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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再去沈家老宅的时候，那扇朝北的门关着。
不是关严了，是虚掩着。门板上多了一个窟窿，拳头大的，从外面能看见里面黑洞洞的，像一只瞎了的眼睛。水生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伸手推门。门轴发出一声尖叫，比上次听到的更尖，更细，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老鼠。
屋里没有人。
床上的稻草还在，棉被还在，棉被角上那个碗大的窟窿还在。可老沈头不在了。水生站在屋子中间，四下看了看，发现少了一样东西——那本蓝色封面的《诗经》不见了。老沈头以前把它放在枕头底下，枕头上压出一个方方正正的印子，现在那个印子还在，书没了。
水生蹲下来，看地上。地上的砖还是湿的，以前写满了字的地方，被脚踩得模糊了，可还能看出来——那是他写的“水”字，一百多个，大大小小的，有的端正，有的歪斜，有的只写了一半就断了。那些字像一百多个小人，躺在地上，被人踩得浑身是泥。
水生伸出手，摸了摸地上一个模糊的字迹。砖是凉的，潮的，摸上去像摸到了一条蛇的皮。他把手指按在那个字上面，按了很久，按到手指头都凉了。
他站起来，走出那间屋子，带上门。
门在他身后又发出一声尖叫。
水生去找老沈头。他找了三天。
第一天，他去了沈家祠堂。祠堂里正在上课，方同志在黑板上写“农民当家做主人”，底下的人跟着念——nóng、mín、dāng、jiā、zuò、zhǔ、rén。水生站在门口往里看，没有老沈头。
第二天，他去了村西头的土地庙。土地庙早就没人烧香了，里面供的土地公像被人搬走了，庙里堆着几捆稻草，草上睡着一个叫花子，浑身臭烘烘的，蜷缩着像一条死狗。水生把叫花子摇醒了，叫花子翻了个身，骂了一句，又睡了。不是老沈头。
第三天，水生去了河边。他沿着河岸往南走，走了很远，走到他从来没去过的地方。河两岸的芦苇长得很高，比人还高，风一吹，芦苇哗哗地响，像有一千个人在说话。水生拨开芦苇往前走，芦花飞起来，粘在他脸上、脖子上、衣服上，痒痒的。他一边走一边喊：“沈爷爷！沈爷爷！”没有人应。
天快黑的时候，水生走不动了，坐在河岸上休息。河水在脚底下流，黑沉沉的，像一条巨大的蛇在游动。他朝河面上看，看见远远的有一个人站在水里，水没到腰上，一动不动。
水生心里咯噔了一下。
他站起来，朝那个人走过去。走近了，才看清那不是一个人，是一根枯木桩子，不知道什么人插在河里的，上面缠满了水草，远看像一个人的上半身。
水生在河岸上坐了很久。月亮上来了，把河水照得像一块揉皱的锡纸。远处传来小火轮的汽笛声，呜——呜——，像牛叫。水生忽然觉得很累，不是身体的累，是心里的累，像什么东西从胸口被掏走了，空荡荡的，风一吹就疼。
第四天，老沈头自己回来了。
水生是在渡口看见他的。那天下午，水生正在撑船，船到河心的时候，他看见对岸码头上站着一个人。那个人穿着一件看不清颜色的长衫，头发全白了，白得像芦苇花，站在风里，像一棵快被吹倒的树。
水生把船撑过去，靠近码头，才看清是老沈头。
老沈头比以前更老了。不是老了一岁两岁，是老了十岁。他的脸瘦得只剩下一层皮，颧骨高高地凸出来，眼窝深深地凹下去，整个人像一盏快要熄灭的灯。他站在码头上，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微微地发抖，像两片挂在树上的枯叶。
“沈爷爷。”水生说。
老沈头看了看水生，眼神空洞洞的，像两口枯井。他没有说话，慢慢弯下腰，把手伸进河水里，洗了洗脸。河水从他指缝间漏下去，漏得比什么都快。
水生不知道老沈头这几天去了哪里。他没有问。有些事不能问，就像他从来没问过他爹的腿是怎么瘸的一样。不问了，问了也没用，知道了也不会更好过。
水生把老沈头扶上船，撑船送他回对岸。船到河心的时候，老沈头忽然开口了。
“水生，”他说，“你还在学字吗？”
“在学。”水生说。
“学了几个了？”
“方同志教了二十多个，我自己在墙上认了十几个，一共三十多个。”
老沈头点了点头，动作很轻，轻得几乎看不出来。
“三十多个，”他说，“够了。”
“什么够了？”
老沈头没有回答。他抬起头，看着天。天上的云很厚，灰蒙蒙的，像一床脏了的棉被盖在头顶上。老沈头看着那些云，看了很久，然后闭上眼睛。
那天晚上，水生去了老沈头的屋子。屋子里的湿气更重了，墙根底下的苔藓长得更厚了，绿茸茸的，像铺了一层绿绒布。老沈头坐在床上，靠墙，两条腿伸直了搁在稻草上。他的手里捧着那本蓝色封面的《诗经》，翻开着，放在膝盖上。
水生在他对面的凳子上坐下来。凳子还是那张缺了腿的凳子，坐上去晃晃悠悠的，像坐在一条不稳当的船上。
