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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兰每天从工人新村走到厂门口，都要在江边站一站。冰面还是白的，可仔细看，能瞅见裂纹一道一道往深处钻。有时候能听见冰底下闷闷的一声响，轰隆——像江在翻身。
她就那么站着，看一会儿，然后转身进厂。
识字班的事是三月初定下来的。厂里贴了告示，红纸黑字，说扫除文盲，提高文化，建设新中国。王秀兰站在告示前头，一个字也不认得。可她认得那几个字的气派——方方正正，跟车间里那些苏联机器似的，敦实，有力，立得住。
“秀兰，你也来啦？”隔壁的李大嫂凑过来，压低声音，“听说学成了能转正，当正式工人。”
转正。
王秀兰心里动了一下。她想起振江每个月拿回来的工资条，想起自己从渔村带来的那个布包袱，里头装着奶奶关三娘留给她的那对银镯子。
奶奶是去年冬天走的。腊月里，江上最冷的时候。王秀兰记得那天去江边看她，她还坐在门口补网，梭子上下翻飞，手一点儿都不抖。可没过几天，人就没了。老病，大夫说是肺上的毛病，拖了一冬，没拖过去。
后来她才听人说，奶奶临走前念叨过她。说的什么，没人记得清了。可王秀兰想，奶奶这辈子，该说的话都说过了，用不着留什么。
那对银镯子，是振江后来交给她的。奶奶留下的，就这一样东西。镯子旧了，磨得发亮，上头刻着花纹，细看是两条鱼，头尾相连。渔村的老辈人说，这是江里的鱼王，能保平安。
王秀兰把镯子收起来，没舍得戴。她想过，等将来自己老了，也给儿媳妇留着。
夜里振江回来，她把识字班的事说了。振江放下饭盒，看了她一眼。
“学。”
振江没再说话。他端起饭盒，低头吃饭。王秀兰站在灶台边上，看着他的后脑勺，等了一会儿，他没回头。
“别耽误做晚饭就成。”他最后说，嘴里嚼着窝头。
王秀兰应了一声，转身去刷锅。锅里的水汽扑到脸上，热乎乎的。她想，婆婆要是还在，会说什么？
大概会说：“想去就去。关家的女人，干啥都得像样。”
识字班在厂区东头一间空仓库里。
王秀兰第一回去，差点找不着门。仓库外头堆着些废料，锈迹斑斑的，雪还没化净，踩上去咯吱咯吱响。她推开门，里头已经坐了不少人，都是女的，年轻的二十出头，年长的头发都白了。有的纳鞋底，有的嗑瓜子，叽叽喳喳说着话。
她找了个靠后的位置坐下。
“哎，你是哪个车间的？”旁边一个圆脸姑娘凑过来。
“我是清洗车间的。”
“那敢情好！”姑娘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我叫赵玉梅，细磨车间的。你呢？”
“王秀兰。”
“秀兰姐，你多大？”
“二十三。”
“那你是大姐啦！”赵玉梅往她跟前凑了凑，“你怕不怕？”
“怕啥？”
“怕学不会呗。我没上过学，看见字就头疼。”
王秀兰没接话。她把手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攥在一起，手心有点潮。
门口进来一个人，瘦高个儿，戴着眼镜，手里拎着一摞本子。大家安静下来。
“同志们好，我是工会派来的教员，姓周，大家叫我周老师就行。”
周老师把本子发下来，一人一本。王秀兰接过本子，牛皮纸封皮，边角有点卷，可还是新的。她摩挲着封皮，蹭过那几个烫金的字——她后来才知道那四个字叫“学习笔记”。
“今天第一课，咱们学写自己的名字。”
周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几个字，拿教鞭指着念：“工——人——之——家。”
底下的人跟着念，声音参差不齐。
“大家在自己的本子上写一遍。”
王秀兰握着铅笔，盯着黑板。那四个字在那儿，一笔一划清清楚楚。她低下头，在本子上描第一笔。
横。
她画了一道。
那道横歪歪扭扭，头重脚轻，像刚学走路的孩子栽的跟头。
她画第二道。
还是歪。
赵玉梅凑过来看，噗嗤笑了：“秀兰姐，你这写的啥呀？蚂蚁爬吧？”
王秀兰没抬头。她把本子合上，放在膝盖上，两只手又攥在一起。
周老师走过来。
“打开我看看。”
她打开本子。
周老师低头看了一会儿，说：“头一回写，这样不错了。来，我教你。”
他握住王秀兰的手。那只手干瘦，骨节分明，手指上沾着粉笔灰。王秀兰的手在他手心里，僵得像块木头。
“放松。别使劲。”
她放松不了。全身的劲儿都使在握笔的那只手上，可那支笔不听她的，在本子上抖。
