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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的冬天格外冷。
厂里的事不顺。上月来了文件，说要把部分车间“调整改组”。领导在会上念文件，念到“优化产业结构”时，好些人低头抽烟，没听懂。王秀兰听懂了，但装着没听懂。她五十四了，在食堂干了快二十年，从主任又调回普通炊事员，人家说是“照顾老同志”，她知道那是“挪地方”。
但她不吭声。新社会这么多年，她学会了：想不通的事，先做着看。
快到家属院门口，她停住了。
路灯下蹲着个人，旧军大衣上全是泥点子，领子磨得发白，袖口绽了线，露出里面发黄的棉花。身边搁着个破旅行袋，拉链坏了，用麻绳捆着。脚边是两个帆布包裹，鼓鼓囊囊，也用麻绳捆得结结实实。那人蹲在那儿，影子被路灯拉得老长。
听见脚步声，那人抬起头。
“妈。”
王秀兰愣了两三秒，才认出是大儿子建国。
他瘦了。眼眶凹进去，颧骨凸出来，嘴唇干裂，胡茬子乱糟糟的。十年前走的时候，他还是个二十岁的青年，脸上有光；现在三十了，脸上只剩灰。
“你……咋回来了？”
关建国站起来，膝盖冻得有点僵，晃了晃才站稳。他搓了搓脸，“办回城手续。知青点的人都在办，政策下来了，可以返城了。”
王秀兰心里一颤。这半年，广播里天天喊“拨乱反正”，报纸上也说“落实政策”，可落实到自家头上，她还是有点懵。
她没再问，掏出钥匙开门。钥匙捅进锁孔，手有点抖，捅了两下才捅进去。门里扑出一股暖气，煤炉子烧得正旺，铁皮烟筒烫得发红。她让儿子进屋，自己站在门口，拿笤帚扫他大衣上的泥。泥点子冻硬了，扫不下来，她用手指抠，指甲缝里塞进黑泥。
“你媳妇呢？小军呢？”
“在知青点收拾东西，过两天回她娘家。小军跟着他姥姥。”关建国顿了顿，嗓子有点哑，“我们先回来安顿，安顿好了再接孩子。”
王秀兰点点头，把笤帚挂回门后。心里算着，孙子小军今年该五岁了，就见过两面，还是照片。照片上是个瘦小子，眼睛像他爸，缺颗门牙。
关建国坐在炕沿上，搓着手。那双手又粗又黑，指关节像老树疙瘩，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屋里静得只剩炉子里的煤在响，呼呼的，像有人憋着气在哭。
好半天，他开口：“妈，我想进厂。”
王秀兰正在倒水的手顿了顿。热水溅出来，烫了手背，她没吭声，拿抹布擦了。
关建国抬头看她，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闪，又熄了：“妈，能办不？”
王秀兰叹了口气，坐在炕沿另一头，离儿子不远不近：“厂里正闹改革，好些人都在往外清……不过你爸的徒弟，现在管劳资科，我明儿去问问。”
关建国嗯了一声，端起缸子喝水。水烫，他呛了一口，咳了几声。那咳嗽声带着乡下土屋的潮气，带着十年的风霜，听着不像三十岁的人，倒像五十岁。
王秀兰听着那咳嗽，心里像被人攥了一把。
门响了，是女儿关建华下工回来。她二十二了，在厂里当学徒，棉袄外面还套着油渍麻花的帆布围裙，围裙上蹭着黑机油，结成硬块。她推门进来，带进一股冷风，风里夹着机油味和雪的味道。
“哥？”她眼睛一亮，愣在门口，然后扑过来，“你啥时候回来的？”
关建国躲开她满是机油的手：“刚进屋。你那手，别往我身上蹭。”
关建华嘿嘿笑，把手在围裙上蹭了蹭，还是蹭不干净。她把围裙解了挂在门后，回头看见炕桌上有个信封。信封上印着红字：哈尔滨机械工业学校。
她脸一下子红了，抢过去藏进棉袄兜里。那棉袄是她妈的，洗得发白，兜里有个洞，她往里塞信封时，手指从洞里钻出来，又赶紧缩回去。
关建国看见了，没吭声。他端起缸子，又喝了口水，这回没呛。
里屋传来拐杖捣地的声音，笃，笃，笃。门帘一挑，关振江拄着拐杖出来了。
他左腿膝盖以下空荡荡的，裤腿挽起来，用别针别住。拐杖是厂里木工房给做的，用了两年，把手磨得油亮。他脸色发灰，皱纹像刀刻的，看见大儿子，愣了一下，然后慢慢坐到炕上，把拐杖靠在墙边。
