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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冬-1967年春）
王秀兰是腊月里被撤的职。
那天从食堂出来，天已经黑透了。她手里攥着一张纸，是厂里的通知，说让她从明天起去总务科报到，负责打扫厂区卫生。
她站在食堂门口，看着里面透出来的灯光。晚饭刚过，帮工们还在收拾，碗筷碰撞的声音隐隐约约传出来。她在这儿干了七年，从冬天到冬天，没想到最后是这样走的。
回家的路不长，她走了很久。
关振江在家等着，炉子上热着一锅菜汤。看她进来，愣了一下，没问。她也没说，坐下来端起碗，一口一口喝。
喝了半碗，她说：“我让人给撸下来了。”
关振江没吭声，给她碗里又添了勺汤。
“说我多吃多占，说我账目不清，说我是蛀虫。”她把那张纸拍在桌上，“就为这，七年的活儿，白干了。”
关振江拿起那张纸，看了看，又放下。他是个话少的人，这会儿更不知道该说什么。沉默了半天，问：“明天还去不去？”
“去。”她说，“不去就是对抗组织，罪加一等。”
关振江点点头，把那锅菜汤往她跟前推了推。
那天晚上她没睡着。关振江也没睡着，两个人背对背躺着，谁都没翻身。窗外的风刮得呜呜响，松花江的冰在夜里裂开，发出闷雷一样的声音。她听着那声音，想起奶奶关三娘说过的话：“江一动，就要变天了。”
天是要变了。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透她就起了床。
往常这时候，她该去食堂了，看看早班的准备工作，检查一下头天的剩菜，安排当天的菜谱。可现在不用了。她站在灶台前，把昨夜的剩菜热了热，就着咸菜喝了一碗苞米面粥。关振江在旁边吃着，没说话，时不时看她一眼。
出门的时候，天还灰蒙蒙的。路上没什么人，只有几个上早班的工人骑着自行车过去，车铃铛在冷空气里响得脆生。她低着头走，不想让人看见。
到了总务科，科长姓马，四十来岁，原来在厂里跑供销的，见了她倒是客气，说王师傅您别往心里去，这都是暂时的，组织上早晚会还您清白。她听着，没说啥，心想你也就在这儿说说。
马科长给她分了一间工具房，里头堆着扫帚、铁锹、推雪的木板，墙角一张破桌子，说是给她放东西用的。又给了她一张单子，上头写着要打扫的区域：厂区东边的三个厕所，两条马路，还有废料堆旁边的空地。
“王师傅，”马科长压低声音，“不是我难为您，是上面有人盯着。您先干着，等风头过了再说。”
她点点头，拿起一把扫帚，出了门。
腊月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她站在厂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工人，有人认出她来，打个招呼，有人假装没看见，低头快走。她都理解，这年头，谁不怕沾上事儿。
第一天的活儿，干到天黑才完。
三个厕所，每个都要从里到外扫一遍，蹲坑得用刷子刷，地面得用水冲，倒出来的脏东西得用独轮车推到厂区外的垃圾站。两条马路，加起来一里多地，得把落叶、纸屑、冻在雪里的脏东西都清干净。废料堆那边的空地，乱七八糟什么都有，废铁、烂木头、碎砖头，也不知道该往哪儿堆，只能先拢在一起，等人来拉。
干完活儿，她靠在工具房的墙根儿，两条腿打颤，手上的冻疮裂了口子，往外渗血水。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窝头，啃了两口，咽不下去。
回到家，关振江看见她的手，没说话，把她的手拉过来，拿热水泡，泡软了，抹上猪油，拿布条缠上。女儿建华在旁边看着，眼眶红红的，问：“妈，疼不？”
她说：“不疼。”
建华说：“你骗人。”
她没再说话。
****
大字报是第三天贴出来的。
那天早上她去工具房拿扫帚，远远看见食堂门口围了一堆人。她没在意，低着头往东走。走了几步，听见有人喊她名字。
