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水生从县里培训回来的时候，念已经不认识他了。 这是水生没有想到的。他走了一个月，念才两岁多，一个月的时间足够她忘掉一个人。水生推开家门的时候，念正蹲在院子里玩泥巴，手里攥着一团湿泥，捏来捏去，捏成了一个小人。水生喊了一声“念”，念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然后低下头，继续玩泥巴。 水生走过去，蹲下来，说：“念，爹回来了。” 念又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这一回看得久一些，从水生的脸看到水生的衣服，从衣服看到鞋子，从鞋子又看回脸上。她看了很久，好像在努力回想这个人是谁。然后她转过身，朝屋里跑去，一边跑一边喊：“娘！娘！有个男的！” 秀兰从灶房里出来，看见水生，笑了。她没有说话，就那么笑着，笑到眼眶红了。水生站起来，走过去，想抱她。秀兰把他的手挡开了，说：“念在。”水生转头看了看念，念躲在门框后面，只露出半个脑袋，两只眼睛盯着他看，像一只警惕的小猫。 “念，”秀兰蹲下来，把念从门框后面拉出来，“这是你爹。你不是天天念叨爹吗？爹回来了。” 念被秀兰推到水生面前，站着不动。水生伸出手，想摸她的头，念往后缩了一下。水生的手停在半空中，笑了笑。 “没关系，”他说，“一会儿就熟了。” 果然，不到半天工夫，念就跟水生熟了。水生从兜里掏出一样东西——是在县城买的，一颗糖，用花花绿绿的纸包着。念没见过糖，接过去，连纸一起塞进嘴里，咬得咯吱咯吱响。水生赶紧把糖纸从她嘴里掏出来，把糖塞进她嘴里。念尝到了甜味，眼睛一下子亮了，亮得像两颗星星。 “甜！”她喊。 水生又从兜里掏出好几颗，全部塞给念。念把糖攥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好像怕谁抢走。秀兰说别给她那么多，牙会坏。水生说难得一回，让她吃。 那天晚上，念赖在水生怀里不肯下来。她把水生的衣服拽得紧紧的，好像怕他再跑了。水生抱着她，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念一会儿摸摸他的脸，一会儿揪揪他的耳朵，一会儿把他的鼻子捏住，说“爹没鼻子了”。水生被她捏得喘不过气来，可他不舍得把她放下来。 秀兰站在灶房门口，看着水生和念，脸上的笑容淡淡的，像月光。 水生学了一个月的水利，回来以后就当了村里的水利员。水利员这个官不大，活不少。他要把村里的沟渠都走一遍，哪里堵了、哪里漏了、哪里该挖深、哪里该加宽，都要记下来，报给社主任。社主任批准了，就组织社员去修。 水生第一次去巡渠的时候，带着一把铁锹，沿着河岸走。村里的渠是从苦水河引过来的，在河岸上挖了一个口子，修了一道闸门，水从闸门流进渠里，沿着渠流到田里去。渠是土渠，没有衬砌，水在渠里流的时候，一路往下渗，渗到田里去的时候，已经少了一大半。水生蹲下来，用手扒开渠边的土，看见水从渠壁的缝里往外渗，一滴一滴的，像眼泪。 水生想，得把渠修一修。可修渠要水泥，水泥要钱，村里没钱。他在县里培训的时候，老师说过一种办法，叫“夯实法”——不用水泥，用土，把渠壁的土夯得实实的，水就渗得少了。水生试了试，用铁锹背拍打渠壁，一拍一拍的，拍了半天，渠壁变硬了，水渗得慢了，可还是渗。 水生把这个办法教给社员，让大家把自己负责的那一段渠都夯实。社员们干了一整天，把村里的渠都夯了一遍。第二天水生去看，渗水确实少了，可还是有。水生蹲在渠边想了想，觉得光夯不行，得在渠壁上抹一层泥浆，泥浆干了以后会形成一层壳，壳能挡住水。 他又带着社员干了两天，渠壁抹了泥浆，干了以后白花花的，像刷了一层石灰。这回水不渗了，水从闸门流出来，沿着渠往田里去，一路走得稳稳当当的，像赶集的人走在石板路上。 社主任老赵来看渠，蹲下来用手摸了摸渠壁，泥浆干透了，硬邦邦的，指甲都掐不动。老赵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说：“水生，你行。” 水生说：“不是我行，是老师教得好。” 老赵笑了一下，走了。 水生站在渠边，看着渠里的水。水从闸门流出来，沿着渠往前跑，跑得很快，快得像一群放学回家的孩子。水生在渠边站了很久，一直站到太阳落山，渠里的水被晚霞染红了，红得像血。 一九五七年夏天，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反右。反右的事从县里传到乡里，从乡里传到村里，传到村里的时候已经简化成了四个字——“右派分子”。