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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去县里读中学的那天，老摆子破天荒地没有撑船。 他把船交给了隔壁的刘老三，让刘老三替他撑一天。刘老三说，你儿子去县里读书，你不撑船送他过河？老摆子说，不送了，送不送都是一样的过河。刘老三不懂这话的意思，接过竹篙，摇了摇头，撑船走了。 水生背着一个包袱站在渡口。包袱里有一床被子，两件换洗的衣裳，一双新布鞋——是秀兰她娘帮他做的，鞋底纳得密密实实的，针脚像一排排蚂蚁。还有一样东西，用一块旧布包着，包了三层，塞在包袱的最底下。那本《诗经》。 老摆子站在门槛上，嘴里叼着旱烟袋，烟锅里的火星子一明一灭。他没有说话，水生也没有说话。父子两个就这么站着，一个在门口，一个在渡口，中间隔着一块晒谷场，晒谷场上晒着今年的新谷，金黄金黄的，像铺了一地的金子。 太阳升起来了，把河面照得亮晃晃的。水生的影子拖在身后，长长的，细细的，像一根撑船的竹篙。
“爹，”水生说，“我走了。” 老摆子把旱烟袋从嘴里取出来，在门框上磕了磕烟灰。 “走吧。”他说。 水生转过身，朝渡口走去。走了几步，听见身后传来老摆子的声音。 “水生。” 他停下来，回过头。 老摆子站在门口，阳光照在他脸上，照出那些深深浅浅的皱纹，像一张被揉皱了又展开的纸。 “好好读书。”老摆子说，“读出来了，就别回来了。” 水生愣了一下。他从来没听他爹说过这样的话。老摆子以前总说，这条河是你的根，你走到哪儿都别忘了这条河。可今天他说，读出来了就别回来了。 水生没有回答。他转过身，走到渡口，上了船。刘老三撑了一篙子，船离开了码头，朝对岸驶去。水生站在船尾，看着对岸的村子一点点变小。晒谷场变成了一个黄颜色的方块，老摆子变成了一根立在门口的黑色木桩，一动不动。 船到对岸，水生跳上岸，回头看了一眼。河对岸的村子在晨雾里朦朦胧胧的，像一幅被水泡过的画。他看见那根黑色木桩还立在门口，一动不动的。 水生转过身，走上了通往县城的土路。那条路坑坑洼洼的，两边的杨树叶子被虫咬得全是窟窿，阳光从窟窿里漏下来，在地上印出密密麻麻的光斑。水生踩在那些光斑上，觉得脚下的地软绵绵的，不像是真的。 县里的中学在县城东门外的山坡上，原来是一座庙，后来改成了学校。庙里的菩萨早被搬走了，大殿改成了礼堂，偏殿改成了教室，厢房改成了宿舍。大雄宝殿的匾额还挂在门上，上面的金字已经剥落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像一个人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水生被分在初一甲班。全班四十二个学生，从全县各个乡镇来的。有的跟他一样，穿的是打着补丁的衣裳，背的是自家织的土布包袱。有的穿得整齐些，是县城里的人，说话的声音跟乡下人不一样，脆生生的，像炒豆子。水生谁都不认识，他找了一个靠墙的角落坐下来，把包袱塞在课桌底下，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等着老师来。 班主任姓周，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瘦得像一根竹竿，脸上的肉很少，颧骨高高地凸出来，像两座小山。他站在讲台上，用一根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个“人”字，然后转过身来，看着底下的学生。 “这是什么字？”他问。 “人——”底下齐刷刷地回答。 “对，人。”周老师说，“你们来学校，首先要学会做人。做人两个字，写起来简单，做起来难。你们这辈子，要学的就是这个字。” 水生看着黑板上那个“人”字，觉得那个字写得不太好。撇太长了，捺太短了，整个字往左边倒，像一棵被风吹歪了的树。他想起老沈头说过的话——“人”字是最难写的字，因为你要让它站得住，又不能站得太直，站得太直就不是人了，是棍子。 水生觉得老沈头说得对。 开学第一周，水生差点退了学。 不是因为学不会，是因为吃不上饭。学校的食堂供应两顿饭，中午一顿，晚上一顿，每顿是两个窝头一碗稀粥。水生在家里也是一天两顿，可在家的时候他还能从河里捞点鱼虾，从地里挖点野菜，垫垫肚子。在学校里什么都捞不着，饿得前胸贴后背，上课的时候肚子咕咕叫，叫得旁边的同学都听见了，捂着嘴笑。 水生想家了。不是想老摆子，是想渡口，想那条河，想那些从河面上吹过来的带着水草味的风。他躺在宿舍的木板床上，听着窗外风吹树叶的声音，觉得那声音像河水声，又不像。河水声是有节奏的，哗——哗——，像老人叹气。树叶声是哗啦哗啦的，乱的，碎的，像一堆人在吵架。
