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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走了以后，渡口的房子就空了。 门没锁，灶台上还搁着一只碗，碗底有一圈干了的粥印子，像树的年轮。院子里插在门框缝里的那根狗尾巴草，风一吹就晃，晃着晃着，叶子掉光了，只剩下一根光杆，像一根插在门上的香。 村里人路过的时候，会朝那两间房子看一眼。看完了，摇摇头，走了。没有人进去，没有人动里面的东西。不是不想动，是不敢动。那房子里有太多死人的味道——老摆子的烟味、秀兰的药味、念的奶腥味，还有水生不说话时那种沉默的味道。那些味道混在一起，像一锅煮糊了的粥，闻着就让人心里发堵。 赵书记来了一趟。他站在门口，朝屋里看了看，看见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看见枕头底下空空的，看见墙上的挂钩上还挂着一件秀兰穿过的碎花棉袄。赵书记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对跟在身后的刘婶说了一句：“这房子留着，别动。”刘婶点了点头。赵书记又说：“水生还会回来的。”刘婶又点了点头。赵书记自己都不信这句话，可他必须这么说。不这么说，他就得把这房子分给别人。分了，水生回来住哪儿？ 水生去了县里。他在县里待了三天，没找到活干。不是没有活，是活太少，干活的人太多。县城的汽车站门口，每天天不亮就聚了一堆人，都是来找活干的。有扛着铺盖卷的，有拎着蛇皮袋的，有背着孩子的。他们蹲在汽车站的台阶上，眼睛盯着每一个从里面走出来的人，像一群等着喂食的鸡。谁要是从里面出来，喊一声“要几个”，那些人就呼啦一下围上去，挤得水泄不通。水生挤了三天，一次也没挤进去。 第四天，水生离开了县城，去了更远的地方。他沿着公路往南走，走了两天，到了一个叫柳河镇的地方。柳河镇比县城小，可也比县城穷。镇上的房子大多是土坯房，跟渡口的房子差不多，有的还不如。街上没什么人，偶尔有一辆牛车经过，慢悠悠的，牛蹄子踩在土路上，扬起一蓬黄尘。 水生在柳河镇找到了一份活。不是好活，是在砖窑厂搬砖。砖窑厂在镇子外面，在一片荒地上，远远就能看见那根大烟囱，黑乎乎的，像一根戳在地上的大炮。砖窑厂的主人姓马，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子，脸上的肉多得往下坠，像两块挂在脸上的布。他看了看水生，问：“能干动吗？”水生说：“能。”马老板说：“一天两顿饭，一个月两块钱。”水生说：“行。” 水生就在砖窑厂住下了。住的地方是一个棚子，用竹竿搭的，上面盖着油毛毡，四面透风。棚子里住了七八个人，都是从各地来逃荒的。有山东的，有安徽的，有河南的，口音五花八门的，说话像吵架。水生睡在棚子最靠里的角落，头顶上就是油毛毡，下雨的时候雨水打在油毛毡上，噼里啪啦的，像有人在头顶上炒豆子。 搬砖的活不轻松。砖坯是湿的，一块有四五斤重，要一块一块地从堆场搬到窑里，码整齐了，等烧好了再一块一块地从窑里搬出来。一天下来，水生要搬上千块砖，胳膊肿了，手指头磨破了，腰酸得直不起来。可他不敢停下来。停下来就没饭吃。没有饭吃就会饿死。饿死太容易了，活着才难。水生想活着。秀兰说了，要活着。 砖窑厂里有一个老头，姓胡，是山东人，六十多了，背驼得像一张弓。胡老头也是来逃荒的，可他不搬砖，他在砖窑厂里负责烧火。烧火的活比搬砖轻松，可技术含量高，火大火小全凭经验，火大了砖会烧裂，火小了砖烧不透。胡老头烧了一辈子窑，闭着眼睛都能把火烧好。他看见水生搬砖搬得狠，有时候会递给他一碗水，说一句：“后生，悠着点，别把命搭进去了。”水生接过碗，一口气喝光，把碗递回去，抹抹嘴，继续搬。 胡老头是个话多的人。他一个人的时候自言自语，两个人的时候对着另一个人说，十个人的时候对着十个人说。他说的话大多没什么用，不是东家长就是西家短，可他说的有一句话，水生记住了。那天傍晚，水生和胡老头坐在砖窑前面吃晚饭，吃的是红薯稀饭，稀得能照见人影。胡老头吃着吃着，忽然叹了口气。 “后生，”他说，“你知道人活着是为了啥吗？” 水生想了想，说：“不知道。” “人活着，”胡老头说，“就是为了等。等好事来，等坏事走，等人来，等人走。等来等去，一辈子就等完了。” 水生嚼着嘴里的红薯，没接话。 “可你不能白等，”胡老头又说，“你得在等的时候干点啥。