“爹。”关建国站起来。
关振江摆摆手，示意他坐下。他盯着儿子看了好一会儿，才说：“回来啦？”
“嗯。”
“回来就好。”关振江摸出烟袋，开始装烟。手有点抖，烟丝洒在炕上。
王秀兰看着那手抖，心里又疼了一下。两年前，他在车间被机床蹦出来的刀头切断了腿，没保住。厂里给了点抚恤金，办了工伤，他就再也没上过班。一个干了三十多年的老钳工，就这么废在家里。
关振江从来不提这事，只是烟抽得越来越凶。
晚饭是王秀兰做的：土豆炖白菜，杂粮窝头，还有一小碟咸菜。土豆削了皮，皮没扔，留着明天煮汤。窝头是玉米面掺野菜的，蒸出来发黑，咬一口，野菜的苦味从玉米的甜里透出来。
关建国看着桌上的饭，半天没动筷子。他盯着那盘土豆炖白菜，白菜帮子煮得发黄，土豆块棱角都炖没了，汤上漂着几点油花。
“妈，就吃这个？”
王秀兰夹了块土豆放他碗里：“厂里食堂都快开不出饭了，你还挑。在乡下待了十年，还嫌这嫌那？”
关建国端起碗，闷头吃。土豆入口即化，没盐味。在乡下十年，什么没吃过？野菜、树皮、观音土……可回到家，看见的还是这老三样，他忽然觉得嘴里发苦，不是野菜的苦，是别的什么苦。
关建华吃得快，扒拉几口就撂下碗，说要去看书。她站起来时，棉袄兜里那个信封露出一角，红字在昏黄的灯光下格外刺眼。
王秀兰看了眼女儿，眼神里有点东西，说不清是心疼还是别的什么。她低下头，继续吃饭，牙口不好，窝头嚼半天才能咽下去。
关振江吃得慢，嚼着嚼着，忽然问儿子：“乡下现在啥情况？”
关建国说：“乱。知青都在办回城，地里没人干活了。农民倒高兴，地要包产到户了，以后自己种自己吃。”
“包产到户？”关振江皱眉头，“那不是单干吗？搞资本主义？”
“爹，报纸上都说了，这叫‘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调动积极性。”关建国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报纸，“你看，这是《人民日报》，上面有文章。”
关振江接过报纸，凑到灯下看。他认得字不多，但标题能看懂：“实行责任制，农民积极性高涨”。
他没说话，把报纸还给儿子。
王秀兰在旁边说：“厂里也天天开会，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什么的。我听不懂，但知道变天了。”
关振江没吭声，低头继续吃饭。
饭后，关建华收拾碗筷去厨房洗。厨房小，转身都难，她站在水池前，水冰凉，刺得手指发红。王秀兰跟进来，从兜里掏出那个信封，压低声音：“建华，这个……怎么回事？”
关建华手一抖，碗差点掉进水盆。她接过信封，声音也低下去，低得像蚊子哼：“妈，我……我想考学。”
“考什么学？”
“机械工业学校，中专。”关建华把声音压得更低，头也低下去，盯着水盆里的碗，“两年制，出来能当技术员。”
王秀兰心里那个猜测终于被证实了。她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担心，张了张嘴，半天问出一句：“能行吗？”
“我想试试。厂里的小张，去年考上了，现在在省城念书，来信说挺好。”关建华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点光，那光让王秀兰想起她小时候，过年得了新衣服时的那种光。
“你白天上工，晚上还有劲看书？”
“有。”
王秀兰沉默了一会儿，拍拍女儿的手。女儿的手冰凉，指关节发红，指甲缝里有黑机油，洗不掉。她想起自己二十岁那年，手也是这样的。
“别让你爸知道。他正愁你哥的事呢。”
关建华点点头，把信封又藏回棉袄里。这回她小心地绕过那个洞，信封没再掉出来。
母女俩不知道，关振江正坐在外屋炕上，把这话听得一清二楚。他手里拿着烟袋，烟早灭了，他没再点。
第二天傍晚，关振江让王秀兰把儿子叫到跟前。
关建国坐在炕沿上，等着父亲开口。
关振江抽了几口烟，才说：“厂里的事，我去问过了。我那个徒弟现在管劳资科，他说正式工名额没有，临时工倒是可以安排一个，但要等。”
