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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把那张纸揣了整整一个夏天。 纸折得方方正正的，叠在贴身的衣兜里，跟着他撑船、割稻、捞水草。出汗的时候汗水洇湿了衣兜，他怕把字洇没了，就把纸掏出来，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晒，晒干了再揣回去。那张纸被汗水泡了又晒、晒了又泡，边角卷起来，纸面起了毛，可那个“水”字还在。铅笔写的，轻飘飘的，可那力道穿透了纸背，在纸的反面留下了深深的一道沟。
水生有时候把纸摊开来，盯着那个字看。“水”字他认得——河里的水、缸里的水、茶碗里的水，他天天见。可这个写下来的“水”不一样。这个“水”安安静静的，躺在纸上，不流不动，不冷不热，可你知道它就是水，是那种能把所有东西都泡软了、泡烂了、泡得没了形状的水。 缺牙的年轻人没有留下来。部队开拔那天水生去送他，他站在船头，朝岸上挥了挥手。水生看见他那个缺牙洞，在晨光里黑了一下，然后船转过河湾，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水生站在码头上，手里攥着那张纸，一直站到太阳晒得后脖颈发烫。 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天亮了撑船，天黑了睡觉，河水一天天地流，稻子一茬茬地长。可水生心里多了一样东西，像河底多了一块石头，水流过去的时候会打个漩儿。 那块石头就是老沈头。 老沈头是村里唯一一个穿长衫的人。他穿的那件蓝布长衫洗了不知道多少水，蓝颜色褪得发白，白里又透着灰，像是下过一场雪又被人踩脏了。村里人都说老沈头以前是这片最大的地主，沈家的地从这头望不到那头，沈家的银子用缸装。可水生看见的老沈头，就是一棵被雷劈过的老树，杵在墙根底下，风一吹就晃。 土改之后，沈家老宅空了。值钱的东西搬走了，不值钱的砸烂了，地上到处是碎瓷片和烂木头，像被大水冲过的河滩。老沈头被分到了一间偏房，在沈家大院最靠北的角落里，门窗朝北，一年到头见不着太阳。那间房子潮得能长蘑菇，墙根底下长了一层绿茸茸的苔藓，用手一摸，滑腻腻的，像摸到了一条鱼的肚子。 水生去找老沈头，是在一个下雨的傍晚。 那天雨不大，细得像筛子筛过的面粉，可下得密，下得久，把整个村子罩在一层灰蒙蒙的水汽里头。水生从渡口收了船回家，路过沈家老宅的时候，听见从那间偏房里传出一个声音。 那声音断断续续的，像一个人在哭，又不像哭，像一个人在说话，又听不清说什么。水生趴在窗缝上往里看，看见老沈头坐在一张缺了腿的凳子上，面前摆着一本翻开的书，嘴唇一张一合，念着什么。 水生敲了敲门。老沈头的声音断了。
“谁？”
“我，水生。”
门开了一条缝，老沈头的半张脸从门缝里露出来。那张脸上的皱纹比水生上次见到的时候更深了，像有人在上面用刀刻了一遍。
“干啥？”
“你在念什么？”
老沈头沉默了一会儿，把门拉开了。水生走进去，第一脚踩下去，脚下的砖就冒出一股水来。那间屋子里的湿气重得像泡在水里，连空气都是黏的。老沈头的床上铺着稻草，稻草上搁着一床发黑的棉被，棉被的角上有一个碗大的窟窿，露出里面硬得像石头的棉花。 老沈头把那本书从桌上拿起来，递给水生。书的封面是蓝色的，蓝得发黑，上面竖着写了几个字，水生一个也不认识。 “这是什么书？”水生问。 老沈头看了水生一眼，那一眼里有好多东西——有惊讶，有犹豫，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像河底淤泥一样沉甸甸的东西。 “《诗经》。”老沈头说。 “诗经是什么？” 老沈头把那本书翻开来，翻到某一页，指着上面一行字，念了起来。他念的声音不大，可每一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的，像是从牙缝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挤出来。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水生没听懂，可他觉得那几个字从老沈头嘴里吐出来的时候，带着一股味道。