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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从河南回来以后，话更少了。以前是不爱说话，现在是不说话。不是说不了，是不想说。他觉得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念死了，秀兰死了，老摆子死了，老沈头死了，这个世上跟他有关系的人，一个一个地走了，走得一个不剩，走得干干净净，像被风吹过的晒谷场，连一粒谷子都不剩。 可他还得活着。秀兰说了，要活着。活着就得干活，干活就得说话，不说话别人不知道你要干什么。水生跟人说话的时候，只说跟干活有关的事——“今天浇东边的田”“明天收西边的麦”“后天的肥要送到南边的地”。别的什么都不说，不说闲话，不说笑话，不说苦话，不说气话。他的嘴变成了一件工具，跟锄头、铁锹、竹篙一样，用的时候拿出来，不用的时候闭着。 村里人一开始不太习惯，后来就习惯了。他们跟水生说话的时候，也学着只说话，不说别的。整个村子跟水生的对话变得简练起来，像发电报，一个字是一个字，不多一个，不少一个。 赵书记有时候来找水生商量队里的事，水生说该咋办就咋办，赵书记说你说个意见，水生说我没什么意见，你说了算。赵书记叹了口气，说：“水生，你不能这样。你是队长，队里的事你不管谁管？”水生说：“我管，可我不说话。”赵书记被他气笑了，说：“你不说话怎么管？”水生想了想，说：“我干。”赵书记看着他，摇了摇头。 水生确实在干。他比以前干得更多了，更狠了，更不要命了。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扛着铁锹或者锄头下地，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干完了自己的干别人的，干完了地里的干渠上的，干完了渠上的干队里的。他像一台不知道疲倦的机器，从早转到晚，从春转到冬，转得浑身是泥，转得满手是茧，转得腰都直不起来。 刘婶看不下去了，有一天拦住他，说：“水生，你不能这么干，你会把自己累死的。”水生说：“累死比饿死好。”刘婶说：“你累死了，念回来谁管她？”水生听到“念”字，手里的铁锹停了一下。他抬起头，看着刘婶，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又灭了。 “念不回来了。”水生说。 刘婶不知道念的事，听了这话，愣了一下，想问，没敢问。水生扛着铁锹走了，刘婶站在路上，看着他的背影，觉得那个背影比以前更弯了，更驼了，更像一个老头了。可水生才二十多岁，二十多岁的人，背驼得像五十岁。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水生正在田里割稻子，忽然听见村里的大喇叭响了。大喇叭平时不怎么响，一响就说明有事。水生直起腰，把镰刀别在腰带上，走到田埂上，竖起耳朵听。大喇叭里传出来的声音是周书记的，声音很大，很激动，像炒豆子一样噼里啪啦的。 “全村的贫下中农同志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了！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害人虫！” 水生听不太懂这些话，可他听出周书记的声音变了。以前周书记说话慢条斯理的，像老师在讲课，现在快了，像火烧了眉毛，像有人在后面追他。水生站在田埂上，听着那些话从大喇叭里喷出来，觉得那些话像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烧得人脸发烫。 第二天，村里来了一群红卫兵。 红卫兵是从县里来的，大多是中学生，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胳膊上别着毛主席像章，手里拿着红宝书。他们坐着一辆解放牌卡车来的，卡车停在晒场上，红卫兵从车上跳下来，一个个精神抖擞的，像打了鸡血。 领头的红卫兵是个女学生，梳着两条辫子，辫梢上扎着红头绳，脸圆圆的，眼睛大大的，看着挺秀气，可一开口就不秀气了。她站在晒场上，举着红宝书，大声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我们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把村里的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 村里人站在晒场周围，看着这群红卫兵，有的好奇，有的害怕，有的无所谓。