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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秋风吹拂的的日子，我和哥哥还有宋良，送完最后一趟砖返回砖厂的途中，看见了她和她的弟弟，还有一个小伙背着行李迎面走过来。虽然车速很快，我还是看清了她们的面容。我不知道她们认没认出我，我们三个人站在车外的车厢上扶着围栏，我既没让司机停下来，也没有向她们打招呼。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也不知道她做错了什么，反正从那时候起，我们之间的关系已行同路人，甚至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1994年的冬天已经来临，城里的一些建筑工地陆续停工，砖厂的生意也到了淡季，半成品开始放假，我们几个跟汽车的也开始放假。回到家以后，我才听说，她从砖厂回去以后就把她的一些东西折腾到了娘家，母亲问咋回事，她只说了一句：“你问你儿子吧。”我这才知道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母亲让我去接，我说：“暂时放一放！”父亲说：“你们外出打工那一阶段，乡里计划生育的来了，说你们没办准生证把你们的电视机给拉走了。”我说，“我们结婚不是没有登记吗？”“嗨嗨，你们不知道啊，你们出去打工以后，人家徐二哥和你宋景四哥传话给我，说是你们结婚没有登记，抓紧时间把证给办了。要不然，把户口本拿过去，人家那头去办。”
我这才忽然想起我们结婚不长时间，父亲催我去乡里办结婚证，而我却骑着破自行车跑到乡里溜了一圈，连乡政府的大门都没进，回来跟父亲撒个谎说：“乡里没人”，紧接着就过年了。过年之后，我就外出打工了。
我看了看空空的婚房，也似乎预感到有什么事情发生，便问父亲：“那电视现在还在乡里吗？”父亲说：“那是人家的电视，我后来到乡里去了好几趟，好说歹说给你们要回来了。你媳妇回来之后把电视也搬到娘家去了。”父亲一边说，一边埋怨：“正好你回来了，把你媳妇接回来吧。”我没有吭声，心想：“既然你愿意在娘家住，这回让你在娘家住个够吧。”
1995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早一些。由于增加人口，我还在村南头大粪场靠着树地，分得了一块土地，因为靠近树林边有一个很大的大包交不上水，而靠近村头这面，村里盖房搭屋需要用于，还挖了一个大坑。我大约目测一下，整个正月有活干了，正好有一个发泄的地方。还没过正月十五，也就是村里的闲人还在打牌的时候，我就开始出工了。
那时候，我穿着一身破烂的球衣，还有一双破旧的皮鞋，拎着一把铁锨，碰到熟人跟我说话我就回一声，没人跟我打招呼，我就一个人低着头出去干活。因为我在外面闯荡好几年了没有什么结果，也准备在村里脚踏实地地地种一年地。那一年我和宋书记商量，在火车道南，汽车道北团山子那面承包了几亩薄地。为了积肥，我每天都是早起，围着村子捡粪，甚至在三秧子大沟的边上挖了一个粪坑，用扫帚收集一些羊粪。大约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基本上把南面的土包，通过非机械的方式，转移到了距离北面50米的大坑之中。 我准备把我的青春和热血献给老哈河的岸边那块肥沃的土地。为了扩大种植面积，我和宋书记商量，在火车道南，汽车道北团山子那面承包了几亩薄地。说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再把款付上，宋书记也表示支持。
媳妇要登蛋离婚的事闹得沸沸扬扬，我逐渐成了村里的一个另类。母亲也见我可怜，就再三催促我能不能说点软乎话把媳妇接回来。
一日清早，我终于看不过母亲的愁楚的目光，抱着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架势，也没有刻意打扮，依旧是那身破烂的球衣，依旧是那破旧的皮鞋，外加一辆十多年前割柳条时候买的那辆除了铃铛不响，什么地方都响的自行车。哈哈，他们终于把我等来了，因为他们家的院墙很长，他的两个弟弟老远就看出我来了。他们两个看我的自行车刚刚挺好，其中一个大一点的就开始喊我的名字：“陆相华到老丈人家就穿这身衣服，大家都来看啊！”另外一个就开始拉着我不让我上屋，我回手就甩了他一拳，先头那个大一点的也过来了，两个小舅子把我放倒在地，我一看好汉不吃眼前亏，坐地认怂吧。我就开始爬在他们的炕上，看到一个发现还有一张没有收拾好的炕桌，趁势踹到了地下。他们几个家伙又开始找一些棍棒过来，“你来老丈人家还反了呢？”一边喊，一边朝着我的身上打，虽然没有太大的伤害，肯定受了一些皮肉之伤。
我在老丈人家被打的消息就像是长了腿的新闻一样不胫而走。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哥哥带着家族中的一个叔伯弟弟来了。哥哥毕竟也是读了几天书的人，“听说我弟弟挨打了，我们也不是过来打架，先把我弟弟接回去，如果没打坏更好，打坏了医药费我们通过官方处理。”两个个小舅子愤愤地说：“可你们呲！”
父亲见我回来了，就说：“去老丈人家没接回人咋还挨打了呢？我看看去，到底咋回事？” 母亲看看父亲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赶紧嘱咐说：“你那个臭脾气到那别再和人家干起来！”“呲，干啥呢，我看看到底咋回事？”父亲撂下话，骑上那辆破自行车就出了家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