水生不知道右派是什么，只听人说，谁要是说话不注意，就成了右派，就要被批斗、下放、劳改。村里人听了这个话，都不说话了。以前爱说爱笑的人，忽然变得沉默了。以前爱发牢骚的人，忽然变得客气了。连秀兰都不怎么笑了，不是不想笑，是不敢笑。笑也会出错，你不知道哪一笑就成了“敌对的嘲笑”。 水生也不怎么说话了。他每天去巡渠，在渠边一蹲就是半天，看着水发呆。水不会说话，水不会把你打成右派。水只会流，从高处往低处流，从上游往下游流，不争不抢，不急不慢。水生觉得水比他聪明。 第二件事是成立人民公社。 高级社变成了人民公社。公社比高级社大得多，一个公社管十几个村，一个村成了生产大队，大队底下又分成若干生产小队。赵社长变成了赵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水生还是水利员，可他的管辖范围变了，以前只管一个村，现在管一个大队，十几个村的水渠都归他管。 公社成立那天，晒场上开了一个万人大会。各个村的人都来了，黑压压的一片，像一大群蚂蚁。台上坐着公社的领导，胸前戴着大红花，面前摆着麦克风。麦克风是个新鲜东西，一个圆圆的铁疙瘩，上面包着红布，人对着它说话，声音就从大喇叭里传出来，整个晒场都听得见。水生站在人群里，听着喇叭里传出来的声音，觉得那个声音不像人声，尖尖的、细细的，像铁皮刮铁皮。 公社书记在会上讲话。他讲了很多，水生记住了一句：“人民公社好，好得很。”底下的人跟着喊：“好得很！好得很！”水生也跟着喊了，嘴张了张，声音从嗓子里出来了，可他觉得那个声音不是自己的，是别人的，是那个铁皮喇叭的，是大喇叭的，是所有人加在一起的一个巨大的、浑浊的声音。 水生从晒场上回来，走到渡口，在青石台阶上坐了一会儿。河水在脚底下流，不急不慢的。水生看着河水，忽然觉得这河水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河水是他的，是老摆子的，是这条河边所有人的。现在河水不是了。河水是公社的，是国家的，是所有人的，也就不是任何人的。 秀兰从屋里出来，端着一碗水，递给水生。 “喝点水。”她说。 水生接过碗，喝了一口。水是凉的，从井里刚打上来的，凉得他牙疼。 “水生，”秀兰说，“你以后少说话。” 水生把碗放在地上，看着秀兰。秀兰的脸在夕阳底下红红的，眼睛里有一样东西，是担心，是害怕，是水生以前在秀兰眼睛里没见过的东西。 “我知道。”水生说。 那天晚上，水生把枕头底下那本《诗经》拿出来，翻了翻。书页已经黄得不像话了，边角卷曲着，有的地方一碰就碎。水生翻到那一页——“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他看了很久，然后把书合上，塞回枕头底下。他把枕头压得更低了一些，让那本书藏得更深一些。 一九五八年春天，大炼钢铁开始了。 水生不知道铁是怎么炼出来的，全村没有一个人知道。可上头说了，要大炼钢铁，家家户户都要炼。社主任赵书记在大会上说，每家每户要把铁锅、铁铲、铁锄头、铁钉、铁门环，凡是铁做的东西，都交出来，送到炼钢炉里去。 水生家的铁锅被收走了。那是老摆子留下来的铁锅，用了不知道多少年，锅底有一个疤，是补过的。水生把锅交出去的时候，用手摸了摸锅沿，锅沿被磨得光滑滑的，像玉。他想起老摆子活着的时候，每天用这口锅熬粥，粥熬好了，他用锅铲在锅底刮一圈，把锅底的粥皮刮起来，卷成一卷，塞进嘴里，嚼得津津有味。 铁锅被扔进了一堆铁器里，叮叮当当的，跟别的铁撞在一起，像一个铁做的人在哭。 村里的炼钢炉搭在晒场上。炉子是用砖头砌的，四四方方的，像一个巨大的灶。炉子旁边堆满了木柴和煤炭，还有那些收来的铁锅铁铲。社员们把铁器砸碎了，扔进炉子里，点上火，拉风箱。风箱呼哧呼哧地响，火苗呼呼地往上蹿，烧得炉子都红了。 水生被安排去拉风箱。他坐在炉子旁边，两只手握着风箱的把手，一推一拉，一推一拉。风箱里灌进去的风把火吹得更旺了，铁在炉子里烧得通红，红得像一朵盛开的花。可那些铁烧来烧去，就是不化。它们变红了，变软了，可还是铁，还是一块一块的铁，不肯变成铁水。 水生拉了一天的风箱，两只胳膊酸得抬不起来。可铁还是没化。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天天烧，天天拉，铁终于化了。化成一滩红彤彤的铁水，流出来，冷却了，变成一块黑乎乎的铁疙瘩，比原来的铁还难看，还无用。这就是炼出来的钢。书记说这就是钢，谁要说不是钢，就是右派。 水生看着那块铁疙瘩，想起了老摆子的铁锅。铁锅在的时候，能熬粥，能炒菜，能煮鱼。现在它变成了一块铁疙瘩，什么也干不了，放在那里，除了占地方，没有任何用处。 村里人把家里的铁器都交出去了，家里的锅没了，只能用瓦罐做饭。