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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夏天，水生从县里中学毕业了。 说是毕业，其实不算真正的毕业。那时候的中学分初小和高小，水生念的是初小，两年制，念完了就算完事。高小要到专区去念，全县也考不上几个。水生没去考，不是考不上，是不想考了。老摆子的腿越来越不中用，那条瘸腿肿了消、消了肿，反反复复的，像河水的涨落。水生觉得自己该回去了。 周老师找他谈了一次话。在办公室，周老师坐在椅子上，水生站着。周老师说你成绩这么好，不往上念可惜了。水生说家里需要人。周老师沉默了一会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递给水生。那是一张介绍信，上面写着周老师的字，工工整整的，说水生同学品学兼优，因家庭困难未能继续升学，希望当地政府予以安排工作。 水生接过那张纸，叠好了，揣进怀里。怀里已经揣了很多东西——那本《诗经》，那截铅笔头，那张写着“水生”的纸，现在又多了一张介绍信。怀里鼓鼓囊囊的，走起路来哗啦哗啦响，像一个装满零碎的口袋。 水生回到渡口的那天，老摆子正坐在门槛上补渔网。他的眼睛不行了，穿针穿不进去，拿针的手抖得像筛糠。水生走过去，从他手里接过针线，替他穿好，递回去。老摆子接过针，低着头补了一会儿，忽然把渔网扔在地上。 “不补了，”他说，“补了也没用。河里没鱼了。” 水生不知道河里是真的没鱼了，还是老摆子看不见鱼了。他走到河边，趴在码头上往水里看。水还是那个水，清凌凌的，能看见河底的石头上长着青苔，青苔底下有影子在动。是鱼。不大，手指头长的，一条两条三条，不算多，可也不是没有。 水生没有跟他爹说。有些事说了也没用。你告诉他河里有鱼，他看不见，你说破了嘴也没用。 水生回到家的第二天，就去找了村长。村长姓赵，就是当年砸沈家老宅大门的老赵。老赵现在不叫老赵了，叫赵村长。他家的门上挂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村公所”三个字，是用油漆写的，红底白字，醒目得很。 水生把周老师写的介绍信递给赵村长。赵村长接过去，翻来覆去地看了看，又还给水生。 “你想干啥？”赵村长问。 “啥都行。”水生说。 赵村长想了想，说：“合作社缺个记工员，你来不？” “来。” 记工员就是记工分的。那时候村里办了合作社，农民下地干活不给钱，给工分。男的干一天十个工分，女的干一天八个工分，年底按工分分红。工分记在一个本子上，谁哪天干了什么，干了几个钟头，一笔一笔地记清楚，年底算总账。以前的记工员是个老头，不识字，用画圈圈的办法记，一个圈代表一个工分，画到后来圈圈多得数不清，经常算错账，吵得一塌糊涂。 水生干了这个活，村里人放心了。水生识字，还会算术，不会算错账。水生把每个人的工分记得清清楚楚的，字写得工工整整的，跟印刷出来的一样。村里人看着那个本子，虽然不识字，可觉得那些字排得整整齐齐的，心里就踏实。 秀兰也在合作社里干活。她跟水生不一样，她是下地干活的，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扛着锄头下地，锄草、施肥、浇地，什么都干。她晒黑了，以前白生生的脸现在黑红黑红的，像一块刚从火里取出来的砖头。可她还是爱笑，笑起来那两排白白的牙齿在黑脸上显得格外白，像镶了一排贝壳。 水生坐在田埂上记账的时候，秀兰有时候会走过来，蹲在他旁边，看他写字。 “你在写啥？”她问。 “记工分。你今天干了八个工分。” “你写我的名字。” 水生在本子上写了“秀兰”两个字。秀兰看着那两个字，用手指头描了描。 “这两个字是我的？” “是你的。” 秀兰把那两个字看了又看，好像要把它们吃到肚子里去似的。然后她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土，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好像怕那两个字从本子上跑掉。 一九五三年秋天，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粮食统购统销。上头来了文件，说从今往后，粮食不能随便买卖了，由国家统一收购、统一销售。村里的粮食要卖给国家，按照规定的价格，不能多卖也不能少卖。村里人不大懂这个政策的意思，只知道从今往后不能自己卖粮了，也不能多留粮了，每家每户留多少口粮，由国家定。 第二件事是老摆子死了。 老摆子死在一个秋天的早晨。那天水生起来的时候，看见灶房的灯还亮着。他走过去，看见老摆子坐在灶台前的矮凳上，手里端着一碗粥，粥已经凉了，上面结了一层皮。老摆子的头歪着，靠在灶台上，眼睛闭着。 水生喊了一声“爹”，没有应。又喊了一声，还是没有应。他走过去，摸了摸老摆子的手。手是凉的，凉得像河底的石头。他把手放在老摆子的鼻子底下，没有气息。 老摆子就这么死了。端着一碗凉粥，坐在灶台前，连个招呼都没打就死了。死的时候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不痛苦，也不安详，就是什么也没有，像一堵墙塌了，塌了就塌了，连个响动都没有。 水生站在那里，手里端着那碗凉粥，站了很久。秀兰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站在门口，看着水生，眼睛红红的。她走过来，从水生手里接过那碗粥，放在灶台上，然后拉着水生的手，把他从灶房里拉出来。 “水生，”她说，“你哭吧。” 水生摇了摇头。 “哭不出来。” 他真的哭不出来。他觉得胸口堵得慌，像有什么东西塞在那里，上不来下不去。可眼泪就是出不来，眼睛干干的，像两块旱地。 水生把老摆子埋了。就埋在渡口的老槐树底下，旁边是老沈头的坟。两座坟并排着，一座是老地主的，一座是老船工的，生前隔着一条河，死后挤在一棵树下。水生站在两座坟中间，左边看看，右边看看，觉得这世上的事说不清楚。 老摆子死了以后，水生一个人住在渡口的房子里。房子是老摆子留下的，两间土坯房，一间灶房，一间卧房，墙是黄的，瓦是黑的，门是歪的。水生一个人住，觉得房子太大，又觉得房子太小。太大是因为只有他一个人，说话有回音，咳嗽有回音，连放个屁都有回音。太小是因为那些回忆装不下，老摆子的烟味、老摆子的咳嗽声、老摆子拖着瘸腿走路的声响，这些东西把房子塞得满满的，没有地方放新的东西。 水生白天在合作社记账，晚上回到渡口，一个人坐在门槛上，看着河水发呆。河水还在流，不急不慢的，跟老摆子在的时候一样。可水生觉得河水不一样了，老摆子不在了，河水的声音变了，变得空荡荡的，像一个人在空房间里说话。 有时候秀兰会来。她端着一碗菜或者几个馒头，放在灶台上，看水生吃完了再走。水生吃的时候她坐在旁边，不说话，就这么看着。水生让她也吃，她说在家吃过了。水生知道她没吃过，可他不拆穿她。 有一天晚上，秀兰又来了。她端来的是一碗红薯，红薯煮得稀烂，用筷子一夹就碎。水生吃着红薯，秀兰坐在旁边，忽然说了一句话。 “水生，你一个人住，怕不怕？” “不怕。” “我怕。” 水生抬起头，看着秀兰。秀兰的脸在油灯底下黄黄的，像一张旧照片。她的眼睛亮亮的，像油灯的火苗。 “你怕什么？”水生问。 “怕你一个人。”秀兰说，“怕你不吃饭，怕你不睡觉，怕你一个人坐在河边掉到河里去。” 水生笑了一下。他很少笑，笑的时候脸上的肌肉不习惯，动起来很费劲，像生锈了的门轴。 “我不会掉到河里去，”他说，“我水性好。” 秀兰没有笑。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指头。她的手指头粗粗的，短短的，指甲缝里嵌着永远洗不掉的黑泥。 “水生，”她说，“你娶我吧。” 水生嘴里的红薯噎住了。他咳了两声，把红薯咽下去，看着秀兰。秀兰没有抬头，还是低着头看自己的手指头。 “你说什么？”水生问。 “我说你娶我吧。”秀兰的声音不大，可是很稳，像撑船的竹篙插进河底，稳当得很。 水生沉默了很久。 “秀兰，”他说，“我家什么都没有。两间破房子，一条破船，一张破网。我爹刚死，我一个子儿都没有。” “我不要子儿。”秀兰说，“我要你。” 水生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他看着秀兰，秀兰也抬起头看着他。两个人的目光碰在一起，像两条船在河心里碰了一下，晃了晃，又分开了。 “你爹同意吗？”水生问。 “我爹死了。”秀兰说，“去年冬天死的。我没跟你说。” 水生愣住了。他想起来了，去年冬天他回来过一趟，看见秀兰在河边洗衣服，眼睛红红的。他问她怎么了，她说是沙子迷了眼。原来是这个。原来她爹死了，她一个人扛着，没跟任何人说。 水生伸出手，握住了秀兰的手。秀兰的手粗糙得很，像砂纸，可它是热的。水生把那只手攥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 “好。”他说，“我娶你。” 秀兰的眼泪掉下来了。不是嚎啕大哭，是默默地掉眼泪，一滴一滴的，掉在水生的手背上，烫得很。 那年冬天，水生和秀兰结了婚。 没有吹喇叭，没有摆酒席，没有花轿，没有红盖头。两个人去公社领了一张结婚证，纸是粉红色的，上面印着毛主席像，下面写着“自愿结婚”四个字。办证的人问水生，你愿意娶她吗？水生说愿意。问秀兰，你愿意嫁给他吗？秀兰说愿意。就这么简单，两句话，一张纸，两个人就成了一家人。 领完证回来，两个人走在路上，秀兰忽然停下来。 “水生，”她说，“你抱抱我。” 水生看了看四周，路上没有人。他伸出手，抱住了秀兰。秀兰的身上有一股碱味，是洗衣服洗多了的那种碱味，还有点汗味，还有点说不出来的、像刚翻开的泥土一样的味道。水生把鼻子埋在秀兰的头发里，闻着那股味道，觉得心里那个堵了很久的东西松动了。 晚上，两个人回到渡口的房子里。秀兰把灶房收拾了一遍，把灶台擦得能照见人影，把碗筷摆得整整齐齐的。水生把卧房里的被子换了，老摆子盖过的旧被子叠起来放到墙角，铺上了一床新被子——是秀兰从家里带来的，棉絮是新弹的，软得像云。 两个人躺在床上，中间隔着一尺远。水生听着河水的声响，秀兰听着水生的呼吸。过了很久，秀兰翻了个身，面朝水生，把手伸过来，放在水生的胸口上。 “水生，”她说，“你的心跳得好快。” 水生没有说话。他把秀兰的手按在自己的胸口上，让她摸那个心跳。一下一下的，像有人在敲门，敲得又急又重。 那天夜里，河水的声音变了。不再是哗——哗——，也不是哗哗哗——哗哗哗——，而是一种水生从来没听过的声音，轻轻的，软软的，像有人在耳边说悄悄话，说了什么听不清楚，可那个声音好听，好听得很。 水生睁着眼睛，在黑暗里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个窟窿，月光从窟窿里漏进来，细细的一缕，照在秀兰的脸上。秀兰睡着了，鼻子里发出细细的鼾声，像一只猫在打呼噜。 水生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秀兰露在外面的肩膀。 窗外，河水在流。 不急不慢的。 像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