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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知远回来的时候，是一九六八年的春天。他在县水利局上了班，离渡口有四十多里路，不算远，也不算近。他买了一辆自行车，永久牌的，黑漆锃亮，车把上挂着一个铃铛，骑起来叮铃叮铃响。村里人没见过自行车，看见陈知远骑着车从渡口过来，都伸长了脖子看，像看西洋镜。 陈知远每个星期六下午骑车来渡口，星期天下午再骑车回去。他来的时候，车后座上夹着一个布包，布包里装着东西——有时候是几斤白面，有时候是一块猪肉，有时候是两瓶白酒，有时候是一包红糖。他把这些东西交给水生，水生接了，放在灶台上，等陈知远走的时候让他带回去。陈知远不带，说你自己留着吃。水生说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陈知远说吃不了就放着，又不会坏。两个人谁也不肯要，东西就堆在灶台上，堆到后来，白面生了虫，猪肉臭了，红糖结成了硬块。 刘婶来串门，看见灶台上堆的那些东西，心疼得直跺脚：“你们这两个败家子，这么好的东西都放坏了！”她把生了虫的白面筛了筛，把臭了的猪肉扔了，把结成硬块的红糖用刀背敲碎，装进罐子里。水生站在旁边看着，不说话。陈知远也不说话。两个人像两个做错事的孩子，低着头，不敢看刘婶。 刘婶把东西收拾完了，拍了拍手上的灰，看看水生，又看看陈知远，叹了口气。
“你们两个大男人，”她说，“连个家都过不好。” 水生说：“过得挺好。” 刘婶瞪了他一眼：“挺好？你灶台上的灰多厚了？你床上的被子多久没洗了？你院子里的草又长出来了，快把你家门堵上了。”水生不说话了。刘婶说得对，他确实不会过日子。以前秀兰在的时候，家里干干净净的，灶台上没有灰，被子上没有味，院子里没有草。秀兰死了以后，这个家就烂了，像一条没人管的船，到处漏水，到处长苔，到处生锈。 陈知远每个周末来，不只是送东西，还帮水生干活。他帮水生修渠、锄草、收庄稼，干得比水生还认真。他的手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嫩了，在水生家这几年的磨炼，让他的手长满了老茧，跟水生的手差不多粗糙了。
他干活的时候喜欢哼歌，不是革命歌曲，是河南梆子，哼哼呀呀的，水生听不大懂，可觉得好听，像河水声，有节奏，有起伏，有味道。 有一天傍晚，两个人在渡口坐着，一人手里捧着一碗茶。陈知远忽然说了一句：“水生，你该再找一个。” 水生喝了口茶，没说话。 “你还年轻，”陈知远说，“才二十多岁，不能一个人过一辈子。” 水生把茶碗放在地上，看着河水。河水在夕阳底下红彤彤的，像一条火龙在游。 “不找了。”水生说，“找了也留不住。” 陈知远知道他说的是秀兰，也是念。他沉默了一会儿，没有再说。有些话不能说第二遍，说第二遍就是强人所难。陈知远不是那种强人所难的人。 那年夏天，陈知远带了一个女人来渡口。 女人姓林，叫林小梅，是水利局的打字员，二十出头，扎着两条辫子，脸白白的，说话细声细气的，像蚊子叫。陈知远说她是他对象，两个人准备结婚了。水生看了看林小梅，又看了看陈知远，说：“好。”陈知远说：“我们想在你这儿办酒席，行不行？”水生说：“行。” 酒席办得很简单，没有吹喇叭，没有放鞭炮，没有花轿，没有红盖头。跟水生和秀兰结婚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多了一桌菜。菜是刘婶做的，一锅红烧肉，一条清蒸鱼，一碗炒鸡蛋，一盘炒青菜，一大盆米饭。来吃酒席的人不多，陈知远的同事来了几个，村里来了几个，坐了满满一桌，还有些人站着吃。水生忙前忙后，端菜倒酒，脸上带着笑，可那笑是挤出来的，不自然，像贴在脸上的假面具。 