不是霉味，不是湿气，是一种他说不上来的、像陈年的酒从坛子里漏出来的味儿。 “这是什么意思？”水生问。 老沈头用手指点着那行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解释：“关关，是鸟叫的声音。雎鸠，是一种鸟。在河之洲，就是河中间的那块沙洲上。整句话就是说，鸟在河中间的沙洲上叫。” 水生想了想，他听过鸟叫。渡口那棵老槐树上，每年春天都有一种灰不溜秋的鸟蹲在枝头上叫，叫声是“咕咕——咕咕——”的，听着像一个人在叹气。可那鸟叫跟老沈头念出来的这四个字有什么关系呢？他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 “你能教我看这本书吗？”水生问。 老沈头没有立刻回答。他把书合上，用手在书皮上来回摸了几下，动作轻得像在摸一个孩子的脸。 “你为啥想学？”他问。 水生从怀里掏出那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展开来，递到老沈头面前。纸上那个“水”字已经被汗水洇得有些模糊了，可笔画还在，一笔一划地躺在纸上，像一条干涸了的、细细的河。 “我想把自己的名字写出来。”水生说。 老沈头看着那张纸，看了很久。他的眼睛浑浊得像雨天的河水，可水生觉得那浑浊底下有什么东西在动，像河底有一条鱼，你只看见水浑了，看不见鱼。 “你这个‘水’字，”老沈头说，“笔画写对了，可是结构不对。左边的撇太长了，右边的捺太短了，整个字往左边倒，像是要倒了的一堵墙。” 他从床头的稻草底下摸出一样东西。是一截炭笔——不是买的，是用烧过的树枝做的，一头烧得焦黑，另一头用布条缠着，好拿在手里。老沈头蹲下来，在潮湿的砖地上写了一个字。那个字比水生纸上的字大得多，笔画像树根一样伸展开来，稳稳当当地蹲在地上。 “这才叫‘水’。”老沈头说，“你看它，底下这一笔是底座，托住了上面所有的笔画。上面的笔画再多再复杂，底下稳了，整个字就稳了。” 水生蹲下来，看着地上那个字。他看了很久，像在看一样从来没见过的东西。那个字安安静静地躺在地上，可他觉得它随时会动，会流，会从砖缝里渗下去，渗到地底下，汇到河水里去。 “我明天还能来吗？”水生问。 老沈头把炭笔递给他。 “每天傍晚来，”老沈头说，“来之前把手洗干净。” 水生接过炭笔。那截炭笔又细又短，握在手里轻飘飘的，可他觉得那比他撑船的竹篙还重。 从那天起，水生每天傍晚都去老沈头那间朝北的偏房。上船之前他把手在河水里洗干净，指甲缝里的黑泥抠掉，手心手背搓得发红。他从渡口走到沈家老宅，要走过三条田埂、两座小桥、一片长满芦苇的洼地。那条路他走了一辈子，可从那以后，那条路变得不一样了。每走一步，他就觉得脚下的地在变，变得比以前踏实了，又比以前轻了。 老沈头先从笔画教起。横、竖、撇、捺、点、折。每一个笔画写在潮湿的砖地上，像一条条小路，弯的，直的，有的到半路就断了，有的弯弯曲曲地通到很远的地方。水生跟着写，一笔一笔地描，写得满手都是炭黑，蹭到脸上，蹭到衣服上，洗都洗不掉。 老沈头说他写的字像蚯蚓爬的，弯弯曲曲，没骨头。水生说蚯蚓也能在土里钻出洞来。老沈头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水生第一次看见老沈头笑。那个笑容在满脸的皱纹里面挤出来，像一缕从乌云缝里漏出来的阳光。 “蚯蚓也能钻洞，”老沈头说，“可蚯蚓钻了一辈子的洞，它也不知道自己钻的是什么。人不一样，人写字，得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 最先学的当然还是那个“水”字。水生在地上写了三十遍、五十遍、一百遍，写到后来，那个字不用想就从炭笔底下冒出来了，横平竖直，稳稳当当的，像一个扎了根的人。 然后老沈头教了他第二个字。 “生。”老沈头说，“你名字的第二个字。” “生”字比“水”字简单。横、横、竖、横。可老沈头说这个字不简单。 “你看这一撇，”老沈头指着地上写的“生”字，“这一撇要长出去，越长越好。为什么？因为生是往外出、往上长的东西。种子从土里钻出来，芽是往上蹿的，根是往下扎的。你要是把这一撇写短了，这个‘生’就是死的。” 