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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字这件事，在水生身上长出了根。
这话说起来玄乎，可事实就是这样。一个人心里多了几个字，就像肚子里多吃了好几碗饭，走路的步子都不一样了。水生以前走路是低着头走的，眼睛盯着地上，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找一枚铜板，找一颗掉落的纽扣，找一根能当柴烧的树枝。现在他走路还是低着头，可眼睛不看地上了，看墙。
墙上有字。
村里的墙大多是土墙，黄泥夯的，年头久了，墙上裂了缝，长了青苔，有的地方还糊着牛粪。可只要你仔细看，那些墙上到处是字。有石灰水刷的大标语，刷了一遍又一遍，新的盖住旧的，白一层灰一层，像千层饼。有用瓦片划的，歪歪扭扭的，有的能认出来，有的认不出来，像鬼画符。还有用木炭写的，黑乎乎的，被雨水冲得模模糊糊的，像一个人在雾里头朝你招手。
水生以前天天从这些墙跟前走过，从来没看见过那些字。不是看不见，是眼睛到了那里就滑过去了，像水从石头上滑过去，留不下一点痕迹。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那些字像钉子一样钉在墙上，扎在水生的眼睛里，拔都拔不出来。
他认不全。十个字里能认出两三个就不错了。可就是这两三个字，让他觉得这堵墙跟以前不一样了。墙还是那堵墙，土还是那些土，可墙上有他能认出来的东西，墙就跟他有了关系。
老沈头说，这就是识字的好处。你跟一个字认得了，这个字就一辈子跟着你，走到哪儿跟到哪儿，比狗还忠心。
水生觉得老沈头说得对。可他觉得还有一样好处老沈头没说——字认多了，你会觉得这世上的东西没那么乱。以前看什么都乱糟糟的，人和人、事和事搅在一起，像一锅煮糊了的粥。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了字，字是一个一个的，排着队，有先有后，有左有右，规规矩矩的。世界好像也跟着规矩了一些。
那年秋天，村里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办识字班。
识字班设在沈家祠堂里。沈家祠堂以前是不让外人进的，门口有石狮子把着，门槛高得能绊死一条狗。现在石狮子的头被人砸掉了，门槛也被锯掉了，祠堂里供的那些牌位堆在墙角，落满了灰，有的被人拿去当了柴烧。祠堂正中间摆了几排条凳，前面支了一块门板，刷上锅底灰，就是黑板。
来教课的是工作队的一个女同志，姓方，大家都叫她方同志。方同志是上海人，说话的声音跟村里人不一样，软绵绵的，像棉花糖，听着就觉得甜。她留着一头短发，穿一件灰色的列宁装，腰间扎一根皮带，精神得很。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学她，把长辫子剪了，留起短发，有的还借了皮带扎在腰上，勒得喘不过气来。
方同志第一天上课，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字。
“好好学习。”
她转过身来，朝底下的人笑了笑。那一笑，满屋子的人都傻了——不是因为好看，是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来教字的人会笑。以前教字的先生都是沈家请来的私塾先生，板着脸，手里拿着戒尺，谁写错了就打手心，打得手心肿得像馒头。
“乡亲们，”方同志说，“从今天起，我教你们认字。不收费，不打人，学不会不要紧，慢慢来。”
水生坐在第一排。他坐得端端正正的，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眼睛盯着黑板上的那四个字。四个字里他认识两个——“好”字和“学”字。不是老沈头教的，是他自己在墙上认出来的。“好”字左边一个女，右边一个子，老沈头说这是女人抱着孩子的意思。“学”字复杂些，上面三点，中间一个秃宝盖，底下一个子，老沈头说这是小孩子在房子里学算术的意思。
水生觉得老沈头说的比方同志说的有意思。方同志说的都是笔画啊、笔顺啊、读音啊，规规矩矩的，像给地上铺石板，一块一块铺得平平整整的。老沈头说的不一样，老沈头说的像在挖地，一锄头下去，不知道能挖出什么东西来。
