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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回到渡口的第二天，就开始巡渠了。渠还是那些渠，两年多没人管，有的地方塌了，有的地方堵了，有的地方长满了草，草根扎进渠壁里，把渠壁撑得裂了缝。水生扛着铁锹，一段一段地走，一段一段地修。塌了的地方用土填上，堵了的地方用铁锹挖开，长草的地方把草连根拔掉，缝太大的地方用泥浆糊上。他一个人干，从天亮干到天黑，干到手上磨出新茧，干到腰直不起来，干到天黑得看不见路了才回去。 村里人看见水生回来，有的高兴，有的冷淡，有的当没看见。高兴的是那些跟水生家沾亲带故的，冷淡的是那些觉得水生不该走的，当没看见的是那些怕惹麻烦的。水生不在乎。他回来不是为了让人高兴的，他回来是因为别的地方待不住。就像老摆子说的，这条河是他的根，走到哪儿都忘不了。 赵书记给水生恢复了水利员的职务，还给他加了一个头衔——大队贫协委员。贫协是贫下中农协会的简称，是村里最穷的那拨人组成的组织。水生符合条件，他是全村最穷的人之一，两间土坯房，一条破船，没有地，没有牛，没有农具，什么都没有。水生当了贫协委员，每个月多拿两块钱补助，够买几斤盐、几斤煤油。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水生白天巡渠、修渠、记工分，晚上回到渡口，一个人坐在门槛上，听河水响。有时候刘婶会送一碗饭过来，有时候是隔壁的老李头送几个红薯，水生接了，吃了，把碗洗干净还回去。他不怎么跟人说话，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说什么。他离开的这两年多，村里发生了很多事，食堂彻底散了，各家各户自己开伙了，地里的庄稼收成好了一些，可人还是吃不饱。这些事水生都知道，可他不想说。说了又能怎样？吃不饱还是吃不饱，秀兰不会活过来，念不会回来。 念没有回来，也没有信。水生不知道念在哪里，不知道她过得好不好，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他。他有时候想，也许念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这个念头一冒出来，他就赶紧把它压下去，像用手按住一个想从水里浮起来的葫芦。按住了，可它还在下面动，咕嘟咕嘟地冒泡。 一九六三年春天，村里来了一个工作队。工作队是县里派来的，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工作队有五个人，领头的姓江，叫江同志，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像老师在讲课。江同志到村里的第一天，就在晒场上开了一个大会，讲了一大堆水生听不太懂的话——阶级、路线、斗争、觉悟。水生坐在人群里，听着那些话从大喇叭里传出来，觉得那些话像天上的云，看得见，摸不着。 江同志讲完了，问底下的人有什么问题。没有人吭声。江同志又问了第二遍，还是没有人吭声。江同志笑了，说：“你们不要怕，有什么说什么，我们是来帮助你们解决问题的。”底下还是没有人吭声。水生坐在后排，低着头，手里攥着一根烟，没有点，就那么攥着，攥到手心出汗。 社教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简称“四清”。江同志带着工作队的人，把大队的账本全翻出来，一笔一笔地查。赵书记的账本记得不算差，可经不住细查。查来查去，查出了一些问题——有几笔粮食的进出对不上，有几笔现金的账目不清楚，有几个干部多记了工分。问题不算大，可也不算小。江同志把这些问题的材料整理出来，报到了县里。 赵书记被停职了。 赵书记被停职的那天，水生正在渠边修渠。刘婶跑过来告诉他这个消息，水生手里的铁锹停了一下，又继续挖了。 “你不去看看？”刘婶问。 “看什么？”水生说。 “赵书记被停职了，你不替他求求情？” 水生把铁锹插进土里，直起腰，看着刘婶。 “刘婶，”他说，“赵书记的事，轮不到我说话。我说了也没用。” 刘婶叹了口气，走了。 水生继续挖渠。他把铁锹踩进土里，一锹一锹地挖，挖出来的土堆在渠岸上，黑乎乎的，散发着一股腐烂的草根味。水生挖着挖着，忽然想起老沈头说过的话——“有些话不能说，说了也没用。”老沈头说这话的时候，水生不太懂。现在他懂了。这世上有很多话是说了也没用的，可人还是要说，因为不说憋得慌。可水生不说了。他把那些话咽下去了，咽到肚子里，跟那些野菜、树皮、树叶混在一起，变成了一团沉甸甸的东西，压在胃里，压得他不想吃饭。 