周老师带着她写了一遍“工”字。二横一竖，在他手里顺顺当当就出来了。他松开手。
“你自己试试。”
她试了。还是歪。
周老师没说话，站在旁边看着。她又试了一遍。还是歪。
“你回去多练练。”周老师说，“写字跟干活一样，熟能生巧。”
下课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王秀兰把本子揣在怀里，踩着雪往家走。路上她把那只手伸出来，就着月光看。这双手，拉过网，补过网，剖过鱼。可从来没握过笔。
她把手攥紧，又松开。攥紧，又松开。
走到江边的时候，她停了一下。江面黑沉沉的，看不见冰，也看不见水。只有风刮过来，带着冰碴子的味道。
她想起奶奶。想起奶奶坐在门口补网的样子，想起她说的那句话——“江是活的，人就得活。”
她站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往家走。
振江睡得很沉。
王秀兰侧躺着，听着他的呼噜声，一长一短，像拉锯。窗外的路灯光透进来，在墙上印一道淡黄的光。她爬起来，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
就着那点光，她描白天学的字。
第一个是“工”。她描了三遍，还是不像。第二个是“人”。她描了三遍，有点像了。第三个是“之”。这个字最难，那一点一捺，怎么都写不对。
振江翻了个身，嘴里嘟囔了一句。她停下来，等了一会儿，他又睡着了。
她接着描。
描到后来，眼皮沉得抬不起来。脑袋一栽，铅笔尖戳在本子上，戳了个黑点。
她醒了，看看那个黑点，愣了一会儿。窗外好像起风了，呜呜地响。
她把本子合上，塞回枕头底下。
现在躺在这儿，听着振江的呼噜声，听着窗外的风声，她突然想，奶奶这辈子，是不是也像她一样，有过夜里睡不着的时候？有过一个人对着黑暗、不知道明天会怎样的时候？
应该有吧。奶奶活了六十四年，在江上拉了一辈子网，什么苦没吃过？
她翻了个身，闭上眼睛。
明天还得早起做饭。
****
三月底，王秀兰发现自己怀上了。
那几天她总是恶心，闻见油烟味就想吐。起初她以为是吃坏了肚子，没当回事。可连着五六天都不见好，振江说：“要不你去卫生所看看？”
她去了。
卫生所在厂区西头，一间平房，门口挂着白底红十字的牌子。大夫是个女的，四十来岁，说话慢条斯理。听王秀兰说完，让她躺下，按了按肚子，然后让她去验尿。
等结果的时候，王秀兰坐在走廊的长椅上。走廊很暗，只有尽头一扇小窗户透着光。她想，要是怀上了，识字班还上不上了？临时工还干不干了？
大夫出来，手里拿着一张单子。
“恭喜你，怀孕了。两个多月了。”
王秀兰愣了一下。
“两个多月？”
“对。回去注意休息，别累着。”
回去的路上，她走得很慢。两只手扶着肚子，其实什么都摸不出来，可还是扶着。路边有棵老榆树，枝条上刚冒出嫩芽，黄绿黄绿的。她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走。
夜里她把这事跟振江说了。振江正在吃饭，筷子停在半空，愣了一会儿，然后笑了。
“真的？”
“真的。”
“太好了！”他把筷子放下，“这下咱家要添人口了！”
他高兴得搓手，在屋里转了两圈。王秀兰看着他转，没说话。
转完了，他坐回桌边，端起饭碗，又说了一遍：“太好了。”
王秀兰说：“识字班还上不上了？”
振江愣了一下：“你身子不方便，要不……”
“清洗工呢？”
“那更不行了。怀孕了哪能干那个？”
王秀兰没说话。
振江看了她一眼，说：“你好好养身子，别想那么多。”
她低下头，拿起筷子，夹了一口菜。菜是白菜炖粉条，有点凉了。
吃完饭，振江去洗碗。她坐在炕沿上，看着墙上的影子。灯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墙上，黑糊糊的一团。
她想起婆婆。婆婆怀振江的时候，八个月还在江上拉网。这事儿她听振江说过，也听村里人说过。那年冬天冷得邪乎，江上的冰有三尺厚，婆婆挺着大肚子，站在冰面上，一网一网往上拉。有人劝她歇歇，她说：“歇啥？歇着鱼能自己蹦上来？”
后来振江生下来，七斤八两，白白胖胖。村里人都说，这孩子命硬，他娘在江上把他磨出来的。
王秀兰摸了摸肚子。
她想，婆婆能行，我也能行。
“去。”
“肚子怎么办？”
“揣着。”
振江看着她，半天没说话。最后他说：“你跟你婆婆一样，犟。”
王秀兰没吭声。可她知道，振江这话，不是骂她。
她依然走进了车间。