可水生还是喜欢方同志的课。方同志上课的时候，整个祠堂里坐满了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连平时从来不出门的女人都来了。她们抱着孩子坐在后排，孩子哭的时候就撩起衣服喂奶，一边喂一边跟着念——a、o、e。那些女人的嘴唇以前只会说“吃饭了”“睡觉了”“死鬼你又去哪儿了”，现在她们念a、o、e，念得嘴都圆了，像一群学叫的鸡。
水生听着那些声音，觉得这世界真的在变。变得好不好他说不上来，但确实在变。
第二件大事，是村里开了斗争大会。
斗争谁？斗争老沈头。
水生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渡口撑船。船上的乘客是隔壁村的两个人，他们坐在船头聊天，一个说：“听说了吗？今晚斗沈家那个老地主。”另一个说：“早该斗了，他家的地以前占了多少，全村的贫雇农都给他家当长工。”第一个又说：“听说他家还藏了枪，农会的人在他家后院的井里捞出来一把。”第二个说：“真的假的？”第一个说：“管他真的假的，斗了再说。”
水生手里的竹篙顿了一下。船晃了晃，那两个乘客吓了一跳，骂了一句。
水生没吭声。他把船撑到对岸，收了船钱，然后把船系在码头的石墩上，坐在那里发呆。
太阳正在落山。河面上铺了一层红彤彤的光，像有人把一桶红油漆泼上去了。水生的影子拖在身后，长长的，黑黑的，像另一个人躺在地上。
他在想老沈头。
他想老沈头教他写“水”字的时候，手指头在地上画，指甲缝里全是泥。他想老沈头说“我不是在教你识字，我是在还债”的时候，眼睛浑浊得像雨天的河水。他想老沈头那间朝北的偏房，潮得能长蘑菇，墙根底下的苔藓滑腻腻的，像摸到了一条鱼的肚子。
他想起那天傍晚，他写完了一地的字，老沈头忽然问他：“水生，你爹的腿是怎么瘸的？”
水生说不知道。
老沈头说：“你回去问问你爹，就说沈家老四问的，看他怎么说。”
水生回去问了。老摆子正在灶房里熬粥，听到“沈家老四”三个字，手里的勺子啪嗒掉在地上，粥溅了一裤腿。
“别去了。”老摆子说，“从明天起，别去沈家老宅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别去了。”
水生没听。他还是去了。他不去的时候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渡口少了一条船，河还在，船没了，那种空。
可今天他听说了斗争大会的事。
他知道老沈头今晚要遭殃了。
天快黑的时候，水生回到村里。晒场上已经聚了很多人，比上次解放军进村那天还多。汽灯又点起来了，吱吱地响，白光照得人脸发青。晒场前面的台子上摆了一张桌子，桌子上铺了一块红布，红布上放着一个铁皮做的喇叭。
老沈头被两个人从台下押上来。
水生看见老沈头的时候，差点没认出来。老沈头还是穿着那件蓝布长衫，可长衫上多了好几个破洞，像是被人扯过的。他的头发乱糟糟的，脸上有一道红印子，不知道是被什么东西划的。他的拐杖没了，走路一瘸一拐的，比老摆子瘸得还厉害。
水生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老沈头的腿是怎么瘸的？他以前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老沈头在他心里就是一个老人，一个拄拐杖的老人，好像生下来就拄着拐杖似的。可现在看着他被人架着、一瘸一拐地走上台子，水生觉得那双瘸腿背后一定有故事，就像他爹那条瘸腿背后一定有故事一样。
农会主任老赵站在台上，拿着铁皮喇叭喊话。他喊的是什么，水生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他光盯着老沈头看了。老沈头站在台上，低着头，弯着腰，像一个问号。他的嘴在动，水生以为他在说话，可仔细一看，不是说话，是哆嗦。老沈头的嘴唇在发抖，上下牙齿磕在一起，发出细细的、像老鼠磨牙一样的声音。
台下有人喊口号。口号是事先教好的，老赵喊一句，底下跟着喊一句。喊的时候要把右胳膊举起来，拳头攥紧，举过头顶。水生也举了，也喊了。他不喊不行，旁边的人都在看着他。他的嘴在动，声音也从嗓子里出来了，可他觉得那个声音不是他自己的，是别人塞进他嘴里的。
台上开始有人揭发。第一个上去的是王婶，就是上次从沈家老宅翻出银簪子的那个王婶。她站在台上，指着老沈头说：“沈老四，你还认得我吗？我爹在你家扛了二十年活，累死在你家田里，你给过一副棺材板吗？裹了一张草席就埋了！”
老沈头抬起头看了王婶一眼，嘴唇哆嗦了几下，没说出话来。
第二个上去的是个老头，水生不认识，好像是隔壁村的。他说沈家以前放高利贷，他爹借了沈家五块大洋，三年滚成了五十块，还不起，沈家把他家的三亩水田收走了。他们家从此没了地，他爹气得吐血，没两年就死了。