赵书记被停职以后，代理书记是一个姓周的年轻人，是从工作队里留下来的，原来是江同志的助手。周书记比水生小几岁，高中毕业，说话一套一套的，开会的时候喜欢引用文件，一句一个“根据某某号文件”。水生不太喜欢这个人，不是因为他人坏，是因为他太新了。新得不像这个村子的人，像从另一个世界掉下来的。 周书记上任以后，第一件事就是重新整顿水利。他把水生叫到办公室，问：“全大队的水利情况，你熟不熟？”水生说：“熟。”周书记说：“那你写一份报告给我，把全大队的沟渠、水坝、涵洞的情况都写清楚，哪里该修、哪里该挖、哪里该填，都写出来。”水生说：“行。” 水生回到渡口，趴在灶台上写报告。他从渠边找来一块平滑的木板当桌子，把纸铺在上面，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他写得很慢，因为好多字他不会写。不会写的字他就用拼音代替，拼音也不会的他就空着，等陈知远回来问他。可陈知远不会回来了。水生写到空着的地方，就停下来，想了想，想不起来，就继续往下写，等写完了再回头来想。写完了，回头一想，还是想不起来。他只好拿着那张纸去找刘婶。刘婶不识字，去找老李头，老李头也不识字。水生站在路上，手里攥着那张纸，站了好一会儿，然后转身朝学校走去。 村小还在，还是在原来那间教室里上课。老师换了一个，不是方同志了，方同志早就调走了，换了一个男老师，姓吴，是本村的人，初中毕业。水生找到吴老师，把纸递给他，指着那些空着的地方，问这些字怎么写。吴老师看了看，从抽屉里拿出一支笔，在空着的地方把字填上。水生把纸拿回来，看了看那些字，记住了。 “吴老师，”水生说，“你这里有没有字典？” 吴老师从书架上拿下一本字典，翻了翻，递给水生。 “这本你用吧，我还有一本。” 水生接过字典，翻了翻。字典的纸很薄，很脆，翻起来哗哗响，像风吹树叶。水生不认识字典上的拼音，可他认识一些部首，翻来翻去，有时候能找到他要找的字，有时候找不到。他把字典揣进怀里，跟吴老师说了声“谢谢”，走了。 从那天起，水生开始学查字典。他每天傍晚从渠上回来，坐在门槛上，翻开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查。他先查那些他已经认识的字，看看字典上怎么说，再看看部首是什么，笔画是多少。查完了认识的，再查不认识的。不认识的不知道怎么读，他就按部首去找，找到了就看旁边的拼音，拼音不认识，他就去问吴老师。吴老师教了他拼音，他学会了，a、o、e、i、u、ü，念得嘴都圆了，像念方同志的课一样。 水生学得很慢，可他学得很认真。他想，学会了查字典，以后写报告就不用空着了。空着的地方像窟窿，看着难受，补上了，心里就踏实了。 一九六三年夏天，水生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公社的人送来的，说是在县里搁了很久，一直没人认领，后来有人看到收信人的地址是这里的，就转了过来。信封上写着“水生收”三个字，字迹歪歪扭扭的，像蚯蚓爬。水生不认识这笔字，他把信封翻来覆去地看了看，拆开了。 信是念写的。 不，不是念写的，是别人代写的，可落款是“念”。信上写着： “爹：我和陈叔叔在河南。陈叔叔的家乡叫陈家沟，在黄河边上。这里的地很肥，种啥长啥，我吃得饱了。陈叔叔说，等形势好了，他就带我回去看你。你要好好活着，等我回来。念。” 水生把那封信看了三遍。第一遍，他看懂了每一个字，可他不相信。第二遍，他确认了自己没有看错。第三遍，他把信纸贴在胸口上，闭上了眼睛。 念活着。念在河南。念吃得饱了。念说等他回来。 水生把信纸从胸口拿下来，又看了一遍。字迹歪歪扭扭的，可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的。那个“爹”字写得特别大，特别用力，纸都被笔戳破了，留下一个小洞，像一颗星星。 水生把这封信折好，塞进怀里，贴在胸口上。他站起来，走到渡口，站在青石台阶上，看着河水。河水还是那个河水，不急不慢的，哗——哗——，像老人叹气。可水生今天觉得那个声音不一样了，不那么慢了，不那么老了，有点快，有点年轻，像一个人在跑。 水生蹲下来，用手在青石上写了两个字。一个是“念”，一个是“回”。念，回来的念。念要回来了。 水生把那封信又掏出来看了一遍，看了又看，看到天黑，看到看不清字了，才把信塞回怀里，回到屋里，躺在床上的时候，他把信放在枕头底下，跟那本字典放在一起。枕头底下又有了东西，不是空的，不硌得慌。 水生闭上眼睛，想着念的脸。念走的时候才三岁，现在应该五岁多了。五岁多的念长什么样？水生想不出来。他只记得念三岁时候的样子——圆脸，大眼睛，两根小辫子，笑起来露出两排小米牙。五岁多的念脸变长了没有？