水生站在人群后面，手里还握着镰刀，刚从田里回来，裤腿卷到膝盖，腿上全是泥巴。他看着那群红卫兵，想起了当年的解放军。解放军来的时候也是坐车来的，也是年轻人，也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可解放军来的时候带的是银元，给的是笑脸，说的是“从今天起，你们每个人，都该有一个姓”。红卫兵来的时候带的是红宝书，喊的是口号，说的是“把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 水生觉得有什么东西变了，变得很厉害，可他不知道是什么。他只知道，解放军的那个缺牙年轻人现在是右派，在河南乡下的一个村子里揉面。而红卫兵站在这里，喊着他听不懂的口号，要把“牛鬼蛇神”揪出来。谁是牛鬼蛇神？水生不知道。可他知道，如果老沈头还活着，老沈头肯定是牛鬼蛇神。那本《诗经》，那些蝇头小楷，那些“昔我往矣”，全是牛鬼蛇神。 水生把镰刀握紧了一些。 红卫兵在村里住了下来。他们住在沈家祠堂里——就是当年办食堂的那个祠堂。祠堂里的毛主席像还在，可像两边的红纸条掉了，没人重新贴。红卫兵把祠堂打扫了一遍，在墙上贴满了大字报，白纸黑字，写得密密麻麻的，像一群蚂蚁爬在墙上。水生路过祠堂的时候，停下来看了看那些大字报，大部分字他认识，可连在一起就看不懂了。“打倒”“炮轰”“火烧”“油炸”，这些字他都认识，可他不明白为什么要炮轰一个人，为什么要油炸一个人。人又不是油条。 红卫兵揪出来的第一个人是周书记。周书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修正主义的苗子”。水生不知道这些词是什么意思，可他看到周书记被红卫兵押到晒场上，脖子上挂着一块木牌，木牌上写着他的名字，名字上打了一个红叉。周书记低着头，弯着腰，站在台上，像当年的老沈头。 水生站在台下看着，手里的镰刀握得更紧了。他想起了老沈头，想起了老沈头站在台上发抖的样子，想起了老沈头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的样子，想起了老沈头说“我脏”的时候那个沙哑的声音。历史在重演，可换了演员。以前斗的是地主，现在斗的是书记。以前喊口号的是贫下中农，现在喊口号的是红卫兵。可站在台上弯腰低头的那个姿势，一模一样。 赵书记也被揪出来了。赵书记的罪名比周书记还多——“贪污”“浪费”“欺压贫下中农”。水生知道这些罪名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赵书记确实多记过工分，多拿过粮食，可那点东西放在现在算什么呢？跟他在土改时候分掉的沈家财产比起来，九牛一毛。可红卫兵不管这些，他们要的是“揪”，是“斗”，是“批”，是“打倒”。打倒一个是一个，揪出一个是一个。 水生没有被揪。他是贫农，是贫协委员，是生产队长，是水利员。他的成分好得不能再好了，三代贫农，爷爷是长工，父亲是船工，他自己是记工员。红卫兵查了他的档案，没有问题。他的家里没有值钱的东西，没有旧书旧画，没有古董字画，什么都没有。那本《诗经》藏得很好，塞在枕头底下的夹层里，红卫兵来翻过一次，翻了被子，翻了柜子，翻了灶台，没翻枕头。水生把枕头放在床上，平平整整的，像什么也没有。 红卫兵走了以后，村里自己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红卫兵不叫红卫兵了，叫“造反队”。造反队的头头不是别人，是刘婶的儿子，叫刘建国。刘建国比水生小几岁，初中毕业，在村里算是有文化的人。他以前见了水生叫“水生哥”，客客气气的，现在不叫了，叫“水生同志”，不客气了，硬邦邦的，像在叫一个陌生人。 刘建国带着造反队，把沈家祠堂里的东西又翻了一遍。祠堂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可刘建国觉得还有“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他把墙上贴的那些花花绿绿的标语撕了，说那些是“封资修”的。他把毛主席像旁边贴的“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撕了，说这些是“刘少奇的”。他把祠堂里那块“沈氏宗祠”的匾额摘下来，劈了当柴烧。 水生看着那块匾额在火里烧，木头噼里啪啦地响，火苗蹿得老高，把周围人的脸照得通红。那块匾额是沈家老祖宗留下的，上面那几个字是老沈头的爷爷写的，老沈头跟水生说过。现在它变成了一堆灰，风一吹，灰飞起来，落在人的头发上、衣服上、脸上，灰扑扑的，像下了一场黑雪。 水生伸出手，接住了一片灰。灰是凉的，轻的，放在手心里，像一片枯叶，一捏就碎了。
