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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的夏天，水生收到了一封信。信是陈知远写来的，说念远放暑假了，想来渡口住几天。水生看了信，把信叠好塞进枕头底下，当天就把屋子收拾了一遍。他把床上的被子晒了，把灶台上的碗筷洗了，把院子里的草拔了，把猪圈里的粪清了，把鸡窝里的蛋收了。忙了一天，忙得腰都直不起来，可他觉得值。 念远来的时候，长高了一大截。去年还到他腰，今年到他肩膀了。孩子的个子长得真快，像河边的芦苇，今天看着才冒芽，明天就长了一截。水生蹲下来，看着念远的脸，念远的脸比以前更圆了，白里透红，像一个刚出锅的馒头。他的眼睛还是那么大，那么亮，像两颗星星。 “水生叔叔！”念远扑过来，抱住了水生的腰。 水生被他撞得往后退了一步，站稳了，伸手摸了摸念远的头。念远的头发又黑又硬，像刷子，扎手。 “长高了。”水生说。 “长了三厘米！”念远伸出三根手指头，得意洋洋的。 陈知远站在后面，手里拎着一个大包，包里装着念远的衣服、作业本、课外书，还有一瓶酒。他把包递给水生，说：“念远就拜托你了，我下个星期来接他。”水生说：“住一个月也行。”陈知远笑了，说：“住一个月他奶奶该想他了。”念远在旁边喊：“我不回去！我要住一个月！”陈知远瞪了他一眼，他不喊了，噘着嘴，蹲在地上画圈圈。 陈知远当天就回去了。他骑着摩托车，轰隆隆地走了，临走的时候交代念远：“听叔叔的话，别捣乱，别到河边玩。”念远点着头，可水生知道他没听进去。他的眼睛在看那条河，河里有人在撒网捕鱼，网撒出去，圆圆的，像一朵花，落在水面上，慢慢地沉下去。 念远在渡口住下了。他每天跟着水生下地，水生干活，他就在田埂上写作业。写完了作业，他就到处跑，追蜻蜓，抓蚂蚱，摘野花，捞蝌蚪。他把蝌蚪装在一个玻璃瓶里，放在窗台上，每天换水，喂米粒，看它们长腿。蝌蚪长出两条后腿的时候，他高兴得直跳，拉着水生来看：“水生叔叔！你看！长腿了！”水生蹲下来，看着瓶子里的蝌蚪，蝌蚪在瓶子里游来游去，小小的，黑黑的，像一个个逗号。 “再过几天就长前腿了，”水生说，“长全了四条腿，尾巴就缩回去了，就变成青蛙了。” 念远问：“青蛙是从蝌蚪变的？” “对。” “那我呢？我是什么变的？” 水生想了想，说：“你是你爸妈变的。” 念远不太懂，可他觉得这个答案有意思，就记住了。他后来在作文里写了这句话，老师给了高分，还在班上念了。念远写信告诉水生，水生看了信，笑了。他把信叠好，塞进枕头底下，跟其他的信放在一起。 念远最喜欢跟水生去巡渠。水生扛着铁锹走在前面，念远跟在后面，手里拿着一根树枝，一边走一边打路边的草，打得草叶乱飞。渠里的水清得很，能看见渠底的石头，石头上长着青苔，绿油油的，像铺了一层绿绒布。念远蹲在渠边，用手捞水里的青苔，青苔滑溜溜的，抓不住，从指缝里溜走了。 “水生叔叔，”念远说，“这水能喝吗？” “能。这是从苦水河引来的水，甜的。” 念远用手掬了一捧水，送到嘴边，喝了一口。他咂了咂嘴，说：“甜的！”水生看着他，笑了。念说水是甜的，念远也说水是甜的。两个孩子，隔着一千多里地，隔着生和死的距离，说的却是同一句话。水生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不会断的，像这条河，不管你怎么改道，怎么淤塞，怎么干涸，它的水总会从某个地方流出来，从地下，从泉眼里，从人的心里。 念远晚上跟水生睡一张床。水生睡里面，念远睡外面。念远睡觉不老实，翻来覆去的，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他把被子蹬开了，水生给他盖上，他又蹬开了，水生又给他盖上。盖了蹬，蹬了盖，盖到第三次的时候，念远不动了，睡着了。水生看着他的脸，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念远的脸上，他的脸白白的，嫩嫩的，像一块嫩豆腐。他的睫毛很长，翘翘的，像两把小扇子。水生看着他，想起了念。念睡着的时候也是这样，睫毛翘翘的，像小扇子。 水生伸出手，轻轻摸了摸念远的头发。念远在梦里动了动，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又睡了。水生把手收回来，放在胸口上，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早上，水生起来的时候，念远还在睡。水生没有叫他，自己到灶房里做了早饭。粥熬好了，鸡蛋煮好了，他才去叫念远。念远揉着眼睛从床上爬起来，头发乱得像鸟窝。他坐到桌子前，端起粥碗，呼噜呼噜地喝，喝得满嘴都是粥。