车间主任姓魏，山东人，嗓门大得能把机器声盖住：“新来的，都给我听好了！车间不是你们家炕头，出一点差错，废了活儿，扣工资！伤了人，自己负责！”
王秀兰站在人群里，手扶着肚子。那会儿肚子还看不出来，可她总觉得那里头有个东西在动。
她被分到清洗班。班长是个四十多岁的老工人，姓刘，外号刘快手。他看了王秀兰一眼，说：“跟上来。”
活儿不难，就是脏。汽油味儿呛得人头晕，手上全是黑油泥，洗都洗不掉。王秀兰学着其他人的样子，把轴承泡在汽油盆里，用刷子刷，用布擦，一个一个码到架子上。
一天干下来，腰都不是自己的了。
下班的时候，她站在车间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机床还在响，工人们还在忙，没人注意到她走。
夜里回去，振江问她：“累不累？”
“不累。”
振江看了她一眼，没说话。
躺下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浑身的骨头都散了。肚子里的那个东西好像也在动，轻轻地，像鱼摆尾。
她把手放在肚子上，想，你也在干活吗？
然后她想起婆婆。想起婆婆怀振江的时候，一个人在江上拉网，一网一网往上拽。那时候没有卫生所，没有大夫，没有人劝她“别累着”。她就那么干着，干到孩子落地那天。
王秀兰想，婆婆能吃的苦，我也能吃。
五月中旬，厂里开展劳动竞赛。
车间里贴满了标语：“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向新中国献礼！”“谁英雄，谁好汉，生产线上比比看！”
清洗班的任务是每天八百个轴承。以前是六百个，现在加了二百。
刘快手说：“八百个，不多！我年轻时一天洗一千二！”
赵玉梅嘀咕：“那是你年轻时候……”
刘快手瞪眼：“嘀咕什么？干！”
王秀兰没吭声。她在心里算账：八百个，一天八小时，一小时一百个，一分钟差不多两个。得快，还得不出错。
可肚子一天天大了。弯腰久了腰疼，站久了腿肿。她不敢跟人说，怕人家知道了让她回去。
第一天，她洗了六百五十个。离任务还差一百五。
晚上回去，胳膊抬不起来，腿肿得跟发面似的。振江看见了，说：“你别硬撑了，回来吧。”
她说：“没硬撑。”
第二天，她洗了七百个。
第三天，七百三。
第四天，刘快手过来看她的活儿。他拿起一个轴承，对着光瞅了瞅，又用手摸了摸，放下，又拿起一个。
“洗得干净。”他说，“就是慢了点。”
“我还能快。”
“光快不行，得快还得好。”
王秀兰点点头。
那天晚上回去，她没急着做饭。她站在灶台边上，把白天干活的动作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哪个地方费时间？哪个地方能省？她用手在灶台上比划，比划了一遍又一遍。
振江回来，看见她在比划，问：“你干啥？”
“想事儿。”
“想啥事儿？”
“想怎么快。”
振江没再问。他坐下，等着吃饭。
吃完饭，她接着比划。比划到后来，振江都睡了，她还站在那儿。
窗外的风呜呜地响。她想起奶奶。想起奶奶坐在门口补网，梭子上下翻飞，一下一下，又快又准。那时候她问过奶奶：“你咋补这么快？”奶奶头也不抬：“手熟了。干多了，就熟了。”
王秀兰想，我也得熟。干多了，就熟了。
第五天，王秀兰洗了八百二十个。
刘快手又来了。他拿起一个轴承，看了半天，放下，又拿起一个，又看了半天。然后他抬起头，看着王秀兰。
“你以前干过？”
“没。”
刘快手没说话。他又拿起一个轴承，对着光看了半天，最后放下。
“不错。”
就这两个字。他转身走了。
王秀兰站在那儿，看着他的背影。那两个字在她心里转了好几圈，转得她眼眶有点热。
就两个字，可她知道，那是夸她。
晚上回去，她把这两个字学给振江听。振江说：“刘快手能说‘不错’，那是真不错。”
王秀兰笑了。
那天夜里，她躺下的时候，肚子里那个东西又动了。动得比平时欢实，像是也在替她高兴。
****
七月中旬，王秀兰的肚子已经很显了。
车间里的人都看出来她怀着孩子。有的劝她歇歇，她说没事，还能干。有的说她傻，她笑笑，没解释。
有天下午，正干着活，肚子突然一阵发紧。
她停下，扶着工作台站了一会儿。那股劲儿过去了，她又接着干。
没过多久，又紧了一次。这回疼得时间长一点。
她有点慌。可活儿还在那儿堆着，八百个的任务，差一个都不行。
她咬着牙，接着干。
下班的时候，她才发现裤子上湿了一片。她以为是汗，没在意。
