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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数据显示：20世纪50、60年代，收割期所需3万名劳力和2000辆马车。1998年，盘锦五大苇场外来雇工人数达到5万人。这该是一场多大规模的“战役”啊！割苇子、捆苇子、码垛和运苇子，说起来很简单的程序，只有你亲身投入了才能够体验其中的劳苦与艰辛。经过50天的艰苦奋斗，一望无际的芦苇荡终于在我们的脚下变成了一望无际的雪地。那三十捆一堆的苇垛像一座座碉堡立在白白的雪地或冰面上。父亲和我，还有另外两个伙计就像完成了一件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伟大事业”。
因为苇塘老板承包围场的面积是固定的，其中跑了两个主力，我们肯定要比预期完成的晚一些，因为战线和时间拉长，有时候后勤补给供应不足，老板那头为了提前完成任务，越往后，老板跟得越紧。因为烧菜的锅没有油，光用铲子铲，菜呀，干粮呀，总粘锅，最后竟然把人家房东家的锅铲出一个窟窿来，开始还很小，后来烧火从锅上都能看着火了。我和父亲几个人轮班做饭的时候，都发现了这个问题了，父亲就说，“这几天尽量少做饭，不然还得给人家包一口锅。”然而纸还是瞒不住火的，有一天我们很晚才到家，房东老板娘终于和父亲说话了：“你们这帮人太省了，烧饭不放油都把我们家的锅给弄坏了。”
没办法，父亲就捎信给安凤祥，让他在那面想办法买个锅过来，我们这面啥时候开支再把钱还给他，安凤祥因为比我们早去几年，对周边环境比较熟悉，他靠着给别人打零工生活，比如帮助别人割稻子，打稻子，挣日工，相对比我们割苇子能轻巧些。第二天晚上，安凤祥背着一口锅从几公里路以外的地方过来了。
不管怎么说，我们毕竟还是完成了苇塘的收割任务。运输不是我们的事情了，但我们也要等待着老板派马车把我们的苇子拉走过数才行。从苇塘里往坝上运输的工具就是马车，这些马车也都是老板雇佣的。汽车在当时不是没有。由于苇塘里潮湿，用汽车往外拉会陷进去的。每辆马车要配备一个车老板和装卸工，这个车老板一定要有娴熟驾驭技术和捆车技术，要把车上的芦苇以最快的速度结结实实地捆在车上。而装车人也要有一定的技巧和力量才能把一捆捆沉重高大的苇捆装到车上。在雪地上，在寒风中，几十辆马车排成一排，车老板们一手高举马鞭，一手拽着缰绳，一声令下之后便飞快地向最近的苇垛冲去。嘶鸣的马，飞驰的车，挥动马鞭的车老板，那紧跟其后的装卸工，那扬起的雪和苇叶遮天蔽日，那吆喝牲口的声音震耳欲聋，就像一幅古战场宏大壮观。一垛垛芦苇被运走了，大地被一片皑皑的白雪覆盖。
接下来，就是等待着老板开支。这是一个极其矛盾的经济学原理，打工的人总想着少干活，多挣钱，而对于老板来说，却是多干活，少开支。在这个相对矛盾的场景中，老板往往更占有主动权。
开支的日期终于到了，那是一个晚上八点多钟，老板赵三的弟弟来了，“老陆爷子（我父亲），今天给你们开支啊，你们的总计工钱是多少，完了啊，扣掉你大儿子，还有孙忠于树的，半路跑了，他们来的时候从我这里借了路费，还有买油、买菜、买鞋的钱。”为什么开支是赵四过来呢，因为赵四虎了吧唧的，是一个没有娶老婆的二混子，父亲说，“那不行啊，谁跑你跟谁要（钱）去，我们没跑，你们不给我们奖励也就算了，你们不能拉卸磨杀驴！”父亲几乎哀求了，那个外号叫“黑人”的宋建东，也说了一句，“那你这也不合理呀。”我的叔伯哥知道要干架，他始终没吱声。赵四见事不好，把钱扔在炕上，“就这些，爱哪告，哪告去”回头就要跑了。
我开始火冒三丈了，记得那天赵四戴一个“警察”帽子，帽子上还有一个帽徽，具体从哪里弄的，不得而知。我从炕上扑到了赵三的身上，把他的帽子打到一边，回手就把他的头发揪住了，“谁欠你的钱，你找谁去……”
房东的老板娘听说这屋干架了，赶紧叫我放开手，赵四见我松开了手，起来就从房间里抄起一把镰刀来，找我砍来，我躲闪不及，一镰刀砍到了我的左臂上，老板娘的嗓子已经岔声了，“赵四，你还反了呢，你知道这是谁家不？你们要干架，到外面去，今天老二要是有个好歹的，我跟你没完！”赵四灰溜溜地留下了一句话，“爱哪告，哪告去，就这些，”他一边说，一边捡起帽子，猫着腰，便逃掉了。房东老板娘赶紧跟我说：“老二看看胳膊砍伤没有，赵四虎了吧唧的，最好不要惹他。”我脱下了黄大氅，里面还有两件毛衣，毛衣里面还有一个白色的衬衣，一镰刀砍下去，除了那件白衬衣没有砍坏，其它的衣服砍都透了。所幸我的手臂没有受伤。
父亲的心也就放下了，大伙的心也就放下了，接下来，就开始分钱，每个人分到了300多块，我们几个人开始盘算着怎么回家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房东老板娘过来了，你们最好今晚就走吧，不然明天赵四他们来人，怕是找你们毛病，不然的话，你们在这多呆一两天也不要紧。父亲听老板娘这样说，“我们知道了，我们马上收拾行李，尽量少给你们惹麻烦。”我们几个人跟老板娘做了一个简短的告别，就像逃兵一样，背着行李连夜赶到沟帮子火车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