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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四年的春天，水生正在渠边放水，听见有人喊他。 声音是从渡口那边传来的，远远的，细细的，像一根丝线从风里飘过来。水生直起腰，把铁锹插在土里，手搭在额头上朝渡口望去。渡口的青石台阶上站着一个人，穿着黄军装，背着绿挎包，头发乱蓬蓬的，像一个刚赶了远路的人。 水生走近了，才认出是陈知远。 陈知远比以前胖了一些，不是真的胖了，是脸上的肉多了一点，不像以前那样皮包骨头了。他的头发还是白的，可白得没那么厉害了，白里头透着灰，灰里头透着黑，像下过一场雪以后开始融化的大地。 “水生，”陈知远说，“我调工作了。” “调哪儿？” “省里。省水利厅。” 水生愣了一下。省里，那是比县里大得多的单位。省里的官比县里的大，省里的楼比县里的高，省里的路比县里的宽。水生没去过省城，可他听说过，省城很大，大得你走一天都走不到头。 “恭喜你。”水生说。 陈知远摇了摇头。 “有什么好恭喜的。不过是换个地方坐办公室。” 水生把他领回家，给他倒了一碗水。陈知远接过碗，喝了一口，把碗放在桌上。 “水生，”他说，“我来是跟你说一件事。” “什么事？” “我想把念远的户口迁到省城去。省城的教育好，医疗好，比县城强多了。可我的户口不在省城，迁不了。我想先把你的户口迁过去，再用你的名义把念远迁过去。” 水生没听懂。 “我的户口？我又不去省城。” “不用你去。只是借你的名字用一下。你是贫农，成分好，迁户口容易。我用你的名字把户口落在省城，再把念远的户口迁过去。等念远上了学，再把户口迁回来。” 水生沉默了一会儿。他不太懂这些政策，也不太懂这些手续。他只知道陈知远在求他帮忙，而且是大事。陈知远很少求人，他这个人骨头硬，宁肯自己吃苦也不愿意低头。他开口求了，就是真的没办法了。 “行。”水生说。 陈知远看了水生一眼，眼眶红了。 “水生，谢谢你。” “谢什么。念远是念的弟弟，帮他就是在帮念。” 陈知远低下头，用袖子擦了擦眼睛。 手续办得很顺利。水生的户口迁到了省城，又从省城迁到了水利厅的集体户。念远的户口跟着迁了过去，在省城上了学。水生从来没去过省城，可省城有他的户口本，有他的名字，有一个他从来没见过的地址。那个地址像一条线，把他和念远连在一起。线是看不见的，可它在，像风筝线，你在这头，风筝在那头，你拽一拽，风筝就能感觉到。
一九七五年的秋天，水生收到了一封信。信是念远写来的，不，不是念远写的，是别人代写的，可落款是“念远”。信上写着： “水生叔叔：我在省城上学了，上一年级。老师教我写字，教我算数。我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我写给你看——念远。念是怀念的念，远是远方的远。爸爸说，这个名字是你给我取的。谢谢你，水生叔叔。念远。” 水生把这封信看了好几遍。他把信叠好，塞进枕头底下。枕头底下已经有很多信了，念的，陈知远的，现在又多了一封念远的。枕头鼓鼓囊囊的，像一个大肚子。水生躺在床上的时候，后脑勺硌得生疼，可他舍不得拿出来。那些信是他的宝贝，是他的命，是他活着的证据。 那年冬天，陈知远又结婚了。对象是省城的一个寡妇，姓周，叫周敏，在纺织厂上班，丈夫死了三年了，带着一个女儿。陈知远给水生写了一封信，说他要结婚了，说周敏人很好，说念远跟她相处得不错，说水生如果有空来省城参加他的婚礼。 水生没有去。不是不想去，是去不了。队里的活离不开他，田里的麦子等着浇水，渠里的泥等着挖，赵书记的腿又犯了老毛病，走不了路，队里的事全压在水生一个人肩上。他走不开。 水生给陈知远回了一封信，信上写着：“陈知远：恭喜你结婚。我走不开，去不了。你好好过日子，别惦记我。水生。” 信寄出去了。水生站在渡口，看着信被装进邮递员的绿色帆布袋里，拉链拉上，邮递员把袋子往自行车后座上一甩，骑上车，叮铃叮铃地走了。 水生蹲在青石台阶上，把手伸进河水里。冬天的河水很冷，冷得他手指头发麻。