夜里回去，振江看见她脸色不对，问怎么了。她把白天的情形说了。振江的脸一下子白了。
“你怎么不早说？！”
他拉着她往卫生所跑。一路上王秀兰被他拽得跌跌撞撞，肚子里的东西好像也在跑，颠得她直想吐。
卫生所的大夫还是那个女的。她检查完，脸沉下来。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这是先兆流产，得卧床休息。”
王秀兰愣住了：“孩子……能保住吗？”
“现在还说不好。回去躺着，别再动了。过几天再来复查。”
回去的路上，振江一句话没说。王秀兰也不敢说。她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一步一步往前挪。
躺下的时候，她把手放在肚子上。肚子里那个东西不动了，安静得像睡着了。
她闭上眼睛，眼泪从眼角流下来，流到耳朵里，痒痒的。
她想起婆婆。那时候没有卫生所，没有大夫，没有“先兆流产”这种说法。婆婆就那么干着，干到孩子落地那天。
她突然想，婆婆那时候，怕不怕？
应该也怕过吧。谁不怕呢？
可婆婆从没说过怕。从没说过“我不行了”“我干不动了”。她只是干着，一天一天干着，干到走不动那天。
王秀兰想，我也得干着。干到走不动那天。
那几天，王秀兰躺着，一动不敢动。
振江每天下班回来，给她端饭端水。他端饭的时候不说话，端水的时候也不说话，只是把碗往床头一放，然后坐在一边，看着她吃。
第五天，她能下地了。第六天，又去卫生所复查。大夫说：“孩子保住了。可你得记住，不能再累着了。”
王秀兰点头。
回去的路上，她走得很慢。一只手扶着肚子，像扶着最金贵的东西。
振江说：“厂里那边，就别去了吧？”
她沉默了很久。
“我不去，咱家少一份收入。”
“收入少点就少点，孩子要紧。”
“我小心点，行不行？”
振江看着她，没说话。
她等了一会儿，他还是没说话。她低下头，继续往前走。
走到江边的时候，她停了一下。江水浑黄浑黄的，流得急。她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想起奶奶说过的话：“江是活的，人就得活。”
她站了很久。然后继续往家走。
那天晚上，她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站在车间里，机器轰隆隆响着，可一个人都没有。她低头一看，肚子上开了个口子，里头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她吓醒了。醒过来的时候，满身冷汗。振江在旁边睡得很沉，呼噜声一长一短。
她把手指伸到嘴边，咬住，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八月里，王秀兰又回厂里了。
车间里的人看见她，都问：“秀兰姐，好了？”
她说：“好了好了。”
刘快手把她叫到一边，压低声音：“小王，身子不方便，以后别太拼。任务完不成有我顶着，别硬撑。”
王秀兰说：“刘师傅，我没事。”
刘快手看了她一眼，没再说什么。
她比以前更小心了。累了就歇一会儿，不敢像以前那样一站一天。可产量她没落下——干得慢点，就早来一会儿，晚走一会儿。
有一天，赵玉梅问她：“秀兰姐，你这样不累吗？”
“累。”
“那你还干？”
她想了想，说：“因为想干。”
赵玉梅没再问。可她看着王秀兰的眼神，跟以前不一样了。
那天晚上回去，王秀兰一个人坐在炕沿上，想了一会儿。为什么想干？她自己也有点说不上来。也许是因为识字班学会了写字，想看看自己还能学会什么。也许是因为那台苏联机器，想摸摸它，开开它。也许是因为奶奶。奶奶一辈子在江上拉网，拉了一辈子，没说过一个“不”字。她是奶奶的孙媳妇，不能给奶奶丢脸。
她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对银镯子，看了很久。镯子上的两条鱼，头尾相连，在灯光下泛着暗沉沉的光。
她把镯子套在手腕上，试了试。有点紧。她摘下来，又放回枕头底下。
明天还得早起干活。
九月初，厂里来了一批新设备。
苏联来的。大块头，锃亮锃亮的，跟那些老掉牙的机器站在一起。
车间里的人都围过去看，叽叽喳喳议论。魏主任喊：“都看什么看！回去干活！这设备要等技术员调好了才能用！”
王秀兰远远地看着那台机器。她不知道那机器叫什么，能干什么，可她看着它，心里就痒痒的。像有什么东西在那儿勾着，一下一下的。