瓦罐做饭慢，一顿饭要煮半天，煮出来的饭还是夹生的。水生家也用瓦罐做饭，秀兰每天蹲在灶台前，守着瓦罐，一守就是大半天。念饿了，哭着要吃饭，秀兰说等一等，再等一等。念等不及，哭得更凶了。秀兰被她哭得心烦，吼了一声，念不哭了，噘着嘴坐在门槛上，眼泪一颗一颗地掉，像断了线的珠子。 水生从渠边回来，看见念坐在门槛上哭，秀兰蹲在灶台前守着瓦罐，瓦罐里的粥咕嘟咕嘟地冒泡，泡泡破了以后留下一个个坑，像月球的表面。水生走过去，把念抱起来，念趴在他肩膀上，还在抽噎。 “爹，”念说，“锅呢？” “锅去炼钢了。”水生说。 “钢是什么？” “钢是硬的。” 念想了想，又说：“锅也是硬的。” 水生愣了一下，不知道该说什么。念说的对。锅也是硬的，钢也是硬的，可锅能做饭，钢不能。硬的跟硬的不一样。 大炼钢铁搞了一个多月，炼出来的铁疙瘩堆在晒场上，堆成了一座小山。书记说把这些铁疙瘩送到县里去，县里说这是废铁，不要。书记说那怎么办，县里说你们自己留着。于是这些铁疙瘩就一直堆在晒场上，堆了一年，两年，三年，堆到后来长满了铁锈，红褐色的，像一堆巨大的粪便。 村里人后来偷偷地把这些铁疙瘩搬回家，有的拿去垫了猪圈，有的拿去挡了门，有的拿去砸碎了卖给收破烂的。水生也搬了一块，放在渡口的青石台阶上，当凳子坐。坐在铁疙瘩上的时候，他觉得屁股底下凉飕飕的，像坐在一块冰上。他想，这大概就是钢的感觉。凉，硬，没有用。 那年夏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水生一直没跟任何人说过。 有一天傍晚，他从渠边回来，走到渡口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站在老槐树底下。那个人穿着一件灰不溜秋的衣裳，头发乱糟糟的，胡子拉碴的，像一堆杂草。水生走近了，才认出那个人。 是那个缺牙的年轻人。 不，不是年轻人了。他老了。不是真的老了，是比几年前老了。他的脸上多了很多皱纹，眼睛底下青黑一片，像被人打了两拳。他的衣服上有很多污渍，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发黑的棉花。他的手里拎着一个布包，布包也是灰扑扑的，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水生站在他面前，张了张嘴，喊不出他的名字。他不知道他叫什么。他只知道他缺一颗牙，只知道他是河南的，只知道他以前是解放军，只知道他转业在县里工作。他从来没有问过他的名字。 “水生。”那个人说。他的声音哑了，以前像铜钟，现在像破锣。 “你——”水生说，“你怎么来了？” 那个人笑了一下。他笑的时候，那个缺牙洞还在，黑洞洞的，像一个没安窗户的枪眼。 “我是来找你的。”他说，“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 水生愣住了。他看着那个人，那个人也看着他。两个人的目光在暮色里碰在一起，像两条船在河心里撞了一下。 “你吃饭了吗？”水生问。 那个人摇了摇头。 水生把他领回了家。秀兰正在灶房用瓦罐做饭，看见水生带了一个陌生男人回来，愣了一下。水生说：“这是以前的老朋友。”秀兰没有多问，多拿了一副碗筷。饭不够，她把念的饭拨了一半给那个人，念不干了，哭了起来。秀兰把念抱在怀里哄，哄了半天，念不哭了，可还是饿着肚子。 那个人吃了两碗粥，吃了三个红薯。他吃得很急，像饿了很久。吃完了，他把碗放下，用手背擦了擦嘴。 “水生，”他说，“我是右派。” 水生的手停了一下，又动了。 “嗯。”他说。 “你不问我为什么是右派？” “不问。” 那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笑了。笑声不大，可听起来很奇怪，像哭。 “我写了一篇文章，”他说，“说人民公社不好。上头说我是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劳动。县里待不下去了，我就出来了。” 水生没有说话。他看着灶膛里的火，火苗一蹿一蹿的，像舌头在舔锅底。 “你想在这里住多久？”水生问。 “不知道。”那个人说，“住到你赶我走。” 水生站起来，走到卧房里，从柜子里抱出一床被子。被子是老摆子盖过的那床，棉絮已经硬了，像一块石板。水生把被子放在床上，拍了拍。 “你先住下。”他说，“明天再说。” 那天晚上，水生和秀兰睡在里屋，那个人睡在外屋的床上。水生躺在黑暗里，听见外屋传来那个人翻身的声音，翻来覆去的，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