陈知远穿着中山装，林小梅穿着红衣裳，两个人站在灶房门口，一人端着一杯酒，敬了大家一杯。大家喊着“干杯干杯”，喝完了，又倒上，又喊，又喝。喝到后来，有人醉了，开始说胡话，说“文化大革命好”，说“毛主席万岁”，说“打倒美帝苏修”。陈知远扶着林小梅，对水生说：“水生，谢谢你。”水生说：“谢什么，你是兄弟。”陈知远听了，眼眶红了。他举起酒杯，跟水生的杯子碰了一下，两个杯子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音，叮的一声，像铃铛响。 那天晚上，陈知远和林小梅住在水生的屋里。水生睡在灶房里，铺了一床被子，躺在地上，听着屋里的动静。屋里没有动静，很安静，安静得像一座空房子。水生睁着眼睛，看着灶台上的油灯，油灯的火苗一跳一跳的，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黑乎乎的一团，像一个蹲着的人。 水生想起了秀兰。想起了秀兰嫁过来的那天晚上，也是这样安静。两个人在床上躺着，中间隔着一尺远。秀兰忽然翻过身来，把手放在他胸口上，说：“水生，你的心跳得好快。”水生想着想着，眼泪就下来了。他用手背擦掉，可眼泪又下来了，擦不干净。他不擦了，让眼泪流，流到耳朵里，流到稻草上，流到那个没有秀兰的、空荡荡的夜里。 陈知远结婚以后，来得没那么勤了。以前每个周末都来，后来变成两个星期来一次，后来变成一个月来一次。不是他不愿意来了，是林小梅不让他来。
林小梅是城里人，不习惯乡下，不喜欢渡口，不喜欢那条河，不喜欢那两间土坯房，不喜欢灶台上的灰，不喜欢床上的稻草味。她每次跟陈知远来，都皱着眉头，捂着鼻子，像在闻什么臭东西。 水生看得出来，林小梅不喜欢他。不是讨厌，是不喜欢。讨厌是热的，不喜欢是冷的。林小梅对水生的态度是冷的，冷得像冬天的河水，不结冰，可凉得刺骨。水生不在乎，他不跟林小梅说话，林小梅也不跟他说话，两个人见了面，点个头，就算打过招呼了。 陈知远夹在中间，两头为难。他每次来，都想多待一会儿，可林小梅催他走，说天黑了路不好走，说风大了骑车不安全，说晚了赶不上明天上班。陈知远看着水生，水生说：“走吧，别让她担心。”陈知远就骑上车，叮铃叮铃地走了。水生站在渡口，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公路的尽头。 一九六九年冬天，陈知远和林小梅生了一个儿子。陈知远高兴得不得了，骑车来渡口报喜，车把上挂着红鸡蛋，车后座上夹着一包红糖。他把红鸡蛋塞给水生，说：“水生，我当爹了！”水生接过鸡蛋，看了看，鸡蛋是红的，染了红墨水，红艳艳的，像一团火。 “叫什么名字？”水生问。 “叫念远。”陈知远说，“怀念的念，远方的远。” 水生听到“念”字，手里的鸡蛋差点掉了。他握紧了，看着陈知远，陈知远也看着他。两个人对视了一秒，两秒，三秒。水生先移开了目光。 “好名字。”水生说。 水生把红鸡蛋放在灶台上，走进屋里，把那本《诗经》从枕头底下拿出来，翻开，翻到念写过字的那一页。那一页上，“昔我往矣，杨柳依依”那行字还在，念写的，歪歪扭扭的，像蚯蚓爬。水生用手指摸了摸那些字，摸了一遍又一遍，摸到纸都毛了，摸到那个“念”字旁边的小洞越来越大了。 水生把书合上，塞回枕头底下。他走出屋，站在院子里，看着天。天上有云，灰蒙蒙的，像一床脏了的棉被。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凉丝丝的，带着水草的味道。水生闻着那个味道，想起了念，想起了念趴在他肩膀上闻他头发的样子，想起了念说“爹，你头发好香”的声音。那声音细细的，软软的，像一根羽毛挠在耳朵上，痒痒的，暖暖的。 水生闭上眼睛，让那个声音在心里响了很久。 