“今天学什么？”水生问。
老沈头低头看了看膝盖上的书，翻了几页，停下来，用手指着其中一行，念了出来。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他念得很慢，每个字都拖得很长，像是在拉一根很细很细的线，怕拉断了。那些字从他嘴里出来的时候，带着一种奇怪的味道，不是悲伤，不是欢喜，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冬天的阳光照在冰面上，亮是亮的，可冷也是冷的。
“这是什么意思？”水生问。
老沈头没有解释。他把那行字又念了一遍，这一次更慢了，慢到每个字之间都隔着一口气。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念完了，他沉默了很久。
“这句话的意思是，”老沈头终于开口了，“一个人离开的时候，杨柳树刚发芽，春天才来。等他回来的时候，已经是雨雪纷飞的冬天了。出去的时候是春天，回来的时候是冬天。出去的时候杨柳还在，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
水生没完全听懂。他听懂了杨柳和雨雪，听懂了春天和冬天。可他不懂这句话跟老沈头有什么关系，跟他有什么关系。
“这是一首写战争的诗。”老沈头说，“写一个当兵的人，出去打仗，打了很多年，终于回来了。回来的路上，他走啊走啊，走过以前走过的路，看见以前看见过的树。树还是那棵树，路还是那条路，可什么都不一样了。”
老沈头说到这里，咳了几声。他的咳嗽声比以前更空了，像风从一口枯井的井口吹过去的声音。
“水生，”他说，“你把这句话写下来。”
水生从怀里掏出那截炭笔，在地上找了一块干净的地方，把老沈头念的那句话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在地上。他写得很慢，笔画歪歪扭扭的，有的长有的短，有的粗有的细，像一排刚学会走路的孩子，站都站不稳。
老沈头看着他写，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像在数自己的孩子。
水生写完了，抬起头，看见老沈头在笑。那个笑容很淡，淡得几乎没有，可水生看见了。那是水生第二次看见老沈头笑，比第一次更淡，像河面上的一层薄雾，风一吹就散了。
“你写得好。”老沈头说，“比我写得好。”
水生知道老沈头在说假话。他写的字歪歪扭扭的，连他自己都看不过去。老沈头写的字他见过，方方正正的，像用尺子量过一样，每一笔都在它该在的地方。
可他没有拆穿老沈头。有些假话比真话好听，有些假话是甜的，吃下去不硌牙。
那天晚上，水生在那间潮得能长蘑菇的屋子里坐了很久。老沈头没有再教他新的字，也没有再讲《诗经》。他们就这么坐着，一个坐在床上，一个坐在凳子上，谁也没有说话。
窗外的月亮从云层后面钻出来，把一丝惨白的光投进屋里。那光照在老沈头的脸上，把他的脸照得像一张纸，薄薄的，透透的，好像一碰就会破。
水生忽然想起一个问题。他忍了很久，终于没忍住。
“沈爷爷，”他说，“你怕死吗？”
老沈头睁开眼睛，看着水生。他的眼睛在月光底下显得格外亮，亮得不像是他的眼睛。
“不怕。”老沈头说。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死了。”
水生愣住了。
老沈头笑了一下，这次的笑跟刚才不一样，带着一种奇怪的轻松，像一个挑了一辈子担子的人终于把担子放下了。
“水生，”他说，“你还小，有些事你不懂。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知道了——人活着，不光是靠吃饭。有些东西没了，人还活着，可已经不是活着了。我早就死了，死在那个人的名字不再被人叫起的时候，死在那支笔被丢进河里的时候，死在这条河改名叫苦水河的时候。”
水生听不懂。可他记住了老沈头说的每一个字。他后来花了很多年去理解这些话，慢慢地、一点一点地理解，像啃一块硬骨头，牙咬不动，就用石头砸，砸不开，就放在水里泡，泡软了再啃。
临走的时候，水生把那截炭笔留在了老沈头那里。
“你留着，”水生说，“明天我再来。”
老沈头接过炭笔，攥在手心里，点了点头。
水生走出那间屋子，带上门。门轴又尖叫了一声，这一次叫得更尖更细，像一根针扎进了耳朵里。水生站在门外，听见屋里传来老沈头的声音，低低的，像是在念什么。
他趴在门缝上听了一会儿。
老沈头在念今天教的那句话。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念了一遍，又念一遍，又念一遍。念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轻，像一个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说话。