“王秀兰！过来看看！”
她站住了。回头一看，是食堂的采购员小崔，以前见着她都叫王主任，这会儿直呼其名，脸上还带着笑。
她走过去。人群自动让开一条缝，墙上贴着一张大字报，墨汁还没干透，顺着纸往下淌。标题用红笔写的，又粗又大：
“揪出食堂蛀虫王秀兰！”
她站在那儿，看着那几个字，脑子里嗡嗡的。
底下密密麻麻写了好几页，说她当食堂主任这几年，多吃多占，账目不清，克扣工人口粮，拿公家粮食送人情。说她表面上是劳模，实际上是蛀虫，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说要把她揪出来，斗倒斗臭，让她永世不得翻身。
旁边还有几张，标题不一样，口气都一样狠。有一张写着“王秀兰的十大罪状”，一条一条列着。第一条规定她每月多领五斤细粮，第二条规定她把好肉好菜留给领导，第三条说她拿食堂的油盐酱醋回家……她一条一条看下去，看到第七条，说她把食堂的馒头偷偷塞给家里孩子，气得手都抖了。
那是前年的事。那年建华生病，发高烧好几天，什么也吃不下，就想吃口白面馒头。她实在没法子，拿饭盒装了一个带回家。第二天，她从自己那份里省出来，还回去了。这事没人知道，她以为谁也不知道。
可大字报上写得清清楚楚，连日期都有。
她站在那儿，浑身发冷。旁边的人指指点点，说什么的都有。
“想不到啊，劳模也这样。”
“知人知面不知心。”
“我说食堂的饭怎么越来越差，原来都让她拿回家了。”
她想张嘴说点什么，可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这时候，一个人挤到前面，站到她跟前。她抬头一看，是郑光明，她带了三年的徒弟，去年出徒的。郑光明手里拿着一叠纸，往她面前一递。
“王师傅，”他说，声音很大，像是故意说给别人听的，“这是我对你的揭发材料。你自己看看吧。”
她没接。郑光明把纸往地上一摔，转身走了。
那些纸散在地上，她看见最上面一张写着：“我亲眼看见王秀兰往家里带过三回东西，一回是馒头，两回是菜。”
她蹲下去，把那些纸一张一张捡起来。手抖得厉害，捡了好几次才捡完。
人群慢慢散了。她一个人站在食堂门口，手里攥着那些纸，不知道该往哪儿去。
后来是怎么回去的，她不记得了。只记得那天扫厕所的时候，一边刷蹲坑一边流眼泪，眼泪掉在冰上，冻成一个个小冰珠。她拿袖子擦脸，擦完了又流，怎么也擦不干净。
那以后，大字报越贴越多。
食堂门口贴满了，又贴到车间门口。车间门口贴满了，又贴到厂部办公楼。最后连她家住的工人新村楼道里都贴上了。
她每天上下班，一路走一路看。那些字像刀子一样，一刀一刀剜她的心。
有一张写她“假劳模，真蛀虫”，旁边画着一只大老鼠，老鼠的脑袋是她的脸。画得还挺像，不知道谁画的。她站在那儿看了半天，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楼道里那些大字报，她每天进出都要经过。邻居们从旁边过，低着头，假装没看见。以前见了面还打招呼，现在都绕着走。她理解，谁也不愿意沾上晦气。
最难受的是建华。
那天放学回来，建华在楼道口站了很久，不肯上楼。她问怎么了，建华不说话。她出去一看，楼道口贴着一张，写着“王秀兰的女儿，小蛀虫”。她当时脑子嗡的一下，腿都软了。
她把那张撕下来，团成一团，扔进垃圾堆。可第二天又贴上了，这回还多了一张，写着“小蛀虫也要揪出来”。
建华从那以后就不肯出门了。放学回来就躲在屋里，谁叫也不出去。有时候晚上睡着了，还会突然惊醒，哭喊着说“我不是蛀虫”。
她抱着建华，说你不是，你不是，你是妈的好孩子。建华在她怀里发抖，眼泪把她的棉袄都洇湿了。
关振江那段时间话更少了。下班回来就闷头干活，劈柴、挑水、修这修那，不让自己闲着。她知道他心里难受，可他不说，她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有一回半夜，她醒过来，发现关振江没睡着，睁着眼看着房顶。她问怎么了，他说没事。她说你瞒不过我。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厂里让我写揭发材料。”