她没想到，她跟那台机器的缘分来得那么快。
九月下旬，技术员老韩找到她。
“小王，听说你识字班学得不错？”
“还行。”
“那行。这批新设备，说明书是俄文的，得翻译过来。你帮我抄一份中文的。”
王秀兰愣住了：“俄文？我哪懂俄文？”
“不是让你翻译，是让你抄。我把俄文翻成中文，你照着抄，抄工整点，车间里要用。”
王秀兰接过那沓纸。厚厚一摞，上面密密麻麻的字，有些认得，有些不认得。
“行。”
那天晚上，她趴在桌上抄说明书。
振江睡了一觉醒来，看她还在抄。
“几点了？”
“不知道。”
“还不睡？”
“快了。”
她说快了，其实还早着呢。那些字她不熟，得一笔一划描。描得慢了怕天亮前完不成，描得快了又怕出错。她憋着一股劲，像在江上拉网，一下一下，不敢松。
天亮的时候，她抄完了。三十页纸，工工整整，像印的一样。
她站起来，眼前一黑，扶住桌子才没摔倒。肚子里那个小东西踢了她一下，像在提醒她：妈，你该歇歇了。
振江醒来，看见桌上那一摞纸，又看见她那张煞白的脸。
“你这是不要命了？”
“要。”她说，“可任务也得完成。”
****
十一月初，王秀兰请了产假。
临产前几天，她躺在床上，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振江说：“你好好歇着，别想厂里的事了。”
她说：“没想。”
可她夜里做梦，梦见那台苏联机器在转，梦见自己站在操作台前头，梦见刘快手说“不错”。
醒来以后，肚子疼得厉害。
十一月十七，儿子出生。六斤八两，哭声响亮。
王秀兰看着那张皱巴巴的小脸，眼泪就下来了。振江在旁边搓着手，嘴里念叨：“儿子，儿子，我有儿子了……”
王秀兰躺在床上，浑身像散了架。可她心里头，满满的。
她把儿子抱在怀里，看着他的小脸。眉眼像振江，可那骨架子，那倔劲儿，像奶奶。
她想起婆婆去世那天，她跪在炕边，握着那双冰凉的手。婆婆这辈子，没享过什么福。在江上拉了一辈子网，生了一辈子孩子，最后躺在那间小窝棚里，一个人走了。
王秀兰把儿子抱紧了一点。
她想，奶奶，你看见了吗？你有曾孙子了。
月子里，她没闲着。
孩子睡了，她就拿出那沓说明书，接着看。有些字不认得，她圈出来，等振江下班回来问。
振江说：“你坐月子呢，别费眼睛了。”
“没事。躺着也是躺着。”
孩子醒了哭，她就放下本子喂奶。喂完奶，孩子睡了，她又拿起本子。
有一天，隔壁李大嫂来看她，见她又在看那沓纸，说：“秀兰，月子不能太累，落下病根是一辈子的事。”
王秀兰说：“李嫂，我不累。”
李大嫂看着她，没再说话。
临走的时候，她对振江说：“你这媳妇，跟别人不一样。”
振江说：“咋不一样？”
李大嫂说：“她有股劲儿。”
王秀兰在里屋听见了，没吭声。她低头看着手里的说明书，那些字一个一个的，密密麻麻的。
她把手放在那些字上，摸了摸。
奶奶，你在就好了。你就能看见，我也会写字了。
满月那天，厂里来人看王秀兰。
赵玉梅和刘快手一起来的，还带了一兜鸡蛋。赵玉梅抱着孩子，稀罕得不行：“秀兰姐，这孩子真好看，像你！”
王秀兰笑了：“像谁都行，只要健健康康的。”
刘快手站在一边，有点不自在。他把一个纸包放在桌上，说：“小王，这是厂里给你的慰问金。你好好养身子，别着急回来。”
王秀兰说：“刘师傅，我好了就回去。”
刘快手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他们走了以后，王秀兰打开那个纸包，里头是二十块钱。她攥着那二十块钱，心里热乎乎的。
夜里振江回来，她把钱给他看。振江说：“厂里对你不薄。”
“是啊。”她说，“我得好好干，对得起人家。”
振江看了她一眼，没说话。
孩子满月后，王秀兰出了月子。
她开始张罗着回厂里。振江说：“孩子这么小，谁带？”
她早就想好了。工人新村有个老太太，姓孙，专门帮人带孩子，一个月五块钱。
她去孙老太太家看了看。老太太六十多岁，干净利落，家里收拾得齐整。正带着两个小孩，一个一岁多，一个刚会走。王秀兰站了一会儿，看老太太喂孩子吃饭，给孩子擦嘴，动作麻利，心里踏实了。
“行。我把孩子送来。”
回去跟振江说了，振江没吭声。半天，他说：“你自己拿主意吧。”
她知道振江不乐意。可不乐意也没办法。她得上班，得挣钱，得把那台苏联机器开起来。
把孩子送去那天，她抱着孩子走了很久。孩子在她怀里睡着了，小脸贴着她的胸口，热乎乎的。她一边走，一边低头看那张小脸，看了又看。
到了孙家门口，她站住了。站了一会儿，她推开门。