一九七〇年秋天，水生当上了大队长。大队长比生产队长大，管的事更多——全大队十几个生产队，几千亩地，几万斤粮食，全归他管。赵书记推荐他当的，说水生这个人老实、能干、不贪、不占、不搞派性，是当大队长的最佳人选。公社批准了，水生就当上了大队长。 水生当大队长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修渠。他把全大队的沟渠都走了一遍，哪里的渠该修、哪里的渠该挖、哪里的渠该填，他都记在一个本子上。本子是陈知远给他的，硬壳的，封面上印着“水利工作手册”几个字。水生在这个本子上画了很多图，画的不是字，是图——渠的走向、田的分布、水闸的位置，一笔一划地画，画得像地图。 他带着全大队的社员，干了整整一个冬天，修了十几条渠，挖了二十几口井，把旱地变成了水浇地。
第二年夏天，麦子熟了，金灿灿的，铺了一地，像铺了一层金子。赵书记站在田埂上，看着那些麦子，笑得合不拢嘴。 “水生，”赵书记说，“你行。” 水生说：“不是我行，是水行。有了水，什么都行了。” 赵书记点了点头。他蹲下来，掐了一穗麦子，放在手心里搓了搓，把麦壳吹掉，露出里面饱满的、金黄色的麦粒。他拿起一粒，放进嘴里，嚼了嚼。 “甜。”赵书记说。 水生也掐了一穗，搓了搓，放进嘴里。是甜的。不是麦子的甜，是水的甜。水进了田，田里的庄稼就甜了。庄稼甜了，人吃了就不苦了。 水生站在田埂上，看着那些金灿灿的麦子，想起了秀兰。秀兰活着的时候，地里的麦子没有这么好。如果秀兰能看见这些麦子，她一定会笑。秀兰爱笑，笑起来嘴角往两边咧，露出两排白白的牙齿，像一排整齐的贝壳。 水生又想起了念。念没见过麦子。她走的时候太小了，不记得麦子的样子。如果念能看见这些麦子，她一定会问：“爹，这是什么？”水生会说：“这是麦子。”念会说：“麦子是什么？”水生会说：“麦子是面，面是馒头，馒头是吃的。”念会说：“好吃吗？”水生会说：“好吃。”念会说：“爹，我要吃。”水生会给她蒸一锅馒头，白白的，软软的，热乎乎的，冒着热气。念会捧着一个馒头，小口小口地吃，吃得满脸都是馒头渣。 水生想着想着，眼睛湿了。他用袖子擦了擦眼睛，扛起锄头，走下了田埂。 一九七一年夏天，陈知远出事了。 不是大事，也不算小事。他在水利局被人揭发，说他跟“右派分子”有联系，说他“阶级斗争觉悟不高”，说他“包庇坏人”。揭发他的人是他的同事，一个姓王的技术员，以前跟陈知远关系不错，后来不知道怎么翻了脸。王技术员把陈知远的材料整理了一大本，交到了局里的革委会。 陈知远被停职了。这一次跟上一次不一样，上一次他是右派，这一次他不是右派，他是“有问题的人”。问题不大不小，够他喝一壶的。革委会让他写检查，写了一遍不行，写了两遍不行，写了三遍还是不行。陈知远不知道他们要什么样的检查，他把自己做过的事、说过的话翻来覆去地想了几十遍，想不出哪里错了。他真的想不出。 林小梅受不了了。她本来就对陈知远有意见，嫌他穷，嫌他不浪漫，嫌他每个周末往渡口跑，嫌他把钱都花在买白面猪肉红糖上。现在陈知远被停职了，没有工资了，家里的日子过不下去了，林小梅的怨气像洪水一样爆发了。她跟陈知远吵，吵了三天三夜，吵到后来，陈知远不说话了，她就哭，哭到后来，也不哭了，收拾东西，抱着念远，回了娘家。 陈知远一个人住在县城的宿舍里，不生火，不做饭，每天啃干馒头喝凉水。他的头发白得更厉害了，以前是一缕一缕的白，现在是一把一把的白，白得像雪，像芦苇花，像老沈头死之前的那种白。