她心里一沉：“你写了？”
“没写。”他说，“我说我什么也不知道。”
她没说话，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凉，她的也凉，两只凉手攥在一起，谁也暖不了谁。
过了一会儿，他说：“光明那孩子，怎么会……”
她没接话。
郑光明，她带了三年的徒弟。从什么都不会的学徒，手把手教到能独立操作。他爸有病，她帮着联系过医院，帮着申请过困难补助。她以为这孩子实诚，肯吃苦，将来能成个好工人。没想到……
可她不恨他。那些日子她想了很多，想明白了。他不是坏人，是怕。怕不揭发，自己也被牵连。那年代，谁不怕？
可明白归明白，心里那道坎儿，还是过不去。
****
日子还得过。
扫厕所的活儿，她越来越熟练。哪个厕所几点人少，哪个角落最难清，她都了如指掌。有时候别的清洁工来请教，她就教他们。马科长后来干脆让她负责培训新来的，她也干。
可心里那根刺，一直在那儿。
有时候扫着扫着，她会突然停下来，站在那儿发呆。想那些大字报上写的话，想郑光明摔在地上的揭发材料，想邻居们躲着她的眼神。想着想着，手里的扫帚就停了。
有一回，她正在男厕那边刷蹲坑，听见外头进来两个人，一边解裤带一边说话：
“听说了吗，原来食堂那个王主任，现在扫厕所呢。”
“就是那个劳模？”
“可不，说是多吃多占，账目不清，让人给撸了。”
“啧，知人知面不知心。”
她蹲在那儿，一动不动，手里的刷子攥得紧紧的。等那两个人走了，她才站起来，腿都蹲麻了。那天回家，她没吃饭，关振江问也不说，就是坐在炕上发呆。
可第二天一早，她还是照常起来，照常去扫厕所。
关振江说：“你咋还能干下去？”
她说：“不干咋整？活儿在那儿，你不干也得干。”
关振江看着她，眼神复杂。
她知道他想什么。他想说，你不是那样的人，你受这委屈干啥。可他说不出口，说了也没用。
那年冬天，她的脚冻坏了，每年冬天都复发，又肿又痒，晚上睡不好觉。关振江给她弄了偏方，拿茄秸煮水泡脚，泡完再抹冻疮膏，折腾到后半夜才能睡着。可第二天一早，她还是照常起来，照常去扫厕所。
她学会了不想那么多。扫帚在手，一帚一帚往前扫，脏东西就没了。厕所是这样，日子也是这样。
开春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她正在清理女厕，听见最里头的蹲坑那边有人喊。喊声不大，像是憋着气。她扔下手里的铁锹，跑过去一看，蹲着个姑娘，二十来岁，脸黄得吓人，眼睛闭着，脑袋往墙上靠。
她凑过去：“同志，同志，你怎么了？”
那姑娘没睁眼，嘴里嘟囔了一句，听不清说的啥。
她伸手一摸额头，滚烫的。
姑娘身上穿的是厂里的工装，可没戴帽子，头发乱蓬蓬的，脸上有灰，还有泪痕。她四下看了看，蹲坑旁边的地上，丢着一个搪瓷缸子，里头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
她把姑娘扶起来，扶到墙角靠着，然后跑出去找水。
工具房里有个暖瓶，是马科长给她用的，里头有早上灌的热水。她倒了一缸子，又撕了一条旧毛巾，跑回女厕。
姑娘喝了半缸子水，脸色好看了一点。她问：“你是哪个车间的？叫什么？”
姑娘摇头，不吭声。
她又问：“吃饭了没？”
姑娘还是摇头，这回摇了摇，眼泪下来了。
她看着那眼泪，心里咯噔一下。
“多久没吃了？”
姑娘不说话，眼泪一直流。
她站起来，在厕所里转了两圈，又站住。从怀里掏出那个窝头——那是她早上带的午饭，还没吃呢。窝头是杂面的，硬邦邦的，她掰了一半，递给姑娘。
“吃吧，先垫垫。”
姑娘看着那半个窝头，愣住了。
“拿着呀。”她把窝头往姑娘手里一塞。
姑娘攥着那半个窝头，浑身发抖，突然哇的一声哭出来。哭得撕心裂肺，哭得蹲坑里都起了回声。她吓一跳，赶紧蹲下来捂住姑娘的嘴：“别哭别哭，叫人听见了不好。”