孙老太太接过孩子，放在炕上。孩子没醒，翻了个身，继续睡。
王秀兰站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什么。
“走吧。”孙老太太说，“下午来接。”
她转身走了。
走出去很远，还能听见身后有孩子在哭。不是自己孩子，是别人家的。可她听着，心里还是一揪一揪的。
她没回头。
回厂第一天，王秀兰站在那台苏联机器前头。
机器是凉的。铁的凉。可她的手心出汗。
她把手放在操作杆上，闭上眼睛。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说明书里的步骤——启动，预热，进料，调整，出料。一遍，两遍，三遍。
她睁开眼，按下了启动键。
机器轰隆隆响起来，震得她手心发麻。她盯着仪表盘，盯着转动的轴承，盯着一切该盯的地方。手稳着，眼盯着，心提着。
十分钟。二十分钟。半小时。
机器平稳运行。
刘快手走过来，拿起一个加工好的轴承，拿卡尺量了量。又拿起一个，又量了量。然后他抬起头，看着王秀兰。
“行。以后这台机器归你。”
不久，厂里开表彰大会。
王秀兰被评为“生产积极分子”。她站在台上，接过奖状。底下黑压压的人头，掌声像潮水一样涌过来。她站在那儿，腿有点软。
工会主席跟她握手，说：“王秀兰同志，好好干，争取当劳模！”
她说：“哎。”
就这一个字。
下来以后，赵玉梅说：“秀兰姐，你咋不说两句？”
“说啥？”
“说说你的心得呗。咋当上积极分子的。”
王秀兰想了想。想了一会儿，她说：“没啥心得。就是干活。”
赵玉梅笑了：“你这话说得，跟没说一样。”
王秀兰也笑了。
夜里回去，她把奖状贴在墙上。振江看了看，说：“行啊，头一张。”
“还有呢。”
“还有啥？”
“还得接着挣。”
她坐在炕沿上，看着那张奖状。红纸黑字，方方正正，跟识字班的那个本子似的。她想起几个月前，自己还在那个本子上描“工人之家”，描得歪歪扭扭，蚂蚁爬一样。现在这张奖状上，有自己的名字。王秀兰。三个字，一笔一划，清清楚楚。
窗外起了风，呜呜地响。她站起来，走到窗边，往外看了一眼。外头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可她知道，江就在那边，一直在那儿流着，流着。
奶奶在的时候，总说江是活的。现在奶奶不在了，江还是活的。
她站了一会儿，然后回到炕上，躺下。
明天还得早起上班。
腊月里，车间里冷得厉害。
机器都冻得不好使，启动半天才能正常运转。王秀兰把自己那台苏联机器擦得锃亮，用棉被盖上，怕冻坏了。
刘快手看见了，说：“你对这台机器，比对亲儿子还亲。”
王秀兰说：“亲儿子有孙大娘带着，机器只有我。”
刘快手笑了：“你这人，说话实在。”
那年冬天特别冷。松花江冻得严严实实的，能走马车。王秀兰每天从工人新村走到厂里，要走半个时辰。路上风像刀子，往脸上割。她把手揣在袖子里，缩着脖子，一步一步往前走。
有时候她想起奶奶。想起奶奶在江上拉网的日子，比这冷多了。她就想，我这点苦，算啥？
进了车间，机器轰隆隆响起来，热气扑面而来，机油味呛鼻子。可她觉得，这就是家的味道。
她站在机器前头，手放在操作杆上，心里踏实。
奶奶说得对。江是活的，人就得活。
腊月二十三，小年。
厂里提前下班。王秀兰去孙老太太那儿接孩子。
孙老太太正在包饺子，孩子在旁边玩，坐在地上，手里拿着一个木头做的小车，推过来，推过去。看见王秀兰，他愣了一下，然后咧嘴笑了，露出几颗小白牙。
王秀兰心里软了一下。
“乖不乖？”她问孙老太太。
“乖。”孙老太太说，“不闹人。”
回去的路上，她抱着孩子走得很慢。孩子在怀里扭来扭去，嘴里咿咿呀呀的，不知道在说什么。风刮过来，她把孩子往怀里紧了紧。
振江已经在家里了。他生着了炉子，屋里暖和了些。
三口人一起吃了顿饭。饭简单，白菜炖粉条，窝头。可王秀兰觉得，这顿饭比啥都香。
外面响起鞭炮声。断断续续的，从远处传来。
她说：“又一年了。”
振江说：“是啊。又一年了。”
她没再说话。可她心里想，这一年，值了。
正月里，厂里组织团拜。
王秀兰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去厂里拜年。魏主任看见她，笑着说：“秀兰同志，新年好！今年有啥打算？”
王秀兰说：“争取当先进。”
魏主任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好！有志气！”
