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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的春天，水生做了一件大事。他在分到的三亩六分地上种了杂交水稻。 杂交水稻是公社农技站推广的新品种，说是袁隆平培育的，产量高，抗病虫害，一亩能打七八百斤。水生不信。他种了半辈子地，一亩能打四百斤就不错了，七八百斤？那是吹牛。可农技站的技术员说不是吹牛，是真的，别的地方已经种了，产量确实高。水生将信将疑，领了种子，按照技术员教的方法，育秧、插秧、施肥、管水，一步都不敢马虎。 那一年风调雨顺。秋天收割的时候，水生找了老李头和刘婶来帮忙。三个人从早割到晚，割了两天，把稻子全割完了，捆成捆，挑到晒场上，脱粒，扬场，过秤。秤完了，水生看着秤杆上的数字，以为自己看错了。他又称了一遍，数字还是一样——八百二十斤。一亩地，八百二十斤。 水生蹲在晒场上，看着那一堆金灿灿的稻谷，发了好一会儿呆。刘婶在旁边叨叨：“老天爷，这么多粮食，吃都吃不完！”老李头蹲在地上，捏起几粒稻谷放进嘴里嚼了嚼，说：“甜的。”水生站起来，走到晒场边上，看着那条河。河水在流，不急不慢的。水生忽然想哭。不是难过，是高兴。高兴得想哭。 他把粮食留够了口粮，剩下的装进麻袋，扛到集市上卖了。卖了八十多块钱。八十多块钱，水生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他把钱攥在手心里，攥得汗津津的，回到家，藏在枕头底下的夹层里。枕头底下已经有信、有书、有钢笔，现在又多了一个东西——钱。钱不多，可它是自己的，是自己种出来的，是自己用汗水换来的，不是分的，不是借的，不是偷的，不是抢的。 水生用这些钱买了一头小猪崽。猪崽是白色的，粉嘟嘟的，耳朵大大的，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像喝醉了酒。水生把猪崽放在院子里，猪崽到处拱，拱得院子里坑坑洼洼的。水生蹲在旁边看它拱，觉得好笑，笑出了声。他很久没有笑出声了，笑声从嗓子里出来的时候，他自己都吓了一跳，像不是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是另外一个人的。 他又用剩下的钱买了几只鸡，一只公鸡，几只母鸡。公鸡是红色的，冠子红艳艳的，像一团火。母鸡是黄色的，胖乎乎的，走起路来屁股一扭一扭的。水生每天给鸡撒一把谷子，鸡们咕咕咕地围过来，啄食，抢食，打架。水生蹲在旁边看着，不觉得烦，觉得热闹。这院子太安静了，安静得让人心慌。有了猪，有了鸡，院子活了，像一个人有了心跳。 陈知远夏天的时候来了一趟。他带着念远，从省城坐火车到县城，再从县城骑车到渡口。念远七岁了，上小学二年级，个子不高，瘦瘦的，脸黑黑的，像他爹。他站在渡口，看着那条河，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张着，像看见了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爸，”念远说，“这河好宽啊。” 陈知远蹲下来，指着河对岸，说：“你水生叔叔就住在那儿。他每天撑船过河，种地，修渠，养鱼。” “养鱼？”念远的眼睛亮了，“有鱼吗？” “有。很多鱼。” 水生撑着船过来，把陈知远和念远接上船。念远第一次坐船，害怕，两只手紧紧抓着船帮，指节都发白了。水生说：“别怕，这船稳得很，不会翻。”念远不听，还是抓着，抓得紧紧的。船到了对岸，念远跳上岸，松了一口气，回头看着那条河，说：“爸，我还想坐。”陈知远笑了。 念远在水生家住了一星期。他跟着水生下地，跟着水生巡渠，跟着水生喂猪喂鸡。他什么都要看，什么都要问，问得水生招架不住。“水生叔叔，水稻为什么长在水里？”“水生叔叔，渠里的水从哪里来？”“水生叔叔，猪为什么喜欢拱泥巴？”水生被他问得头大，可心里高兴。这院子里有了一个孩子的声音，叽叽喳喳的，像麻雀，吵是吵了点，可热闹，热闹得像一个家。 念远走的那天，水生塞给他一个布包。布包里装着二十个鸡蛋，一块腊肉，一包红糖。陈知远说不要，水生说你拿着，不是给你的，给念远的。陈知远接过布包，看了水生一眼，没再推辞。念远站在旁边，拉着水生的手，说：“水生叔叔，我暑假还来。”水生说：“好。你来，我给你抓鱼吃。” 念远跟着陈知远上了船，站在船尾，朝水生挥手。船到了对岸，念远跳上岸，又回头看了一眼，挥了挥手。水生站在码头上，也挥了挥手。船撑回来了，水生把船系好，蹲在码头上，看着对岸。念远已经走了，看不见了，可水生觉得他还在，那个小小的、黑黑的、叽叽喳喳的影子，还在他眼前晃。