干点啥，等就不那么长了。” 水生觉得胡老头说的有道理，又觉得没道理。有道理的是，人确实在等，等粮食熟，等春天来，等念长大，等秀兰活过来——可秀兰活不过来了，这个等永远等不到。没道理的是，等就是等，不管你干不干啥，它都在那里，不长不短，不快不慢。你搬砖也好，不搬砖也好，一天还是二十四小时，不会多一秒，也不会少一秒。 水生把碗里的红薯稀饭喝完了，把碗放在地上，仰头看天。天上有星星，很多很多的星星，密密麻麻的，像撒了一地的米。水生想起念，想起念以前在院子里数星星，数到十就乱了，又重新数，数来数去还是十。念说天上只有十颗星星，水生说有无数颗，念说不信，你数给我看。水生数不出来，念就笑他，说他骗人。 水生想着想着，眼眶热了。他把头低下来，用袖子擦了擦眼睛。 在砖窑厂干了半个月，水生拿到了他的第一份工钱。马老板把两块钱塞在他手里，说：“这是上个月的，下个月的月底再给。”水生把那两块钱攥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两块钱不多，可它能让念多吃几顿饱饭。 水生当天晚上就给陈知远写了一封信。信是托胡老头写的，水生说他来念，胡老头写。水生说一句，胡老头写一句。 “陈知远，我在柳河镇砖窑厂干活，一个月两块钱。你告诉念，爹想她，爹挣钱给她买糖吃。水生。” 胡老头写完了，把信念了一遍。水生听了，觉得少了点什么，又说：“再加一句——念，爹给你留了一根狗尾巴草，插在门框上了，你回来就能看见。”胡老头又加上了，写完了，把信纸叠好，装进一个信封里，写上地址。地址是陈知远走之前留给水生的——河南省某某县某某公社某某大队。水生不认识河南的字，可他记住了那个地址，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在心里，像记一首诗。 信寄出去了。水生等了一个月，没有回信。又等了一个月，还是没有回信。水生不知道陈知远有没有收到信，不知道念有没有看到那封信，不知道念还记不记得那根狗尾巴草，还记不记得她爹的脸。 水生想回去看看。可他回不去。回一趟渡口要好几天的路，来回要花路费，花了他就没钱给念寄了。他把钱攒着，一分一分地攒，攒在一个布袋里，藏在枕头底下。枕头底下空空的，没有《诗经》，没有铅笔头，没有写着“水生”的纸，只有一个布袋，布袋里装着一些毛票和硬币，沉甸甸的，可水生觉得那是空的。以前枕头底下塞满了东西，硌得他后脑勺生疼。现在不疼了，可空了。 一九六〇年冬天，砖窑厂停工了。不是没有活，是没有煤了。煤烧完了，买不到新的，窑火灭了，烟囱不冒烟了，砖窑厂变成了一座死窑。马老板把工人们叫到一起，说：“对不住了，来年开春再干，你们先各找出路吧。”说完给每人发了两个窝头、一毛钱，把人打发了。
水生拿着两个窝头和一毛钱，站在砖窑厂门口，不知道该往哪儿去。回渡口？回渡口干什么？那两间房子空着，没有吃的，没有念，没有陈知远，什么都没有。不回去？不回去又去哪儿？水生站在冬天的风里，风像刀子一样割他的脸，割他的耳朵，割他的手。他把窝头揣进怀里，把一毛钱塞进布袋里，沿着公路往回走。 他走了三天，走回了渡口。 渡口还是老样子。河水还在流，老槐树还在，青石台阶还在。可房子不一样了。水生走到家门口，发现门上的锁被人撬了，门虚掩着。他推开门，走进去，看见灶台被人动过了，碗筷少了几只，灶台上的粥印子还在，可粥印子旁边多了一些别的印子，是别人留下的。卧房里的被子不见了，床板上光秃秃的，只有一层灰。枕头底下的那个布袋——那个装着毛票和硬币的布袋——也不见了。 水生站在卧房里，看着光秃秃的床板，站了很久。他没有生气，也没有难过。他早就料到了。他走了这么久，房子没人看，门没锁，里面的东西被人拿走了，正常的。不拿走才不正常。 他走到院子里，看了看门框上那根狗尾巴草。狗尾巴草还在，只剩下一根光杆，可它还插在那里，风一吹就晃，晃来晃去的，像在跟水生打招呼。水生把那根光杆拔下来，放在手心里看了看，又插回去了。 水生没有在渡口住下来。他在老槐树底下坐了半个时辰，看了看老摆子的坟、老沈头的坟、王婶的坟、秀兰的坟。四座坟并排着，坟头上的草已经枯了，黄黄的，像四床旧棉被。水生在每座坟前磕了一个头，磕完了，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转身走了。 他走到渡口，解开船绳，撑船过了河。船到对岸，他把船系好，走上了通往县城的土路。他不知道去哪儿，只知道往前走。