一九六七年春天，村里的武斗开始了。 不是真刀真枪地打，是用棍棒、铁锹、锄头。造反队分成两派，一派是刘建国的“东方红”，一派是另一个年轻人的“井冈山”。两派争的是同一个东西——权力。谁控制了大队，谁就控制了粮食、工分、物资。水生不愿意掺和这些事，可他不掺和也不行。他是生产队长，是“实权派”，两派都要拉他。刘建国来找他，说：“水生，你跟我们一起干。”水生说：“我干不了，我不懂。”刘建国说：“你不懂没关系，你跟着我们就行。”水生说：“我跟着你们，田里的活谁干？”刘建国被他噎住了，瞪了他一眼，走了。 另一派也来找他，说的话差不多，水生的回答也一样。两派都拉不动他，就不拉了，也不理他了。水生乐得清静，每天还是下地干活，修渠种田，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不关心谁掌权，谁打倒谁，谁是谁非。他只知道，田不能荒，渠不能堵，庄稼不能不管。你不种地，不打粮，不吃饭，谁掌权都得饿死。 武斗最厉害的那一阵子，渡口成了两派争夺的焦点。渡口是交通要道，谁控制了渡口，谁就控制了进出村子的通道。刘建国的“东方红”占了渡口，在码头上搭了一个棚子，派了两个人日夜守着，检查过往的行人。另一派不服，半夜里摸过来，想把渡口抢回去。两派在码头上打了一架，打了半夜，打得头破血流。第二天早上水生去看，码头上全是血，青石台阶上红了一大片，像泼了一桶红漆。船被砸了一个窟窿，船板碎了好几块，船底进了水，半沉半浮地漂在水面上。 水生蹲下来，摸了摸船上的窟窿，窟窿边上的木头是新的，白茬茬的，像新砍的伤口。这条船是老摆子留下的，老摆子活着的时候每天都要把它擦一遍，擦得船板发亮，像抹了一层油。现在它被人砸了一个窟窿，半沉在河里，像一个被人捅了一刀的人，躺在血泊里，慢慢死去。
水生把船拖上岸，翻过来，开始修。他找了一块木板，锯成窟窿的大小，用钉子钉上去，再用桐油抹了一遍，抹得油光光的，像一块补丁。船修好了，可船底的水渍还在，船板上那些脚印还在，血迹被水冲淡了，可印子还在，像洗不掉的胎记。 水生把船推回河里，系在码头的石墩上。他蹲在码头上，看着船在水里晃荡，忽然想起老摆子说的话——“这条河等一个人，等了八百年了。”八百年前这条河在等谁？现在还在等吗？等的人来了没有？水生不知道。他只知道，这条河等来的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是枪，是口号，是红旗，是红宝书，是木牌，是血，是船上的那个窟窿。 武斗打了一个多月，死了两个人。一个是被棍子打死的，一个是被推到河里淹死的。打死人的那一派说打得好，打死了反革命。被淹死的那一派说血债要用血来偿。两派谁也不让谁，打来打去，打到后来，谁也不知道当初为什么打了。水生站在田埂上，看着远处渡口方向冒起的烟，不知道是烧了什么东西。烟是黑的，滚滚的，像一条黑龙，在天空里扭来扭去，扭了很久才散。 一九六七年秋天，水生收到了一封信。信是陈知远寄来的，信封上贴着一张邮票，邮票上印着毛主席像，毛主席像的旁边写着“毛主席万岁”。水生拆开信，信上写得很简单： “水生：我的问题终于解决了。组织上给我平了反，恢复了党籍，安排在县里的水利局工作。我要回县里了，以后可以经常去看你了。念的那本书，你留着。她的那封信，你留着。她的那块石头，你也留着。我们都要好好活着。陈知远。” 水生把这封信看了两遍，叠好，塞进枕头底下。枕头底下又多了一封信，压得枕头更高了，硌得后脑勺更疼了。水生喜欢那个疼，那个疼让他觉得枕头底下有东西，不是空的，是满的。满的是信，是字，是念，是那些死了的人留给他的、还活着的、还会疼的东西。 水生把那块石头从枕头旁边拿起来，放在手心里摸了摸。石头还是那块石头，圆圆的，滑滑的，上面刻着一个“念”字，笔画深深浅浅的。水生把石头贴在脸上，石头是凉的，凉得他脸冷，可他不拿开。他让石头凉着他的脸，凉着他的眼睛，凉着他的嘴唇。 “念，”他在心里说，“陈叔叔要回来了。他要回来了。你呢？你什么时候回来？” 水生的眼睛闭上了，石头从他手心里滑下去，掉在地上，咚的一声，滚了两滚，停住了。石头上的“念”字朝着天花板，像一只眼睛，看着水生，看着这间空荡荡的房子，看着这条还在流的河。 那一年，水生二十三岁。他的头发白了。不是全白，是花白，一缕一缕的白，夹杂在黑头发里，像陈知远的头发一样，像被人用毛笔蘸了白颜料，在黑头发上一笔一笔地刷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