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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一些小煤窑而言，我们雁兴井的条件相对算好的，有的窑工跟我讲，一些个人小煤窑，井下设施简陋，基本上没有什么通风设备，他们因陋就简裱风筒，即在井筒一侧半墙上开一槽，用薄板石将其盖好，再抹一层黄泥将其密闭，井口上面垒一风墩连接风道，井下风道要尽量接近作业面，这样上下就可形成风的回路，达到自然通风。工人们每天下井进入作业面，第一步工作就是试验窑灯是否能够点着，如能正常点着说明通风良好，否则风压太小不可生产。小煤窑采用这样的通风方法，只能解决巷道里的通风问题，工作面一般是不通风的，里面又窄又矮温度高的很，刨工师傅都是脱光衣服干活。刨工师傅搜好根，拉好槽，最后自下而上用楔子、撬棍、大锤一块一块将炭剥离下来，每一块都有上百斤重，背炭的脊背衬上“垫背”，搁一至两块大炭，再用绳子绑好，绳的两头交汇处扭个绳结压在膀子上即可，千万不能打死结，不然，上窑梯时前面滚下东西，一时解不开疙瘩，脱不开身子，那是十分危险的。
在姨妈家久了，她们的情况也就越来越清晰了。姨妈说，表哥原本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在一矿食堂当管理员，一帮同学没事总请他吃饭，后来，他就把食堂的油给人家，再后来被开出了。现在家里说不成一句，自己没事做，大人也着急。还有姨妈家的小三，一小撮人整天忙着办票买小客，又没钱，后来小三他们一伙人当中有一个叫“大文子”的，不知什么原因被抓起来了。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姨妈在火车道北弄了一块地，春天来了，准备要种土豆了。有时我下班后就和姨妈一起去种土豆，有时也和姨妈一起到粮店里去赊粮，姨妈家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加上我的存在，更是雪上加霜。
上三班虽然辛苦，但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富裕的时间，我就开始搜寻表哥家能够看到的所有书籍和报纸，甚至从姨妈对门田姐家找来一些吹塑纸，在自己的床边上刻出了“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八个字。
下班空闲的日子，我还尝试着写一些新闻通讯类的稿件，然后交给井长。有一天，韩井长还特意把我叫过去，并且给我写了一封信，叫我到煤炭处北山井去找一个叫张石柱的书记，他对新闻界比较熟悉。我拿着韩井长的信找到了张书记，张书记又给我写了一封信，叫我到《大雁矿工报》去找张永杰和孙雅洁两位记者，张书记还给了我几张煤炭处的政工办政审盖章的便纸。我第一次去报社投稿的情景至今仍难以忘怀。那天出奇得冷，我一个人站在马路上等公交车，一直等了两个多小时，竟然不知道有招手停是可以坐的。自从那以后，《大雁矿工报》每周两期报纸，几乎都有我的新闻稿件。大雁电视台也开始经常播放我的简讯。从此我成了矿山上的“名人”。在报社这帮朋友的鼓励和支持下，我的人生亮堂了许多，也正是这份信任使我有勇气把写作坚持下去，直至今天。
“春去春又回，花落花又开。”大雁这块神奇的土地，古代曾是北方游牧的历史摇篮，许多游牧民族在这里度过了各自的青春时代，如胡、东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锡伯、达斡尔、鄂温克……大雁山环水绕，景色秀美，海拉尔河犹如一条彩带，飘撒在大雁矿区的北部。河两岸水草肥美，赢得水鸟盘旋娇啼。飞往南方的大雁又携春而来，在此栖息，养儿育女。大雁是我星光照亮的精神家园，我笔尖上的火苗也经常闪烁诗情，特别是最寒冷的日子里，大雁这座煤城曾给我许多温暖……
50多天的井口回撤，我们所在的小煤窑开始进入放假等待阶段，因为新井口的文件有一些还没有批下来。我那时候第一个月的工资也开了，每月给姨妈家交300元的伙食费，还略有一些剩余。我和姨妈说好，开始搬到一矿集体宿舍，吃食堂去了。而这时候小井又开始“五一”和“五四”歌舞比赛，我被抽调到地面去唱歌去了。那时田姐升为工会主席，也是主抓这一块。记得当时还请了一个四中的音乐老师作指导。全井的年轻人，还有不少漂亮女生都变成了文艺小青年。有一些女生主动和我搭讪，并和我一起探讨新闻写作的事情，也有的关心我在一矿里的生活情况，甚至有人问我啥时候从井下调到地面。我也开始尝试买几件新衣服，我的男高音算不上最好，也谈不上最坏。我在煤矿学的第一首歌曲就是《咱们工人有力量》：
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
每天每日工作忙，嘿每天每日工作忙
盖成了高楼大厦，修起了铁路煤矿
改造得世界变呀变了样
嘿发动了机器轰隆隆响
举起了铁锤响叮当
造成了犁锄好生产
造成了枪炮送前方
哎嗨哎嗨嗨呀
咱们的脸上放红光
咱们的汗珠往下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