关建国点点头：“爹，不着急。”
关振江看了他一眼，又抽了口烟：“你打算咋办？”
“我……”关建国犹豫了一下，“我在乡下认识几个搞副业的，他们想出本钱让我跑销路，往南方卖干货。”
“跑买卖？”关振江眉头拧起来。
“爹，现在南边开放了，广州那边什么都缺，咱们这边的木耳、蘑菇，运过去能翻倍卖。这不是投机倒把，报纸上说了，这叫‘搞活经济’。”
关振江沉默了好一会儿，把烟袋在炕沿上磕了磕：“你妈说变天了，我看也是。你想干就干吧，我管不了。”
关建国愣了一下，没想到父亲这么容易就松口。
关振江又说：“你妹妹那事……你也知道了吧？”
“知道。”
“你怎么看？”
关建国想了想：“她愿意考，就让她考。咱家还没出过读书人呢。”
关振江没说话，又装了一袋烟。
夜里，王秀兰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身边关振江打着呼噜，拐杖靠在炕边，月光照在上面，投下一道长长的影子。
她索性坐起来，披上棉袄，靠在床头想事。
棉袄是结婚那年做的，里子换过三回，面子还是那块面子，洗得发白，袖口磨出毛边。她拢了拢棉袄领子，领子上的绒毛早就磨光了，光板一块，贴在脖子上凉飕飕的。
建国要进厂，没名额。建华要考学，要花钱。老头子残了，家里就她一个人挣钱。这日子……
她躺下，又坐起来。
外头起风了，窗玻璃被刮得嘎嘎响，像有人在敲。炉子里的火早就熄了，屋里的温度往下掉。她缩进被窝，把棉袄裹紧，瞪着黑乎乎的顶棚发呆。顶棚上糊着旧报纸，报纸发黄，字迹模糊，有一行标题还认得清：“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那还是哪年的报纸？她记不清了。
直到天快亮，才迷迷糊糊睡着。梦里全是人，建国、建华、振江，还有那个没见过几面的孙子小军，都站在松花江边上，江面裂开一道缝，他们一个个掉进去，她伸手去抓，什么也没抓住。
****
接下来的日子，家里气氛怪怪的。
关建国开始跑他的“蘑菇生意”。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回来一身馊味，有时带回来一些南边的消息：广州的火车站人挤人，东西便宜得吓人，那边的人什么都敢干。
关建华继续偷偷看书。她找厂里的小张借来复习资料，每天晚上看到后半夜。煤油灯熏得鼻孔发黑，她也不在乎。
关振江整天坐在炕上，不是抽烟，就是发呆。有时他会突然问王秀兰：“建华那丫头，还在看？”
王秀兰就说：“看呢。”
他就不再说话。
厂里的形势越来越不好。一车间停产了，二车间只开半天工，三车间的人走了三分之一。广播里天天念报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工人们私下议论，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说来说去，谁也说不清。
一天傍晚，关振江让王秀兰把女儿叫到跟前。
关建华站在炕边，低着头，不知道父亲要说什么。
关振江抽着烟，半天没开口。烟灰掉了一截，落在炕上，他也没弹。
好一会儿，他说：“你那书，看得咋样了？”
关建华一愣，抬起头：“还……还行。”
关振江点点头，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东西——是一支钢笔，黑色的，笔帽上有点掉漆，露出下面的铜色。
“这是那年评劳模发的。我一直没舍得用。”他递过去，“你拿着。考试使。”
关建华接过笔，那笔还有点体温，是父亲揣在枕头下捂热的。
她看着父亲，父亲已经低下头，继续抽烟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天气渐渐热起来。
厂里的形势更差了。五月份，厂里下了文件，说“鼓励职工自谋出路”。大红标题，下面盖着章。关振江所在的维修车间，也裁了三分之一的人。他没在名单里——他早就不在名单里了，工伤在家，只拿基本工资。