往前走，总会走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活干，有饭吃，有地方睡。也许那个地方还有念。 水生走了两天，到了一个他没来过的地方。那个地方叫青浦镇，比柳河镇大一点，街上有人，有牛车，有自行车，还有一家供销社，供销社的柜台上摆着几样东西——盐、火柴、煤油、肥皂。水生站在供销社门口，看了看那些东西，摸了摸口袋里的钱。钱不多了，够买一包盐，或者几盒火柴。他什么都没买，转身走了。 青浦镇有一家粮站，粮站门口贴了一张告示，上面写着“招搬运工”。水生认识那几个字，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他走进粮站，找到负责人，一个戴着蓝布帽子的中年人。 “我找活干。”水生说。 “搬运工，扛麻袋，一天一块钱，管一顿饭。干不干？” “干。” 水生就在粮站干上了。扛麻袋，一麻袋粮食一百八十斤，从仓库扛到车上，从车上扛到仓库，一天要扛几十袋。水生扛了三天，肩膀磨破了，血从衣服里渗出来，粘在麻袋上，麻袋上留下一块一块的暗红色的印子。管事的看见了，说：“你歇一天。”水生说：“不用歇，歇了就没饭吃了。”管事的看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 水生在粮站干了两个月，攒了十几块钱。他给陈知远又写了一封信，这一次是自己写的。他在粮站的办公室里借了一支笔和一张纸，趴在桌子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他写得很慢，笔画歪歪扭扭的，可每个字都写对了。 “陈知远：我在青浦镇粮站干活，一个月挣十几块。念还好吗？她长高了吗？还认得我吗？你告诉我，我攒够钱就去看她。水生。” 写完了，他把信叠好，装进信封，贴上邮票，投进了邮局的邮箱。 他又等了一个月。没有回信。 又等了一个月。还是没有回信。 水生开始怀疑陈知远没有收到他的信。也许他写的地址不对，也许信在路上丢了，也许陈知远已经不在那个地方了。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在等一封信，可那封信一直没有来。
一九六一年的春天，水生离开了青浦镇。不是不想干了，是粮站的活少了，不需要那么多搬运工了。管事的跟他结了账，多给了两块钱，说：“你是个好劳力，以后有活了叫你。”水生接过钱，说了声“谢谢”，走了。 水生这一年走了很多地方。他去过煤矿，下井挖煤，井下黑得像锅底，头上的矿灯像萤火虫，照不了多远。他在井下干了一个月，受不了了，不是受不了累，是受不了黑。那种黑不是夜晚的黑，夜晚有月亮有星星，再黑也透着一丝光亮。井下的黑是死的，像被人用棉被蒙住了头，闷得喘不过气来。水生从煤矿出来的时候，眼睛被阳光刺得睁不开，流了好一会儿眼泪才适应。 他又去过林场，伐木、抬木、装车。林场在山里，山很高，树很粗，两个人才能合抱。水生跟另一个伐木工合抬一根木头，木头压在肩膀上，沉得像一座山。他的肩膀上的茧子磨了又长、长了又磨，最后变成了一块硬邦邦的皮，像牛皮一样厚，刀子都割不破。 他还去过码头，当搬运工。码头上扛的是麻袋、箱子、铁桶，比粮站的活还重。码头上的人比粮站的人杂，有本地的，有外地的，有老实巴交的农民，有偷鸡摸狗的小偷，有喝醉了酒就打架的莽汉。水生在那里学会了喝酒。不是想喝，是不得不喝。码头上的人说，不喝酒就不是兄弟，不是兄弟就不跟你一起干活。水生端起碗，喝了一口，辣得眼泪直流。那些人哈哈大笑，说这小子还是个雏。水生又喝了一口，这一口不辣了，是苦的，像中药。 水生喝醉了，躺在码头的棚子里，看着天花板上晃来晃去的灯泡，想起了念。他想念念的笑声，想念念趴在他肩膀上的重量，想念念叫“爹”的声音。那声音细细的、软软的，像一根羽毛挠在耳朵上，痒痒的，暖暖的。水生想着想着，眼泪就流下来了。他用手背擦掉，可眼泪又流下来了，擦不干净。他不擦了，让眼泪流，流到耳朵里，流到枕头上，流到那个没有念的、空荡荡的夜里。 水生在码头上认识了一个人。那个人姓孙，叫孙长河，是跑船的，在长江上跑了二十年。孙长河四十出头，脸黑得像锅底，手上的老茧比水生的还厚。他听说水生是从江南来的，就问他：“你会撑船吗？”水生说：“会。撑了一辈子。”孙长河说：“那跟我干吧，跑船比扛麻袋强，挣得多，吃得饱。” 水生就跟孙长河跑了船。船是木船，不大，装不了多少货，可在长江上跑一趟能挣几十块钱。