姑娘捂着嘴，还是哭，只是哭声憋在嗓子眼里，呜呜的。
她不知道该咋办，只好蹲在旁边，等着姑娘哭完。
哭了好一会儿，姑娘才慢慢停下来。她这才知道，姑娘姓沈，叫沈小英，是两年前从上海来的知青，分在铸造车间。家里成分不好，父亲是旧社会的小业主，厂里批斗了几回，把她也捎带上了。前两天贴大字报，说她“资产阶级作风”，让她在车间会上做检讨。她熬不过去，就想……
姑娘没说完，眼泪又下来了。
她听完，半天没吭声。蹲在女厕的地上，手里攥着那半个窝头，攥得窝头都变了形。
半晌，她说：“你等着，我一会儿回来。”
她跑回工具房，把那半个窝头也揣上，又拿了个搪瓷缸子，从暖瓶里倒了热水。想了想，又把自己放东西的小柜子打开，里头有一双备用的棉鞋、一副手套，还有一张女儿建华的照片。她把手套拿出来，压了压，又放回去。拿了那副手套。
回到女厕，姑娘还蹲在那儿，跟刚才一样。她把热水的缸子递过去，把半个窝头也递过去，把手套也递过去。
“都拿着。水现在喝，窝头慢慢吃，手套干活的时候戴。回头我再给你带。”
姑娘看着那些东西，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说：“我姓王，在食堂干过，现在……扫厕所的。你叫我王师傅就行。有事儿上工具房找我。”
说完，拿起铁锹，走了。
那天下班回家，关振江问她午饭吃了没，她愣了一下，说吃了。关振江看了她一眼，没再问。
那以后，沈小英就常来找她。
有时候在工具房门口站着，也不进来，就站着。她看见了，就招呼进来坐。工具房小，就一张破桌子，两把缺腿的椅子，烧着一个破炉子，可好歹有点热气。
沈小英坐在那儿，有时候说话，有时候不说话。说话的时候，讲上海的家，讲黄浦江，讲小时候吃的大白兔奶糖，讲着讲着就哭了。不说话的时候，就坐着，看墙上挂的那些扫帚、铁锹，看窗户上的霜花。
她也不多问，只是烧水，泡茶。茶不是好茶，碎末子，厂里发给扫厕所的，算是“劳保用品”。可那会儿，有口热水就不错了。
有时候赶上饭点儿，她就分一半饭给沈小英。窝头、馒头、大饼子，有啥分啥。沈小英一开始不要，她就硬塞：“你当我是白给你的？将来你发达了，还我两个。”
沈小英听着，又想哭又想笑。
有一回，沈小英问：“王师傅，你咋对我这么好？”
她想了想，说：“我奶奶关三娘，那年救过抗联的人。她说，人快死的时候，都是人，没别的。你那时候……快死了，我看见了。”
沈小英愣住了。
“我奶奶还说过一句话，”她低头往炉子里添了块煤，“江是活的，人就得活。死了，也得活在别人活法里。”
沈小英不懂这句话，可记住了。
那段时间，她的日子还是那样过。扫厕所，扫马路，清理废料堆。活儿还是脏，还是累，还是冷。可心里好像不那么堵了。每天去工具房，有时候沈小英在那儿等着，有时候不在，她就知道那姑娘今天没事。
可这世上的事，藏不住的。
有天下午，她正在男厕那边刷蹲坑，听见外头有人喊她。出来一看，是马科长，脸色不对劲。
“王师傅，你过来一趟。”
她擦擦手，跟着马科长到了总务科办公室。屋里还坐着两个人，一个她不认识，另一个是铸造车间的支部书记，姓周，四十来岁，脸黑黑的，平时话不多。
周书记开门见山：“王秀兰同志，你是不是经常跟一个叫沈小英的知青接触？”
她心里咯噔一下，脸上没动：“接触过几回。她身体不好，我给了点热水。”
“就热水？”
“还给了点吃的。”
周书记跟那个人交换了个眼色，那人开口了：“沈小英的问题很严重，资产阶级出身，对抗组织审查，现在在车间隔离反省。你跟她接触，要注意影响。”
她听明白了。沈小英出事了。
“我最后一次见她，是一个礼拜前。”她说，“她怎么了？”
周书记没答，只说了句：“你就不要再见了。这是组织上的意见。”
那天回家，她心里乱得很。晚上吃饭，关振江看出她不对劲，问怎么了。她说了。关振江沉默了半天，说：“你别再去了。”
她没吭声。
第二天，她还是照常上班，照常扫厕所。扫到一半，她放下扫帚，往铸造车间那边走。
