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水生和秀兰结婚的第二年，合作社变成了高级社。 高级社是个什么东西，水生解释不清楚。赵村长——现在不叫村长了，叫社主任——在晒场上开了一个大会，说高级社就是大家把土地、耕牛、农具都拿出来，归集体所有，统一经营，按劳分配。说完了，底下的人交头接耳，有的点头，有的摇头，有的面无表情地嗑瓜子。水生站在人群里，听懂了“归集体所有”五个字。他在心里把这五个字翻来覆去地嚼了几遍，嚼出了一点味道——意思是，从今往后，那两间土坯房和那条破船，名义上也不归他了。 不过没有人来收他的房子和船。社主任说了，社员的生活资料，比如房子、家具、衣服、被子，还是归个人。水生松了一口气，不是因为舍不得那条船，是因为那条船是老摆子留下的。老摆子活着的时候，每天都要把船擦一遍，擦得船板发亮，像抹了一层油。老摆子死了以后，水生也擦，可没有老摆子擦得勤。船板上的油光淡了，露出来木头本来的颜色，灰扑扑的，像老摆子死掉以后的脸。 秀兰在高级社里干妇女队长。她带着村里的妇女下地干活，插秧、割稻、摘棉花，样样干在前头。她干活的时候不戴草帽，晒得黑不溜秋的，胳膊上的皮肤晒得起了皮，一撕一片，像蛇蜕皮。水生说你怎么不戴草帽，她说戴了草帽干活不方便，又说黑点怕什么，又不靠脸吃饭。水生看着她被晒得发红的脸，心里酸了一下，又甜了一下。酸的是她跟着自己吃苦，甜的是她吃苦的时候还在笑。 秀兰爱笑。干活的时候笑，吃饭的时候笑，跟水生说话的时候笑，一个人呆着的时候也笑。水生问她你笑什么，她说我也不知道笑什么，就是想笑。水生看着她笑，自己也跟着笑。两个人对着笑，笑得像个傻子。 一九五五年秋天，秀兰有了身孕。 水生是在一个傍晚知道的。那天他从地里回来，秀兰已经在灶房里做饭了。她蹲在灶台前烧火，火光照着她的脸，红扑扑的。水生走进灶房，从背后抱住她。秀兰把他的手按在自己的肚子上，说：“水生，你摸摸，这里头有东西了。” 水生的手僵了一下，然后慢慢地、轻轻地摸了摸秀兰的肚子。肚子还是平的，什么也摸不出来。可水生觉得手心底下有什么东西在跳，像一条小鱼的尾巴在甩。他不敢相信，又摸了摸，什么也没有。可他知道有。秀兰说有，就有。 “什么时候的事？”水生问。 “有两个月了。” 水生蹲下来，把脸贴在秀兰的肚子上，闭着眼睛听。他听见秀兰的肚子里咕噜咕噜地响，是肠子在蠕动。可他不管，他觉得自己听见了别的声音，细细的，弱弱的，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一个还没学会说话的声音。 秀兰摸了摸水生的头发，说：“你要当爹了。” 水生抬起头，看着秀兰。秀兰的眼睛亮亮的，像油灯的火苗。水生的眼睛也亮亮的，不知道是油灯的光，还是别的什么光。 那年冬天，村里办起了食堂。 食堂设在沈家祠堂里。祠堂里的牌位早被烧光了，墙上贴了花花绿绿的标语，正中间挂了一张毛主席像，像的两边贴了红纸，纸上写着“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祠堂外面搭了一个棚子，棚子底下砌了三口大灶，灶上架着铁锅，铁锅大得能煮一头猪。炊事员是村里的王婶和刘婶，两个人围着白围裙，戴着白帽子，忙得脚不沾地。 食堂开饭的时候，全村人都来了。大家端着碗，排着队，从王婶手里接过一碗粥、一个馒头或者一碗菜，然后蹲在祠堂外面的空地上吃。没有人回家做饭了，也没有人在自己家里吃了。家家户户的灶都封了，烟囱不冒烟了。水生第一次去食堂吃饭的时候，端着一碗粥站在人群里，觉得怪怪的。碗还是那个碗，粥还是那个粥，可吃饭的地方变了，吃饭的人变了，吃饭的气氛变了。以前一家人围着一张桌子吃，现在几百号人蹲在一个院子里吃，像赶集，像庙会，像什么都有，就是不像吃饭。 秀兰不太习惯食堂的饭菜。她怀孕以后嘴变刁了，以前什么都吃，现在好多东西吃不下去。食堂的菜太咸，她吃了就吐，吐得昏天黑地的。水生去找王婶，问能不能做点淡的。王婶说，几百号人吃饭，众口难调，你老婆吃不惯就自己想办法。水生没办法，从河里捞了几条鱼，偷偷地在灶房里熬了鱼汤给秀兰喝。秀兰喝了鱼汤，不吐了。 可熬鱼汤的事不知怎么被知道了。社主任把水生叫去，批评了一顿，说食堂是全社人民的食堂，你在家里开小灶，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水生说秀兰怀孕了，吃不下食堂的菜。社主任说，全社那么多孕妇，别人能吃下，就你老婆吃不下？