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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有一个预言：在20世纪八90年代，一个农村人，如果没考上大学，又在农村结了婚生了娃，那么这个人一辈子常态化的生存半径不会超过200公里。然而，我是一个从围城里走出来的人了，我应该有着更远的半径。
1995年的冬天比往年来得都早，我该何去何从，未来的路到底在哪？我看到院子里的不值钱的苞米放在场院里，觉得自己顿时有了突破点，原本人们都是等过了年用机器来打的，我看见场院里被老北风吹得干净，就趁着冰茬把苞米摊开，找了一个二杠子，先是尝试性地砸了几下，然后又看了看摊子，我在寒风中脱去了棉袄，抡起了二杠子，不到一天的光景，就打出了四分之一。我粗略地算了算，这点活用不了一个星期就解决了，虽然不挣钱，但至少是少花钱。父亲看我把苞米打出来，他就找来一把木锨，趁着风把苞米扬出来装好袋子。
母亲看了也觉得这好的一个小伙子如果真是打了光棍，也觉得怪可惜的，她表面上不说，心里也替我着急。父亲虽然偶尔出去打牌，心也是我一样，大长夜睡不着，就和母亲一起抽起旱烟来。
有一天，父亲从外面打牌回来，说：“村里的安凤祥回来了。”安凤祥是我们八级村三队人，当年因为躲计划生育，拉了不少饥荒，最后找到了父亲，用我们家的一个马驹子担保，向别人借了高利贷，然后就领着老婆外出打工去了。按理说，父亲和安凤祥也算是患难之交。开始的时候，我感觉这个信息的价值不大，他回来与我们有什么关系。父亲又接着说，“他回来招工来了，说是去盘锦割苇子，管吃住，报销单程路费。”
老父亲比较实在，很快就把这个信息发布出去了。最后有一个叫赵利的包工头来到了我们家，如果把我和父亲说服了，后院还有一个哥哥，这一下就有三个人，父亲又做了一下宣传，最后确定了五个人：父亲，哥哥，还有一个叔伯哥哥（我九大爷家的），还有孙忠树（买我们家马车那个），还有宋建东（宋景的儿子，外号叫黑人那个），其实，我也是准备一起同行的。我是想着把卖高的款项收回来，甚至有买苞米的，再卖些苞米再走。
这趟打工，对于父亲他们来说，只是想趁着冬腊月没事，出去赚几个零花钱，反正有人报销路费，而我却想多攒点盘缠，借着这次外出机会，便永远告别家乡了。所以，我并没有和父亲他们同行，只是留下了苇塘的地址信息。父亲走后，我就四处打听谁家在收购苞米，谁家收购苞米是现钱。那几天，我成了村子里的一个闲人，母亲哪看得习惯这些，有一天，趁着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母亲趁着我不注意，拿着笤帚个大，朝着我的脸就打了过来，母亲一边打，一边说：“你爹都出去割苇子去了，你还在家里闲逛，卖这卖那，就你妈那么几个苞米粒，你还看上眼了。”
我的鼻梁已经开花了，我带着从砖厂打工剩下的仅有的二十多块钱就出发了，沿着父亲他们走过的路线，先是从八家火车站上车，然后到赤峰倒车，半夜的时候，又开始赤峰往盘锦那个方向转，因为这条线，和去锦州砖厂差不多，当年25岁的我，已经轻车熟路了。
盘锦这地方的日子明显要比我们老家富裕得多，每家每户除了能看到有很大的稻草垛以外，有的人家还在河泡子的周围扎起了栅栏养起了螃蟹。有的地方已经结冰，有的地方在太阳的照晒下，冒着热气。或远或近还能听到“轰隆隆”地打稻谷的声音。经过了两天的颠簸，我终于找到了父亲他们的“驻地”——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县胡家镇刘家村。没费太多周折，就找到了一个叫“刘景阳”的家里。刘家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已经出嫁给同村，二女儿有一个姑爷就住在刘家，他们还有一个胖胖的外孙子。可以看出，刘家在村里算是中等偏上的家庭。刘家的房子是老式的筒子屋，父亲他们就住在刘家的西屋，长长的大土炕上有几个简易的行李。我一看行李，就知道靠近炕头那个旧行李是父亲的。
因为我来的时候，没有带行李，我就开始琢磨，寒冷的冬天，又不能插伙，两个人盖一床被子。于是，我就和刘叔和刘妈打了一个招呼，说出去买点东西，我把身上仅有的10块钱到商店里买了两瓶罐头，放在刘叔他们的橱柜上。然后就和他们攀谈起来。刘家人待我很好，刘叔给我讲了许多苇塘里应该注意的一些情况，他还特意帮我找来一双苇靴，纯牛皮、高腰的，底子也很结实。刘妈听说我没有带行李，又特意把自家的旧被子给我找来一床。
冬天的天黑得早。晚上七点多，父亲他们回来了。我看到他们每人背了一个苇子放到刘家的院里。这也是规矩，“塘客”在谁家住，就得给供人家一冬天的柴火。父亲他们的脸上都挂了一层灰，脚上新买的“棉捂了”用绳子绑着一块毛驴车轱辘的外胎。苇子茬就像竹子茬，割苇子保护好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父亲看到我来了，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容：“你还真找到了。”我们这些塘客是早晚轮流做饭，晚饭是老板按人头预定的白面，豆油、土豆、白菜和大葱，至于猪肉就不要想想了。大家看到我刚到刘家就有一双高腰的苇靴，还有一床被子，很是羡慕。父亲给我讲了一些苇塘里应该注意的细节，我便和大伙一起睡觉了。
夜已经很晚了，只剩下隔壁筒子屋稀里哗啦的麻将声，堂门进进出出的脚步声，输赢结算的窃窃私语声，还有人们的打鼾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