一个接一个地上台。每个人都有一段故事，每个故事里都有一个死人。那些死人被从坟里挖出来，站在台上，站在老沈头面前，一个一个地数落他。老沈头的头越来越低，腰越来越弯，整个人像一张被拉满了的弓，随时都会断。
水生站在台下，手插在裤兜里。裤兜里有那张纸，纸上那个“水”字已经糊得看不清了，可水生还能感觉到它的笔画，一笔一划地印在他的皮肤上，像胎记。
他想起老沈头说的那句话——“我不是在教你识字，我是在还债。”
原来还债是这个意思。
原来债不是你想还就能还的。债是欠下的，就得还，不管你愿不愿意，不管你还的方式对不对。你欠了别人一条命，你拿一百个字来还，字不够，你得拿更多的东西来还。命还命，血还血，字还不了命。
水生忽然觉得胃里翻了一下，像吃坏了东西。
他想走。他想离开这个晒场，离开这些喊口号的声音，离开那些举起来的拳头，离开汽灯的白光照得人脸发青的样子。他想回到渡口去，撑开船，到河上去。河上安静，只有水声，桨声，鱼跳出水面的声音。河上没有口号，没有拳头，没有低着头弯着腰的老沈头。
可他的脚动不了。他的脚像长在了地上，像那些他写在砖地上的字，一笔一划都扎进地里去了。
斗争会开了两个多钟头。
散场的时候，人群四散开去，晒场上只剩下一地瓜子壳和烟屁股。汽灯灭了，月亮还没上来，四下里黑得像锅底。
水生站在晒场边上，不知道站了多久。等到眼睛适应了黑暗，他才看见台子旁边有一个黑影，蹲在地上，一动不动的。
是老沈头。
水生走过去。他的脚步声在空旷的晒场上响得厉害，像有人拿锤子在敲地。老沈头听见了，抬起头来，黑暗中水生看不清他的脸，只看见两颗眼珠反射着微弱的星光，像两粒泡在水里的石子。
“沈爷爷。”水生说。
老沈头没有应。他慢慢站起来，站到一半的时候晃了一下，水生伸手去扶，老沈头把他的手拨开了。
“别碰我。”老沈头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见，“我脏。”
水生站在那里，手伸在半空中，收回来也不是，不收回来也不是。
“沈爷爷，明天还上课吗？”他问。
老沈头沉默了很久。
“你还要学？”他问。
“要学。”
“你不怕？”
“怕什么？”
老沈头没有回答。他转过身，朝沈家老宅的方向走去。他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像在趟一条很深的河。水生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那个背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被黑暗吞没了。
水生回到家的时候，老摆子坐在门槛上等他。老摆子的嘴里叼着旱烟袋，烟锅里的火星子一明一灭。
“去了？”老摆子问。
水生点点头。
老摆子把旱烟袋从嘴里取出来，在鞋底上磕了磕烟灰。火星子溅在地上，闪了几下就灭了。
“你还要去他那里？”老摆子问。
水生又点了点头。
老摆子沉默了一会儿。他站起来，拖着那条瘸腿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过头看着水生。月光底下，老摆子的脸白得像一张纸，皱纹像干河床的裂口，密密麻麻的。
“你爷爷，”老摆子说，“也是给沈家扛活的。扛了一辈子，死的时候四十出头，没吃过一顿饱饭。”
水生没说话。
“你爷爷死的那年，你爹我十二岁。十二岁的孩子，冬天没有棉裤穿，冻得腿都紫了。后来那条腿就瘸了。”老摆子的声音很平，平得像水面，“不是沈家打的，是冻的。可要不是给沈家扛活，你爷爷也不会死那么早。他不死，我也不用十二岁就一个人活，冬天连条棉裤都没有。”
老摆子说完这些话，转过身，走进屋里去了。
水生站在院子里，听见河水流淌的声音。那声音细细的，轻轻的，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叹气。
他摸了摸裤兜里那张纸。纸还在，字已经看不清了。可他闭上眼睛还能看见那个字，一笔一划的，稳稳当当地蹲在黑暗里。
他突然想起了“水”字底下那一笔——老沈头说那是底座，托住了上面所有的笔画。
底座稳了，整个字就稳了。
可底座要是裂了呢？
水生不知道。他才十四岁，有很多事情他都不知道。他只知道明天的太阳还会升起来，河水还会流，他还得撑船，还得到老沈头那里去上课。
他走进屋里，躺在床上。枕头底下那截铅笔头硌着他的后脑勺，一下一下的，像心跳。
他闭上眼睛，在心里写了一个字。
横、竖、撇、捺、点、折。
“水”。
从今天起，这个字变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