他把手抽回来，甩了甩手上的水，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朝地里走去。 一九七六年的秋天，水生正在田里收稻子，听见大喇叭响了。大喇叭里的声音是赵书记的，赵书记的声音在发抖，不是害怕的发抖，是激动的发抖。 “全村的社员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特大喜讯！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粉碎了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水生站在田里，手里握着一把稻子，没有动。他不知道“四人帮”是谁，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河还是那条河，稻子还是那些稻子。什么都没变，可赵书记说变了，那就变了。赵书记不会骗人，赵书记是好人。 水生把稻子放下，走到田埂上，看着村里的方向。村里有人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硝烟从屋顶上升起来，灰白色的，像一团团棉花糖。有人在喊，在笑，在哭。水生听不懂他们在喊什么，可他知道他们在高兴，在庆祝，在庆祝一件大事，一件他不知道可大家都在庆祝的事。 水生把镰刀别在腰带上，朝村里走去。他走到晒场上，看见晒场上聚了很多人，黑压压的，像一大群蚂蚁。赵书记站在台上，拿着铁皮喇叭，喊得嗓子都哑了。他的眼睛红红的，不知道是激动还是哭的。 “从今天起，”赵书记喊，“我们再也不搞阶级斗争了！我们要搞生产！搞建设！搞四个现代化！” 底下的人跟着喊：“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水生不知道四个现代化是什么，可他也跟着喊了。他喊的时候，觉得胸口有什么东西松了，像一根绷了很久的绳子忽然断了。那根绳子崩断的时候，弹了他一下，弹得他胸口生疼，可疼过以后是松快，是那种憋了很久的气终于喘出来了的松快。 水生从晒场上回来，走到渡口，坐在青石台阶上。河水在脚底下流，不急不慢的，跟以前一样。可水生觉得河水的声音变了，不是哗——哗——了，是哗啦哗啦的，快的，欢的，像小孩在跑。 水生蹲下来，用手掬了一捧河水，送到嘴边，喝了一口。水是凉的，凉的，可它不苦。甜的。跟念说的一样，甜的。 水生把那捧水喝完了，站起来，看着河对岸。对岸的雾散了，不是真的散了，是水生觉得散了。那些黏稠稠的、能攥出水来的雾，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河对岸的树、房子、田埂，都清清楚楚的，像一幅刚画好的画，墨还没干，亮晶晶的。 水生想起了老沈头教他的那首诗经里的另一句诗，他以前没注意过，现在忽然想起来了。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水生不知道“蒹葭”是什么，不知道“伊人”是谁。可他知道“在水一方”是什么意思。在河的那一边。在对岸。在你看得见可够不着的地方。那一边有什么？有一个人，有一个名字，有一个念想。那一边是远的，远的像念，像秀兰，像老摆子，像老沈头，像那些已经走了可还在你心里的人。 水生站起身，走过石板桥，桥上的“念回”两个字还在，笔画被风雨磨得浅了一些，可还在，清清楚楚的，像刻在石头上的誓言。水生蹲下来，用手摸了摸那个“念”字，笔画深深浅浅的，指甲能抠进去。 “念，”水生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轻，轻得像风。 念没有回答。河水在流，哗啦哗啦的，像小孩在跑。 水生站起来，朝屋里走去。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条河。河面上有夕阳的红光，红得像血，像火，像秀兰嫁过来那天穿的红衣裳。
水生推开门，走进屋里，把门关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