水生负责撑船、掌舵、装卸货，孙长河负责找活、谈价、应付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和事。两个人配合得不错，一个多月跑了好几趟，从江南跑到江北，从江北跑到江南，在长江上画了一个又一个来回。 长江跟苦水河不一样。苦水河窄，两岸看得见对岸的人，喊一声能听见。长江宽，宽得望不到边，站在船头看两岸，岸是两条细线，天和水连在一起，分不清哪是天哪是水。水生第一次看见长江的时候，愣住了。他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大的河，大到不像河，像海。苦水河在长江面前，像一条小水沟。 可水生还是想苦水河。苦水河窄，可它近。苦水河的水是清的，喝着是甜的——念说了，不苦。
长江的水是黄的，浑的，喝一口满嘴泥沙。水生喝了一口长江水，吐出来的唾沫是黄的，像嚼了泥巴。他把水壶里的长江水倒掉，灌了苦水河的水——不是真的苦水河的水，是他心里的那个苦水河的水。那个水是清的，是甜的，是凉的，喝下去从喉咙一直凉到心里，凉得他打了一个哆嗦。 一九六二年秋天，水生回到了渡口。 这回不是走投无路回来的，是想念回来的。他想念那条河，想念那两间土坯房，想念那四座坟，想念那根插在门框上的狗尾巴草。他在外面跑了两年多，跑了很多地方，见了很多事，认识了很多的人。可他觉得那些地方不是他的，那些人不是他的，那些事也不是他的。他的地方只有一个——渡口。那个穷得叮当响的、饿死过人的、让他失去了秀兰和念的渡口。 水生走过渡口，走过老槐树，走过四座坟，走到家门口。门还是虚掩着，门框上那根狗尾巴草还在，光杆上长出了一点绿——不是狗尾巴草活了，是别的种子落在上面，发了芽，长出了一小片嫩叶。水生把那根光杆拔下来，看着上面那片嫩叶，看了很久。他把光杆重新插回门框缝里，推开门，走了进去。 灶台上的粥印子还在，可旁边多了一层灰。屋里没有人住过的痕迹，那些被人拿走的碗筷没有还回来，被子没有还回来，枕头底下的布袋没有还回来。可水生不介意了。那些东西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回来了。 水生把灶房收拾了一遍，把卧房扫了一遍，从外面抱了一捆稻草铺在床板上，又从刘婶家借了一床被子。刘婶看见水生回来，愣了一下，然后哭了。刘婶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说水生你回来了就好，回来就好。水生拍了拍刘婶的肩膀，说：“刘婶，别哭了，我回来了。” 水生去找赵书记。赵书记还在那个挂着“大队党支部”牌子的房子里办公。他看见水生，从桌子后面站起来，走过来，握住水生的手，握得很紧。 “回来就好。”赵书记说，“房子还给你留着，渠还等着你管，水利员还是你的。” 水生点了点头。 “赵书记，”他说，“陈知远来过信吗？” 赵书记摇了摇头。 “没有。一封信都没有来过。” 水生沉默了一会儿，又问：“念呢？有人见过念吗？” 赵书记又摇了摇头。 水生没有再问。他走出赵书记的办公室，走在村子的土路上，路两边长满了草，草比人高，风一吹，草哗哗地响，像有很多人在说话。水生听着那些声音，觉得那些声音里有一个细细的、软软的声音，像念在叫他。“爹。爹。”水生停下来，仔细听，声音没有了。他继续走，那个声音又出现了。“爹。爹。”水生站在路上，闭上眼睛，那个声音在他心里，不在路上。
水生回到渡口，把船从对岸撑了回来，系在码头的石墩上。他蹲在码头上，用手摸了摸船板。船板上的油光早没了，木头发了黑，有的地方烂了，用手一抠就掉下一块。船老了，跟人一样，会老，会烂，会死。 水生站起来，看着河水。河水还在流，不急不慢的，跟老摆子在的时候一样，跟秀兰在的时候一样，跟念在的时候一样。河水不会老，不会烂，不会死。它一直流，一直流，流到所有人都死了，它还在流。 水生蹲下来，在青石台阶上写了两个字。一个是“水”，一个是“生”。两个字靠在一起，像两个人并排坐着，面朝河水。水生看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河水涨了一点，漫上来了，把字淹了。字在水里慢慢散开，散成一片模糊的灰色，然后什么也没有了。 水生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朝屋里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