水生知道这个消息以后，骑车去了县城。自行车是陈知远的，陈知远放在渡口，说是给水生用，水生怕弄坏了，一直没骑。这回他骑上了，骑了四十多里路，骑到县城，找到水利局的宿舍，敲开了陈知远的门。 陈知远开门的时候，水生差点没认出他。他瘦了，比以前瘦得还厉害，脸上的骨头一根一根的，像搓衣板。他的眼睛凹进去了，眼窝黑得像两个洞。他的嘴唇干裂了，裂了好几个口子，口子里渗出血来，干了，结成黑色的痂。 “水生。”陈知远说。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见。 水生走进屋里，看了看。屋里只有一个搪瓷缸子，一双筷子，一只碗，碗里还有半碗凉水。床上没有被子，只有一条毯子，毯子上有好几个洞，露出了里面发黑的棉花。水生站在屋子中间，觉得这间屋子比他渡口的房子还空，还冷，还让人心慌。 水生去街上买了两个馒头，一碗粥，端回来给陈知远。陈知远接过碗，手在抖，抖得粥洒了一半。他喝完了粥，吃了一个馒头，把另一个馒头攥在手里，不吃了。 “留着明天吃。”陈知远说。 水生看着他，觉得心里堵得慌。他想起陈知远当年在渡口的样子——穿着灰布军装，腰里扎着皮带，脚上蹬着解放鞋，笑起来露出缺了一颗牙的洞，白得像剥了壳的鸡蛋。那个陈知远去哪里了？那个在八仙桌上喊“从今天起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姓”的陈知远去哪里了？那个在月光底下说“这条河有主人了”的陈知远去哪里了？ 水生把陈知远从宿舍里拉出来，拉到街上，拉到阳光底下。阳光很亮，亮得陈知远睁不开眼睛，他把手遮在额头上，像一只刚从洞里爬出来的老鼠。 “去渡口。”水生说，“住一段时间。” 陈知远摇了摇头。 “我不能去。去了就是连累你。” “我不怕连累。” “我怕。” 水生看着陈知远，陈知远看着水生。两个人站在县城的街道上，周围是人来人往的嘈杂声，自行车铃铛叮铃叮铃地响，有人喊着“让开让开”，有人骂着“不长眼睛”。水生拉着陈知远的胳膊，陈知远挣了一下，没挣开。 “走。”水生说。 他拉着陈知远走到停车棚，把那辆永久牌自行车推出来，让陈知远坐在后座上，自己骑上去。陈知远太重了——不，不是重，是沉。沉得像一袋粮食，像一块石头，像一具没有骨头的、软塌塌的、往下坠的身体。水生蹬着车，蹬得很费劲，蹬得腿都酸了，可他不停地蹬，一脚一脚地蹬，从县城蹬到渡口，四十多里路，蹬了两个多小时。 到了渡口，水生把陈知远扶下车，扶到屋里，让他躺在床上。陈知远躺下去以后，眼睛闭上了，像死了一样。水生把手放在他的额头上，额头是烫的，烫得像灶膛里的火。水生打了一盆凉水，用毛巾蘸了水，敷在陈知远的额头上。敷了一会儿，又换了一次。又敷了一会儿，又换了一次。换了七八次，陈知远的额头不那么烫了，呼吸也平稳了一些。 水生坐在床边，看着陈知远的脸。那张脸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苍老，皱纹像干河床的裂口，密密麻麻的，白的白的头发乱糟糟地堆在枕头上，像一堆杂草。水生伸出手，把那些乱发拢了拢，拢到耳朵后面。 陈知远在梦里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水生凑近了才听清。 “念远……念远……” 他在叫他的儿子。 水生把手收回来，放在膝盖上，低下头，听着河水声。河水在流，哗——哗——，不急不慢的。水生听着那个声音，觉得那个声音像一首歌，一首没有词的、古老的、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歌。那首歌里有老沈头的《诗经》，有老摆子的船桨声，有秀兰的笑声，有念叫“爹”的声音。那些声音混在一起，混成了河水声，流啊流，流啊流，流到天亮，流到天黑，流到人死了，它还活着。 水生抬起头，看见窗外的天快亮了。东边的云变成了粉红色，又变成了橘红色，太阳慢慢地、慢慢地从地平线下面钻出来，把河面照得金灿灿的。 水生站起来，走到门口，站在门槛上，看着那条河。 那条河还在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