一天晚上，关振江喝了点酒，话多了起来。酒是散装的高粱酒，两毛钱一两，他让王秀兰打了三两，就着一碟咸菜喝。
“建国，”他叫儿子，“你那买卖，到底咋样？”
关建国说：“还行。这个月跑了两趟广州，挣了二百多。”
关振江愣了，筷子停在半空：“二百多？比我半年工资还多？”
关建国点点头：“南方那边开放得快，什么都缺。咱们这边干货多，价钱便宜，运过去就能翻倍。”
关振江沉默了好一会儿，盯着酒杯里的酒，酒浑，灯光下看不清底。他端起杯，喝了一口，辣得直咧嘴。
“那……你带着你妹妹干？”
关建华正看书，听见这话抬起头：“爸，我要考试呢。”
关振江挥挥手，手在半空划了道弧：“我知道。我是说，考完了，要是考不上……”
“考不上我也要干别的。”关建华说，声音很平静，但很硬，“反正我不进厂了。”
关振江愣了愣，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低下头，继续喝酒，一杯接一杯。
王秀兰在旁边听着，没吭声。可心里头，五味杂陈。
七月初，离考试还有十来天。
关建华跟厂里请了假，在家专心复习。假条是王秀兰帮她写的，她不会写，王秀兰也不会，后来是关建国写的，他字写得还行，在乡下练过。
王秀兰每天变着法儿给她做好吃的，其实也没什么好吃的，就是窝头里多掺点白面，白菜里多放两滴油。面是白面，金贵，平时舍不得吃；油是豆油，也金贵，一滴是一滴。她放油时手抖，抖半天才滴出两滴。
关振江有时会拄着拐杖，到里屋门口站一站，看看女儿趴在桌上写字的背影。女儿瘦了，肩膀的骨头支着衣服，一起一伏。他站一会儿，然后拄着拐杖走开，什么也不说。
那场争吵是在七月的一个晚上爆发的。
起因小得不能再小——关建华从厂里借回来一套复习资料，放在炕桌上，被关振江看见了。他拿起那本《物理习题集》，翻了翻，又放下。
“这书哪儿来的？”
“厂里小张借我的，他去年考上了，用不着了。”
关振江嗯了一声，没再说话。
晚饭时，关建华又拿出书来看，一边扒拉饭一边看，筷子伸进咸菜碟里，夹了空，还在那儿比划。
关振江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突然把筷子往桌上一拍。
“啪”的一声，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关建华抬起头，愣愣地看着父亲。
“吃饭就看吃饭，看什么书？”关振江的脸沉下来，眉头拧成疙瘩，“考考考，你当考学是那么容易的事？你一个女娃，考上了又能咋的？”
关建华的脸一下子白了。她放下筷子，低着头不说话。
王秀兰在旁边打圆场：“你这是干啥？孩子看书也惹着你了？”
关振江不理她，盯着女儿：“我问你话呢。”
关建华抬起头，眼眶有点红，但声音很稳：“爸，我就是想试试。厂里的小张能考上，我咋就不能？”
“小张是男的。”
“男的咋了？女的就不能考学？”关建华的声音开始发颤，“妈当年要不是没文化，能让人从主任位置上挤下来？你腿伤了，厂里给的那点钱够干啥？我不想一辈子趴在车间里，干到老跟妈一样！”
关振江的脸涨红了，青筋暴起来：“你翅膀硬了是不是？我告诉你，考学要花钱，家里没钱！你哥刚回来，工作都没着落，你倒好，伸手要钱去念书！”
“我不要钱！”关建华站起来，声音也高了，“我白天上工，晚上看书，考上了有补助，不用家里拿钱！”
“不用拿钱？”关振江冷笑一声，那笑声干巴巴的，像冬天的树枝被风吹断，“你吃家里的、住家里的，那不是钱？你哥在乡下十年，我哪个月不给他寄钱？现在他回来了，要工作，要安家，你不说帮衬，还添乱！”
关建华眼泪下来了，啪嗒啪嗒掉在桌上：“我添乱？哥回来，我哪点不帮他？他跑生意，我把自己攒的三十块钱都给他了！我就想考个学，碍着谁了？”
关建国在旁边一直没吭声，这会儿站起来：“爹，建华的事——”
“你闭嘴！”关振江瞪他一眼，“你的事我还没说你呢！跑买卖、倒腾东西，那叫啥？那叫投机倒把！搁前几年，是要批斗的！”