水生把枕头底下那本《诗经》摸出来，借着窗外的月光，翻开一页。他不知道翻到了哪一页，也看不清上面的字，可他就那么翻着，摸着那些发黄的书页，像摸着老沈头那双满是皱纹的手。 他在心里把那句诗念了一遍。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念完了，觉得肚子不那么饿了。 水生没有退学。他留了下来，慢慢地适应了学校的生活。他发现自己不笨，或者说，比大多数人聪明一点。算数课上学的东西，老师讲一遍他就懂了，别人还在掰手指头，他已经把答案写出来了。语文课上，周老师让同学们背课文，别人背得磕磕巴巴的，水生背得顺顺溜溜的。周老师很惊讶，问他以前学过没有。水生说学过一点。周老师问跟谁学的。水生说跟一个老人学的。周老师问那个老人叫什么。水生说叫沈老四。周老师没听说过这个名字，点了点头，没有追问。 水生没有告诉周老师，沈老四是个地主。他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说，也许是觉得说了也没用，也许是觉得说了对不起老沈头。 日子一天天过去，水生在学校里有了几个朋友。坐在他前面的是一个叫陈小毛的男生，是从北边山里的村子来的，比他大两岁，个子却比他矮一头。陈小毛家里比他家还穷，穿的那件棉袄从冬天穿到夏天，棉花絮结成了块，硬邦邦的，像一副盔甲。陈小毛不识字，一个字也不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水生教他写“陈小毛”三个字，教了三天，陈小毛还是把“毛”写成了“手”。水生说你怎么这么笨。陈小毛笑了，露出一嘴黄牙，说，我爹说了，我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料，能认识自己的名字就够了。 水生觉得陈小毛可怜，又觉得陈小毛不可怜。可怜是因为他不识字，不可怜是因为他不觉得不识字是苦。不知道苦的人，就不苦。这话是老沈头说的，水生一直记着。 那年冬天来得早。十月底就下了霜，十一月就结了冰。学校的教室没有暖气，窗户上糊的纸破了好几个洞，北风从洞里钻进来，吹得人浑身发抖。水生坐在教室里，两只手冻得通红，握不住笔。他把手夹在胳肢窝底下暖一暖，暖热了再拿出来写，写不了几个字又冻僵了，再夹回去暖。 周老师看见他的手，从办公室拿来一双棉手套，递给他。 “戴上。”周老师说。 水生看了看那双手套。是新的，蓝色的，毛线织的，手指头的地方织得不太好，有的长有的短。水生接过来，戴上了。手套是暖的，暖得他眼眶发酸。 “谢谢周老师。”他说。 周老师摆摆手，走了。 水生戴着那双手套，在作业本上写字。手套太厚了，握笔握不稳，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的，像蚯蚓爬。他把右手的手套摘了，光着右手写，左手还戴着，冷了就换过来——右手写字，左手插在手套里暖着。写到后来，右手又冻僵了，他把手套换到右手上，左手光着，暖一暖再换回来。 期末考试的时候，水生考了全班第三名。周老师在班上表扬了他，说他是从农村来的学生里成绩最好的。水生坐在座位上，低着头，脸红了。他不习惯被人夸，被人夸的时候浑身不自在，像浑身爬满了蚂蚁。 放寒假的时候，水生背着包袱回了家。 从县城到渡口，走了一天。天没亮就出发，走到太阳落山才到。他走到渡口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河面上灰蒙蒙的，分不清哪是水哪是岸。他站在码头上，朝对岸喊了一声：“爹——” 过了好一会儿，对岸亮起一盏灯。那盏灯晃晃悠悠地朝这边移动，是船。船到河心的时候，水生看见撑船的人不是老摆子，是秀兰。 秀兰是隔壁刘婶家的闺女，跟水生同岁，从小一起长大的。水生走的时候她还是个小丫头，扎着两根辫子，辫梢上系着红头绳。