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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妹上学，看似只是她个人的事儿，却给村子带来不小震动。首先是爹，他让红妹陪我读书只是为了让我上学的一个缓兵之计，没想到现在却弄假成真，红妹倒真的上起学来。几个姐姐只有大姐上了一年学，其他几个姐姐连一天校门都没进过，平时，三姐、四姐、五姐为这事没少唠叨，如果再让红妹上学，家里岂不是要乱了套？虽然家里所有事都是他说了算，但红妹陪我上学这些天，几个姐姐干活明显没有以前那么用心了。再说，红妹现在也不小了，虽然不能下地干重活，但完全能在家里洗洗衣服做做饭，让五姐腾出手来帮他干些出力气的活。他绝不能让事情任其发展下去，他要马上阻止这件事情。他气势汹汹地跑到学校，当他看到老师站在讲台上立刻又蔫了，呆呆地在外面站了一节课又灰溜溜地走了回去。
爹虽然不敢从课堂上直接把红妹拉走，但并不代表他就同意让红妹继续上学。晚上回到家里，红妹在一边看着我写作业，爹走了过来：“丫头，顺子写作业你在这里瞎掺和啥？帮你娘做饭去。”爹从来不承认老师给丫头起的新名字，他觉得丫头不配有那么好听的名字，自始至终一直叫她丫头。
我知道爹的意图，他就是不想让红妹学习，哪怕陪着我也不行。我独自做了一会儿作业，装作不会的样子故意问爹。爹虽然在我们那小学堂里混过两年，但我问的题他哪里会做？但他听说红妹很聪明，于是无奈地朝厨房里叫：“丫头，过来看看这道题你会不会。”只要丫头稍微一讲我就装作听懂，这道题做完我又紧接着问下一题，爹在一边满意地看着我一边吸着旱烟，一副很知足的样子。我以为这样就能让红妹继续陪我上学了，事实证明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罢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和红妹刚走到大门口就被爹叫住：“丫头去哪？”红妹止住脚步，无奈地折转身子往回走。我伸开双手拦住说：“爹，你不是答应让红妹陪我一起上学吗？”“我说了算，我说丫头不上就不能上！”爹斩钉截铁地说着转过身，递给红妹一把镰刀和一个背篓，“给牛割草去！”红妹接过镰刀背着背篓默默地朝山上走去。走到半路，我折回来叫住红妹，让红妹跟我一起上学。
红妹迟疑了一下：“不行，爹让我给牛割草，今天割不了一筐草爹会打我的。”“没事，有我呢，放学我帮你，咱们一起割，一会儿就割满了。”我拍着胸脯打着包票，在所有事情上，我从来没有这么勤快这么积极。那时知识在我们的脑海里几乎没有概念，这样做纯粹是想跟爹对着干，现在想想，我当时的荒唐决定，对红妹却是天大的帮助。放学后，我们就背着背篓往山上跑，山间的小路上长满了毛茸茸的狗尾巴草，风一吹就摇摇晃晃，像在跟我们打招呼。红妹的镰刀用得很熟练，翠绿的草叶被她一把把割下来，码得整整齐齐放进背篓里。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我们的影子被拉得长长的，伴随着阵阵欢声笑语，在山间回荡。不一会儿，背篓就被装满了，我们背着沉甸甸的草，踩着夕阳的余晖往家走，红妹头上的红头绳在夕阳下格外鲜艳。