水生把鸡蛋剥好了递给他，他接过去，一口塞进嘴里，噎得直翻白眼。 “慢点吃。”水生说。 念远把鸡蛋咽下去了，喝了一口粥，喘了口气。 “水生叔叔，你一个人住在这里，不害怕吗？” “不怕。” “为什么？” 水生想了想，说：“因为这条河陪着我。” 念远看了看那条河，河面上有白鹭飞过，白白的，像一朵云。 “河水会说话吗？”念远问。 “会。”水生说，“你仔细听。” 念远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 “我听不见。” “你不用耳朵听。你用心听。” 念远闭上眼睛，听了一会儿，睁开眼睛。 “我还是听不见。” 水生笑了。“你还小，长大了就听见了。” 念远不服气，又闭上眼睛，听了很久。这回他听见了什么，不是水声，是风，是鸟叫，是远处的狗吠。那些声音混在一起，混成了一首他不知道名字的曲子。他听着听着，觉得好听，好听得很，好听得不想睁开眼睛。 念远在渡口住了一个星期。陈知远来接他的时候，他不肯走，抱着老槐树的树干不松手。陈知远拉他，他喊：“我不走！我要住一个月！”陈知远说：“不行，你奶奶想你了。”念远说：“让奶奶也来！”陈知远说：“奶奶腿脚不好，来不了。”念远不说话了，松开了树干，低着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水生蹲下来，用手擦了擦念远脸上的眼泪。 “念远，”水生说，“你回去好好读书，读好了书，暑假再来。我在这里等你。” 念远抬起头，看着水生。他的眼睛红红的，像两只小兔子。 “你说话算数？” “算数。” 念远伸出小拇指，水生也伸出小拇指，两个人的小拇指勾在一起，拉了三下。这是念远从学校学来的，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水生不知道这是什么规矩，可他照做了。他喜欢这个规矩，一百年不许变，一百年太久了，可对一条河来说，一百年不算什么，一千年也不算什么。 陈知远带着念远走了。念远坐在摩托车的后座上，回过头来，一直看着水生，看到看不见了才转过头去。水生站在渡口，看着摩托车扬起的一路烟尘，烟尘散了，路空了，安静了。他转过身，走回屋里，灶台上的粥还在，已经凉了，上面结了一层皮。水生用筷子把粥皮挑起来，塞进嘴里，嚼了嚼。粥皮是韧的，嚼不烂，可味道是好的，有一股米香。 那年秋天，水生收到了念远寄来的一幅画。画是用蜡笔画的，画得很幼稚，不像真的，可水生一眼就认出来了——画的是渡口。河是蓝色的，宽宽的，船是红色的，小小的，老槐树是绿色的，高高的，树底下有几个土包，是坟，坟上面画了几朵花，红的花，黄的花，紫的花。画的右下角写着几个字，歪歪扭扭的：“水生叔叔的家。”落款是“念远”。 水生把这幅画贴在了墙上，正对着床，每天睡觉前看一眼，起床第一眼也看它。画上的颜色鲜艳得很，蓝的蓝，红的红，绿的绿，紫的紫，把这间灰扑扑的屋子照亮了，照得像一个孩子的梦。
一九八五年，陈知远升了官。他当了省水利厅的副处长，管全省的水利工程。他写信告诉水生，水生回信说恭喜你，陈知远又写信来说，你来省城玩吧，我带你逛逛。水生回信说走不开，地里的活没人干。陈知远又写信来说，你把地租给别人种，来省城找个活干，比种地强。水生没有回这封信。他不知道怎么回。他不想去省城，不想租掉自己的地，不想离开这条河。这条河是他的命，命可以丢，可命不能自己扔掉。
一九八六年，村里通了一条公路。 公路从县城修过来，从渡口旁边经过，一直通到更远的乡里。路是石子路，不宽，可能走汽车了。公路通了以后，渡口的船就没人坐了。以前过河的人多，一天要撑几十趟，现在一天也撑不了几趟，有时候一整天都见不到一个人。水生坐在码头上，看着那条公路，公路上偶尔有一辆汽车经过，卷起一蓬灰尘，灰尘落下来，落在码头上，落在船上，落在水生的头发上。 渡口废了。水生知道这一天会来，可他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公路通了，汽车比船快，比船稳，比船能拉东西。船被淘汰了，就像老摆子被淘汰了，就像老沈头被淘汰了，就像那些旧的东西一样，一个一个地被淘汰了。水生不是不难过，可他告诉自己，这是好事。有了公路，村里人出门方便了，粮食运出去方便了，日子会好起来的。 水生把船从河里拖上来，翻过来，扣在码头上。船底上长满了青苔，滑溜溜的，像一条鱼的肚子。水生用刷子把青苔刷掉，露出木头本来的颜色。木头是灰的，老得发黑，可它还是木头，还是船，还是老摆子留下来的东西。水生把船翻过来，让船底朝上，船肚朝下，像一只趴着的乌龟。他不知道这样能保存多久，可他不想让它烂在水里。烂在水里，就什么都没了。
