每天总结自己的上课内容，方式方法，语言语调是否恰当，很快就找到了诀窍。教一个字，从读音到书写，细致讲完，在黑板上书写示范，再巡视检查，看到写得好的同学就表扬鼓励，写得不好的同学，就握住他们的手，教一笔一划怎么写。
二姐上小学一至五年级，因为没有师资，就没有学习拼音。到六年级时，学校才招来一位国立师范学校毕业的老师，每天下午补一节拼音课。二姐性格犟，肚子也饿了，心里想回家吃东西，不愿学习，在老师不注意的时候，就在课桌下面搞小动作，打算盘理书。
代课时，才知道拼音的重要性：小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就必须学习拼音，自己不会，怎么办呢？不会拼时，先用汉字代替，读音不准，备课时，就去请教曾经教过自己拼音的老师。
四
没有学会，在上课卡壳时，她灵机一动，找优秀的学生上来，带着其他学生朗读，同学们都踊跃举手：“我来，我来。”
安排好班里的课堂秩序，二姐趁同学们自己朗读的时候，迅速去办公室请教曾经教过自己的老师，又立即回到教室。表扬带着朗读的学生：“张小灵同学很能干，读得很好，大家感谢他。”
二姐的活泼开朗，善于表达，讲究教学方法，获得了学生的喜爱。过去不想当老师的她，逐渐喜欢上了这个工作。于是，下决心认真学习拼音，备课时，一遍又一遍地朗读。
为了不误人子弟，二姐回到家里，发奋学习，拿出原来的课本教材，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巩固。在代课期间，终于把声母韵母的标准读音，练得滚瓜烂熟。后鼻韵母搞不清楚，很容易读成前鼻音，在这一点上，二姐下了死功夫，把它彻底攻克了。后来，成为教拼音的佼佼者。
上课时，底气十足，越来越自信自如。那时，年轻漂亮秀气，好学习，刻苦钻研，身上总有一股倔强劲的二姐，因为教学越来越熟练，效果很好，受到了学校、家长和学生的认可和喜爱。相继，校长又分别派她代十一村小学二年级、红星小学三年级与崇龛小学一年级的课，都获得了好评。没有代课的时候，回到家里，参加大集体农业生产劳动，使她感到体力负重。
正在迷茫的时候，广元企业到红星公社来招工，二姐顶着烈日排队报名。好不容易轮到她填好姓名和简历，在招工录取讨论时，公社办公室主任是小河坝周队长的兄弟，他极力反对，理由是：“她有工作了，她父亲夏益祥是伪军官，他的子女不能参加新社会就业。”
二姐闷闷不乐呆在家里，心里一片茫然。父亲在国民党部队当过班长，心里一直拥护共产党，并主动逃离国民党部队。这个经历，却成为他人生的污点，甚至影响到了子女的前程，他也多次进学习班，被审问。
第一次，在57年反右倾运动中，根据上级指令，生产队必须找出一个右派。村干部首先想到了夏益祥，曾在国民党部队服过役。需要证据，周队长就组织村干部晚上开会，像排剧一样排练好证词。第二天在村民大会上，拷问官大声问：“你当过国民党兵，共产党没有国民党好吧？”
夏益祥知道他们在找证词，低头沉默，不回答。看他不说话，又直接点名：“夏益祥，你说啊，到底是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
夏益祥回答：“我说啊，共产党就是好，毛主席就是能干，没有他们，这个土地改革能搞得下来吗？”
他正能量的话，没有抓到把柄，只能免去当右派的资格。为了完成任务，他们又在小河坝周家村，抓了一个年迈的老头拷问，他不假思索，跟着说：“共产党就是不好。”
最后被打成了右派。夏益祥教育子女：“人要有立场，认识到这个事物是对的，就不能跟着瞎起哄，别人故意引诱，如果不动脑子思考，一味迎合，就会像那老头一样惨。”
如果给父亲定成“右派”或“伪军官”，在那个年代，子女不允许参加国家正式工作，自己的梦想就不能实现。何况父亲为什么要忍受冤枉啊？爱脸面要强的二姐不服，立即到公社找到书记，详细陈述了父亲参加国民党部队，又如何逃跑出来的精彩过程。
做笔录的周队长不好意思地说：“现在弄错了，以后要平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