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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哈河沿岸的庄稼除了小河沿一带的稻田长势喜人（因为有机井），其它地方的庄稼显得异常的干旱，就连火车道两旁树地里的青草都泛着枯黄的绿色。太阳炙烤着龟裂的黄土，一道道裂缝像干渴张开的嘴，蜿蜒着爬满整个山坡。
一个夏日的午后，乌云自天际翻涌而来，如浓墨倾泻，层层叠叠压向砖厂的周围。远处雷声闷闷滚动，似巨兽低吼。砖厂一片慌乱，码架的小姑娘赶紧把稻草帘放好，用砖头压实，然后就跑进了她们所谓的宿舍里。而我和冷树忠，还有从富贵的弟弟，我们三个人坐一辆三轮车，却赶往回家的路上。从富贵的弟弟开车，我和冷树忠在三轮车坐在后面的车厢上，车厢内拉着三袋硝铵，等一场透雨过后给田地里的苞米追肥。因为那一年的尿素比较紧张，别说没钱，就是有钱也买不到，化肥在当时还是一种紧俏的商品，老百姓没钱可以贷款。前面几集说过了，有一年我因为没交上学费，被老师撵出教室的时候，就是父亲从银行里贷出的化肥款让我的读书生涯重新续上了香火。
而砖厂或者矿上一般都有购买炸药或者硝铵的许可，因为冷树忠和厂里的关系处理得不错，他弄了两袋，我也算沾光弄了一袋。
我们从小河沿到八家村，虽然只有两个小时的路程，也挨了浇，但心情还是很兴奋的，毕竟这是我和父亲分家另过，第一次正式地张罗农事了。我们顾不得休息，又返回了砖厂，因为下雨，回来的路上非常泥泞，绕了很多弯路，才到达砖厂。到了砖厂以后，我们和从富贵的弟弟道了谢，说哪天一起喝酒。我和冷树忠又和往常一样拿着自己的饭盒，到伙房打饭去了。
吃过晚饭，开拖拉机的师傅开始清理砖窑周边的地面了，我和冷树忠，杨文生，还有冯广，我们几个又开始在砖窑里进进出出，杨文生的弟弟杨文广也依旧干着他扒窑门，清窑灰的差事。
经过了两个多月砖窑炼狱一般的“工作”，我勉强收获了一个月的工资，大约是300多块，因为当时无论在哪里打工，打工人都是要押一个月工资的。如果加上媳妇从娘家借来的500块，欠朱二子的房款1300块，还需至少500块的“窟窿”，于是，我又开始找冷树忠，看能否从烧窑师傅老于那里借点利息钱。老于师傅是当地人，他父亲杀猪，家里又有许多稻田，所以他们家的日子比较富裕。冷树忠说：“你要借也不能正好借500，我明天跟于师傅说一下，你就借个600吧。”因为当时冷树忠有一辆四轮车在砖厂做抵押，我从于师傅那里的借了600，利息好像是2分，也就是一年的话还720（农村借钱10个月算一年），哪个月有钱哪个月还，相对说也不是高得离谱。
就在我回家的前一天晚上，我出了一宿的砖。回到家以后，她并不在家，我就跑到后院父母的家，看到朱二子已经在父母家等候了。我先把800块给了朱二子，剩下的500，我就开始回去翻箱倒柜，竟然没有翻出一分钱。于是我就跑到后院问嫂子，我媳妇去哪了，嫂子说，可能在山上薅谷子呢。
午后的太阳火辣辣的毒，我赶紧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去了团山子，靠近西坡的一块谷子地里，我发现了一个人的身影，穿着一件红色的上衣，慢慢地向前挪。我走到跟前问她从娘家借来的500块钱放到哪里了？人家朱二子在咱们家里等着呢？她停下了手中的伙计，好半天才回答：“我哪里知道你放到哪里了？”这是一句什么话？我又赶紧问了一句，她依旧说不知道。很显然，她是趁着我不在家的时候，还给了娘家，又不好意思和我明说。
因为我出了一夜的砖到现在还没有休息，又加上天上下了火，浑身的火气无法释放，终于一个耳光打了过去，然后愤愤地回家了。回到家里，我又找了羊倌和父亲，跟人家朱二子说清了事情的原委，让他年底的时候再回来一次，把剩余的500还给他，我又重新给朱二子打了一个欠条。
我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一个人躺在炕上睡觉，虽然睡不着，也要眯一会，我已经太累了。眼看就要黑天了，还不见她回来，我也就出去找，结果也没有找到，后来听村里的一些在山上干农活的人说，她躲在一片玉米地里，既不敢回我家，也不敢回娘家。等到晚上十点多的时候，我又走出寻找，发现她坐在我家的大门口外老榆树下的坟地旁。我就开始哄她回屋睡觉，她不肯，我就开始往屋里抱她，她还是不肯，后来我和嫂子一起把她抬到屋里，放在炕上。我虽然睡不着，毕竟在屋里能够看着她，不至于让她走失，或者出现什么意外。
第二天早上，我锁上门，到后院父母家打个招呼，准备回砖厂的空档，她越窗而逃，我又跑到后院的哥哥家问嫂子，她说没看见，我估计她肯定是跑回娘家了，嫂子说：“你也是的，你惹乎她干啥，还不赶紧去找？”我说：“天上下雨，爹娘改嫁，随她去吧，我们的关系可能到此为止了。”
关于这种没有任何感情基础和经济基础的婚姻，别人是无法参与和指导的。当然，自己做出的决定，所有的不利与后果必须自己承担，这无论在当时，现在还是未来，都没有一个可以参照和遵循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