一九八七年，陈知远给水生寄来了一台电视机。电视机是黑白的，十四寸，不大，可对水生来说已经够大了。他把电视机放在桌子上，插上电源，扭开开关，屏幕上出现了一片雪花，沙沙沙地响。他扭来扭去，扭了好一会儿，扭出了一个画面。画面上有人在说话，是新闻联播，播音员坐在桌子后面，表情严肃，声音庄重。水生看不懂新闻，可他喜欢看电视。电视里有声音，有人，有画面，让这间屋子不那么空了。 村里人听说水生家有电视机，都来看。晚上，水生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接上长长的电线，放在一张凳子上。村里人搬着小板凳来，坐在院子里，黑压压的一片，像看戏一样。电视里演什么他们看什么，不挑，不换台。有时候信号不好，屏幕上全是雪花，声音沙沙沙的，听不清，他们也不走，就那么坐着，聊天，嗑瓜子，说闲话。水生坐在人群里，听着那些声音，觉得暖和。这院子冷了太多年了，冷得他浑身发抖，现在终于暖和了，不是真的暖和，是那种人多带来的暖和，是那种有人在你身边呼吸、说话、笑、咳嗽的暖和。 电视机放了两年，坏了。水生拿到镇上修，修不好，说零件配不到了。水生把电视机放在墙角，没有再扔。虽然坏了，可它还在那里，像一个哑巴，不会说话，可它在那，在那就是一种安慰。 一九八八年，念远考上了初中。他写信告诉水生，信上写着：“水生叔叔，我考上县一中了。全县最好的中学。爸爸说，我要是能保持这个成绩，将来能考上大学。”水生看了信，高兴得不知道怎么办好。他把信给刘婶看，给老李头看，给赵书记看，逢人就说：“念远考上县一中了！”刘婶说：“县一中是什么？”水生说：“全县最好的中学！”刘婶说：“那孩子真出息。”水生说：“是啊，出息，出息得很。” 水生从枕头底下拿出那个装钱的布袋，数了数里面的钱。不多，一百多块。他把钱拿出来，到镇上买了一只钢笔、一个笔记本，又买了两斤苹果、一斤糖，打包寄给了念远。包裹寄出去以后，水生天天盼着念远的回信。盼了半个月，信来了。念远在信上写：“水生叔叔，谢谢你给我的钢笔和笔记本。我会好好学习的。苹果和糖我吃了，很甜。”水生把信看了三遍，叠好，塞进枕头底下。枕头底下已经塞满了，可他还是往里塞，塞得枕头鼓鼓囊囊的，像一个塞满了心事的人。
一九八九年春天，陈知远跟林小梅彻底离婚了。这件事水生是后来才知道的。陈知远在信上写得简单：“我跟林小梅离了。她提的。念远归我。”水生看了信，沉默了很久。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不该说。他拿起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你好好过，念远好好读书。水生。”写完了，装进信封，贴上邮票，寄了出去。信寄出去以后，水生坐在门槛上，看着河水发呆。他想起了秀兰，想起了念，想起了那些走了的人。走了就走了，留不住，可活着的还得活着。活着就得往前走，不管前面是什么。 那年夏天，念远没来。他参加了学校的夏令营，去北京了。他给水生寄了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印着天安门，红墙黄瓦，金碧辉煌，像画里一样。明信片背面写着：“水生叔叔，我到北京了。天安门真大，广场真大，北京真大。我以后要考北京的大学，带你来北京玩。念远。” 水生把明信片贴在墙上，跟那幅画贴在一起。画是蜡笔画的，幼稚得很，明信片是印的，精致得很，两样东西贴在一起，像两个不同世界的人站在一起，一个在梦里，一个在梦外。水生看着它们，觉得自己的世界变大了，大到包括渡口，包括县城，包括省城，包括北京。那个世界里有念远，念远在走，在跑，在飞，在去往水生没去过的地方，在看水生没看过的东西。水生走不到那些地方，可念远走到了，念远走到了，就是他走到了。念远是他放出去的风筝，线在他手里，风筝飞得多高多远，他都能感觉到。 水生站起来，走到渡口，蹲在青石台阶上，用手摸了摸那条船。船扣在码头上，船底朝天，像一只趴着的乌龟。水生摸着船板，船板是干的，糙的，烫的，被太阳晒得发烫。水生把手贴在船板上，贴了很久，烫得他手心发红，他也不拿开。 “爹，”水生在心里说，“船还在，渡口还在，河还在。” 河水在流，哗啦哗啦的，像小孩在跑。 水生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朝屋里走去。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条河。河水在夕阳底下红彤彤的，像一条火龙在游。火龙的鳞片一闪一闪的，亮得刺眼。水生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推开门，走了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