半年不见，她好像变了一个人——辫子剪了，留了齐耳短发，穿着一件碎花棉袄，站在船尾，手里握着竹篙，像一个大人了。 “水生！”秀兰喊了一声。 “怎么是你？我爹呢？” “你爹腿疼，下不了床。我替他撑船。” 船靠了岸，水生跳上去，接过秀兰手里的竹篙，自己撑。秀兰蹲在船头，两只手缩在袖子里，看着水生撑船。 “县城好不好？”她问。 “好。”水生说，“有电灯，有自来水，有电影院。” “电影院是啥？” “就是放电影的地方。一块大白布，上面有人说话、有人走路，跟真的一样。” 秀兰的眼睛瞪大了，亮晶晶的，像河面上的波光。“跟真的一样？” “跟真的一样。” 秀兰沉默了一会儿，低下头，用手指在船板上画圈圈。 “水生，”她说，“你以后还会回来吗？” 水生撑船的手顿了一下。 “回，”他说，“这是我家的地方。” 秀兰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有好多东西，水生看见了，可他假装没看见。他把头扭过去，看着河面。河面上有月亮，圆圆的，大大的，像一个银盘子浮在水上。 船靠了对岸，水生把船系在码头的石墩上，拎着包袱往家走。秀兰跟在他身后，走了一截路，到了她家门口，她停下来。 “水生，”她说，“明天我来找你玩。” “好。”水生说。 秀兰推开自家的门，进去了。门关上的声音在夜里响得厉害，砰的一声，像有人往墙上拍了一巴掌。 水生回到家，推开门，看见老摆子躺在床上。老摆子的一条腿肿了，肿得比另一条粗一倍，皮肤绷得紧紧的，亮晶晶的，像灌了水的气球。水生蹲下来，摸了摸那条腿，腿是烫的，烫得烫手。 “爹，”水生说，“去看大夫。” 老摆子摇了摇头。 “不用看，老毛病了。冬天就这样，春天就好了。” 水生想说什么，嘴张了张，没说出来。他把包袱打开，把那双棉手套拿出来，放在老摆子的枕头边。 “周老师给的，”水生说，“你戴上，手就不冷了。” 老摆子看了看那双手套，拿起来，翻来覆去地看了看，又放下了。 “你戴，”他说，“我在屋里不冷。” 水生没有跟他争。他把手套放在枕头边，把包袱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两件换洗的衣裳，一双新布鞋，还有那本用旧布包着的《诗经》。他把《诗经》放在枕头底下，跟那截铅笔头、那张纸放在一起。枕头底下塞满了东西，枕头鼓鼓囊囊的，像一个大肚子。 水生躺在床上的时候，听见河水的声音。半年没听见了，河水的声音还是老样子，不急不慢的，哗——哗——，像老人叹气。水生闭上眼睛，觉得自己还在船上，船在河心里晃荡，晃晃悠悠的，晃着晃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水生起来的时候，老摆子已经不在床上了。他拄着一根木棍，站在灶房里熬粥。那条瘸腿拖在地上，比以前更瘸了，每走一步，整个人就歪一下，像一艘船在风浪里颠簸。 水生走过去，从他手里接过勺子。 “我来。”他说。 老摆子没有推辞，退到一边，坐在灶台前的矮凳上，看着水生熬粥。水生搅着锅里的粥，粥咕嘟咕嘟地冒泡，热气扑在他脸上，湿漉漉的，像河面上的雾。 “爹，”水生说，“下学期我不去读了。” 老摆子猛地抬起头。 “为什么？” “你的腿这样，家里没人照应。” 老摆子沉默了。他从口袋里掏出旱烟袋，装上烟丝，打火，点上。烟雾在灶房里弥漫开来，混着粥的香味，呛得水生咳了两声。 “水生，”老摆子说，“我跟你说过，读出来了就别回来。” “可你的腿——” “我的腿瘸了二十年了，不差这几天。你给我好好读书，读完了再回来。” 水生的手停了，勺子搁在锅沿上，粥还在咕嘟咕嘟地冒泡。 “你要是不读了，”老摆子说，“我这辈子就白活了。” 水生看着老摆子。老摆子的脸在烟雾里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可水生看见他爹的眼睛红了，红得像灶膛里的火。 水生没有说话。他拿起勺子，继续搅粥。粥越来越稠了，搅起来费劲，胳膊酸了也不停下来。 那天上午，秀兰来了。她穿了一件新棉袄，蓝色的，上面印着白花，头发上别了一个发卡，亮晶晶的，像一只停在头上的蝴蝶。她站在门口，朝屋里喊了一声：“水生！” 水生从屋里出来，看见秀兰站在院子里，阳光照在她脸上，她的脸红扑扑的，像熟透了的苹果。 “走，”秀兰说，“去渡口。” 