一九八二年，村里开始有人做生意了。最早的是刘婶的儿子刘建国。刘建国不当造反队的头头了，他做起了小买卖，从县城进一些针头线脑、毛巾肥皂、火柴煤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地卖。村里人觉得稀奇，以前这些东西都是供销社卖的，私人不能卖，卖了就是“投机倒把”。现在政策变了，私人可以卖了，刘建国就成了村里第一个“个体户”。 水生从刘建国那里买了一条毛巾、一块肥皂、一包火柴。刘建国不收钱，说：“水生哥，你拿着用。”水生把钱塞给他，说：“该多少是多少。”刘建国接过钱，笑了笑。他的笑容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他的笑是硬的，像铁，现在是软的，像棉花。时间把他磨软了，把他磨圆了，把他从一个磨刀霍霍的人磨成了一个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小贩。 刘建国对水生说：“水生哥，你也做点买卖吧。你有船，可以跑运输。从村里运粮食到县城，再从县城运日用品回村里，一趟能挣不少。”水生想了想，摇了摇头。“我不行，我不会算账。”刘建国说：“算账谁不会？加减乘除，你念过书，你会的。”水生还是摇头。他不是不会算账，是不想做买卖。他觉得种地踏实，种地是跟土打交道，土不会骗你，你给它种子，它给你粮食，公平得很。买卖就不一样了，买卖是跟人打交道，人会骗人，人不公平。 水生没有做买卖，可他也没有反对别人做买卖。他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有人喜欢种地，有人喜欢做生意，有人喜欢当官，有人喜欢教书。只要不偷不抢不害人，干什么都行。这个道理他年轻的时候不懂，现在懂了。懂了以后，他就不管别人了，只管自己。自己管好了，就是对得起死去的那些人。
一九八三年，水生买了一台收音机。 收音机是陈知远从省城寄来的，包装盒上印着“红灯”两个字，是上海出的。水生把收音机从盒子里拿出来，捧在手心里，翻来覆去地看。收音机不大，比一块砖头小一点，黑色的，正面有几个旋钮，旋钮上刻着数字，密密麻麻的。水生不知道那些数字是什么意思，他扭开最大的那个旋钮，收音机里发出沙沙沙的声音，像下大雨。他又扭了另一个旋钮，沙沙声变成了嗡嗡声，像苍蝇飞。他扭来扭去，扭了好一会儿，忽然扭出了一个声音。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水生吓了一跳，手一抖，声音又没了。他又扭了几下，那个声音又出来了。“各位听众，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水生把收音机放在桌子上，蹲在旁边听。广播里的人在说话，说的什么水生没太听清，可那个声音好听，字正腔圆的，像方同志的声音，又不像。方同志的声音软绵绵的，像棉花糖，这个声音硬一些，脆一些，像炒豆子。 水生每天傍晚从地里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他听新闻，听天气预报，听小说连播。他最喜欢听小说连播，说书人把小说念得有滋有味的，一个人念好几个人的声音，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念什么像什么。水生听着听着，就忘了累，忘了饿，忘了是一个人。 有一天，收音机里播了一首诗。水生听出来了，是《诗经》里的，就是老沈头教他的那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播音员的声音很好听，把那些字念得清清楚楚的，每一个字都像一颗珠子，掉在地上会弹起来。水生听着，眼眶热了。他把收音机的声音调大了一些，让那句诗在屋子里回荡。屋子不大，诗的声音在里面转来转去，像一只飞不出去的鸟。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水生跟着念了一遍。他的声音沙哑，不标准，带着浓重的口音，可他念得很认真，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念完了，他觉得老沈头在听他念，念在听他念，秀兰在听他念。他们都听见了，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在那个没有声音也没有颜色的世界，听见了水生的声音。 水生关掉收音机，屋子安静了。河水声从窗户外头传进来，哗啦哗啦的，不急不慢的。水生躺在床上的时候，把枕头底下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摸了一遍。信，书，钢笔，钱，还有那块刻着“念”字的石头。他摸得很慢，一样一样地摸，摸到石头的时候，他把石头拿出来，放在手心里，借着窗外的月光看。月光下，那个“念”字模模糊糊的，像一个人站在雾里，看不清脸，可你知道他是谁，知道他在那里，知道他在等你。 水生把石头贴在胸口上，闭上了眼睛。 那年秋天，陈知远又来了一趟。他一个人来的，没带念远。他骑着一辆新买的摩托车，轰隆隆的，从县城一路轰到渡口，震得河里的鱼都跳起来了。水生站在码头上，看着陈知远骑摩托车过来，觉得他像另一个人。他穿着夹克衫，戴着墨镜，头发梳得油光光的，比以前年轻了，精神了。 “水生！”陈知远摘下墨镜，笑了，“我买摩托车了！以后来看你就方便了！” 水生看了看摩托车，又看了看陈知远。 “你变了。”水生说。 陈知远愣了一下，问：“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水生想了想，说：“变了就是变了，不分好坏。” 