关建国脸也白了，但还是稳住声音：“爹，现在政策变了。报纸上天天讲‘搞活经济’，广州那边满大街都是做买卖的，那不是投机倒把，是……”
“是什么是？”关振江打断他，“我干了三十三年工人，攒下这点家当，不是让你们糟蹋的！你们一个要跑买卖，一个要考学，都想飞出这个家，我……我这腿，算是白断了！”
最后一句说出来，屋里突然静了。
关振江说完就后悔了。那条腿是他心里的疤，从来不提，谁也不敢提。可现在他说出来了，像把疤揭开了，血淋淋的。
王秀兰眼泪也下来了，她走过来扶住丈夫：“振江，你胡说啥呢……”
关振江甩开她的手，拄着拐杖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往里屋走。走到门口，他停了一下，没回头，声音低下去：“你们想咋的就咋的吧。我管不了。”
门帘撂下，拐杖捣地的声音，笃，笃，笃，一下一下，像砸在人心上。
那之后的几天，家里气压低得吓人。
关振江整天坐在炕上抽烟，不说话。王秀兰做好饭端过去，他吃两口就撂下。关建华不敢在他面前看书，每天晚上等他们都睡了，才偷偷拿出书来，在煤油灯下看到后半夜。
关建国跑了一趟广州，回来时带了几斤香蕉——那年代哈尔滨人见都没见过的东西。他把香蕉放在关振江面前，说：“爹，尝尝，南边产的。”
关振江看了一眼，没动。
关建国剥了一根，递过去。关振江接过来，咬了一口，没说话。
关建国坐在炕沿上，也不说话。父子俩就那么坐着，一个抽烟，一个吃香蕉。
好半天，关振江开口了：“广州……那边啥样？”
关建国说：“乱。到处都是人，做买卖的，打工的，南腔北调。火车站广场上，晚上睡的都是人。”
“都干啥的？”
“干啥的都有。卖衣服的，修鞋的，倒腾电子表的。”关建国顿了顿，“还有咱们东北过去的，卖木耳蘑菇，卖山货。”
关振江没吭声，又抽了口烟。
关建国又说：“爹，我这次去，看见一个事儿。有个老头，六十多了，也是东北过去的，在街上摆摊卖烤红薯。我跟他唠，他说他原来是沈阳一家大厂的工人，退休了，闲不住，来广州投奔儿子。他说，这边的人不看你以前是干啥的，就看你现在能干点啥。”
关振江抽烟的手顿了顿。
关建国看了看他，继续说：“他还说了一句话，我记下了。他说：‘变天了，咱也得跟着变。不变，就等着被落下。’”
关振江把烟头摁灭，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你妹妹那事儿……你说，真能考上？”
关建国说：“她要是考不上，她自己就死心了。要是考上了，咱家就出个文化人。爹，这事不吃亏。”
关振江没说话，又摸出根烟点上。
第二天晚上，关建华下工回来，看见父亲坐在外屋炕上，面前放着一个布包。
“过来坐。”关振江说。
关建华心里直打鼓，走过去坐下。
关振江把布包推到她面前。她打开一看，是一沓钱——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叠得整整齐齐。
“这是……？”
“我工伤那会儿，厂里给的抚恤金。”关振江的声音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我一直没动，想着给你们兄妹留着。你哥那会儿在乡下，我给他寄了一些。剩下的，你拿着。”
关建华愣住了，眼泪一下子涌上来：“爸，我……”
“别哭。”关振江别过脸去，“你妈跟我说了，考学有补助，不用家里拿钱。但出门在外，身上总得有点钱傍身。这钱你拿着，别跟你哥说——他那买卖，本钱够了，不差这个。”
关建华攥着那个布包，手指都在抖。
关振江又说：“你那个书……好好看。考上考不上，都得好好看。”
“爸，我……”
“行了，去吧。”关振江挥挥手，摸出烟袋，开始装烟。
关建华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过头。父亲坐在那儿，一条腿空荡荡的，弯着腰装烟，背影佝偻着，像个老头了。
她忽然跑回去，从后面抱住父亲的肩膀。
关振江僵住了。他没动，也没说话，就那么坐着。
好一会儿，他才抬起手，轻轻拍了拍女儿的手背。