水生的嘴张了张，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想起老沈头说过的话——“有些话不能说，说了也没用。” 他把鱼汤停了。秀兰又开始吐，吐得脸色蜡黄，人瘦了一圈。水生看着秀兰瘦下去的脸，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拧着。 一九五六年春天，秀兰生了一个女儿。 孩子是在渡口的房子里生的。接生的是村里的刘婶，就是当年在沈家老宅翻出银簪子的那个刘婶。刘婶的手艺不怎么样，可她是方圆十里唯一会接生的人。水生站在门外，听见屋里传来秀兰的喊叫声，一声比一声大，一声比一声惨。他站在门口，两条腿发软，手心里全是汗。他想冲进去，可刘婶说了，男人不能进。他就那么站着，站了不知道多久，站到腿都麻了。 忽然，屋里传出一声婴儿的啼哭。那声音又尖又细，像一根针，穿透了门板，穿透了水生的耳朵，扎进了他的心里。水生的腿不软了，他推开门，走进去。 秀兰躺在床上，脸上全是汗，头发湿透了，像刚从水里捞上来的。她怀里抱着一个小东西，小得不像话，红彤彤的，皱巴巴的，像一只剥了皮的小兔子。 水生走过去，蹲在床边，看着那个小东西。小东西的眼睛闭着，嘴巴一张一张的，哭得没完没了。水生伸出手，想摸摸她，手伸到一半又缩回来了。他怕自己的手太粗，把她划伤了。 “水生，”秀兰说，“你抱抱她。” 水生把手在衣服上擦了又擦，伸过去，接过了那个小东西。小东西轻得不像话，像捧了一团棉花，像捧了一朵云，像捧了一个随时会碎掉的梦。水生抱着她，手在发抖，抖得小东西也跟着抖。 “别抖。”秀兰笑了。 “我也不想抖，”水生说，“它自己抖。” 水生低下头，看着怀里的小东西。小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不哭了，睁开了眼睛，看着水生。她的眼睛黑亮黑亮的，像两颗刚从水里捞出来的黑石子。水生看着那双眼睛，觉得那双眼睛像老沈头的，又像老摆子的，又像谁的都不像，就是她自己的。 “给她起个名字。”秀兰说。 水生想了想，想了很久。他想到了水，想到了生，想到了杨柳依依，想到了雨雪霏霏，想到了很多很多字，可这些字放在一个刚出生的小女孩身上，都不太合适。 “叫念。”水生说。 “念？哪个念？” 水生在秀兰的手心里写了一个“念”字。上边一个今，下边一个心。今心为念。今天的心，此刻的心，正在跳动的心。 “念，”水生说，“想念的念。纪念的念。” 秀兰把那个字在手心里描了一遍，笑了。 “念，”她说，“好听。” 从那天起，水生有了一个女儿。女儿叫念。念，想念的念，纪念的念。纪念谁呢？水生没说。也许是老沈头，也许是老摆子，也许是那个缺牙的年轻人，也许是这条河，也许是他自己。也许谁都不纪念，就是觉得这个字好听。 念一天天长大。她长得很快，快得像河边的芦苇，今天看着才冒芽，明天就长了一截。她三个月会翻身，五个月会坐，七个月会爬，十个月会站，一岁的时候，她迈出了第一步。那一步走得歪歪扭扭的，像喝醉了酒，迈出去就摔倒了，爬起来又迈，又摔倒，又爬起来。水生蹲在前面，张开手臂等着她。念晃晃悠悠地走过来，走了三步，扑进水生的怀里，咯咯地笑。 水生抱着念，觉得胸口那个堵了很久的东西彻底松动了。那个东西不是一下子松开的，是一点一点松开的，从念出生的那天开始松，松到念会走路的那天，终于完全松开了。水生觉得胸口空了，空了以后又填满了新的东西。新的东西暖暖的，软软的，像秀兰的手，像念的笑声。 念会说话以后，问的第一个问题是：“爹，河叫什么名字？” 水生说：“叫苦水河。” 念说：“苦水是什么水？” 水生说：“苦水就是苦的水。” 念说：“为什么是苦的？” 水生想了想，说：“因为喝过它的人，心里苦。” 念歪着脑袋想了想，好像在理解这句话的意思。然后她笑了，露出四颗小米牙。 “爹，你骗人。水不苦。我喝过了。” 水生看着她，笑了。他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念两岁那年，食堂散了。 散食堂的那天，社主任在晒场上开了一个会，说食堂试点结束了，从今天起，各家各户自己开伙。王婶和刘婶把白围裙、白帽子脱了，回到自己家里去。祠堂外面那三口大灶拆了，铁锅搬走了，灶台扒了，地上留下一摊黑乎乎的痕迹，像三块巨大的伤疤。 村里人回到自己家里，把封了的灶扒开，把收起来的锅碗瓢盆拿出来，重新生火做饭。水生蹲在自家灶台前，用火柴点了一把稻草，塞进灶膛里。稻草烧着了，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火光映在水生脸上，暖洋洋的。