旁边的人也跟着笑。有人说：“秀兰，你这话说得，比鞭炮还响。”
王秀兰也笑了。
回家的路上，她路过松花江。江面上冻得结结实实的，有人在上面走，有人在上面凿冰捕鱼。她站在江边看了一会儿。
冰是白的，阳光照在上面，晃得人睁不开眼。风刮过来，带着冰碴子的味道。远处有人在喊什么，声音被风吹散了，听不清。
转身往回走。
雪在她脚下咯吱咯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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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里，厂里开动员大会。
号召大家“超额完成第一季度生产任务，向‘五一’献礼”。王秀兰那台苏联机器，她已经开得顺手了。她能在机器响动里听出毛病，能提前换刀，能卡着时间进料出料。
刘快手来看了几次。每次看完就走，啥也不说。
有一次她问：“刘师傅，我这机器开得咋样？”
刘快手说：“你自己不知道？”
“不知道。”
刘快手说：“那你就别知道。知道多了，容易骄傲。”
她没再问。
月底统计产量，她那个工段，她排第一。
魏主任在会上念了名单：“王秀兰同志，超额完成百分之三十。”
底下响起掌声。王秀兰低着头，脸有点红。
散会后，赵玉梅说：“秀兰姐，你真行！超额三十！”
王秀兰说：“你也不少。”
赵玉梅撇撇嘴：“我才超额十。跟你比差远了。”
王秀兰说：“慢慢来。我刚来的时候，比你差远了。”
赵玉梅看着她，半天没说话。
下旬，厂里评选第一季度先进生产者。
王秀兰榜上有名。
魏主任找她谈话：“秀兰同志，你干得不错。组织上考虑，让你当班组长。”
王秀兰愣住了。
“我？”
“怎么？不行？”
“我没当过。”
“没当过可以学。你学识字、学技术，不都学会了？当班组长也一样。”
王秀兰没说话。
魏主任说：“你回去考虑考虑。想好了告诉我。”
那天晚上，她翻来覆去睡不着。
振江说：“咋了？”
她把事情说了。振江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咋想？”
“我怕干不好。”
“你哪样没干好过？”
她想了想。识字班，干好了。清洗轴承，干好了。开苏联机器，干好了。
可班组长不一样。班组长得管人，得安排活，得对上对下负责。
第二天，她去找魏主任。
“魏主任，我干。”
王秀兰当上了清洗班的班组长。
班里有十二个人，八个女的，四个男的。女的里头，有比她年轻的，有比她年长的。男的里头，有不服气的。
第一天开班会，一个姓孙的男工说：“王组长，你让我们超额，你自个儿能干多少？”
王秀兰说：“我干多少，你看看记录。上个月我超额三十，全工段第一。这个月，我争取超额三十五。”
老孙没话说了。
可王秀兰知道，光自己干不行。得让大家一起干。
她开始琢磨每个人的长处。谁手快，谁心细，谁力气大，谁脑子活。她把活儿重新分配，手快的干快活儿，心细的干精活儿，力气大的干重活儿，脑子活的干技术活儿。
一开始有人不服：“为啥他干轻活儿我干重活儿？”
王秀兰说：“因为你力气大。他那个瘦样，能扛动吗？”
那人就不吭声了。
慢慢地，班里的产量上来了。四月底统计，清洗班超额百分之二十，全车间第一。
魏主任在会上表扬：“清洗班干得好！王秀兰同志，有办法！”
王秀兰低着头，脸又红了。可她心里高兴。
五月初，厂里组织“红五月”劳动竞赛。
清洗班任务翻了一番。王秀兰领着大家加班加点，一天干十几个小时。
有天晚上，干到十点多，大家都累得不行了。王秀兰说：“歇会儿，我请大家喝水。”
她去锅炉房打了一壶开水。回来的时候，看见赵玉梅趴在机器上睡着了。其他人也都东倒西歪的，靠在墙根儿、趴在工具箱上。
她没忍心叫醒她们。她把开水放在一边，自己又去干活了。
机器轰隆隆响着，就她一个人。
天亮的时候，她干完了当班的任务。
赵玉梅醒来，看见她在擦机器，吓了一跳：“秀兰姐，你一夜没睡？”
王秀兰说：“睡了。醒得早。”
赵玉梅不信，可她没再问。
五月下旬，竞赛结果出来了。
清洗班全厂第二。
第一是装配车间，一百多号人。清洗班十二个人，能拿第二，已经很了不起了。
王秀兰去领奖，拿回来一面锦旗。红底黄字，写着“红五月竞赛优胜单位”。
她把锦旗挂在班组的墙上。进门就能看见。
老孙看着那面旗，说：“王组长，我当初不服你，是我错了。”