水生写了十几遍“生”，写得满手是炭黑，砖地上密密麻麻地铺满了他的字，一个叠着一个，像是这条路上走了很多人，脚印叠着脚印。 老沈头蹲在墙角，看着水生写字，脸上的表情说不清是高兴还是别的什么。他已经很久没有跟人说过这么多话了，嗓子都哑了，说话的时候声音像砂纸磨木头。可他不肯停下来。水生写一个字，他就说一句，有时候说这个字的笔画，有时候说这个字的故事，有时候说着说着就扯远了，扯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扯到他小时候读过书的学堂，扯到沈家祠堂里供奉的那些牌位，扯到那些水生从来没听过的人和事。 水生听着，不插嘴。他觉得老沈头不是在跟他说话，是在跟那些字说话，跟他自己说话，跟那些已经死了很久的人说话。 有一天傍晚，水生写完了一地的字，抬起头，看见老沈头靠在墙上，眼睛闭着。水生以为他睡着了，正要轻手轻脚地走出去，老沈头忽然开了口。 “水生，”他说，“你知道沈家以前是干什么的吗？” “当地主的。”水生说。 老沈头睁开眼睛，浑浊的眼珠转了转，像两条在水底游动的鱼。 “以前，沈家是读书的。”老沈头说，“沈家的老祖宗是中过举人的，在京城里做过官。后来得罪了人，被贬回乡，就在这河边盖了宅子，买了地，收了学生，开了学堂。那时候这条河不叫苦水河，叫文水河，因为沈家祠堂里供着一支笔，说是老祖宗用过的，那支笔蘸过太多的墨，洗笔的时候把整条河都染黑了。” 水生不知道老沈头说的是真是假。
那时候的人，嘴里的话像河里的水草，缠在一起，分不清哪根是活的、哪根是烂的。可他愿意相信。他愿意相信这条河曾经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愿意相信河里的水曾经是黑的——不是因为脏，是因为墨。
“后来呢？”水生问。
“后来，”老沈头说，“后来就不读书了。后来的沈家人只会买地、收租、生儿子。一代不如一代，一代比一代胖。到了我爹那一辈，沈家已经有三千亩地了，可沈家祠堂里那支笔，不知道丢到哪儿去了。” 老沈头说到这里，咳了几声。他的咳嗽声空洞洞的，像是从一口枯井底下传上来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教你识字吗？”老沈头问。 水生摇摇头。 “我不是在教你识字，”老沈头说，“我是在还债。沈家从这条河里拿走了太多东西，总得还一点回去。” 水生不太懂“还债”是什么意思。他觉得老沈头又在说胡话了。可他没说什么，低下头，继续在地上写字。他写了“水”，又写了“生”，然后把两个字连在一起写——“水生”。两个字靠在一起，像两个人并排站着，谁也不挤谁，谁也不挡谁。 那天天黑得早。水生从老沈头那里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月亮还没上来，伸手不见五指。他摸着黑走过芦苇洼地，走过两座小桥，走过三条田埂，回到了渡口。 老摆子坐在门槛上等他。老摆子的嘴里叼着一根旱烟袋，烟锅里的火星子一明一灭，照亮了他那张满是皱纹的脸。 “去哪儿了？”老摆子问。 “去沈家老宅了。”水生说。 老摆子沉默了一会儿，把旱烟袋从嘴里取出来，在鞋底上磕了磕烟灰。 “少去。”老摆子说，“那地方不干净。” “什么叫不干净？” 老摆子没有回答。他站起来，拖着那条瘸腿走进屋里，把门关上了。水生站在门口，听见他爹在屋里叹了口气，那口气很长，长得像河水从上游流到下游那么长。 水生从怀里掏出那张纸，借着屋里透出来的一点灯光，看了看纸上那个“水”字。字已经糊了，看不清笔画了，可他闭上眼睛还能看见那个字，一笔一划的，稳稳当当地蹲在黑暗里，像一座桥。 他闭上眼睛，那个字还在。 他睁开眼睛，那个字还在。
他回到自己那间小屋里，把纸重新叠好，塞进枕头底下。那截老沈头送的炭笔，他用一块破布包好了，藏在床底下的墙缝里，怕被他爹发现，扔到河里去。 躺在床上的时候，河水的声音从窗户外头传进来。今天晚上的河水声音不大，细细的，轻轻的，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翻书，一页一页地翻，翻得很慢，翻了一夜也没翻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