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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知远在渡口住了下来。 这一次跟上一次不一样。上一次他是右派，是被人赶下来的，心里还憋着一口气，想着有朝一日能回去。这一次他不是右派，他是被自己的老婆赶出来的，心里没有气，只有空。不是愤怒的空，是失望的空。失望比愤怒更厉害，愤怒是一把火，烧完了就没了。失望是一盆水，泼在你身上，你浑身湿透，冷到骨头里，可你连抖都不敢抖，怕把水溅到别人身上。 陈知远不怎么说话了。以前他就不怎么爱说话，现在更不爱说了，比水生还不爱说。他每天起来，跟着水生去巡渠、锄草、修田埂，水生干什么他干什么，水生不干他也不干。两个人像两棵种在地里的庄稼，风吹日晒雨淋，不吭声，不挪窝，就那么长着，长到叶子黄了，长到杆子弯了，长到该收割了。 林小梅来过一次。她抱着念远，坐着一辆拖拉机来的，从县城颠到渡口，颠了一个多小时。她下车的时候，脸色发白，嘴唇发紫，抱着孩子的手在抖。她走进屋里，看见陈知远坐在灶台前的矮凳上，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蓝布衣裳，头发白了一大半，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 林小梅站在门口，没有进去。 “知远，”她说，“你跟我回去吧。” 陈知远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又低下了。 “不回了。”他说。 “你不回，孩子怎么办？”林小梅的眼眶红了，“念远天天哭着要爸爸，我一个人带不了他。” 陈知远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林小梅面前，伸出手，摸了摸念远的脸。念远一岁多了，胖乎乎的，脸上两坨肉，像两个红苹果。他看见陈知远，笑了，伸出两只小手，要陈知远抱。陈知远把孩子接过来，抱在怀里，念远趴在他肩膀上，啃他的衣领，啃得口水直流。 陈知远抱着念远，在屋里走了一圈，又走了一圈，走到第三圈的时候，他把念远还给林小梅。 “你带好他。”陈知远说，“我这边安顿好了，就回去。” 林小梅看着陈知远，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没说出来。她转过身，抱着念远走了。拖拉机发动起来，突突突地响，冒出一股黑烟，走了。陈知远站在门口，看着拖拉机越走越远，越走越小，最后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公路的尽头。 他站了很久，站到腿都麻了，才转身回到屋里。
水生从渠上回来的时候，看见陈知远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一样东西，翻来覆去地看。走近了，才看清是一张照片——是那个以前扣在桌上的照片，那个留着短发、穿着列宁装的女人。水生以前问过这是谁，陈知远说是以前的对象。现在他又拿出来看了。 “这是谁？”水生问。 陈知远抬起头，看着水生，眼睛里有一层雾。 “以前的对象，”他说，“跟你讲过的。” “她后来呢？” 陈知远把照片翻过来，看了看背面，背面写着几个字，水生没看清。 “她嫁人了，”陈知远说，“嫁了一个工人，生了三个孩子。去年我去看过她，她老了很多，头发也白了。” 水生在他旁边蹲下来，也看着那张照片。照片上的女人笑得很灿烂，牙齿白白的，眼睛弯弯的，像月牙。水生觉得她有点像秀兰，不是长得像，是笑得像。秀兰也这样笑，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月牙。 “你还想她？”水生问。 陈知远把照片翻过来，扣在膝盖上。 “不想了，”他说，“想也没用。有些人走了就走了，想不回来了。” 水生知道他说的是谁。不光是那个照片上的女人，还有念。念走了，想不回来了。秀兰走了，想不回来了。老摆子走了，老沈头走了，王婶走了。走了的人像河里的水，流走了就流走了，你站在岸上喊，喊破嗓子，它也听不见。 可人还是会想。想不是为了让谁听见，想是为了让自己记得。记得他们来过，记得他们活过，记得他们笑过、哭过、饿过、苦过。记得了，他们就没走远，就在你心里，在你梦里，在你每天醒来的第一个念头里。