铸造车间在厂区最西头，她走了一会儿才到。车间门口站着两个人，看见她，问找谁。她说找周书记。一个进去了，一会儿周书记出来。
“王师傅，有事？”
“我想见见沈小英。”
周书记皱眉：“昨天不是说过了，不行。”
“就一会儿。”
“不行。”
她站在那儿，不走，也不说话。
周书记叹了口气：“王师傅，我知道你是好心。可这事你管不了。沈小英的问题，是上面定的。你别把自己也搭进去。”
她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可走到半道，她又站住了。
沈小英那张脸，她忘不掉。那天的眼泪，那句“我没吃”，那蜷在厕所角落里发抖的身子。她蹲在女厕的地上，攥着半个窝头，说“你等着”。
她转身往回走。
周书记还站在车间门口，看她回来，愣住了。
“周书记，”她说，“我不见她。我就问一句，她现在吃没吃上饭？”
周书记张了张嘴，没答。
她点点头，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回家，她从柜子里翻出几张粮票，又翻出半袋玉米面。那是她攒了两个月，准备过年包饺子用的。她拿手巾包好，塞到怀里。
第二天一早，她没去工具房，直接去了铸造车间。周书记不在，她把那包东西交给门口的人，说：“给沈小英。别说谁给的。”
那人愣了一下，还没反应过来，她已经走了。
又过了几天，她听人说，沈小英被送到郊区的一个农场去了。具体在哪儿，没人知道。
****
那年春天，还发生了另一件事。
有天傍晚，她正在工具房里收拾东西，听见门响。抬头一看，是个人影，站在门口不进来。她眯着眼睛看了看，认出来了——郑光明。
他站在那儿，手里拎着个布袋子，也不吭声。
她问：“有事？”
他走进来，把布袋子往桌上一放，转身就走。
她喊他：“站住。”
他站住了，没回头。
“这是啥？”
他不说话。
她打开布袋，里头是两副棉手套，还有一包饼干。
“你啥意思？”
他这才回过头来，脸涨得通红，嘴唇动了动，说：“王师傅，那年贴你大字报，我……我写的最多。我不是人。”
她看着他，没说话。
“我爸当年在食堂，是你给他留过一份病号饭。后来他总说，王师傅救过他的命。可我在会上写你多吃多占，写你账目不清，写得最多。”
他说着，声音都变了调。
“这手套和饼干，是我爸让我送的。他说，做人要凭良心。”
她愣在那儿，半天没回过神。
等她醒过神来，人已经走了。
她拿着那包饼干，看了看，又放回桌上。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窗户外面，天已经黑透了，远处的车间亮着灯，机器轰隆隆响。
她忽然想起奶奶关三娘那句话：“人是人，鬼是鬼，可有时候人也会变成鬼。”
她想，可鬼，也能变回人吧。
****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
扫厕所的活儿，她越来越熟练。马科长后来让她负责培训新来的，她也干。
有一天，厂里来了个年轻姑娘，新分来的，分配到她手下干活。姑娘姓刘，十七八岁，一看就是刚出校门的，扫厕所不会扫，拿扫帚的姿势都不对。她就手把手教，从怎么握扫帚，到怎么冲水，到怎么倒脏东西，一样一样教。
姑娘干了两天，受不了了，蹲在厕所门口哭。她看着，忽然想起沈小英。
她走过去，蹲下来，拍拍姑娘的肩膀：“哭啥？有啥好哭的？”
姑娘抽抽搭搭：“这活儿太脏了，太累了，我不想干了。”
她说：“谁想干这活儿？可你不干，谁干？”
姑娘抬起头，看着她。
“我干这活儿快一年了，”她说，“刚来的时候也想哭。后来不哭了，为啥？哭也没用。活儿就在那儿，你不干，也得干。干着干着，就习惯了。”
姑娘擦擦眼泪，站起来，接过扫帚。
那天晚上，她回家跟关振江说起这事，关振江说：“你倒想得开。”
她说：“想不开能咋整？日子不得过下去？”
关振江没再说话，只是把她脚底下的热水袋又换了一遍热水。
有时候，她会在扫厕所的时候想起车间。想起那些轴承转起来的声音，想起那些老伙计们，想起自己得奖那天，站在台上，底下黑压压一片人。那些日子，好像很远了，又好像就在昨天。