就这样，我和红妹一边上学一边给家里的牛羊割草，爹倒也没说其他闲话。只是不让红妹从家里搬凳子（那时上学都是自己从家里带凳子），两个人坐一个凳子根本写不成作业。写作业的时候老师就把自己的凳子让红妹坐，时间一长就有一些家长不满，说凭啥他们孩子从家带凳子，红妹不用从家带凳子？这样一来，红妹只能站起来弯着腰写作业，笔尖在本子上划过，像一条调皮的小蚯蚓，留下歪歪扭扭却很认真的字迹。后来，我们在家里锯截了一节粗树干滚到学校当凳子，这才解决红妹坐着写作业的问题。
没过多久，不知哪个害了红眼病的家长趁我们还没到校，用斧子给劈成几瓣。我们就又锯了一节树干，把外面的皮去掉，用烧黑的木炭在上面画上歪歪扭扭的小人、小狗，下课没事的时候，就跟同学们推着树干当玩具滚着玩，树干滚过院子的泥土地面，像一条贪吃的小蛇，留下一串弯弯的痕迹，引来阵阵笑声。这样一来，果然没人再来破坏红妹的凳子了，尽管它时常裹满灰尘，尽管它被当成大家伙儿的玩具，只要红妹有地方坐，这些问题都微不足道了。
时间就这样度过一个学期，在期末考试中，我和红妹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红妹双门都得了一百分，名次排到班级的第一名。全班的学生都开始对我们刮目相看，张杰他们照样找红妹写作业，红妹不定时地从他们手里得到一支笔或者一个作业本。在这半年里，我们跟班长张永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们不只是学习上的伙伴，好些时候爹给红妹布置的活做不完，张永顺就毫不迟疑地过来帮忙，还拉着别的同学来。红妹跟我们一起愉快地学习开心地劳动，早上红霞满天时，傍晚夕阳西下时，总能看到红妹头上绑着的那根红头绳，跟着我们一起蹦呀跳呀，那鲜红的颜色，多像天空中那美丽的红霞，那欢快的笑声多像百灵鸟的叫声，穿过小溪，穿过马路，在山谷中来回回荡。
这一年过年，无疑是爹过得最开心的一年。尽管我已经十岁出头，无论他去哪都要把我带上，然后听着别人对我的夸奖，仿佛我考上了状元一样令他开心自豪，带着鱼尾纹的眼角挂满了幸福和骄傲。当然也有一些见不得别人好的人故意给爹泼凉水。一天早上，爹端着饭碗来到村子中间的最大的饭场找个位置蹲下来，人们一边吃着饭一边说着周边最近的新闻。不一会儿爹就把话题引到我身上。罗嗓子端起碗站起来：“王十八，听说你小女儿丫头，不，现在听说都让老师改名成红妹了，比你儿子考得更好，咋没见在这人场里夸？是你不知道还是因为她将来是我们张家的人？王十八，要不咱们两家现在就先定个娃娃亲？”张福他娘说着笑着，饭场所有人都跟着起哄。
张福他娘姓罗，外号罗嗓子，邻村罗家岭人，由于山高地少，家里多养羊。平时放羊无聊时就一个人放开嗓子唱我们这里特有的锣鼓曲，因此从小练就一副好嗓子。她不但嗓音好，而且长得俊俏，站在人群中很是惹眼。一年春节秧歌比赛，我们村同样爱唱锣鼓曲的张大嘴，也就是罗嗓子丈夫张福他爹，跟她遇到一起。别看张大嘴干别的不在行，唱锣鼓曲子跟罗嗓子却有一拼，他唱曲子婉转灵活，不但会唱流传下来的曲子，而且还会根据情况现场创作。
听大一点的人说，开始的时候，罗嗓子跟张大嘴相互编唱着锣鼓曲词为难对方，没想到后来张大嘴词风一转，对罗嗓子直接进行调逗。这罗嗓子非但没有生气，还面带喜色迎合过来，两人一唱一和，越唱越对劲越唱越投机，歌词也越来越暧昧。旁边的锣鼓敲得震天响，整个秧歌比赛完全失去刚开始的硝烟味道，时而像一对鸳鸯变得爱意融融，时而像翻滚的大海，把农村的爱情表达得豪放奔驰。张大嘴这一唱出名，没过一个月就把罗嗓子娶到家里。