水生回到家，老摆子已经睡了。灶房里还剩半碗粥，凉了，上面结了一层皮。水生端起碗，一口气把粥喝了，粥皮粘在嘴唇上，他用舌头舔了舔，舔到一股铁锅的味道。
他躺在床上的时候，把那句诗在心里默念了好几遍。他记不全，只记住了“杨柳依依”四个字。他不知道“依依”是什么意思，可他觉得这两个字好听，念出来的时候嘴唇碰在一起，又分开，像两片柳叶在风里碰来碰去。
河水的声音从窗户外头传进来。今天晚上的河水声音很轻，轻得几乎听不见，好像河水也在睡觉，在梦里翻了一个身，又睡过去了。
水生闭上眼睛，在黑暗中看见了杨柳。他没有见过真正的杨柳——渡口只有老槐树，没有柳树。可他觉得杨柳应该是细细的、软软的，风一吹就飘起来，像女孩子的头发。杨柳依依。依依，依依。他在心里念着这两个字，念着念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水生起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他走到院子里，看见老摆子站在灶房门口，手里端着一碗粥，没有喝，就那么端着，看着渡口的方向。
“爹，”水生说，“怎么了？”
老摆子没有回答。
水生顺着老摆子的目光看过去，看见渡口的青石台阶上坐着一个人。那个人穿着一件灰不灰蓝不蓝的长衫，头发白得像芦苇花，手里捧着一本书，低着头，像在看书，又像在睡觉。
是沈老四。老沈头。
水生走过去，走到老沈头身边，蹲下来。
老沈头闭着眼睛，手里的书翻开着，翻到某一页。那一页上有一行字，旁边有红色的批注，蝇头小楷，写得工工整整。水生认出了那行字——就是昨晚老沈头教他的那一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沈爷爷。”水生说。
老沈头没有应。
水生伸出手，碰了碰老沈头的手。那只手凉得像河底的石头，硬邦邦的，没有一丝热气。那只手里攥着一样东西，水生掰开他的手指，看见那截炭笔还攥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像攥着一条命。
老沈头死了。
他就死在渡口的青石台阶上，死在春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死在杨柳依依和雨雪霏霏之间的某一个早晨。他死的时候手里攥着一截炭笔，膝盖上摊着一本《诗经》，面朝河水，背靠村庄。
水生蹲在老沈头身边，没有哭。他就那么蹲着，像一尊石像。太阳照在他身上，暖洋洋的，可他觉得浑身都冷，从骨头缝里往外冷。
老摆子走过来，站在水生身后。他看了看老沈头，又看了看水生，然后把手放在水生的肩膀上。那只手粗糙得像砂纸，可它是热的。
“走吧，”老摆子说，“人死了，活着的人还得活。”
水生站起来，腿蹲麻了，站不稳，晃了一下。他最后看了老沈头一眼——那张瘦得只剩下一层皮的脸，那双深陷下去的眼睛，那件洗得发白的长衫，那本蓝色封面的《诗经》，那截攥在手心里的炭笔。
他转过身，跟着老摆子往回走。
走了几步，他停下来。
“爹，”他说，“我要把老沈头埋了。”
老摆子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我帮你。”他说。
水生和老摆子把老沈头埋在了渡口的老槐树底下。没有棺材，就用老沈头床上那床发黑的棉被裹了，挖了一个坑，放了进去。水生想把那本《诗经》也放进去，老摆子拦住了他。
“书留着，”老摆子说，“他教你认字，你把字认完了，就算对得起他了。”
水生把《诗经》留下了。
他站在老槐树底下，看着那个新填平的土坑。土还是湿的，黑乎乎的，上面撒了一层干土，看起来像一块补丁，补在大地上，补在渡口边，补在水生心里。
他在心里念了那四个字。
杨柳依依。
他不懂什么叫杨柳依依。可他知道，从今天起，这四个字他会记一辈子，比那个“水”字记得还牢。
老沈头死的那天晚上，水生把那本《诗经》翻开来，放在膝盖上，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他认不全，一个字里认不出两三个，可他就那么看着，看到眼睛酸了，看到蜡烛燃尽了，看到窗外的天开始发白。
他把书合上，放在枕头底下。枕头底下已经有那截缺牙年轻人留下的铅笔头，有老沈头写的那张纸，现在又多了一本书。枕头越来越高，硌得他后脑勺生疼，可他舍不得拿出来。
那些东西压在枕头底下，也压在他心里。沉甸甸的，像船上的锚。
锚把船拉住，不让它漂走。
可锚也让人哪儿都去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