那手背上，有一道疤，是他当年教她使锉刀时留下的。那时她才十五岁，刚进厂当学徒，他手把手教她，她一锉刀下去，锉到自己手背上，血珠子冒出来。他骂她笨，她哭，他心软了，给她包上伤口，说：“慢慢来，谁都有第一次。”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他记不清了。
关建华松开手，擦擦眼泪，出去了。
关振江还坐在那儿，烟袋举在手里，半天没点。
王秀兰从厨房出来，看见他那样，走过去，挨着他坐下。
“振江，你……想通了？”
关振江没说话，点着了烟，抽了一口。
烟雾里，他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轻得几乎听不见：
“我这条腿没了，不能让孩子的路也没了。”
王秀兰的眼泪下来了。
窗外，松花江的夜风吹过来，带着夏末的凉意，带着远方的气息。
****
七月六号晚上，王秀兰翻来覆去睡不着。明天就是考试第一天，她比女儿还紧张。
关建华倒是睡着了。她学得太累，躺下没几分钟就呼呼的，像个小孩子。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脸上。那张脸年轻，但又不像年轻——有熬夜熬出的暗沉，有操心操出的细纹，眉头微微皱着，好像做梦都在做题。
王秀兰轻手轻脚下炕，走到女儿床边，低头看着她。女儿的眼睫毛很长，投下一小片阴影。她想起女儿小时候，也是这么睡的，那时她没工夫多看，总是忙着上工、做饭、洗衣服。现在有时间看了，女儿却要走了。
她站了好一会儿，才回到自己炕上，还是睡不着。
外屋的炉子早灭了，窗外的月光照进来，落在地上，像铺了一层霜。那霜白得发亮，冷得刺眼。
她想起自己十八岁那年，扫盲班毕业，老师发了一张结业证。那张证她留了好多年，后来搬家时不知塞哪儿了。她翻箱倒柜找过，没找到。有时想起来，心里空落落的，像丢了什么东西。
她又想起那年厂里选劳模，她因为文化低，上台发言磕磕巴巴，念错了好几个字，底下有人笑。虽然最后还是评上了，可那笑声她记了一辈子。一想起那笑声，脸就发烫，耳朵也发烫。
那滋味，她这辈子都忘不了。
建华不能像她。
天快亮时，王秀兰终于迷糊了一会儿。梦里乱糟糟的，有考场，有试卷，有女儿的脸。醒来时发现身边没人，她赶紧爬起来，心怦怦跳，冲到外屋，看见女儿已经穿好了衣服，正在检查文具袋。
“妈，你醒了？”
“嗯。我做饭，吃了再走。”
关建华摇头：“我不饿，吃不下。”
“吃不下也得吃。”王秀兰系上围裙，动手生火。炉子昨晚封了，得重新捅开。她拿火钳捅了捅，炭灰飞起来，呛得她直咳嗽，“鸡蛋还有两个，我给你煮了。”
关建华没再拒绝。
王秀兰煮好鸡蛋，又热了两个窝头，切了一碟咸菜。鸡蛋在凉水里冰过，不烫手了，她剥了壳，白白嫩嫩的两个，放在碗里。窝头是昨天剩的，热了热，软了些。咸菜是自己腌的芥菜疙瘩，切得细细的，淋了两滴香油。看着女儿吃下去半个窝头、一个鸡蛋，她才稍稍放心。
临出门，关振江从里屋出来了。他没去上班——他早就不上班了——就站在门口。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扣子扣错了，一个高一个低，拄着拐杖。
关建华看见他，叫了一声：“爸。”
关振江嗯了一声。
“笔别忘了带上。”
关建华从兜里摸出来：“带着呢。”
关振江点点头，挥挥手：“快去吧，别迟了。”
考场在道外区的一所中学，离家属院挺远。关建华倒了两次公共汽车，才找到地方。
第一次坐的是1路，人挤人，她抱着文具袋，护在胸前。第二次坐的是5路，人少些，但路颠，颠得她胃里翻腾。
到考场时，校门口已经站了好多人。有和她一样穿工装的，工装上还带着油渍；也有穿干部服的，四个兜，风纪扣扣得严严的；还有穿旧军装的，洗得发白，领章的位置留着一块深色的印子。老的少的，男的，挤成一堆。有人拿着书在背，嘴唇动得飞快；有人交头接耳对答案，声音压得很低；有人蹲在墙根发呆，眼睛直直的，什么也没看。