一九七二年的夏天，发生了一件事，水生一直没跟任何人说过。 那天傍晚，他从渠上回来，路过沈家祠堂。祠堂已经没人用了，墙上的大字报被风雨吹得七零八落，白纸变成了黄纸，黄纸上粘着泥巴和鸟粪。水生本来没想进去，可他看见祠堂的门开了一条缝，里面有光透出来。他推开门，走进去，看见祠堂里坐着一个人。 是刘建国。刘建国一个人坐在祠堂的角落里，面前摆着一瓶白酒，一瓶已经喝了一大半。他脸红得像关公，眼睛红得像兔子，嘴里在念叨着什么。水生走过去，听清了他在念什么。不是革命口号，不是毛主席语录，是一首诗。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水生愣住了。刘建国是造反队的头头，是村里最革命的人，是砸了沈家祠堂牌匾的人，是把周书记和赵书记揪上台批斗的人。他怎么能念唐诗呢？唐诗是“四旧”，是“封资修”，是“牛鬼蛇神”。刘建国自己说的，谁念唐诗谁就是反革命。可现在他自己在念。 刘建国看见水生，没有慌，没有怕。他举起酒瓶，朝水生晃了晃。 “水生，”他说，“你来，喝一杯。” 水生没有动。他看着刘建国，觉得这个人变了，变了很多。以前刘建国的脸上有一种光，一种革命的光，那种光让他看起来像一把刀，锋利得很，砍谁谁倒。现在那个光没了，他的脸灰扑扑的，像一块被水泡过的木头。 “你怎么念唐诗？”水生问。 刘建国笑了一下。他的笑容很奇怪，不是高兴，不是难过，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像是什么东西在脸上碎掉了的表情。 “我小时候背过，”他说，“背了好多。我爹让我背的。我爹说，人活着，肚子里得有点墨水。” “你爹不是贫农吗？” “贫农就不能背唐诗了？”刘建国把酒瓶举起来，对着灯光看了看，瓶里的酒已经不多了，黄澄澄的，像尿。“贫农也想认字，也想读书，也想当人上人。我爹没读过书，他把希望都放在我身上了。他活着的时候，每天念叨，‘建国，你要好好读书，读出来了，就不用种地了。’”刘建国说到这里，声音变了，变得沙哑了，像砂纸磨木头。“我读出来了。我读到了初中。可我现在在干什么？我在斗人。斗完了这个斗那个，斗来斗去，斗得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 水生在他对面坐下来，看着那瓶酒。酒是白的，透明的，像水。可它不是水，它比水厉害，喝了会醉，醉了会说胡话，会做傻事，会把心里藏着的那些东西倒出来，倒得一干二净，第二天醒了，想收都收不回去。 “水生，”刘建国说，“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 水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不该他来回答。他只是一个种地的、修渠的、撑船的人，他不懂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只知道，老沈头不该死，秀兰不该死，念不该死。可她们都死了。死了就是死了，不管对错，死了就是没了，没了就是再也回不来了。 刘建国见水生不说话，自己说下去了。 “我斗周书记的时候，觉得他是坏人。我斗赵书记的时候，也觉得他是坏人。可斗完了，我想来想去，想不出他们到底坏在哪里。周书记多记了几个工分，多拿了几斤粮食，就坏到要被打倒的程度了？赵书记的账本有出入，就坏到要戴高帽子游街的程度了？我不是替他们说话，我是想不明白。我想不明白的事，就不能做。可我已经做了，做都做了，收不回来了。” 刘建国说完这些话，把瓶里剩下的酒一口闷了。喝完以后，他趴在桌子上，哭了。哭得很伤心，肩膀一耸一耸的，像一个人在抽搐。水生坐在旁边，没有说话，没有动。他看着刘建国哭，觉得他哭起来的样子像一个人。像谁？像老沈头。老沈头当年被斗的时候，没有哭，可他的眼睛里有泪，没流出来，咽回去了。刘建国的眼泪流出来了，流了很多，流得满脸都是。 水生站起来，走出了祠堂。他走在回渡口的路上，月亮很大，把路照得像白天一样亮。路两边的田里种着水稻，水稻已经抽穗了，稻穗沉甸甸的，弯着腰，像一群在鞠躬的人。水生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像在丈量这条路有多长。 他走了很久，走到渡口的时候，月亮已经偏西了。陈知远坐在门槛上等他，手里捧着一碗茶，茶已经凉了。 “你去哪儿了？”陈知远问。 “去祠堂了。”水生说。 “去祠堂干什么？” 水生在他旁边坐下来，接过那碗凉茶，喝了一口。茶是苦的，苦得他皱了皱眉。 “看刘建国。”水生说，“他在哭。” 陈知远没有问刘建国为什么哭。他知道为什么。这年头，哭的人太多了，不哭的人才奇怪。