两个人走到渡口，坐在青石台阶上。河水在脚底下流，冬天的河水清得很，清得能看见河底的石头，石头上长着青苔，绿油油的，像铺了一层绿绒布。 “水生，”秀兰说，“你在县城里有没有看到女学生？” “看到了。” “她们长什么样？” “穿蓝布裙子的，头发短短的，说话跟广播里一样。” 秀兰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穿的碎花棉袄，又看了看水生脚上那双她娘做的布鞋。 “水生，”她说，“你觉得我像不像女学生？” 水生看了看她。秀兰的脸红红的，不知道是冻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她的眼睛亮亮的，像河面上的波光。水生忽然想起戏班子里那个唱戏的女人，想起那团火一样的红色，想起那股又甜又腻的香味。可那个影子只闪了一下就灭了，站在他面前的是秀兰，是穿着碎花棉袄、鼻头冻得通红、指甲缝里还有泥的秀兰。 “像。”水生说。 秀兰笑了。她笑起来的时候嘴角往两边咧，露出两排白白的牙齿，像一排整齐的贝壳。水生觉得秀兰笑起来比那个唱戏的女人好看，可他没说出口。有些话不能说，说了就收不回来了。 那天下午，水生跟秀兰在渡口坐了很久。他们说了很多话，说县城的电灯，说学校的食堂，说周老师的棉手套，说陈小毛的笨手笨脚。秀兰听得很认真，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水生，好像他嘴里说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是金子。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水生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我该回去了，”他说，“我爹一个人在家。” 秀兰也站起来，把棉袄上的皱褶抻了抻。 “水生，”她说，“你明天还走吗？” “走。后天开学，明天得赶路。” 秀兰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她转过身，朝自己家走去。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过头。 “水生，”她说，“你走了我会想你的。” 水生站在渡口，看着秀兰的背影消失在暮色里。天边的云被夕阳烧红了，红得像一块烧红的铁，慢慢地冷却，慢慢地变暗，慢慢地沉到地底下去了。
水生蹲下来，用手在青石台阶上写了两个字。一个是“水”，一个是“生”。两个字靠在一起，像两个人并排站着，谁也不挤谁，谁也不挡谁。 他站起来，用脚把字擦掉了。青石上留下两道水印子，很快就干了，什么也看不见了。 第二天天没亮，水生就起来了。老摆子比他起得更早，灶房里已经熬好了粥，锅台上搁了两个煮鸡蛋。水生端起粥碗，呼噜呼噜地喝了，把两个鸡蛋揣进怀里，背起包袱，走出门。 老摆子拄着木棍站在门口，没有说话。 水生走到渡口，上了船。这一回撑船的是刘老三。刘老三把竹篙往水里一点，船离了岸。水生站在船尾，看着老摆子站在门口，一动不动的，像一株长在墙根的树。 船到了对岸，水生跳上岸，回头看了一眼。河对岸的村子在晨雾里朦朦胧胧的，他看不见老摆子了，只看见那扇开着的门，黑洞洞的，像一个人张大了嘴。 水生转过身，走上了通往县城的土路。路还是那条路，坑坑洼洼的，杨树的叶子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一只只张开的手指头。 他从怀里掏出那两个鸡蛋，在手里转了转。鸡蛋是热的，热乎乎的，暖着她的手心。他舍不得吃，把鸡蛋又揣回了怀里。 走了很远，他才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渡口已经看不见了，河也看不见了，能看见的只有灰蒙蒙的天和黄乎乎的地，还有那条灰白色的土路，弯弯曲曲地通向前方，像一条绳子，把他和渡口连在一起。 水生摸了摸怀里的鸡蛋，继续往前走。 风从背后吹过来，推着他的背，像有人在后面推着他走。 他加快了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