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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擦黑，一声声唢呐尖利地窜出屋脊，把白果村夜空上的黑云划出一道道口子，撕扯成一条条硕大的挽幛。最后的一丝光亮，在挽幛的缝隙间透出来，泛着灰沉沉的光。
村子里头，又死人了。
这里是长江下游南岸的最后一片丘陵，一块山地与江水挤压出的狭小过渡带。一头承接着嵯峨山地的余脉，一头开启了一马平川的沃原。唯独这片狭长的丘陵，起起伏伏，坎坎坷坷，一如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磕磕绊绊，波波折折。
起伏的坡岗递减了空气的流速，挽留着空降的暑热。盛夏的夜晚，风被窝在了一个个的土岗下，田埂里，房舍间，失了冲劲，没了方向，慵懒得近乎凝滞。
1983年的夏天，出奇的高温眷顾着这片丘陵。村子里闷得像罐子。
蚊虫围着堂屋里发黄的白炽灯，忽远忽近地绕着、撞着，没休没止。知了经历了一天的嚣叫，依旧烦躁着，深一声，浅一声的，声嘶力竭。前一声刚断了气，稍刻儿，又是一声，把气又续上了。
堂屋的正中，三根竹竿搭成了一个拱门。拱门两侧还没有来得及布置挽幛。拱门的横竿上暂且挂着一条红蓝相嵌的灯芯绒毯子。这是丘陵人家灵堂里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陈设。乍一看就知道准备得十分匆忙和将就。
拱门下的方桌上，供着半生的煎鱼、豆腐、茶点和几样水果。唯一算得上丰满的，是一碗高高隆起的米饭。米饭上笔直地插着一双筷子。筷子头上染着红色。被油污浸润过的红色，此刻在灯光下透着幽幽的黑意，像凝固的血。顺着红色往里看，拱门的里面，头顶朝外，直挺挺躺着的，是新丧的女人，巫来娣。
按村里的旧俗，家里死了人，堂屋的大门已经被卸了下来。
一扇架在屋里，给巫来娣躺着；另一扇，用两张条凳架在了门前的土场上，给吹吹班子的人当了桌子。唢呐声就是从那张门板边上传出来的。
屋里的灯光弱弱地从门里穿透出来，把屋外攒动的人群照得影影绰绰。这些人，有些是被村支书巫栋梁抓来帮忙的；也有些，是来凑热闹，打探消息的。
死亡这种事，在这个丘陵深处的小村子里，从来不是一件私事。他们打探着、议论着、猜测着，既是为了满足那点与生俱来的好奇心，也是通过别人的身世，悄悄比对着自己的生活。生命这东西，到底能脆弱、简单到什么程度。
村支书巫栋梁是个歪头粗壮的男人，五十出头。虽然年岁不算大，但是辈分很高。他爹老巫头是到了接近爷爷的岁数才生的他，老来得子。在那个营养匮乏的年月里，难能可贵。因而，巫栋梁生下来，身份自然金贵一些。现在，按辈分算来，村里的同岁人中，好多都得叫他一声叔。
早年间老巫头是新四军的地下联络员，为了掩护身份，小小年纪的巫栋梁就跟着老爹四处游走，进村过户地做着木匠。
那几年，新四军在离白果村四五十里外的茅山一带活动。一次送信的途中，他们父子遇到了一股伪军，为了保护消息，老巫头将信吞进了肚子，将内容让儿子生生地记在了脑子里。
伪军找不到证据，抡起枪托狠狠砸了巫栋梁的脖颈，他瞬间眼前一黑，就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醒来以后，他的脑袋就再也无法摆正了。
后来，新四军在村子不远处的韦岗山道上，打胜了江南的第一个胜仗。栋梁支书每每与人讲起这次胜利，都有抑制不住的骄傲。
老辈人说，栋梁支书的头，就是因为给新四军送信才被假洋鬼子给打歪的。头虽然被打歪了，但总算是保住了一条命。
长大之后，这个歪头成了他独有的标识。虽然有碍观瞻，却像军功章一样，代表着一段过往的历史。村里从来没有人敢拿他的歪头开玩笑，连私下里的议论都不敢造次。他不仅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更是村里多数人的长辈，还是村里唯一见过新四军大官的人。几种身份的叠加，使得他的威信在村里无人能及。
组织的权威加上宗族的影响，村里但凡有个大事小情的，都会来找他。大到婚丧嫁娶，小到杀猪迁坟，都要请他来坐坐，说道说道。谁家丢了鸡，死了狗，都要请他来评个理，或是作个公断。他断过的事，基本也就成了定案。如果能请到栋梁支书来家里，顺带着喝上两杯，代表着这家人很有脸面，也显示着家人在村里的地位。
此时，他站在门口，叉着腰，冲着吹吹班子大声喊道。
“停会儿，你们停会儿。听得头都要炸了。歇歇，歇歇，等到隔天，磕头、下葬的时候，你们再胎气点，卖卖力。这会儿，我还有事要交代。你们歇歇，歇歇。”
可能是因为头歪，气流不畅的缘故，他说话很用力，中气十足，中音还很浑厚。他说话时还有个习惯，会把眼睛瞪得滚圆，混浊泛黄的眼珠子半个凸在外面，像要马上掉下了。小孩子见了这样的架势，通常会被吓得哭起来。