她心里忽然有点慌：这么多人，得多少人才招一个？
可准考证已经领了，总不能打退堂鼓。她咬咬牙，挤进了人群。
铃响，进考场。发卷，答题。
教室里热，窗户开着也没风进来。知了在窗外叫，一声接一声，吵得人心烦。监考老师走来走去，皮鞋磕在地上，咔咔响。
她先浏览了一遍卷子，心稍微定了定：不少题她做过类似的。
这几个月没白熬夜。可写到一半，碰到一道物理题，卡住了。那是道力学的综合题，斜面、滑轮、摩擦力，好几样东西搅在一起。公式她背过，可怎么套就是套不上去。她盯着卷子，手心全是汗，汗把卷子边都浸湿了。
窗外知了叫得更凶，像在嘲笑她。
她深呼吸，又深呼吸，把题目重新读了一遍。读一遍，不懂；再读一遍，还是不懂。额头上的汗流下来，流进眼睛里，蜇得生疼。
忽然——她想起来了！是受力分析没做对！她怎么把这给忘了！
手忙脚乱地画完受力图，算出结果，抬起头，发现只剩十五分钟了。
她赶紧检查前面，改了三个小错误。手抖得厉害，橡皮擦擦过的地方，纸都起毛了。
铃响，交卷。
走出考场时，腿都软了，扶着墙才站稳。
三天考试，一晃就过去了。
最后一科考完，关建华回到家，一头栽在床上，整整睡了一天一夜。中间醒过两次，喝了点水，又睡过去。王秀兰进来看了好几回，摸摸额头，不烫，才放心。
醒来时，王秀兰坐在床边，看着她。
“考得咋样？”
关建华揉揉眼睛，眼睛涩，睁不开：“不知道。反正会做的都做了。”
王秀兰点点头：“那就行。考不上也没事，咱明年再考。”
关建华笑了笑，没说话。
接下来的日子，又是上班，又是等通知。
厂里越来越乱。有人开始倒腾买卖，有人托关系调走，有人干脆不来了，说去南方打工。关建国的蘑菇生意倒是不错，跑了几趟广州，挣的钱够把媳妇孩子接回来了。
七月底，关建国的媳妇带着孩子从乡下到了哈尔滨。一家三口挤在关建华她们那间里屋，实在住不下。关建国在外面租了一间小平房，搬了出去。
搬走那天，关振江拄着拐杖站在门口，看着儿子扛着行李往外走，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出来。儿子走远了，他还站在那儿，站了很久。
王秀兰偷偷抹眼泪。关建华搂着母亲的肩膀，说：“妈，等我考上了，分配了工作，给你和爸买大房子。”
王秀兰破涕为笑，笑着笑着，眼泪又出来了：“先考上再说吧。”
那个夏天，哈尔滨有很多事情在悄悄改变。
工厂门口的布告栏里，贴出了“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第二批招生”的通知。道外区的书店门口，每天早上都排着长队，买《数理化自学丛书》。火车站的站台上，拎着大包小包去南方的人越来越多，回来的人嘴里说着“深圳”“广州”“蛇口”，像说外国地名。
关振江还是每天坐在炕上抽烟，看报纸。他认的字不多，但报纸上的标题能看懂。有一天，他看到一行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他看了很久，然后把报纸叠好，压在枕头底下。
八月中旬的一天，邮递员在门口喊：“关建华——挂号信——”
那声音又尖又亮，整个家属院都听得见。
王秀兰正在和面，手也顾不上洗，面还沾在手上，就跑出去接。信封上印着“哈尔滨机械工业学校”几个红字，厚厚的一沓。
她心跳得厉害，手抖着拆开——是录取通知书！
白纸黑字，红印章，清清楚楚写着关建华的名字，写着机械制造专业，写着七八级新生。
“建华！建华！”
关建华正在车间干活，被人叫回来。她跑得气喘吁吁，脸上还有汗，还有黑机油。看见母亲手里的信封，她愣了几秒，才接过来看。
看了一遍，又看一遍。
白纸黑字，红印章。
她看了三遍，才确信是真的。
王秀兰一把抱住她，眼泪哗哗往下掉，滴在她肩膀上，湿了一大片。
“考上了！真考上了！”
关建华也哭了，趴在母亲肩上，哭得稀里哗啦。她听见自己的哭声，又尖又响，不像自己。
关建国听见动静从外头跑回来，一看那信封，一把抱起妹妹转圈：“我妹妹是中专生了！”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转不动才放下。