王秀兰说：“错啥？你干活比谁都实在，我看得见。”
老孙愣了一下，没说话。
后来他跟别人说：“王组长这人，行。”
厂里评选上半年先进工作者。
王秀兰又选上了。
这是她今年第三次得奖。
颁奖那天，她站在台上，捧着奖状。台下掌声响着，闪光灯闪着。她站在那儿，想起去年这时候自己在清洗轴承，一天站十几个小时。想起去年十月生孩子时的疼，想起月子里一边喂奶一边看说明书的那些夜晚。想起奶奶说的那句话。
她没哭。她只是站着，捧着那张奖状。
下来以后，赵玉梅说：“秀兰姐，你现在是咱们车间的名人了。”
王秀兰说：“啥名人？就是干活的人。”
赵玉梅说：“你这人，真是……”
王秀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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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里，松花江涨水。
连着下了几天雨，江水涨得厉害，都快漫到江边的大路上了。厂里组织抗洪，王秀兰报了名。
她站在江边，看着滔滔的江水。江水浑黄浑黄的，打着旋儿往下游冲。江面上漂着树枝、木块、还有不知道谁家的破筐。
她想起奶奶说过的话。
“江是活的，它涨就会落。人也是活的，能躲就躲，躲不了就扛。”
她现在就扛着呢。扛着沙袋，一袋一袋往江堤上码。雨打在脸上，生疼。泥巴糊在身上，又冷又重。可她没停。
旁边的人说：“王组长，你歇会儿吧，你都扛了二十袋了。”
她说：“再扛十袋。”
十袋扛完，她又说：“再扛五袋。”
后来有人数了，她那天扛了五十二袋。
晚上回去，她躺在床上，浑身像散了架。振江给她揉腰，揉着揉着，她睡着了。
梦里，她看见奶奶站在江边，冲她招手。她想走过去，可怎么也走不动。奶奶就一直在那儿站着，站着，站了很久。
后来奶奶转身走了，走进江水里，走进雾气里。
她想喊，喊不出声。
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振江不在旁边，孩子也不在。她躺了一会儿，然后爬起来，穿上衣服，去接孩子，去上班。
厂里开始准备年终评选。
王秀兰的名字在劳模候选名单上。全厂三十个候选人，她一个。
赵玉梅跑来告诉她这个消息。她说：“候选就是候选，还没选上呢。”
赵玉梅说：“肯定能选上！你这一年干得多好！”
王秀兰没说话。
评选结果要等到年底才公布。还有三个月。
那三个月，她比平时更卖力。每天早来晚走，机器擦得锃亮，产量保持第一，班里管得井井有条。
有人问：“王组长，你至于吗？不就一个劳模？”
她说：“不是为了劳模。是为了对得起自己。”
那人没懂。
她也没解释。
十二月底，评选结果出来了。
王秀兰，全厂劳动模范。
消息传来的时候，她正在机器前头干活。赵玉梅跑过来，一把抱住她：“秀兰姐！选上了！选上了！”
她愣了愣，说：“啥选上了？”
“劳模！你是劳模了！”
她把机器停下来，擦了擦手，站在那里，半天没动。
赵玉梅说：“你咋不高兴？”
她说：“高兴。太高兴了，不知道咋高兴。”
那天晚上，厂里开表彰大会。王秀兰站在台上，接过劳模奖状。台下掌声雷动，闪光灯咔嚓咔嚓响。她站在那儿，想起去年这时候自己还在清洗轴承，想起识字班第一次握笔时手抖的样子，想起月子里一边喂奶一边看说明书的那些夜晚，想起奶奶的那句话——“关家的女人，干啥都得像样”。
她没哭。她只是站着，手里捧着那张奖状。
散会后，她一个人走到江边。
松花江已经冻上了。冰面上铺着一层薄薄的雪，月光照在上面，白茫茫的。
她从兜里摸出那对银镯子，握在手心里。镯子冰凉冰凉的，硌着手心。
她站在那儿，对着江说：“奶奶，我当上劳模了。”
江没有回答。只有风，轻轻地吹着。
她又说：“你当年说的对。关家的女人，干啥都得像样。”
风把她的声音吹散了，吹到江面上，吹到冰面上，吹到远处的黑暗里。
她把镯子戴在手腕上。这回刚刚好，不松不紧。
她站了很久。然后转身，往回走。
走过工人新村，走过厂区大门，走过那排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的白杨树。树光秃秃的，叶子早落光了。
可她觉得，它们明年还会长出来。年年如此，岁岁如此。
就像她，就像这个厂，就像这条江。
活着，就往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