陈知远笑了。他把摩托车停在老槐树底下，跟着水生进屋。水生给他倒了一碗水，他接过碗，喝了一口，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水生。 “这是念远的照片，在学校拍的。” 水生接过信封，抽出照片。照片上，念远穿着白衬衫，系着红领巾，站得笔直，像一棵小树。他的脸圆了，白了，比以前好看了。他的眼睛很大，很亮，像两颗星星。水生看着那双眼睛，觉得像谁。像谁呢？像念。念的眼睛也这么大，这么亮，像两颗刚从水里捞出来的黑石子。 “他长高了。”水生说。 “高了，也胖了。”陈知远说，“学习也好，年年是三好学生。” 水生把照片看了一会儿，塞进信封，放在桌子上。 “你拿回去，”水生说，“放我这儿会弄丢的。” “弄丢了我再寄。”陈知远说，“我还有底片。” 水生没再推辞。他把信封塞进枕头底下的夹层里，跟那些信放在一起。枕头底下又多了一样东西，压得枕头更高了。水生躺在床上的时候，后脑勺硌得生疼，可他喜欢那个疼，那个疼让他知道，枕头底下有东西，不是空的，是满的。满的是信，是照片，是念，是那些活着和死了的人留给他的、还暖着的东西。 那天晚上，水生和陈知远坐在门槛上，一人手里端着一碗酒。酒是陈知远带来的，汾酒，山西产的，瓶子上贴着一张黄标签，写着“汾酒”两个字。水生不太会喝酒，喝了两口，脸就红了，头就晕了。陈知远喝得多，一杯接一杯的，喝到第三杯的时候，他忽然说了一句话。 “水生，你知道吗，念死的时候，说了最后一句话。” 水生端着酒杯的手僵住了。 “她说什么？” 陈知远沉默了很久。月亮从云层后面钻出来，把院子里照得白花花的，像铺了一层霜。陈知远的脸在月光底下白得像一张纸。 “她说，‘爹，我回来了。’” 水生的酒杯从手里滑下去，掉在地上，碎了。酒洒了一地，在月光底下亮晶晶的，像一摊碎了的玻璃。 水生没有说话。他没有哭。他就那么坐着，坐在门槛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像一尊石像。风吹过来，把他的头发吹乱了，白发在黑发里格外显眼，像冬天的雪落在秋天的枯草上。 陈知远也没有说话。他把杯里的酒喝完了，把杯子放在地上，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水生，我明天一早就走。你早点睡。” 陈知远走进屋里，躺下了。水生还坐在门槛上，坐着，坐着，坐到了天亮。天亮的时候，他站起来，腿蹲麻了，站不稳，晃了一下。他扶着门框，站了一会儿，等腿不麻了，走到灶房里，生火做饭。粥熬好了，他舀了两碗，一碗端给陈知远，一碗自己喝。陈知远喝完粥，收拾好东西，骑着摩托车，轰隆隆地走了。 水生站在渡口，看着摩托车的烟尘在公路上扬起，黄乎乎的，像一条土龙。烟尘散了，摩托车不见了，公路上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了。 水生蹲下来，在青石台阶上写了两个字。一个是“回”，一个是“来”。回来。念说，我回来了。她回来了吗？她回来了。她在梦里回来了，在那个没有声音也没有颜色的世界里，回来了。她回来了就好，不管是在梦里还是梦外，不管是在人间还是在天上，回来了就好。 河水在脚底下流，哗啦哗啦的，像小孩在跑。 水生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朝地里走去。田里的稻子绿油油的，长势很好，比去年好，比前年好，比过去任何一年都好。水生走在田埂上，脚下的土是软的，软得像棉花，像云，像梦。他走着走着，忽然听见身后有一个声音。 “爹。” 水生停下来，回过头。 没有人。田埂上空空的，只有风，只有稻子，只有远处的水鸟在叫。 水生站在那里，站了很久。那个声音在他心里，不在路上。那个声音细细的，软软的，像一根羽毛挠在耳朵上，痒痒的，暖暖的。 “爹，我回来了。” 水生笑了。不是苦笑，是真的笑。他笑着，眼泪流下来了。眼泪流进皱纹里，流进干裂的嘴唇里，流进脖子里，滴在脚下的黄土上。黄土把眼泪吸进去了，吸得干干净净的，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水生转过身，继续往前走。他走得很稳，一步一步的，不急不慢的，像河水。田埂很长，长得像一条路，从今天通向明天，从明天通向后天，一直通向那个看不见的、没有尽头的远方。水生走在那条路上，走过了稻田，走过了渠边，走过了石板桥，走过了渡口，走回了家。推开门，屋里空空的，灶台上的粥还没凉，碗里的粥还剩一半。水生端起碗，把剩粥喝了，把碗洗了，放在灶台上，码得整整齐齐的。 他走到卧房，躺在床上，把枕头底下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摸了一遍。信，书，照片，钢笔，钱，石头。他摸得很慢，一样一样地摸，摸到石头的时候，他把石头拿出来，放在手心里，闭上眼睛。石头上那个“念”字在他的手心里发烫，烫得像一团火，像一颗心，像一个人活着的时候的温度。水生把石头贴在胸口上，让它烫着他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