可想想也就算了。
她学会了不想那么多。扫帚在手，一帚一帚往前扫，脏东西就没了。厕所是这样，日子也是这样。
转机来得很突然。
那年初秋，厂里来了个调查组，说是要复查食堂的账目问题。有人来找她谈话，问了一些她当年在食堂工作的事。她照实说了，每一笔账都清清楚楚，从来没有多吃多占过。
调查组的人听了，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了些什么。
又过了半个月，马科长来找她，说王师傅，您的事儿有信儿了。
她愣了一下：“啥事儿？”
“食堂的账查清了，您没有问题。那些大字报，都是诬陷。厂里说了，恢复您食堂副主任的职务。”
她站在那儿，半天没动。
马科长说：“王师傅，您不高兴？”
她说：“高兴。”
可她高兴不起来。
她想起那些大字报，想起郑光明摔在地上的揭发材料，想起邻居们躲着她的眼神，想起建华躲在屋里不肯出门的那些日子。那些东西，不是说没就能没的。
她想起沈小英，不知道那姑娘在农场过得咋样。想起那些日子，蹲在厕所里刷蹲坑的日子，冻得手脚发麻的日子，被人指指点点躲着走的日子。那些日子，好像过去了，又好像还没过去。
晚上回家，关振江听说了，难得的露出笑脸，说这可是好事，咱得庆祝庆祝。她去食堂打了二两酒，又炒了两个菜，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
饭桌上，女儿建华问：“妈，你以后还扫厕所吗？”
她说：“不了，回食堂了。”
建华说：“那你的扫帚呢？”
她愣了一下，想起工具房墙角那把扫帚，手柄已经磨得油光发亮，竹条也秃了一半。
“留着吧。”她说，“说不准啥时候还用得上。”
关振江听了，看了她一眼，没说话。
那顿饭，她吃了不少，可心里好像压着点什么，吐不出来，咽不下去。
去食堂报到那天，她又路过那个工具房。
门虚掩着，她推门进去，里头还是那样子。破桌子，缺腿的椅子，墙上挂着的扫帚铁锹。她走到墙角，拿起那把扫帚，看了看，又放回去。
窗户上落了一层灰，她拿袖子擦了擦，透进来的光亮了点。
站了一会儿，她转身要走，忽然看见桌子底下有个东西。弯腰捡起来一看，是半个馒头。已经干了，硬了，上头长了一层绿毛。
她拿着那半个馒头，愣在那儿。
她想不起这是谁的馒头。是自己掉的？还是沈小英来的时候落下的？还是郑光明送饼干时掉出来的？不知道了。
她把馒头上的绿毛抠了抠，想扔掉，又没扔。找了张旧报纸，把馒头包起来，塞进柜子最里头。
柜子里头还有别的东西。那双备用的棉鞋，那副她没舍得送出去的手套，还有女儿建华的照片。她把东西归置归置，关上柜门。
出了门，她回头看了一眼。
工具房还是那个工具房，破旧，寒酸，一股霉味儿。可她在那儿待了快一年，扫帚铁锹陪着她，热水壶陪着她，那半个窝头，陪着她救了沈小英。
她忽然明白奶奶那句话了。
“死了，也得活在别人活法里。”
她没死，可她的活法，有一部分留在这个工具房里了。
关上门，她往食堂走去。
天高了不少，云也薄了，风里带着一点秋天的凉意。食堂的烟囱冒着烟，隐隐约约能闻到饭菜的香味。
她走得不快，一步一步的。
走到食堂门口，她站住了。里头有人声，碗筷碰撞的声音，大师傅喊菜的声音。那些声音她听过多少年了，熟得很。
她推门进去。
里头的人看见她，愣了一下，然后有人喊：“王师傅回来了！”
她笑了笑，说：“回来了。”
那天中午，她站在打饭窗口后面，看着工人们排队打饭，脸上没什么表情，心里头却翻腾得厉害。有个老工人端着饭盒走过来，看见她，站住了。
“王师傅，”他说，“听说您回来了。”
她点点头。
那老工人压低声音说：“那年您给我送过一份病号饭。我记着呢。”
她一愣，想不起来是谁了。
老工人也没多说，端着饭盒走了。
她站在窗口后面，看着那个背影，忽然眼眶有点热。
远处，松花江的水，正在秋日阳光下缓缓流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