罗嗓子不但锣鼓曲唱得好，说话也尖酸刻薄，像淬了冰的刀子似的，一下下扎在爹心上。爹本就嘴笨，哪里是她的对手？听罗嗓子这么一说，脸“唰”地就红透了，紧接着又变得惨白，脑子里“嗡”的一声，立马就想起祠堂前写保证书、被张家族人围着指责的屈辱事。那点因我考试好而攒下的得意劲儿，瞬间被戳得稀碎。他张了张嘴，想反驳却半天挤不出一个字，脖子上的青筋跳了跳，最终还是泄了气，扬起的头像被霜打蔫的庄稼，又像缩头乌龟似的耷拉下来。周围人的起哄声像针一样扎进耳朵里，他只觉得浑身发烫，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端着碗的手都在微微发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最后再也待不下去，灰溜溜地低着头往家里走去。爹回到家里，胸口还在剧烈起伏，一想起罗嗓子的嘴脸和张家众人的起哄就气得直拍桌子，立马做出新年来的第一个决定——不让红妹再跟着我一起上学。在他眼里，女孩子始终都是别人家的人，尽管现在是他的女儿，他也绝不会给张家培养一个有文化的儿媳妇，绝不能让张家的人白白占了便宜。
开学之后，我一个人去上学，心里堵得慌，干啥都提不起劲。在第一次考试中，我故意考得很差，分数还没张福高。一次正在饭场吃饭，罗嗓子看见爹也在，立马端着饭碗扭着屁股凑过来，在爹旁边的一块石头上一坐，声音又尖又亮，生怕别人听不见：“王十八呀，听说你家状元这次考砸了？还没我家张福考得好，咋回事呀？是不是没人陪着就不会学了？”罗嗓子说完，周围几个成绩差的孩子家长立马跟着附和，你一言我一语地调侃着。爹的脸像是被人用荆条狠狠抽了一下火辣辣地疼，头埋得更低了，筷子在碗里戳来戳去，连饭都咽不下去，只含糊地“嗯”了一声，就像被追打的兔子似的，逃也似的走出饭场。从此，爹很少再去饭场吃饭，更怕在人多的地方遇到罗嗓子，每次远远瞥见罗嗓子的影子，就赶紧绕着走。
回到家里，爹对我一阵狂批，就差没有动手。然后又做出过年之后的第二个重大决定，让红妹不再干活，专门陪我一起上学。就这样，罗嗓子一句话又把红妹拉到了教室里。
红妹再次来到学校，虽然少了爹的阻挠，但外界又开始来找事。首先挑起事端的是罗嗓子和张大狗他娘，那天我们正在上课，罗嗓子走到学校，两腿一叉堵在教室门口：“老师，凭啥王十八的丫头不掏钱上学，我家张顺不行？”
“人家是上学上到一半来的。”老师扶了扶眼镜，心平气和地解释着，用手中的书把罗嗓子和张大狗他娘往外推。
罗嗓子根本不吃老师这一套，双脚蹬紧两边的门框，双手叉腰，指着红妹的鼻子：“谁不知道王十八耍的啥歪心眼，他是不想掏学费故意让丫头晚点来上学。张顺，你也进来，你也是半中间来的，从今天起，只要丫头在这里上学，咱就在这里坐着不出来！”说着伸出手去拉身后的张顺，谁知张顺死活不进教室，罗嗓子只得把他抱到张福的旁边摁下。
罗嗓子这一闹不要紧，接下来的几天，村子里几户人家照着罗嗓子的样子，陆陆续续把家里干不了活的小孩免费送到学校。学校一时间被这些孩子闹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后来老师做出规定，每家可以送来一个，但必须考试，凡是考得过红妹的直接免费，否则按照平时学费收费，这样一来，人们不得不把孩子又接了回去。就这样，红妹在老师的帮助下，终于能安心地坐在教室里学习了，她每天努力地学，认真地学，几年来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自第二学期开始就成了我们班的班长。