个子长高了没有？辫子长长了没有？水生想不出来，越想越模糊，越模糊越想，想到后来，念的脸在他脑子里变成了一团雾，看得见，摸不着。 水生翻了个身，把枕头底下的信抽出来，又看了一遍。信上的字在黑暗中看不见，可水生知道那些字在哪里。“爹”在第一行第一个，“念”在最后一行最后一个。水生用手指头摸着那些字，摸了一遍又一遍，摸到纸都被他摸毛了，摸到那个“爹”字旁边的小洞越来越大了。 一九六三年秋天，水生做了一件大事。 他在渡口旁边修了一座小桥。桥不大，三块石板架在两条沟渠上，从渡口通往村里的主路。以前那里没有桥，只有一块木板，下雨的时候木板被水冲走，人就要绕很远的路。水生从山上背了三块石板下来，一块一块地铺在沟渠上，石板太重，他一个人搬不动，就找了老李头帮忙。两个人用杠子抬，一步一步地挪，挪了半天，才把三块石板都架好。 桥修好了以后，水生在上面刻了两个字。两个字刻在中间那块石板的侧面，一个“念”，一个“回”。刻字用的是铁钉和锤子，水生蹲在沟渠里，一锤一锤地敲，敲了很久，敲得手都麻了。“念”字笔画多，他刻得不太好，有些笔画刻歪了，可字还在，看得出来是“念”。“回”字简单，方方正正的，刻得很清楚，像一个框框，框框里面还有一个框框。 老李头蹲在桥上，看着那两个字，问：“念回？啥意思？” 水生说：“念回来。” 老李头想了想，说：“念是谁？” 水生说：“我闺女。” 老李头又想了想，说：“你闺女不是走了吗？” 水生说：“会回来的。” 老李头看了水生一眼，没再说什么。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走了。 水生蹲在桥上，看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河水从桥下流过，哗哗的，不急不慢的。水生伸出手，摸了摸那个“念”字，笔画刻得很深，指甲能抠进去。他想，等念回来了，他要带她来看这座桥，告诉她，这个“念”是你的名字，这个“回”是回家的回。 水生站起来，走过桥，朝村里走去。桥很短，三步就走完了。可水生觉得这座桥很长，长得像一条路，从渡口通到念那里，从今天通到念回来的那一天。 秋天快结束的时候，水生又收到了一封信。 这一回信是直接寄到大队的，周书记把信交给水生的时候，看了他一眼，问：“你家在河南有亲戚？”水生说：“没有。”周书记又看了他一眼，没有追问。 信还是念写的。这一回的字比上一回工整了一些，可还是歪歪扭扭的，像蚯蚓爬。信上写着： “爹：陈叔叔说，他可能要回来了。他的问题快要解决了。等他解决了，我们就回去。你要好好的，等我回来。念。” 水生把这封信也揣进了怀里，跟上一封信贴在一起。怀里有了两封信，沉甸甸的，像揣了两块石头，可不觉得重。那两块石头是热的，暖着水生的胸口，暖得他走路的时候觉得风不冷了，风是暖的，像春天。 水生把这封信的内容告诉了刘婶。刘婶听了，高兴得直抹眼泪。“念要回来了？真的？”水生说：“真的。”刘婶说：“太好了，太好了，念回来我给你家送鸡蛋。”水生说：“好。” 水生又告诉了老李头。老李头说：“你那座桥没白修。”水生笑了。他很少笑，笑起来脸上的肌肉不习惯，可这回他笑了，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水生每天都去渡口等。等什么？等念。他知道念不会这么快回来，信上说了，“等形势好了”才回来。可他还是等，每天傍晚从渠上回来，就坐在青石台阶上，看着对岸。对岸有一个人来，他就盯着看，看是不是念。来的不是念，是赶集的人，是串亲戚的人，是路过的人。水生看了，失望了，第二天又来看。 河水在脚底下流，不急不慢的。水生看着河水，河水也在看着他。水生觉得河水在跟他说话，说——等吧，等吧，总会等到的。水生不知道河水说的是不是真的，可他愿意相信。 冬天来了，河水变冷了，水生还在等。他坐在青石台阶上，两只手缩在袖子里，缩着脖子，眼睛盯着对岸。对岸来人了，他看，不是念。又来了，还不是念。天黑了，他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走回家。 第二天又来了。 水生想，念可能长高了，长胖了，变样了，就算站在他面前，他可能也认不出来了。可他想，认不出来没关系，念会叫他。念会叫“爹”。他一听见那个“爹”字，就知道是念了。那个“爹”字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字，比“杨柳依依”好听，比“雨雪霏霏”好听，比什么诗都好听。 水生坐在青石台阶上，听着河水声，等着那个声音。 等了一年。两年。三年。 那个声音没有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