陈知远也哭过，不是在别人面前哭的，是背地里，是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是用被子蒙住头、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发出声音的那种哭。他哭过很多次，哭自己，哭念，哭水生，哭那些他不认识可同样在受苦的人。哭完了，第二天起来，洗脸，刷牙，吃饭，出门，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一九七三年春天，陈知远接到了通知。他的问题彻底查清了，结论是“没有问题”，恢复工作，回水利局上班。通知是水利局的人送来的，一个年轻人，骑着自行车，从县城骑到渡口，把一张纸交给陈知远，说了声“恭喜”，骑上车走了。 陈知远把那张纸看了三遍，然后递给水生。水生看了，纸上写着“恢复陈知远同志原职务”几个字，下面盖着水利局的公章，红彤彤的，像一团火。 “你要回去了。”水生说。 “嗯。”陈知远说。 “什么时候走？” “明天。” 水生点了点头，站起来，走进灶房，开始做饭。他煮了一锅粥，炒了一盘青菜，还煮了两个鸡蛋。他把饭菜端到桌子上，跟陈知远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吃了。吃得很慢，谁也不说话。粥喝完了，菜吃完了，鸡蛋也吃完了。水生把碗收了，洗了，放在灶台上，码得整整齐齐的。 第二天一早，陈知远收拾好了东西。东西不多，一个布包，装了几件换洗的衣服，一个搪瓷缸子，还有那张照片——那张扣在桌上的照片。他把布包背在肩上，站在门口，看了看这间住了好几个月的屋子，看了看灶台，看了看床，看了看墙上那些他闭着眼睛都能摸到的裂缝。 “水生，”他说，“我走了。” 水生站在院子里，没有送他。 陈知远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过头。 “水生，你跟我去县城吧。我给你找个活干，比种地强。” 水生摇了摇头。 “不去。” “为什么？你一个人在这里，图什么？” 水生看着陈知远，沉默了一会儿。 “图这条河。”水生说。 陈知远也沉默了。他看着那条河，河水在流，不急不慢的，跟十六年前他第一次看见它的时候一样。那时候他还是个年轻人，嘴上没毛，下巴上却有一圈黑乎乎的胡茬，他蹲在码头上，把手伸进河水里洗了把脸，抬起头，水珠从他下巴往下滴，他冲水生笑了，露出一颗缺牙。
十六年了。十六年前他在这里洗过脸，十六年后他在这里洗过脸。可水不是那个水了，人也不是那个人了。他的头发白了，牙又掉了两颗，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他的理想没了，他的热情没了，他的老婆带着孩子走了，他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条命。一条半死不活的、被人踢来踢去的、不知道还能撑多久的命。 陈知远转过身，走上了通往县城的土路。路还是那条路，坑坑洼洼的，两边的杨树长高了，枝叶茂密，把阳光遮得严严实实的，路上铺满了阴影，凉丝丝的，像走在一条隧道里。 水生站在渡口，看着陈知远的背影消失在树荫里。他站了很久，站到太阳升到头顶，晒得他后脖颈发烫，他才转过身，回到屋里。 屋里空了。陈知远的铺盖卷拿走了，床上只剩下光秃秃的床板，连一张席子都没有。墙上的挂钩上还挂着一件陈知远留下的旧衣裳，灰扑扑的，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发黑的棉花。水生把那件衣裳取下来，叠好，塞进柜子里。柜子里已经有好多东西了——老摆子的旱烟袋，秀兰的碎花棉袄，念的狗尾巴草，那本《诗经》，那几封信，那块石头。柜子塞得满满的，盖子都盖不上了。 水生把柜子盖压了压，压不下去。他把柜子里的东西重新叠了叠，码了码，挪了挪，终于盖上了。他拍了拍手上的灰，走到门口，站在门槛上，看着那条河。 河水在流，哗——哗——，不急不慢的。水生看着河水，想起了秀兰说的那句话——“水生，你要活着。” 活着。活着。活着。 水生在心里把这两个字念了三遍。念完了，他拿起靠在门边的铁锹，朝渠边走去。渠里的水不多了，得放水。不放水，地里的庄稼会旱死。庄稼旱死了，秋天没粮食，冬天会饿死人。饿死人的事不能再发生了，一次就够了，够了。 水生走在田埂上，脚下的土是松的，软软的，踩上去像踩在棉花上。田里的水稻绿油油的，长得很好，比去年好，比前年好，比过去任何一年都好。水生蹲下来，用手摸了摸稻叶，稻叶是滑的，凉丝丝的，像摸到了一条鱼的背。 水生站起来，继续往前走。他走得很稳，一步一步的，不急不慢的，像河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