长年与土地打交道养成的习惯，栋梁支书说话像一把手术刀，直来直去，从不藏着掖着。也正因为他喜欢把话说在明处，放得上台面，也经得起推敲。再加上说话的气势与神情的不容置疑，村里人觉得痛快、敞亮。支书的威信也部分得益于他眼神与嗓子的完美组合。
吹吹班子的人见支书有交代，就立马放下了手中的家伙，土场上瞬间安静了下来。这大热的天，要不是支书在现场，他们也不会这么卖力。挣死人钱，糊鬼的差事，他们人前人后卖力的分寸早已拿捏得透透的。现在支书要他们休息，他们乐得顺坡下驴，开始收拾家伙，准备散席。
唢呐歇了以后，这才听见屋里不断传出“呜呜”的声音。
是果儿和妹妹杏儿，跪在娘的遗体前哭呢。
村里走了人，年长一些的女儿媳妇们都会哭。传统的哭丧是一门技术，有仪式，有节奏。要边哭边说，前后衔接，把去世之人的种种过往，种种好处，种种不易，还有哭诉人的种种不舍尽数的呈现出来，有情节有态度，有回忆有评价，有实情还有想象。
这样一来，看热闹的人才能知道哭者的身份，与死人的情义，还有内心的活动。看人哭丧，恰似在看一场表演，抑或是一场技艺的比拼。
可果儿才十九，杏儿才十三岁，她们不会那样有板有眼，有章有节的哭法。屋里传出的，除了“呜呜”，还是“呜呜”。
“没娘的孩子，连哭都没个章法，往后的日子难咧。”几个帮忙的女人听了，心里暗暗地思量。
堂屋的门口，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用小马扎坐在那儿，在穿梭的人群中孤零零的，像根被遗弃的木桩。他不和任何人交流，只是埋着头，不断地往一口破旧的铁锅里添着草纸。草纸的火苗或旺或隐，映着门里透出来的光，幽幽的，摇曳却无力。
巫来娣是喝药水没了的。
据说头天还好好的，看不出任何的征兆。可是才过了一夜，就没有了气息。这个消息不知什么时候，从哪条渠道流传出来的，正在村里悄悄地流淌着。
事实也恰如传言，相差无几。那天清早起来，果儿和杏儿一声声地叫妈，可就是不见答应。再进屋一看，娘已经直挺挺地硬在了床上。
她穿戴得整整齐齐，连鞋子都没有脱。一身半旧的花布褂子平平整整，平日里下地时总爱挽起的裤脚，也被细心地放了下来。脚下那双藏青色布鞋更是干净得晃眼，没有一星点的泥土。
她就那么静静地躺着。眼睛闭得严实，脸上似乎还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平和，像是累极了沉沉地睡去。
一个喝了农药寻死的人，没有痛苦的扭曲，没有想象的狰狞。这种匪夷所思的平静，倒成了一个谜。
更让人感到内心震颤的是，帮忙收殓的人，在巫来娣的枕头底下，发现了整理得板板扎扎的宅基地证、包产到户证、存折，还有她娘家陪嫁带过来的一对银手镯。她把一生的财物都整理好了，放在了最易被人发现的地方。
这又给村子里的婆婆媳妇们带来了百思不得的疑团，也引来了无数的推理与猜想。
此刻，巫来娣的脸被毛巾盖着，脚被两块土坯砖夹着。果儿和杏儿跪在娘的身边，一个劲地哭，盼着哪一句哭声，能把巫来娣唤醒过来。
栋梁支书听着两个孩子的哭声，不禁摇了摇头，低声地叹了口气。他叫住了一个正在帮忙的女人：“桥东家的，你去劝劝两个丫头，到旁边歇会儿，不要老哭了。再这样哭下去，身体吃不消。”
“劝啦，莫得用，拉都拉不动。两个丫头像钉在她娘边上了。还有那个小的，不停地摇她娘。我跟她说了，不能摇，不能摇，摇得死人走得不安生。诶，作孽啊，年轻轻的，怎么就走了这条路了。”说着，抹了一把眼泪。
支书听到“死人”这两个字从村里女人的嘴里说出来，感觉一阵刺耳。但他没有作声，紧跟着又交代：“那，给两个丫头找个软乎点的东西垫垫，不能老跪在稻草上。”
“谁说不是呢。你说她们家啊，也真是，要什么没什么。我找啦，没东西好垫。我这就回家去拿，我孙子小时候的旧棉袄还没扔，先将就着垫垫吧。诶，这是作了什么孽哟。”
女人转身临走的时候，还不忘对着门口正在烧草纸的小伙子扬扬手。
“喂，那谁，你，盆里的纸不要太多，两张两张，勤着点儿，慢慢烧。给死人买路的钱，火不能断。”
又是一句“死人”，栋梁支书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他转头向屋里投了一眼，两个孩子像两只瘦弱的小虾，悬着身子伏在架着的门板上。灯光将她们的影子投在土墙的折角上，像两张单薄的纸片。
经过一天的消耗，她们的哭声里已经听不到多少气力了，声音在喉咙深处打着滚，沙哑着、低沉着、疲倦着。
栋梁支书目光扫过灵堂，孩子的哭声悠悠地传来。他的心头突然一紧，一股莫名的悔意与内疚隐隐地涌了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