秀兰站在灶台前，往锅里倒了水，盖上锅盖，等水烧开。 念蹲在水生旁边，看着灶膛里的火，眼睛睁得大大的。 “爹，火是什么？” “火是热的。”水生说。 “火会咬人吗？” “会。别摸。” 念伸出手，朝火伸过去。水生一把抓住她的手，把她拉到怀里。 “说了别摸。” 念咯咯地笑，好像很高兴她爹被她吓了一跳。 那天晚上，水生一家三口坐在灶房里吃饭。秀兰煮了一锅粥，炒了一盘青菜，还有一个咸鸭蛋。念用勺子舀粥喝，舀得到处都是，衣服上、桌子上、地上，全是粥。秀兰说她，她不在乎，继续舀。 水生看着念，觉得这顿饭比食堂里任何一顿饭都好吃。不是因为菜好，是因为在自己家里，坐在自己桌子旁边，用自己家的碗，喝自己家的粥。粥是稀的，可心里是实的。 一九五七年春天，水生被叫到社主任的办公室。 社主任的办公室还在原来那间挂着“村公所”牌子的房子里，只是牌子换了，换成了“红旗高级农业合作社”。社主任老赵坐在桌子后面，面前摊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字。 “水生，”老赵说，“乡里来了通知，要每个村派一个人去县里参加水利培训。学一个月，回来当水利员。” “啥叫水利员？” “就是管水的。修渠、打井、引水灌溉，这些事都归你管。” 水生看了看那张纸，纸上的字他大多数认识。水利培训，一个月，包吃住，每天补助两毛钱。念完了最后一行，他把纸放回桌上。 “我去。”他说。 “你老婆同意吗？” “我同意她就同意。” 老赵笑了一下，在纸上写了水生的名字。 水生回到家，跟秀兰说了这件事。秀兰正在洗衣服，蹲在院子里的大木盆前，搓衣板搁在盆沿上，她的手泡在水里，泡得发白。她听了水生的话，手里的动作停了一下，然后又搓起来了。 “去多久？”她问。 “一个月。” 秀兰没有说话。她把一件衣服搓完了，拧干了，扔进旁边的桶里，又拿起另一件。 “念还小。”她说。 “一个月就回来。” 秀兰又沉默了一会儿，把手从水里抽出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抬起头看着水生。 “去吧。”她说，“家里有我。” 水生走的那天，秀兰和念送他到渡口。秀兰抱着念，念手里拿着一根狗尾巴草，摇来摇去。水生上了船，撑了一篙子，船离了岸。念看见船走了，嘴一瘪，哭了起来。 “爹！爹！” 秀兰哄她：“爹去办事，办完就回来。” 念不听，哭得更大声了。狗尾巴草掉在地上，被她踩烂了。 水生站在船尾，看着念在秀兰怀里挣扎，两条小腿蹬来蹬去，像一只被人抓住的小青蛙。他挥了挥手，念看不见，还在哭。船到了河心，水生回过头，看见秀兰抱着念站在码头上，一动不动，像两棵树。一棵大的，一棵小的。 水生想起老摆子送他上中学的那天，也是这个渡口，也是这条船。那时候秀兰还是个小丫头，扎着两根辫子，辫梢上系着红头绳。现在秀兰是他的老婆了，怀里还抱着他的女儿。时间过得真快，快得像河水，不知不觉就流走了，你想抓都抓不住。 船靠了对岸，水生跳上岸，回头看了一眼。秀兰还站在那里，念不知道什么时候不哭了，趴在秀兰的肩膀上，朝水生这边看。水生又挥了挥手，这回念看见了。念也挥了挥手，小手胖嘟嘟的，像一只小猪蹄。 水生转过身，走上了通往县城的土路。他走了几步，忽然想起一件事——他没有带那本《诗经》。那本书还压在枕头底下，跟那截铅笔头、那张写着“水生”的纸放在一起。他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回去拿。想了想，算了。一个月就回来了，书又不会跑。 他加快了脚步。路还是那条路，坑坑洼洼的，两边的杨树长了新叶子，绿油油的，被风吹得哗啦啦响。阳光从树叶缝里漏下来，洒在水生身上，一点一点的，像洒了一身的金子。 水生摸了摸怀里的介绍信，心里想，一个月。一个月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念会不会已经会叫“爹”了？她会叫了，可叫得不清楚，把“爹”叫成“嗲”，叫得水生的心都化了。水生想着念叫“嗲”的声音，嘴角不自觉地翘了起来。 他走了很远，回头看了一眼。渡口看不见了，河也看不见了，能看见的只有蓝天、绿树和那条灰白色的土路。路还是那条路，弯弯曲曲的，通向远方。 水生转过身，大步朝前走。 风从前面吹过来，迎面扑在他脸上，带着泥土的味道，带着青草的味道，带着春天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