关振江拄着拐杖站在门口，没进来。可王秀兰看见他背过身去，抬手抹了一下眼角。那动作很快，快得像没发生过。
晚上，王秀兰破天荒地买了肉，包了饺子。
肉是五花肉，肥的多瘦的少，剁成馅，拌上白菜，香得满屋都是。面是白面，揉得软软的，擀出来的皮又圆又薄。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热气腾腾，饺子在锅里翻滚，白花花的。
关振江、王秀兰、关建华、关建国、建国媳妇，还有五岁的小军，挤了一桌。小军坐在妈妈腿上，眼睛盯着饺子，口水都流出来了。
关建国倒了酒，敬妹妹：“来，建华，哥敬你。你是咱家第一个中专生，光宗耀祖！”
关建华抿了一口，辣得直咧嘴，眼泪都出来了。
建国媳妇在旁边笑：“小姑子有出息，以后当技术员了，可别忘了你侄子。”
关建华说：“忘不了。等我毕业了，供小军上学。”
小军听不懂，只顾着吃饺子，满嘴都是油。
关振江一直没怎么说话，可脸上那层乌云散了，皱纹里好像也有了点笑意。他吃了好几个饺子，吃得比谁都多。他把拐杖靠在桌边，用一条腿撑着，吃得很香。
吃到一半，他忽然开口：“机械工业学校……出来是分到工厂吧？”
关建华点头：“嗯。分到机械系统，可能是工厂，也可能是研究所。”
关振江嗯了一声，沉默一会儿，又说：“工厂也行。比我这强。”
王秀兰瞪他一眼：“你现在说好啦？当初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关振江没反驳，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饭后，关建华帮着收拾碗筷。王秀兰把她拉到里屋，从柜子底下摸出一个布包。柜子底下灰厚，布包上也沾了灰。
“妈，啥东西？”
王秀兰打开布包，里面是一沓零钱——有一块的，两块的，还有毛票和分币。分币是铝的，有的已经发黑。她一张一张捋平，一张一张叠好。
“这是妈攒的，给你上学用。”
关建华看着那些钱，鼻子发酸：“妈，我上学有补助……”
“补助是补助，这是妈的心意。”王秀兰把布包塞她手里，塞得很用力，“你爸不知道，你别跟他说。”
关建华握着那个布包，钱上还有母亲的手温，还有柜子底下的霉味。她想说点什么，可嗓子哽住了，什么也说不出来。
王秀兰拍拍她的手：“好了，早点睡。明天还得上班呢。”
夜深了，关建华躺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
她摸着那封录取通知书，一遍又一遍。纸张有点硬，边角有点扎手。她摸着上面的字，一个字一个字摸过去。
想起父亲那支劳模发的钢笔，笔帽上掉漆的地方硌手；想起大哥从广州带回来的那本《物理》，书页还带着油墨香；想起这四个月，无数个熬夜苦读的夜晚，煤油灯熏得鼻孔发黑……
她忽然想哭，又想笑。
月亮从窗户照进来，落在炕上，落在录取通知书上，落在那个布包上，落在她的脸上。月光凉凉的，像水，又像霜。
她翻身朝向窗外。窗户开着一条缝，风吹进来，带着松花江的气息——那气息里有水腥味，有船的味道，有夏天的味道。
月亮很圆，很亮，挂在松花江的上空。
那月光，照过曾祖母的渔船，照过母亲的车床，照过父亲失去的那条腿，现在又照着她——关建华，二十二岁，哈尔滨轴承厂女工，即将成为哈尔滨机械工业学校机械制造专业七八级新生。
窗外的哈尔滨，正在苏醒。那些沉睡太久的街道，那些憋了十年的心事，那些刚刚开始的生意，那些重新打开的校门，都在这个夏天，悄悄地活动起来。
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长长的，沉沉的，穿过夜色，穿过月光，传进她的耳朵里。
她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她只知道，脚下的路，总算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